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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谢声显

第二章 新叶经霜(三)

八、姐姐的故事

我去时,家里有大妈和两个外甥,还有一位瘦小清癯的老太太,我叫她二伯,是姐夫的伯母。姐姐不在家,半个月前,她已被街道上抽到农村去抗旱,要到国庆节才能回来。
  
姐姐谢若愚生于1931年,比我大10多岁。幼时只记得姐姐长得白白胖胖的,笑声特别响亮。她少时在万县市读书的情景,我记忆中已没一点印象。姐姐1948年由万县女中考上了抗战时内迁至渝的“上海公大”文史系,就独自到重庆求学去了。
  
父亲当时在万县市的金融、桐油界做生意。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公司驻渝办事处主任黎伯伯每次回到万县,都要向父亲说:“大小姐某月某日又来取了多少银元。”父亲就点头。家里人便常对我说:“她想用钱就到办事处去取,你爸没给她定限额,你长大了也去外地读大学,象她一样花钱。”为此,幼小的我就有些想读大学。
  
姐姐读大二时,重庆解放了。姐姐17岁进大学,她的成绩挺好,按父亲的设计,大学毕业后或继续深造或参加工作,即使作不了学者,至少可当个教师,平安舒适地度过一生。
  
但就在重庆解放才几天,18岁的姐姐参加了一个红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大会后,根本不征询父母的意见,便与几个同学一起中断了学业,满怀激情地进了12军的“军政大学”,穿上了黄军装。可能年青的姐姐自已也没有想到,中断学业的这个决定会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几个月后,便听说她加入了共青团,升了副排级,在“军大”作政治教员。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姐姐就随12军进入了朝鲜,在冰天雪地中与联合国军作战。
  
姐姐在朝鲜寄回过几张照片,和几个战友一起站在积雪的山坡上,都穿着肥大的棉军装,还是那么满脸灿烂地笑着。经历过多次激烈的政治运动,现在一张她着戎装的照片都找不到了。
  
战争期间,有临时归国的战友替姐姐到万县的家中来看望过父母。当大妈给他们端茶时,那些英姿勃勃的青年军官腾地起立正敬礼的威武潇洒真令我钦佩不已。姐姐的一位战友说,有一次冲过美军的封锁线后,姐姐才发现手腕上的瑞士表掉在后面10几米的草地上了。她望了一眼那块在阳光下闪亮的名表,转身就跟上了急行军的队伍,根本没想过跑回去捡起来。
  
童少鹤也出身于重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其父主要经营棉布,公司设在上海法租界内,解放前在全国挺有名的“安安蓝”就是他父亲创立的品牌。他与姐姐是同时投笔从戎的战友,英俊潇洒的一个青年。他俩从朝鲜直接回到万县市,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后,在街道办了结婚证。当时资产阶级还没经历社会主义改造,父母便为姐姐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送他俩回重庆去举行婚礼。
  
在重庆,夫妇俩都被安排到大型军工企业望江厂工作。姐姐在工会作干事,童哥在设计科从事技术工作。
  
姐姐婚后从未回过娘家,又不爱写信。家里就只知道她工作忙,还一个接一个地生小孩。1957年,姐夫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帽子,被送到云南劳教。厂领导就找姐姐谈话,说兵工厂的神圣及职工队伍的革命化。他面色如铁地给姐姐指出了两条路:一是同右派划清界线与姐夫离婚;否则就只有离开这纯洁的革命队伍。姐姐不愿割舍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就被迫写了个辞职报告,回到童家桥当右派家属。这时她已有3个儿子嗷嗷待哺,姐夫又还有一个年老体衰的母亲。为了生存,她和大妈便进了街道上办的砂石场,咬着牙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供养年老体弱的老人和3个小孩。
  
不知道姐姐是为了不给家人徒增思想负担或是为了面子,事变已经两年了都没写信告诉过万县市的亲友,大家都还以为俩口子还在厂里当干部。
  
童家桥15号是姐夫童少鹤家的旧宅,原来是一座不小的院子。解放初期修公路,他家的房子恰恰就在公路线上,便被政府征用,天井正屋厢房全被拆掉,剩下的只是原来院子最后面的小偏房。现在临街的一间大约有10来个平方,后面是一间无窗的暗屋,再后面是一个小厨房。厨房的后墙是座石坎子,爬上去便是长满荒草的坡地,抬头能望见后来因《红岩》而闻名于世的歌乐山。
  
平生连家务都很少做过的大妈也在从事体力劳动,她们的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不问可知,我心中那些美妙的幻想一下子全破灭了。大妈却好性情地宽慰我,说待姐姐回来后替你把户口上了,在重庆找个学校好好读书。
  
可能在船上受了凉,晚饭后我便头重脚轻倒了床。大妈天天要到砂场去劳动,二伯在家煮饭料理家务,最小的三儿寄养在亲戚家里,只有两个学龄前的小外甥陪伴我,没人送我上医院,我自已也没当回事,就在抽屉里找感冒片头痛粉乱吃。我一直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才有精神请二伯烧了一锅水,在后面石坎子下的大木盆里,洗去了从万县市带来的浑身污垢。
  
病好后我给父亲写了封信,详细述说了姐姐家现在的艰难。父亲回信还是要我想法把户口上在重庆,同时寄来了我的生活费。我也想留在大妈身边,只有在她身上我才感觉得到母爱。
  
在等待姐姐归来的日子里,大妈天天早出晚归,那一胖一瘦的两个外甥太小,我同二伯又无话可说。要出门去玩,在重庆一个熟人也没有,也不认得路。姐姐家除了几本京剧唱本外,无一本可看的书。生病期间,我早已将那几部唱本翻得滚瓜烂熟,无所事事整日闲呆着就闷得发慌。二伯见我坐立不安,便指路叫我到附近磁器口街上去玩。
  
从童家桥到磁器口,步行也不过10几分钟。当今的重庆把这千年古镇宣传得如一块瑰宝,但当时在我这缺乏人文知识的少年眼中,却仅是条并不热闹的小街,坡坡梯梯的青石板路,两边都是些在川东小镇上随处可见的破败老房子,我逛了两个来回便兴味索然。这时我就发现了一个小书店,里面顾客稀少,店主是个眼镜青年。我就进去站着翻小说,一拿起书我就忘记了一切,直到该吃午饭了才往回跑。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消遣的地方,每天不管刮风下雨,我一吃完午饭就往磁器口跑,在书店里一站就是半天。
  
我看书历来是囫囵吞枣速度很快,站在书柜前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内雨中诞生的》之类当时挺热门的苏联小说。描写志愿军赴朝作战的三卷本长篇《寂静的群山》,也是在那儿站着看完的。这部百多万字的小说我已记不起作者是谁,但当时看得挺有劲。几十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异国它乡浴血奋战,个个都如水晶般纯洁透明,为了一个美丽的目标,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阅读时我经常想到姐姐姐夫和他们英姿勃勃的战友,才过去短短几年,姐夫在劳教,姐姐在下苦力,“最可爱的人”们现在都各自在干啥?
  
在书店光看不买,我有过不愉快的经验。还在读高小期间,每逢寒暑假我缺书看时,就经常从柑子园跑到远远的二马路新华书店去站着看书。什么《新儿女英雄传》《变天记》《亚瑟王和圆桌骑士》《格列佛游记》等,尽是厚厚的长篇。直到有一天,一位秃顶的职员从我手中夺过书去,大声喝斥:“你这小儿光看不买,把书都翻旧了。”我要同他理论,但那秃顶的家伙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推带搡地将我赶出了店门。我当时真将他恨之入骨,只怨自己年少力弱不能将其痛打一顿。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去新华书店看书。不料在文革中,我同那家伙成了一派的战友,我作报纸的编辑他是通讯员。我提起此事时他竟肆口否认,还说他从来就同情那些想看书又买不起的人,更未驱赶过爱看书的少年。在后来关在“学习班”的日子里,他这种干口硬的个性肯定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初到磁器口书店白看时,那店主的目光经常在眼镜后面观察着我。我就十分注意轻取轻放,就是中途出去解手也从不折角,而是把页码记在心里。他可能见我清清洁洁地不象小偷,确是在认真看书并且十分爱惜书籍,也就没说什么。至今我还一直记得那位戴眼镜的年青店主。
  
30多年后,我有机会到尚未回归的香港去,也曾在街边的书店里看过书,当然那时已不是买不起而是因某种原因不想买。我发现香港的书店老板非但不赶只看不买的人,竟然表示欢迎,见你站久了,还给你安排个坐位,让你能舒舒服服地白看下去。
  
我在磁器口的书店里站到了国庆节前夕,姐姐终于抗旱归来。经历了这么大的打击,她却同刚从朝鲜归来时几乎没什么变化。姐姐依然是胖胖的,一说话就哈哈连天,她坚信党和政府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而不容怀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和姐夫由于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是在旧社会受的教育,当然就应该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以求脱胎换骨。我那受过高等教育又在生活中历尽坎坷的姐姐,她的心理状态至老也似儿童般单纯。
  
国庆期间,姐姐还自豪地穿上了保存得很好的旧军装,胸前佩戴着勋章,兴高采烈地领着全家老小到沙坪坝、磁器口的饭店去排长队打牙祭。在59年的下半年,大人们已感觉到物资馈乏的阴影了,但作为少年的我由于食量不大,又成天生活在小说营造的氛围里,还没有太明显的感觉。

国庆假期一完,姐姐就到派出所去替我上户口。临出门时,她还漫不经心地说这是小事一椿,宪法上有迁移自由,大妈的户口前几年便是拿去就上。我满怀希望地在家等了半天,姐姐才脸红筋涨地回来。她说派出所讲了,宪法是宪法,内部有文件规定,农村到城市不行,小城市到大城市不行,现在控制得很严格。看神态她和派出所理论了一番,读过大学还到朝鲜与联合国军打过仗的姐姐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内部文件上的规定会与宪法不一致,而当两者出现矛盾时,却必需执行内部文件而不执行宪法。当时姐姐义愤填膺百思不解。但要不了多久,全中国的人都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包括姐姐本人。派出所只给我上了3个月临时户口。
  
国庆节后,街道又组织了第二批抗旱队,名册上有大妈。姐姐回来后讲起过抗旱队的日常生活,她在烽火硝烟的朝鲜锻炼过4年,对农村生活自然只当小菜一碟。生于书香世家又作了几十年资产阶级太太的大妈便焦眉愁眼长吁短叹,她怕的不是劳动而是农村的卫生条件。我当时虽然还未满14岁,却颇有点男子汉气概,便自告奋勇替她去服这份劳役。
  
童家桥街道抗旱队有一百多人,全是街道企业的男女。我和那些陌生人被货车拉到了双碑前面的农村,一个叫狮子山的地方。我记得附近好象有一所中专学校,每天早晚都见操场上有人跑步打球。
  
抗旱队被人民公社分配到几个农家院子分散住宿。我年纪太小,再加上才从万县上来,无一个熟人照顾,就没在垫了稻草的地铺上占到位置。我孤立无助地徘徊了一阵子,就只好进了旁边的厨房。当时人民公社的社员都吃公共食堂,家家的厨房都闲置着。我在空厨房里将门板取下来,一头搁在石磨上,另一头搁在进门的石阶上,打开被子和床单,独自在厨房里安顿下来。那门板搁得一头高一头低,下面没有铺草也无床垫,坚硬的柏木板在开始几天真硌得我骨头象要散架似的,睡熟了又还老往低的一头滑。但没过几天,我就习惯了睡这种头高脚低的门板床。人年青,适应力就强。
  
抗旱队天天都到狮子山上挖水渠。由于我是全队年龄最小的一个,没人给我下任务没人盯着要我干重活儿。虽然人生地不熟,还是过得比较轻松。几天后,我交了个姓林的朋友,也是顶他母亲来的,只比我大1岁,一个性格温和慢条斯理的少年。抗旱队的食堂就在公社的饲养场里,当时栏里已没猪了,原来煮猪食的锅灶便借给我们煮饭,每次吃饭时,都闻得到栏里的猪屎味而不知饭菜香。抗旱队每人每天有1斤2两米,少年人尚无饥饿之感,但没肉吃缺油水,就痨得慌。那些日子,每天晚上不待天黑我便要爬上门板睡觉,厨房里只我一个人,又没有灯火。
  
下雨不出工,我和林也常到附近的半边街上去闲逛。顾名思义,就是在土路一侧有那么十几户前面开店后面住家的房子。街上有一家饭店,因为附近有家粉厂,店里偶尔就有不要粮票的麻辣碗豆粉卖,6分钱一碗,味道好极了。但由于粉里无一点油星,吃上一碗后,睡觉时清口水便牵成线不停地往外流,连枕头都要浸湿半边。那时,我天天看见院子里的老婆婆从公共食堂用小木桶提回来的稀饭,清得能照出人的影子。公社社员们就是天天喝着这样的东西,被赶上坡去制造亩产10万斤的奇迹。从那时起,我就深刻地感受到了城乡差别。
  
山上霜雪来得早,几场雨一下,天就冷起来了。由于我去时只穿了一双布鞋,雨天出门就只能打赤脚。除了在长江边柔软的沙滩上,我自出生以来就没打赤脚走过路。在那满地白霜的早晨,赤脚走在冰凉的泥泞里,双脚冻得通红,脚板被石子硌得生疼,一扭一拐象那缠过脚的老太太。
  
当我完成抗旱任务归来后,还经常到砂石场去替大妈捶岩沙。有时也半夜起来去装车。男女老少站成一排,将盛满岩沙的撮箕一个个往停在公路边的汽车上传。闲来无事,除了到磁器口书店去看书外,我还到沙坪坝去玩过几次。为了省几个车钱,我来去都是步行,脚下蹬一双生母手工做成的布鞋,连跑带走,一阵风似地去了来了。那时节,国内一涌而上地出了好几部很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红旗谱》《烈火金刚》等,我都是在磁器口和沙坪坝的书店里站着看完的。我还用省下来的零花钱,在沙坪坝买了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当时一部长篇也不过几角钱。
  
转眼间我那3个月临时户口就到期了,我也观察到姐姐家的状况实在不好。童家是资产阶级,姐夫在云南劳教,姐姐又是因划不清界线而被赶出兵工厂在街道企业下苦力的人。别说什么有权势的人,我在那儿住了3个月,连一位童家的亲友都未见来往过,她哪有能耐给我上户籍找学校。虽然父亲每月给我寄生活费上来,我没一个朋友交往也无处干活,独自呆在重庆实在是百无聊赖。我就写信给父亲谈了上面的情况, 很快他便寄来了路费。我告别了大妈和姐姐一家,背着来时的行李,到朝天门码头买了一张五等散席船票,灰溜溜地返回了万县市。
  
1960年,姐夫解除劳教回到重庆,只好也进砂石场下力维生。一年后姐姐又生了个女儿。
  
姐夫一生,多倒霉在他那张嘴,3年劳教都没改掉他那脾性。混迹于下力汉中,平时倒没人计较,不料却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姐夫那张尖刻的嘴又惹来了麻烦。在全国都斗得发疯的时代,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右派分子,“左派”还不往死里整?
  
被政治运动整怕了的姐夫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夫妻俩带着尚未成年的子女锁上房门趁夜而遁,只揣着户籍本和几包旧衣服仓皇逃回了万县市避祸。从大城市到小地方户口好上,在万县市落户倒没啥麻烦。那祖上遗留的私房便被当成无主房收为公有,待后来落实了政策,因嫌手续烦琐,姐夫也懒得去为产权奔波,就自动放弃。
  
回到万县市后,姐姐全家没一个人有工作,没钱也没住房,两个大人4个小孩只能临时挤在大妈那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回来没两天,夫妻二人就制备了四套箩筐扁担,带着两个13、4岁的大孩子下河挑煤,瘦弱的三儿子就蹲在炉旁为全家人煮饭。逢到下雨天没法出工,那没窗的小屋里还会传出姐姐和姐夫的歌声。 有邻居就哼:“叫化子过年--穷快活!”
  
看着突然归来的姐姐连个窝都没有,已经退休的父亲只好出面替这人生地不熟的一家四处奔走,去找那些多年都未来往过的老朋友想办法。在反右运动中从副市长位置上跌下来的陈裕民叔叔此时正在房管所任副所长,他帮了“把兄”的忙。在很短的时间里,父亲居然在一幢新建成的住宅楼里替他们租到了一套公房,是临街的底层,两室一厅还有一间小厨房,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起的丰功伟绩。
  
资产阶级的父亲这时已无财力为女儿置备必需的家具,姐姐和姐夫便全家出动自力更生。大的挑小的抬,挥汗如雨地忙了好几天,从江边运了几堆不用钱买的鹅卵石和河沙到新房子里。只花钱买了点水泥,姐姐和姐夫自已动手挑灯夜战, 用那些材料竟制造出满屋的床柜桌凳,还做了两张沙发和茶几。他们便有了自己的家,在万县市站住了脚。当时姐姐的新家在社会上还产生了点影响:“两个解放前的大学生,前志愿军军官进入了石器时代。”这新闻越传越广,就引了许多人找种种借口去她家看稀奇。姐夫板着脸在一边抽烟,姐姐却满脸灿烂地笑着欢迎参观的人群。看过的人都夸那些石家具做得精致。出来后,一边感慨命运无常,一边称赞他们心灵手巧
  
在1973年以前,姐姐一家都是靠挑煤担沙“下散力”糊口。在日晒雨淋肩挑背磨的日子里,3个儿子在扁担下长大了,只有幺女儿的肩上背的是书包。
 
当时万县市的市民厨房里只烧煤球,凭票供应,不光是供不应求且质量低劣,许多人家便只好将混有一半散煤的煤球买回来,再做成煤饼,晾干了掰成小块送进炉灶。这燃料的使用方法不科学,既浪费煤炭又麻烦。姐姐和姐夫就想到了蜂窝煤。自已做好模具,就用自家的定量煤来试制,做成了蜂窝煤便在自家里烧。那效果比起煤球煤块来有目共睹,左邻右舍就买回煤球来请他们加工。那年头不讲经济规律,两夫妻3个儿子劳力不缺,就尽义务帮忙,每天汗流浃背地干几小时,图得一声感谢。
  
大概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这一对有文化的下力汉不甘寂寞,看到蜂窝煤大有市场,就想到了办厂。当时他俩的直接领导是街道居民委员会,就去找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婆游说,请她们来领导办一个蜂窝煤厂。居委会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蜂窝煤确实能为人民服务,就予以同意,不解决场地不给一分钱,只负责领导和监督。姐姐和姐夫还有3个儿子,就在自家的住房和后边的地坝开张办起了蜂窝煤厂。
  
由于煤炭是凭票供应,凡是要买蜂窝煤的必需先交煤票和钱,由他们去把煤买回后再生产成蜂窝煤。即使如此,也是生意兴隆门庭如市,一家5口全力以赴,加班加点供不应求。后来,经居委会批准,就召工人扩大生产,建规章定纪律,讲信誉讲质量送贷上门。不到一年,蜂窝煤厂的业务就蓬蓬勃勃,用户扩大到几个街区 解决了一百多人的就业问题。群众欢迎领导夸奖,一直处于最底层的两夫妻就受到了尊重扬眉吐气。
  
姐姐和姐夫不满足已有的成果,又利用自已的知识,自力更生地办起了一座小化工厂,生产当时紧俏的氯化铝。
  
嫉妒是永远也不会从人间消失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椽子先遭烂。”之类说法。何况当时极左路线正肆虐神州大地,经济规律在当时正遭受粗暴的践踏。家庭出身不好和有政治污点的都在夹着尾巴作人。这一对想靠智慧和劳动改变生存状态的夫妻生不逢时,他俩忽略了祖宗的教训和当时的大气候,因此卓越的努力不仅未取得美好的回报,反而给自己带来了灾祸。深究起来,恐怕还是他俩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因子在起作用。在成就面前便有人嫉妒有人愤怒,精于斗争者就一下子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两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右派分子、劳教释放犯竟敢在社会主义的大地上办起了两家工厂!这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么?”一夜之间,“打倒童家厂!”“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标语就贴满了厂内厂外。
  
路线斗争很快就有了结果。1976年,姐夫被扣上莫需有的罪名,由于当权者不便对其“罪行”进行审判,就再次把他送进了不需审判的劳教所。姐姐和3个儿子都被逐出自已建立的工厂,又下起了苦力。

这次姐夫只在劳教所呆了一年多,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胜利召开了。
  
没多久,给右派改正的政策下来了。望江厂里挺负责,很快派了两个人来落实政策。他们在劳教所里找到了姐夫。右派的问题解决了,劳教的理由也就不再存在。姐夫恢复了公职,安排在万县市的一家国有企业领工资。姐夫毕竟不再年轻了,这次打击不光摧残了他的身体,也摧毁了他的意志,从此他便无力也无心干事了,就成天喝酒混日子。好在3个儿子已在劳动中长成,都能靠体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一直没正式工作的姐姐同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我是转业军人国家干部, 因受丈夫的牵连失去了工作,也应该解决我的问题。”望江厂来的两人问清情况后也很同情,作好记录复印了有关证件后,答应回去向领导反映。谁知一去便沓无音讯。姐夫也为此回厂去跑过两次。几十年前那些反右派的老人已经死的死散的散,现在负责落实政策的干部都没参与过当年那场运动,在位的领导也没人认识他俩。就只有查裆案。在姐姐尘封的裆案中找到了那张薄薄的辞职报告,但上面未注明是因反右运动受到牵连,而是“自愿”辞职。从档案中看,姐姐在部队和厂里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因此就不是落实政策的对象。听到这样的结论,饱经磨砺的姐姐呵呵一笑:“早知这样,当时也该提点意见弄顶帽子,现在还能领一份养老金报销点医药费。”

姐夫虽然有个单位了,工资却不高。为了解决生计问题, 姐姐就办起了一家饮食店,招牌上写着“重庆味”。由于当时个体餐馆不多,她这小店生意也还不错。
  
1988年,是姐姐命运交响曲的一个崭新的乐章。这一年,女儿中专毕业后安排了工作,姐夫也退休回家。又有了对志愿军官兵落实政策的文件,姐姐终于有了一份养老金还可以报销点医药费。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姐姐便将餐馆交给了大儿子经营。
  
已步入老境的夫妻俩不再为维持生活而挣扎了,更重要的是,两人终于恢复了作人的尊严。
  
姐姐的女儿才20多岁时,出人意料地甩掉了人事干部的职位一头扎进商海。这时,被人为扭曲的商品已重新按自身的规律运行,女儿欣逢盛世比父母的命运好。她开始卖皮鞋、卖服装,从小生意做起。闲不住的姐姐就去给女儿帮忙,吃自己的饭不要报酬也不计时间。我那甥女是个精明的女子,在商海拚搏10来年,便在姓氏后面带了个总字,不光有了自己的房产和轿车,还拥有一家能赚外汇的工厂和两处称得上豪华的商场。
  
姐姐60多岁了身体还很好,一直在女儿的公司一本正经地按时上下班。有一天,我打电话去问一位已故长辈的情况。姐姐严肃地告诉我:“上班时间不谈私事,更不能在公司的电话上谈私事。”她给了我一个另外的号码,让我在她下班后打过去。
  
在姐姐年满70岁之时,当老总的女儿让她从公司正式退休,每月到财务上领一千元退休金。加上望江厂那笔五百多元的退休费,在万州这地方,姐姐的晚年还算过得滋润。
  
姐夫年过70,油尽灯枯无疾而终。在姐夫的灵堂里,姐姐指示乐队大唱《志愿军军歌》,《歌唱祖国》等抗美援朝时代的歌曲。一个甥儿对我说:“直至今日,谁若说她当年不该离开大学去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她就不高兴。”
  
在姐夫的灵前,姐姐还拿过歌手的话筒发表了即兴演说“……我过得非常幸福,我的计划是,还要再活30年!我要看到祖国一天天变得更加强大,看着子孙们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几十年来,不管遭遇多么沉重的打击,面临多么曲折艰难的生活,我就从未见姐姐流过泪。她总是笑嘻嘻地面对人生。一位西方的古典诗人说过:你若聪明就应快乐。
  
我从姐姐的名字就想到了另一句成语。父亲给她命名时真有先见之明。

(待续)

感谢作者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一)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二)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三)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四)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五)
第一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六)
第二章 新叶经霜(一)
第二章 新叶经霜(二)
第二章 新叶经霜(三)
第二章 新叶经霜(四)
第二章 新叶经霜(五)
第二章 新叶经霜(六)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一)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二)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三)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四)
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五)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一)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二)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三)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四)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五)
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六)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一)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二)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三)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四)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五)
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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