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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谢声显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三)

四、大山深处

一路车船劳顿,经过了湖北、湖南、广西,就到了目的地贵州省水城县。
  
水城县位于贵州省西部,东邻六枝县和纳雍县,西接威宁县和云南省的宣威县,南抵盘县和普安县,北与赫章县毗邻。许多年后,改成了六盘水市,想必是与六枝县、盘县合并了。
  
县境内有属于长江水系的三岔河与珠江水系的北盘江两大水系。乌蒙山的支脉从西边插入,横贯中部,境内峰峦重叠,悬岩对峙,就成了三岔河与北盘江的分水岭。县境内有支流17条,应该是河道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才名为水城。但在铁道线经过之处,也就是我们工作和生活了3年的地方,我不但没看见过一条河,连那偶尔一见的小溪,都是一下雨便山洪暴发,只要雨一停,溪沟里便没水了。原因是这儿喀斯特地貌发育,到处都是千姿百态的奇峰异洞。溶洞、溶斗、石林随处可见。
  
有一天,我们在山坡上架高压线。伙伴们在齐腰的茅草中拉着铝线向后倒退,突然一声惊叫,刚才还在说笑的苏胖儿就从地面上消失了。由于是倒退着掉下溶洞去的,他面朝洞壁双手不停地攀抓而没有头朝下栽将下去。也是他运气极好,在离溶洞口两米多的地方有一块突出的石笋,他不偏不倚地落下去就正好骑坐在上面了。苏胖儿在下面大叫救命,我们便连忙找绳子救人。当我们把他拉上来后,才发现他除了手脸和大腿内侧有些擦伤外,竟无大碍。然后就有几个人推了桌面大小一块石头,说是代表苏胖儿,往那黑黝黝深不见底的溶洞内掀将下去。那石头撞得洞壁轰隆隆地直响了两三分钟才到底。
  
水城县多民族杂居,除了汉族,还有苗族、彝族、布依族、水族等20多个民族,皆在山上结寨而居。全县的少数民族中苗族人最多,族内又分小花苗、歪梳苗、喇叭苗、大花苗及白苗共5支,头型和服饰各不相同。彝族人次之,在全县分布于9个彝族自治乡,5个苗族彝族自治乡,3个布衣族彝族自治乡。
  
我们进山之时,乡镇间非但没有公路,连类似机耕道的路也没有。其闭塞落后,超出了我的想象。
  
星期天休息,我们常常不惜跑几十里山路去“赶场”,在山间的十字路口,曾不止一次发现过横陈在路口的死婴幼儿。他(她)浑身赤裸,因此无法从服饰上判断是那个民族的。死者的四肢都被砍断,只剩一层皮肉将手脚与身体连在一起,又被开膛破肚,腹肉红色白色黄色的内脏都流淌出来,堆在肚皮上,似一朵丑得难以形容的肉花。初见这惨不忍睹的小尸体,我们惊惶失措,继而愤怒无比,就有许多恐怖的推测,以为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案。马上就留人保护现场,飞奔回去报案。但后来却被告知,这是深山里某个民族落后愚昧的习俗。自古以来,他们没有医生,不管大人小孩生了病,就在山上找些草药治疗。若无效,便认为是恶鬼付体,只有请巫师来作法驱鬼。对婴幼儿身上的恶鬼,巫师认为若驱不走,待这小孩死后,便又会付到其他小孩身上。因此,经作法后还不好转的婴幼儿,便要在他断气之前,趁恶鬼还未及离开之时,便斩断四肢破开肚腹,杀掉恶鬼。然后就放置于有人经过的路上,让路人诅咒,那恶鬼便再不能害人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有感于这残酷的陈规陋习,我们的医务人员便自发地一有机会就免费村寨里的老乡服务,对他们大力宣传医学常识。在铁路经过的地方,真正代表了先进文化的人们不知为老乡们解除了多少病痛,挽救了多少生命。就连我们偶尔窜到寨子里去买东西,也有老乡向我们讨药。事实证明,那怕是厚重的传统和千年积习,也抵挡不了真善美的新鲜事物。凡是真正先进美好的东西,不需强制,都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即使是所谓素质极低从未接触过现代文明的人群。因为是人都会比较,真正先进的东西就不怕而欢迎比较。现在想来,幸亏那时节医药都是公费,从不讲经济效益。假若当年的医疗也象现在一样唯利是图,铁路上的医务人员们就作不了那么多功德无量的善事。
  
为了修铁路,必须先修“便道”,也就是简便公路,以便将工程机械和施工材料运进工地。
  
当便道修进深山,运机械和材料的汽车便开进来了。这成了轰动村村寨寨的一件大事。汽车初进山的几天,那些深山里的少数民族,不分男女老少,都从各自的山寨里专程来看这些不吃不喝,而比牛马力气大得多的钢铁怪物。有一个背弓箭挎腰刀的苗族青年,牵一匹大青马,驮着他白须齐胸的爷爷,饥食干粮,夜宿岩洞,整整走了两天,就为让那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钢铁怪物的老人亲眼一睹汽车的尊容。
  
工地上缺少文娱生活,上面就每个月给我们安排一场露天电影,由处宣传科的两个放映员轮流到各工点放映。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几年前城里放过的老片子,但对缺少文化生活的我们来说,看电影就象过节一样。
  
每逢有电影的日子,附近山寨上的人也带着火把蜂涌而至。他们规规矩矩地席地坐在我们后面,其肃穆庄敬,就象进了神殿一般。虽然大多数老乡听不懂普通话,但从头至尾,他们都是安安静静地观看。那天放映《大闹天宫》,当银幕上出现了腾云驾雾的神仙时,老乡们便一齐拜倒在地,用各自的语言大声念颂起来,哄笑劝阻都不为所动。
  
现在,每当我听到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就会想起看这场电影的情景。
  
那是在1965年4月的一天。还在下午上班的时候,全队的人就在兴奋地传说:“今天要放一部新片子,又打仗又爱情,好看得很。”
  
吃过晚饭,大家都早早地提着小木凳到工地前面那块空地上占位子。天黑后,果真开始放映去年刚出厂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这部新片子不光没人看过,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内容也确实算得上精彩,大家都看得聚精会神。不料才放了不到一半,天上突然下起雨来,还越下越大。但铁路工人们都整整齐齐地坐着,没一个人跑去躲雨。指导员就在扩音器里叫:“同志们,是坚持将它看完呢,还是这就算了?”
  
我们都知道,一部电影每个工点只能得到一天,当天不看完,放映员第二天也要走。而待他们下个月再来时,便看不到这一部了。我们就齐声吼:“看完,就是下刀子也要看完。”可能是队里的干部们也跟大家一样的心思,指导员在扩音器里也吼道:“咱们工人阶级硬骨头,这点雨水算个逑!”就找来一件雨衣撑在放映机上面,叫放映员继续放。
  
为了不错过情节,我们没一个人跑回工棚去拿雨具,硬挺挺地坐在小木凳上,顶着如注的豪雨,两眼紧盯着在雨帘后越来越模糊的屏幕。
  
高原上的4月,晚上还很冷,我们去看电影时都还穿着绒衣绒裤,肩上披着棉衣。当看完这部片子回到工棚里,大家不光是外面的衣服全都湿透,连内裤也湿得能扭出水来。
  
水城的汉人多定居于城镇和平坝上的村庄,但大山上也有极少的汉族。少数民族都是结寨而居,你只要看见山坡上有孤零零的土房子,里面的主人肯定便是汉人。
  
那年冬天,我们在山上架高压线。我和两个伙伴被指派到果洛寨后山上一家农户借宿。土屋柴扉,迎门的火圹还有矮木凳,就连那一对年轻男女主人的衣服和肤色,都与下面寨子内的彝胞毫无区别。当我们背着行军床一进门,就发现迎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红纸,上面用繁体汉字写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在彝山上发现连汉地也少见了的神主牌位,当时真令我们惊诧不已。
  
男主人是个矮壮的青年汉子,他一边热情地帮我们将行军床支在神主下面,一边作自我介绍。好象姓郭。他当时满脸自豪地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指着妻子说:“我们也是大汉人。”
  
风雪夜,溯风寒。围着火圹喝茶抽烟时,主人说:“我们的老祖宗也是内地的汉人,当年洪武帝南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将我们的祖宗抽去当兵了。然后打到了这儿,就留下来驻守。”他不知道明清,也不知道洪武帝姓朱,但他牢记着自己的祖先是汉族的军人。
  
这些明代军人的后裔,几百年来,就在蓝色的大山深处繁衍生息。我问了一个问题:“本地汉人都过春节,但为什么不都是在正月初一?”
  
主人答:“我们这座山上的汉人都是在腊月28过大年;因为祖宗们当年都是军人,随时有调动。那一年的腊月28,眼看就要过年了,一个命令下来,有几十个生死与共的弟兄要调走,大家就提前把年过了。第二年春节快到时,留在这里的弟兄就想到,去年腊月28,谁谁谁都还在这儿,现在却互相不知死活,就还是这一天过春节吧。这习惯就一代代传了下来。其它那些山上的汉人过春节也要提前几天,都是这么一回事。祖宗传下来的,纪念节前突然调动的弟兄。”

五、我们的天堂

我们当年入路时,铁路系统还真是半军事化。铁道部长是吕正操(兼铁道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上将。西南铁路局的局长我已记不清是黄新义或是黄新庭,反正他俩兄弟都是现役中将,其中一个是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处以下的领导虽然不穿军装也没授军衔,却都是军队下来的老干部。
  
我们隧道工程处的冯文林处长,就是15岁参加八路军的老干部。
  
还有我曾呆过很长时间的三大队,有个副大队长姓彭,小个头满脸麻子,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大别山的一个游击队长,解放战争一开打就编入了正规军。彭队长最喜欢下属对他立正敬礼喊“报告”。只要你行礼如仪,他就不大讲原则,明明见到你偷懒、赌博,他也只吼一嗓子便走。听老工人们说,彭队长从不记老帐,不管你犯多大的事,只要撞到他手里,骂一通便完事,从不提交组织处理。因此就很受工人们爱戴。据说,他解放初期在老干部扫盲班就经常捣乱,后来还被开除,所以就一直是个文盲,批条子时连名都不会签,只能盖私章。还在宝成路时,就发生过有人在探亲假条上写了15天,却念成12天,谝他盖章生效。后来销假时,劳资科只给报销12天,因为探亲假没有15天的规矩。彭队长却认帐,说:“老子批了几天就是几天。”
  
那年夏天,他在成都读高中的女儿暑假来工地看父亲。工地上哪见过这样的青春少女,大家就很兴奋。那段时间我们只要一见彭队长,就一拥而上地自荐要给他当女婿,他便挥舞那根永不离手的小棍子乱打,还大骂:“想x我的女儿,老子毙了你们!”当时大队领导都配有手枪,唯独彭队长没有。据说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他用这防身之器去猎肉食,连人民公社的羊都被他射杀过,组织上便缴了他的枪。他虽然没了枪,但那些色胆如天的家伙也只是口头闹得厉害,真还没人敢去打他女儿的主意。教导员讲过,彭队长不光战争年代杀过许多敌人,连自己人也错杀过。不然他这个比处长政委党龄还长的老革命怎会是个副团级便转业。听说“文革”前,彭队长就调到遵义火车站作站长去了,好象也是副职。
  
隧道工程处的最高领导是处长和政委。处机关除了一些专业技术部门外,还有政治部、公安科等等。处以下有3个大队和直属的电站、机修厂、车队等。大队的首长是大队长、教导员。大队下面又分若干个分队或工段,领导人称分队长或工段长、指导员。工段下面才是工班,有班长和政治副班长。
  
除了至今还能见到的大盖帽蓝制服和路徽外,在1964年“北部湾”事件发生后,这条正在修建的铁路便成了战备工程,上面又给深山里的这些铁路工人配发了军装,只象征性地收了点钱还不要布票。我们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出操,“一、二、三、四”地吼得山摇地动。然后就在炊事班外面列队唱歌,都唱部队里的队列歌曲,唱完了才吃饭出工。虽然没有领章帽微,但军装正牌,少见汉人的当地老乡分不清我们是军是民,便对我们多了几分敬畏。
  
刚参加工作,万县去的300人一律定为一级工,基本工资34元。三个月转正后,每上一天班还有5角2分钱野外津贴。如果是在隧道内的工种,每天再发8分钱井下津贴。加起来一个月就有50几块钱,比城市里的一级工整整高出一倍多。
  
我们每月除了到供应站买点牙膏肥皂之类的日用品外,几乎没什么花钱的地方。连酒都是劳保,每月1张酒票,可以免费到供应站打3斤60度的老白干。我记得当时茅台酒也才7块多钱一瓶,3个人的酒票凑起来便可以喝一瓶茅台酒。我们年青没酒瘾,不象老工人们天天都想喝一口,就每月将酒票凑在一起喝茅台。虽然工资相对较高,平时也没多少花费,但几年下来,也没人存下几个钱,平时的积蓄都在探亲假时花在路上了。
  
最可喜的是每月的定量粮是54斤,比起在家时的18斤定量,真有天壤之别。再加上大家都远离城镇和家庭,除了探亲时可以在炊事班按定量换点粮票外,那些年纪大点身体差点吃不完这54斤的人,既退不到粮票也换不到粮食。就只好将剩余的饭票平价卖给能吃的人。我们就享受到想吃多少就能买多少的待遇,才入路的青年们真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人人都觉得,天堂也不过如此了。
  
刚入路那半年,我是每天早晨洗漱一完便直奔炊事班,拿一个半斤面粉做成的大馒头,打一缸子滚烫的米汤,舀一勺劳保白糖搅在里面。贵州多出红米,那浓浓的红米汤就似热血一样,用这米汤下馒头,真是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中晚两餐就是我们所称的“包谷沙沙饭”,将煮得半熟的红米捞出来拌些包谷面再蒸成干饭。虽然掺和着粗粮,但那个香呀,老远就引得我们吞口水。由于在高原,很少新鲜蔬菜,每顿多是风萝卜拌辣椒,但我中午就着这又咸又辣的东西,能津津有味地吃进一斤米的“包谷沙沙饭”。
  
那段时光,我把这蓝色的大山深处真当成了天堂,对社会对领导充满感激之情。每日里上班使劲干活、放开肚皮胀饭,有空便倒头酣睡。俗话说:吃得饱、睡得着。吃饱了肚子又不东想西想头脑单纯的年青人真是瞌睡多。中午在工地上吃饭,我常常是一搁碗,趁老工人们抽一支烟的机会,就以藤帽为枕头,倒在草地上,双手抚着胀得溜圆的肚子,在温暖的阳光下幸福地睡上十几分钟。晚上政治学习,我们这些年青人都是听着听着,便在班长嗡嗡的读报声中头一歪便昏昏睡去,直待我们的班长恼羞成怒一声大喝,才从睡梦中惊醒。每天早上,我只能在两种情况下才醒得过来:一是哨子贴着我的耳朵吹,二是被扯掉了棉被。半年多时间,我身高增加了0.1米,体重增加了15公斤。从家里带去的衣服全都变瘦变短,穿不得了。有老师傅笑道:“这批万县来的小伙子都在疯长”。
  
生活得非常有规律,当然会茁壮成长。身强自然就力壮,打起炮钎来,我们都能一口气打上七、八百锤。那高压电杆的水泥基座,四四方方的一个有400多斤重,我们两个人一根2尺来长的短扛子,能并着肩在没路的荒坡上“嗨哟嗨哟”地踢踏着荆棘乱石硬奔上山。
  
我们的住宿分3个裆次,最好的是工棚。用木框竹条编成墙,再涂上掺有碎草节的稀泥,上用茅草盖顶。处机关、大队部和一些比较固定的单位如电站、医院、在隧道的进出口施工的队伍等都能够享用。好处是工棚内有电灯,每人有一个固定的铺位,也还有打牌下棋的空间。其次是借用民房。执行修便道、架线等随时需要转移的队伍,就只好沿途找民房住了,晚上只能用自备的马灯和行军床,洗涤也成问题。找不到民房时,就只有搭帐篷。虽有个遮风避雨之处,但帐篷地下潮湿,人多拥挤,通风不好,臭气醺人。若遇上雨雪夜狂风大作,还都得跑出摇摇晃晃的帐篷,顶着寒风冒着雨雪打桩子拉绳子。待加固好帐篷再进去时,人人都湿淋淋地被冻得象冰棍一般。
  
还是在架线班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拖着行李帐篷到达宿营地时,天已全黑了。大家都又累又乏,看天上还有星星,都想到今晚不会有雨雪,就懒得再摸黑搭帐篷。吃了点干粮喝了点泉水,大家将帐篷平摊在地上,打开行李倒头便睡。半夜里,我似乎觉得露在外面的脑袋发冷,也没清醒过来看一看,迷迷糊糊地将搭在被子上的棉衣拉上来盖住头,就一直睡到天亮。早上醒来,整个世界银妆素裹,就连人与人睡卧之间的空隙里就堆积着1寸厚的白雪。只有我们被盖上没一片雪花,湿漉漉的,落在上面的雪都被体温融化了。
  
我们是隧道工程处,一、二两个大队就是专打隧道的主力队。第三大队是副业队,修便道、建工棚、架线、采沙……等等。我在一大队、二大队都干过。在隧道内,由于通风不好,空气浑浊,呼吸困难。里面能见度低,洞内外的温差大,又时常有塌方掉块瞎炮之类危险。因了这些,每上一天班就多了8分钱。隧道工们每天分成3班,24小时轮流掘进在深深的岩层之中。初进洞的那两个月,每天即使下了班,耳朵里仍鸣响着高压气从堵头里泄漏时所发出的尖锐咝咝声。
  
我入路之初,分在一大队二甲进口开挖班,刚进洞不到一个月就受了伤,右脚面被斗车架子上的转轮压伤。当指导员将我背到了医务室,右脚已肿得象个大馒头。只简单地检查了一下,由于当时处医院还没建成,就没条件拍片看骨头,涂了点药便包扎起来。我在工棚里躺了3天,因耐不住寂寞,脚上的肿还没全消,就一瘸一拐地去上班了。因了这伤,至今我的右脚还比左脚大,43码的鞋子,左边正合适,右边就夹脚。
  
平心而论,在隧道队里,生活相对要安定一些,虽然都是在大山里,但打通一条两三千米长的隧道,起码要一两年的工期,流动性就没三大队那么大,生活与工作的条件也比副业队要好:完善的食堂、医务室、电灯、热水、固定的铺位、还有篮球场……但我还是不喜欢在隧道队里干。不光是洞内艰苦危险,主要是长年累月,日复一日,上班时,从洞外山凹处的工棚走进散发着石粉和硝烟味的洞内。下班后,从洞里走回山凹处的工棚。每天在同样的时间重复着同样的事,任何时候都看着那些熟悉的脸……唯一与外界相联系的便是队部的广播和每周一张的《西南铁道报》。
  
在隧道队时,我曾自费订过一份《文艺报》,但一个月才能收一次,每次残缺不全地一大堆。隧道队里的日子,真好象与世隔绝了一般。因为喜好新鲜事物,我宁愿到副业队去,在不同的地方修便道、架高压线……带着帐篷和行军床,饱一顿饿一顿,数十天不换衣服不洗澡,但却能村村寨寨到处走,见一些新鲜事,认识一些各民族的人。

(待续)

感谢作者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一)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二)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三)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四)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五)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六)
第二章 新叶经霜(一)
第二章 新叶经霜(二)
第二章 新叶经霜(三)
第二章 新叶经霜(四)
第二章 新叶经霜(五)
第二章 新叶经霜(六)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一)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二)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三)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四)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五)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一)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二)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三)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四)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五)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六)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一)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二)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三)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四)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五)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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