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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谢声显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一)

一、高级点心高级糖

上个世纪的58年,因为有人想要在15年内“超英赶美”,便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了“大跃进”。这场举世罕见的浪漫经济运动搞了不到两年,无数的工矿企业就被搞得纷纷“下马”,学校机关“精简压缩”……虽然报纸广播上还在“芙蓉国里尽朝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巨大危机已明显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最高层一些比较务实的人就制定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当年那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能记住这八个字,完全是因了当时满街的大标语,甚至连火柴盒上都是这八个字的缘故。可见那种铺天盖地的宣传方式还是有作用的。
  
我在日常生活中也逐渐感受到了八字方针带来的可喜变化:允许将粮票从公共食堂退回去自家买米煮饭吃;只要用钞票加上粮票就可以在饭馆里吃到面条或米面盐菜糊糊,而不再象以前一样,除了钱和粮票外还要单位证明。没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很难相信,那几年,你即使手中有了粮票和人民币,还要在所属单位,没有工作的就在居委会开一张:“兹证明,今有×××同志因×××故,不能回公共食堂用餐,特退给粮票×两,准予在饭店使用。”才能在饭馆吃到东西……
  
那些年社会治安很好,很少有逃犯,这大慨也是个重要原因。
  
后来更发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在我们这个连肥皂火柴等一切物资都要计划分配的国度,居然能不凭政府发给的票证而仅用钞票便能合法地买到能吃的东西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似乎有了缓解的苗头。
  
是在1962年的某一天,那些连续数年都空荡荡一无所有的糖果店里,突然出现了“高级糖”、“高级点心”之类只收人民币的稀罕之物。这不凭票供应便能买到食品的政策一经宣布,其轰动效应在全国人民心中无异于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人们欢呼雀跃,感恩戴德。手里有点钱的就兴高采烈地奔向糖果店,规规距距地排队购买。
  
所谓高级,并非商品的质量,而是价格。“高级糖”就是一般的奶糖,定价8角钱一两,“高级点心”也就是月饼之类的点心,小孩巴掌那么大一块,定价1元6角。糖果店是国家的,价格据说是中央政府定的,全国同价,没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当时在建筑工地上挑土方,每天能挣8角钱,如果碰上下雨或因病不出工,就一分钱没有。也可以说,城市里的一个劳动力干一整天,还必需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可换回一两糖果。干上两天,可换回一块点心,但这两天也必需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
  
要享受这“高级”,你还必需是城里人。那些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即使是最强的劳力,一天也只挣得到价值一两角钱的工分。我妻子1964年由重庆下乡到丰都,直到8年后返城,每天在人民公社就只挣到相当于8分钱的工分。她还是涪陵地区的先进模范。因此,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无力品尝到这些高级食品的。但人们不嫌它贵,糖果店里生意兴隆。有存款的就去银行,没存款的就凑血汗钱,还有人为了吃到这“高级”就去偷去抢、有少女为一块“高级点心”付出了贞操,布告上就出现过这类案例。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还记得,“高级点心”还有个具体的名字-蟹黄饼。并非真有什么蟹黄,不过是点心上有一层黄色肉松似的东西而已。难忘的蟹黄饼!我见过因一次吃了十几个蟹黄饼被撑死的富人。当然这不过是主流下的支流。连我这仅靠打临工为唯一经济来源的人,也豪情万丈地去买过一两“高级糖”。后来,还吃过一块“高级点心” 蟹黄饼。
  
据说这项政策是为了“货币回笼”。
  
在那个特殊时期,人民政府就用这种“高级”食品,将人民手中的现金“回笼”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不是有些经济学家在担忧那高达多少万亿元的储蓄额吗?还说那是什么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我觉得是杞人忧天。早在几十年前,人民政府就有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了。

二、招工曲折

也就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不少奄奄一息的企业终于开工了。已停顿数年之久的招工活动,也慢慢地恢复了。只不过万县市没什么大企业,这厂招几个,那厂招几十个,都被家庭成份好的人占去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根本就没半点机会。在我们这个以商业立市的城市,家庭成份不好的人也真多,且不说那些父辈在前政权当过官当过兵的还有沾个商字买过地的,就连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在街边架一块凉板卖过水果,也是剥削阶级。
  
全中国数年之中没一个企业招过工,城市里一年年成长起来的大批年青人便没有职业,加上这几年从各企事业单位精减压缩回家的人员,满城都是闲荡着的家伙。但由于我们制度的优越,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失业,所以我们不是失业人员,都被中国特色地称为“社会青年”。暂时没有工作,闲散在社会上的年青人的意思。反正不是失业。我们更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失业救济金之类资本主义的大锅饭。
  
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都被牢牢地钉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没有公社的证明,他们不能走出所属公社的范围。否则便是“盲流”,要被收容遣送。这政策一直执行了数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我的三舅兄是在1964年被街道送下乡当农民的,第一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因为他会理发的手艺,不甘心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人民公社挣那不到一角钱的工分,就经常跑出来四处流浪,走村窜乡地替乡民理发。多少年后我还听岳母念叨:“那几年,只要一听有人喊‘来看遣送的坏人’,我们开门一望,就会见到遣送站用棕绳象拴蚱蜢一样,十几个人拴住胳膊被押着从街上走过,里面多半就有老三。”
  
1963年初,春节刚过完,我们便听说了铁道部西南铁路局隧道工程处。他们是1958年“大跃进”之后第一个从外地来万县市招工的企业,说是去挖隧道,只招清一色的男青年,还要身强力壮。虽然招工名额高达300人之多,但较之求职者来说,仍是僧多粥少。
  
那年头,一切社会活动都在各级组织的管理下进行,招工也是由居民委员会到街道办事处,再到劳动局来实施。我当时已年满17周岁,虽然从未见过铁路隧道,更不知隧道工要干些什么,但想要一份正式工作的心是十分迫切的,就兴冲冲地跑到“居委会”去报名。
  
却没能登上记:“这次招工必需是年满18周岁的人,你不够条件。”
  
但有人私下告诉我:“你年龄不够是个原因,但没满18岁报上名的还是有;关键是你的家庭出身不好,在学校里又挨过批斗。”
  
我就心酸失望,无计可施。眼巴巴地看着街道上与我经常厮混在一起的谢瑞和、王飞、许蛮子等人经过居委会初选,再到街道办事处去报到体检。心里是既羡且忌。
  
这时,市面上就有了流言。说打隧道长年生活在大山里,就跟挖煤一样,天天在黑沉沉的地底下打炮炸石头,苦和累不说,那人就等于埋了还没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又知道了工地在贵州省水城县,贵州历来便是有名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的瘴疠蛮荒之地……等等,便有些家庭被吓倒了,不敢让自家的儿子去那穷山恶水冒生命危险。虽然街道干部们大力辟谣,说是阶级敌人在进行破坏,但还是有人坚决不去了。再加上刚经历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有些人的身体不好,通不过体检关,就缺了额,完不成上面下达的招工任务。
  
我记得那是2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有工作的人们都上班去了,学生们也还没放学,院子里空荡荡的。那些天我正无活儿可干,就在家里的煤炉上替3个上学的弟妹蒸罐罐饭。居委会的吴主任突然天使般出现在天井里,她叫我下午带上户口本到东城办事处去报名。
  
当时我真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只觉得那位整天板着一副阶级斗争面孔的吴主任原来还年轻而美丽。现在推算,她当时也不过才30来岁。
  
中午,当弟妹们放学回家吃罐罐饭时,我大声地向他们宣告:“大哥要去当铁路工人了。”
  
面对这等大事,我非但没去报告父母,征求意见,甚至连想都没想去请示他们。一来是这些年我辍学、打工,完全是自作主张,他们从未过问。二来我认为,这等求之不得的好事落到了我的头上,他们的态度还用问么?
  
我自然想到了年龄这个问题。由于不再经过居委会了,而街道办事处并不熟悉我,就有了办法。我收拾完碗筷,便伏在桌上,用小刀仔仔细细地将户口本上我出生的1945年的那个阿拉伯数字5刮掉,自己改写成了4。这样一来,我在3个月前就满18岁了。
  
没想到当年那大胆地将户口一改,不光解决了报名的的问题,数十年后我还得到了一次好处。报完名我虽然又将户口改了回来,以后的一切表格证件和身份证上填的出生日期依然是1945年,但最原始的裆案上就记录着我当年大胆的一改。可能是近些年因各种原因去乱改户口的太多,政策就规定,退休年龄不依户口和身份证,完全以裆案上最早的记载为准。2001年企业破产我提前退休,依那1944年的记录,若是在机关或事业单位就亏了,吃皇粮的人提前退休时,距法定年龄差一年便能多加一级的工资。而对工人阶级则相反,不足法定年龄的每差一年倒扣2%。我也去申明过,自己确是户口本上的年代出身的,但答复是:政策规定,办理退休时只认原始裆案上纪录的年龄。既然如此,我的退休金就每月少扣了一个2%,十几块钱。
  
报名很顺利。补充者们被告之3天后体检。
  
长这么大我还从未经历过体检,心中没底。但当年我已经在书桌的玻板下压了个字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我便找已经过了这一关的谢瑞和、王飞们打听了许多注意事项。然后去了家医院,自费作了个体检。所有项目没问题。但我当时身高虽已有1·68米,体重却不足45公斤,竹竿一般,距合格的体重还差两公斤。
  
真是“凡事预则立”。正式体检那天下午,我预先在贴身处藏了两个磅秤的秤砣。当快临到量体重时,我还偷偷溜到一边去灌了几缸子开水,体重就超过了要求的45公斤。
  
体检过关的青年们就等待“政审”。那几十天,我们这批备选人真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大家心中都或多或少地有点鬼。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的在学校里又因“思想反动”挨过斗,都是瞒不住的事。我是“双料货”,两项都占,心中更是忐忑,几乎天天都到与我同病相怜的许蛮子家去打听消息,分析形势。
  
说到许盛学,认识的人可能不多;若提到拉二胡的“蛮子”,真算得上斗方名士,老万州人不知道他的就很少了。蛮子6岁学琴,半个世纪,风雨坎坷。细细的琴弦,在他的手下绵绵长长,从未中断。
  
我们是小学的校友。蛮子瘦小精干,在那他家临江的小木屋内,我经常看见他凝神操琴,窗外江水清澈沙滩洁白。一马路小学的球场上,打小皮球的蛮子矫健欢乐,湛蓝的天空上阳光灿烂……
  
在东门口那间狭窄肮脏的铁匠铺,浑汗如雨的蛮子放下了沉重的铁锤,他伸曲着左手五指对我喊:“今后怎么拉二胡呵!”那时是1961年,正读初三的蛮子因为在放学后骂了一句他不喜欢的老师,被同学举报。不幸那老师是教政治课的,那一骂便上纲为反党。蛮子在学校受到了多次批判,虽然他的家庭成份是无产阶级,最终还是被学校开除。
  
在云贵高原的铁路工地上,蛮子的琴声成了我们唯一的业余文化享受……他只在铁路上干了半年,便耐不住大山里的寂寞返回了家乡。
  
后来在万州的各种舞台上,都能见到蛮子活跃的身影。蛮子多才多艺,不光是二胡,亦擅琵琶小提琴,在演出时他不光伴奏独奏,还作过舞蹈队的领舞合唱队的指挥,还当过领唱……蛮子的一生曲折而坎坷,他吃过许多苦流过不少泪。
  
1994年,刚过50岁的蛮子便从粮食局离岗了,每月领200多元生活费。
  
我看蛮子生活过得太拮据,就背着他给一个开歌舞厅的朋友谈,让蛮子去他那儿放音乐。当老板朋友安排好以后,我去叫蛮子上班,说每月能挣500元钱。他却不领情,瞪着我说:“我现在自由自在地多舒服,不去!”
  
有音乐相伴,他也确实活得自在充实,不时还有绯闻在朋友间流传。
  
茫茫人海中,蛮子那羚羊般敏感的双眼和普希金似的长鬓角,还是那么生气勃勃引人注目。
  
大慨是因为挖隧道不算什么美差,想去的人本来就不多的原因,我和蛮子都幸运地过了政审这一关。
  
但那位后来在监狱里几进几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搞得举世闻名的牟其中;还有一把二胡拉得来专业人士都自叹不如,蛮子也向他学过艺的辜声远等,他们当时也是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都很想参加工作,但街道设置的政审关却将他们死死地卡住了,铁路局没招收他们。其实他们的家庭出身、在学校的遭遇几乎完全与我一样,虽然我们都同属于一个街道办事处,但他们不幸遇上了更左的管段干部和居委会主任。当我们幸高彩烈地成了铁路工人后,他们却还在居委会的管理下参加义务劳动,每周三个晚上参加政治学习。那时“社会青年”中有个术语叫“挣表现”,要挣得街道上那些小脚委员们都认为你“表现”好了,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工作的机会。
  
1963年4月26日,被西南铁路局隧道工程处录用的300名青年将在晚上乘轮船出发。
  
中国当时的铁路运输还很不发达,整个四川与外省相连的仅有一条宝成路。由万县市到贵州,最近的走法是乘上水船到重庆,再坐3天长途汽车到贵阳。两年后我探亲坐长途汽车走过那条路,狭窄的黄土碎石路面,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盘旋,车轮边那陡峭的悬岩令人惊心动魄,车上的硬木座真能抖得人骨头都散了架。晚上,旅客们只能在路边的乡镇旅店住宿,棉被油腻冷硬还爬满了虱子。
  
这次,我们的路线是乘下水船到武汉,然后改坐火车,经湖南、广西再到贵阳。虽然这样走绕了一大圈,英明的带队者考虑的却是乘汽车要现金购票,铁道职工坐火车却不付钱;而火车与长途汽车相比,也要舒适和安全一些。虽然当年还没公款旅游一说,但在那种封闭的环境,这一绕道不只对绝大多数从未出过远门的年青人,就是对当时很少流动的城里人来说,没干一天活儿就免费去逛几个省,都很兴奋和羡慕。街道干部就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
  
出发的当天上午,我和晚上便要出发的王飞、谢瑞和、梁玉清一共4人,邀约上那未能入路的好朋友徐春生,一起到照相馆去合了个影。一本正经地拍完照后,我提笔还在上面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和63,4,26的字样。
  
下午,我到三马路大妈那儿去辞行。前几年,姐夫已从云南释放回重庆。劳教获释的姐夫不光身体变坏,脾气也很不好,与那在最困难的几年帮助他拉扯儿女的岳母就关系不融洽。大妈便负气返回了万县市,与她的姐姐我的大姨住在一起。
  
那时候由于交通不发达,贵州在大妈心中便遥远而恐怖。“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的传言使她将那地方想象成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太阳,湿漉漉阴森森的荒山野谷。而我这瘦弱干枯的孩子还要整天钻进大山肚子里的岩石下去打石头放炮,她就拉着我的手流泪,说:“真没想到你还没有长成人,便要去吃那样的苦!”我就安慰她说:“那么多人一起去,别人受得了,我就过得去。”
  
前几年,为了帮“遭难”的姐姐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妈的首饰积蓄几乎告罄,没有工作的大妈现在只靠父亲每月给她的6块钱生活费度日,非常拮据。想到我要远行却没钱给,她就很难过,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支银壳老怀表给我。那表不知是什么年代制造的,打开后盖能看到里面的机芯全是日月星辰的形式,用一把小钥匙伸进去扭紧发条,便滴滴答答地走了起来。在新参加工作的300人当中,我就成了两三个有表的人之一。自然有人说:“资产阶级的后人。”
  
大妈还给了我一个黄色的羊皮手提箱,长仅一尺半,上面的铜件作得很精致。大妈流着泪说:“我没什么给你了,这两样小东西,你出门还用得着。”
  
知道我今晚要出发,一直住厂里集体宿舍的父亲提前在食堂吃过晚饭回家来了。他破例地对我说了很多话,无非是些“家庭出身不好,更要夹着尾巴做人。”“多出力,少说话。”之类。我根本听不进去。已在社会上浪荡了好几年的我谁也不怕。最后,他悄悄塞给我一块钱。父亲的工资在当时还算比较高的,每月45元。发薪后他给大妈6元,我们4兄妹加上已在上班的母亲,也是人均6元,他就只剩下9块钱吃饭和零用了。
  
我和弟妹们围坐着吃了我最后在家按定量给他们蒸的一次饭。每人3两米,菜是胡豆办。因了离别,弟妹们都主动从各自的土陶罐里舀了一勺饭,默默地放进了我的陶罐里。他们用自已都不能吃饱的口粮给我饯行。那年头一勺饭的价值,比现在馆子里请人吃一顿还要珍贵。为了一勺饭,我目睹过有亲兄弟曾打得头破血流,后来形同路人。那临别的一勺饭,我记了一辈子。
  
母亲从棉织厂下班后,也在厂里吃了自己的定量才回来,她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我与生母的关系一直不太亲密。看着她那沉默不语的样子,我还在想,她巴不得我早点滚出这个家。
  
家里没有为我这次远行添置任何东西。那时年青,不用穿棉衣,我将冬天穿的绒衣裤塞进一个空枕头套,将平时使用的被子和床单一卷,外面包上一张油布,再使综绳打成背包,然后将几件单衣装进小羊皮箱。叮嘱了弟妹几句就出了家门。
  
年青时我头脑简单感情粗糙,对离别没有半点伤感半点依恋。我背着背包拎着小皮箱和装洗漱用具的网子,一出院门就兴高彩烈地向集合地飞奔。
  
在东城办事处的院子里,150名兴奋的年青人站队点名。然后,办事处的干部便将我们交给了招工人员。
  
晚8点整,我们在穿铁道制服的招工人员率领下列队向码头行进。两边伴随着很多送行的亲属和朋友,使队列变成了一股臃肿的人流。在路灯昏暗的石板街道上,杂乱的脚步声和队伍内外的呼叫声交织在一起,使静谧的小城之夜变得嘈杂而兴奋。
  
在杨家街口码头与西城的150人汇合后,我们依次上船。由于是本市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多年青人集体外出,码头上就挤满了送行与看热闹的人。我同谢瑞和并排着跨上跳板,正说着:“我俩都没人送……”偶一回头,就发现我的两位母亲分别站在江边的人群中,她俩相互虽然隔得很远,但目光却都注视着我。我心里就一热,与生母的疏离感一下子便消失了。
   
上船的当晚,我在船仓里认识了宋光国。

(待续)

感谢作者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一)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二)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三)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四)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五)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六)
第二章 新叶经霜(一)
第二章 新叶经霜(二)
第二章 新叶经霜(三)
第二章 新叶经霜(四)
第二章 新叶经霜(五)
第二章 新叶经霜(六)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一)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二)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三)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四)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五)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一)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二)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三)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四)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五)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六)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一)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二)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三)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四)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五)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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