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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四部分:遣送返乡(五)

 (十七)在建闸工地上

  靖辉下放回到家后,出了半天工,那是在棉花地里散棉花苗。干了一阵,她干不得了,说是头晕,此时她怀着孕,饭又不足,太阳晒不得。还好,队上男女不抵她不出工,反而同情她说:“大城市来的,细皮嫩肉,怎经得起这毒太阳爆晒?”他们不知津市有多大。

   她每天同母亲煮饭洗衣,十二人的衣,桶子两担挑到河边去清洗。后来队上见她是机械厂下来的,一定懂机械,安排她修理喷雾器。除修本队的外,还修邻队的,收修理费交生产队,替靖辉计工分。

   熬到了双枪,早稻收上来了,队长喊到队屋分谷,人均每人50斤,大家欢天喜地,到第二个月就减少了,队上口粮,还要大队派人来监督,大队没来人出不成粮。仓库谷堆打了灰印,动不得的。有的生产队不信邪,撤了队长职;有的生产队瞒了产,公安局还抓人判二、三年刑。

   我不懂,又不敢问。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作的什么主?当的什么家呢?自己生产的粮食自己也作不了主。田里种什么农民当不了家,怎样种法农民也作不了主,要听工作队的指示。插田栽秧时,工作队的干部拿着尺子去量,看密度够不够,双抢时农民从早到晚也忙不过来,既要将稻谷收上来,又要将晚稻栽下去,这是有季节的,这些工作都要抢在立秋前做完。农民的脚趾缝、手指叉都沤烂了,工作队还天天催着送公粮,秋后送都不行。公粮送完又动员卖“余粮”,实际上是群众的口粮,真真起码的口粮又只能等待晚稻了。当时晚稻品是种叫“农垦58”,这稻种的优势是能抗寒露风,不易倒伏,在当时产量算比较高,每亩好的可收600多斤。缺点是易遭虫伤,特别是稻飞虱可以使晚稻颗粒无收,全部倒伏。1969年生产队晚稻就被稻飞虱危害,人均口粮只四百斤稻谷。

   1969年建东沟闸,我被派到了工地,天天挑土,要将建闸用的一截堤挑走。天天挑,沟越挖越深,土也越倒越高,坡越来越陡,底下尽是糯糯的烂泥,进入抢底的几天,工程追得非常紧。我骨头都要散架了,人真受不了啦,我下定决心要装一天病,睡在床上休息一天。晚上听说明天要杀猪打牙祭,每人半斤肉,我想,当时口号是”小病当无病”,小病不下火线。那只有大病才能下火线了。大病还能吃半斤肉?于是我权衡利弊,明天还要坚持一天,吃肉的机会难得。

   我仍然像平日一样,下土坑担土,挑了一气功夫,贫协主席黄德元在喊我上来,我想他喊我又有什么麻烦吧。我从土抗上来,他说:“你去扎一个刘少奇,一个王光美吧,要批斗这个内奸、工贼。”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问道:“什么时候用?”“明天,开大会。”

   这下我更放心了,至少今天我可以混天阳寿,松松筋骨,我暗自庆幸,感谢刘少奇夫妇救了我一把。我慢慢琢磨,构思刘、王二位用什么形像与大家见面。我想起报纸上刘少奇与王光美的漫画像,刘少奇夸张的大鼻子,王光美夸张的尖小已突出的胸脯,尽力去丑化(罪过啊)。要做得精致一点,尽量不要马上做成,否则马上又要去挑烂泥巴。只要保证开大会时有刘少奇、王光美二位“出席”,不至于阻碍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战略部署就行。空间只是两个草人,不能老混,到下午四点多钟即完成了。黄德元看了说:“蛮像!”这等于是他验收了。

   这时伙房总务对我说:“汤师傅,储水池漏水,两个人挑水挑不赢,漏了,你有办法吗?”

   我答:“应该是有办法的,世界上任何事都可以想出法子来的啊。”

   “你帮助整整行么?”

   “试试看。”

   我去看了水池,是用舵杆洲麻石砌的,两个池,我说先整一个,要放干水。这下我活命了,我想,我将这两个池整好,烂泥巴一定担完了。

   这水池,砌工干得粗造,池里黑暗,我要来一盏马灯一照,发现砌缝砂浆不满。我将砌缝砂浆剔除干净,用水又洗刷一次,再用水泥砂浆慢慢扎进去,第一个池,我干了一天。过了一晚,装水不漏了。第二个池的进度,我根据闸底烂泥巴进度,它快我就快点,它慢我就慢点,反正我心里有数。诸君不要以为我“狡猾”,这是一个贱民为了自保无可奈何的办法。

   池子修好了。挑水师傅感谢我,一天少担几十担水。他常夸我会扎“刘少奇”,还会修理水池。

   我混了这三天,闸底烂泥巴担完了,底也抢出来了,肉我也吃到了。我再没下土坑了,安排我到木工组去做模板,这一关算度过了。

   1969年的阴历十一月初二,接家里搭来的口信,说妻子临产了,我回到家当晚转钟时候,孩子生出生了,这就是“汤翊”。

   靖辉生孩子后,我一方面心喜,大人孩子都平安;另一方面心忧,身无分文,产妇总要吃点什么,家里又无什么可卖。我环顾全室,只有一口木箱,是我白己在雨天做的,岳云熙替我添了红漆。当时可以变卖九元多钱,还要请木业社代卖,一时也卖不出去,后又觉得太寒酸,我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大队会计张少南在喊我:“汤师父,你到大队去领陈师父(靖辉)的安家费,还有两尺木指标。”

   我几乎要喜死了。如久旱遇甘露,如在沙漠中见到了一湾清沏的泉水。

   这笔钱不但为产妇买来了营养物质,还用这笔钱买了全家的供销粮食指标。看来“车到山前必有路”还是没错。

 

(十八)我的小屋

  我有了两尺木指标,将它换成楠竹,用来做两间房屋的檩条。我早晨起来与晚上收工后都在挑地基,免得下雨积水潮湿。担了两个多月,将一个近一百平方米的地方抬高一尺多。后来是早、晚印土砖,有了土砖,有了檩木,扮过晚稻有了稻草,我可以起屋了。

   深秋的晴天,我喊了几位农民朋友,为我帮忙做两间小茅屋,一正、一磨角,两天完工了。

   我又在晚上做了一个双人床,一个五屉柜,用肥皂箱改做了一个碗柜,做了三条板凳,把从津市担回的一张烂大桌,改成一张小方桌。我们与父母弟妹分开住了,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家了。

   我的小屋有宽敞的禾场,夏天这里南风很大,晚上邻居们常来我的禾场乘凉,讲陈古十八年的故事、笑话。我供应花红叶泡的冷茶,人多了,他们自带板凳、椅子,笑声、乡音,拍着蒲叶扇的劈劈拍拍声,加之蛙声、虫声,汇成一曲交响乐,天上星星望着我们眨着眼,现在想来还很有趣。

   我在门前栽了两株本地梧桐。这梧桐生长快,碧绿的树杆,硕大的叶子,生气勃勃而挺拔,立在大门两旁,有如威武的卫士。我又围着禾场栽了一圈女贞子。我同孩子们三个人的自留地,我大部份栽了春树、苦楝树,我的树没有弯曲的,株株笔直,如有弯的,我一刀从弯处砍下来,留一个油筒口,它马上笔直向上冲。

   农民每天下午出工从我家经过,要在我家坐一会儿,等了张三等李四,人来齐了,咕噜噜喝碗冷茶,向田间走去。

   外地人从我的屋门前经过,总要扭头看看我的小屋,似乎在欣赏它的美丽。它小巧玲珑,高高的屋檐,正如一位英俊少年,仰首挺胸而立。虽无华丽的服装,却朴素高雅,纯静而整洁,帅气十足。

   我的小屋建成后,家乡的茅屋随着改变了式样,原先茅屋檐口矮、窗户小、阶檐窄。我的小屋檐口高了,阶檐宽了,窗户也大了。原先都是小小的推窗而不是开窗,大概这种推窗还是沿袭古人的做法,如古人有“推窗望明月”的诗句。我的小屋是用的开窗,而且下面有腰窗,像城市房屋一样,不过最终没安上玻璃,用薄膜钉着,室内非常明亮。

   一日大队开批斗会,是批斗五队的肖子成。这肖子成是富农家庭,1949年他还只十五岁,够不成分子,但箅出生成份高点,据说是他的邻居邱某检举他侮辱了毛主席像。

   这邱某,动员抗美援朝时我们一道参的军,后来又一道转的业,按说我与他还是战友,但他并不认你这一点,界线划得非常清,凡是大队捆人的差事都是他的,他是捆人内行。

   这次他检举肖子成用针扎了毛主席的眼珠子。这天将肖子成吊打,迫供“为什么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要侮辱人民大救星毛主席?”要肖子成认罪,肖子成不认罪,说没有扎毛主席眼珠子。不认罪就打。邱某是爱毛主席最迫切最深的,他动手就最多,下手也最重,将肖子成打得爬不动。

   后来,将毛主席像从肖子成空堂屋请下来,发现毛主席像的眼珠上确实被扎了几个针孔,又将肖子成一顿饱打,最后站起来走路都偏偏倒。

   晚上,大家拍着巴叶扇,来到我家禾场里,说起来了肖子成的事。

   张五老倌说:“哎!这肖子成也是蠢,自己家里挂着的毛主席像你扎他的眼珠干什么?不该打死么?”

   “也打得太厉害了,他一家子还靠他争工分,这么打会成痨伤的”。

   李四爹轻轻说:“我看,这是别人害他的,可以肯定,害他的人就是举报人”。

   龚丙文说:“我也这么想。你说说,何以见得?”

   李四爹又说:“你们想,肖子成家的堂屋中间有一个照壁,那张相贴在三米多高的地方,眼珠上的针眼谁看得见?”

   龚丙文说:“是呀!你怎么知道有针眼呢?再好的眼睛也看不到。何况还是在别人家呢?”

   刘六生大腿上一拍:“怎么没考虑这个呢?白天家家老少都出工去了,大门都是敞开的,大桌上搭条板凳,人站上去用针扎几个孔,谁也不知道,再去举报,这么在政治上害人,灵得很。”

   “那又是为什么呢?要这么毒害人?”

   他两家住得近,经常吵架,为了菜园篱巴过了界啊,他的树阴又遮了他的菜地啊,常事。”

   “这肖子成也是,自己成份不好,要忍着点,嘴巴子还硬,得罪人,该自己受罪”。

   “肖子成也并不坏,是一根直肠子,别人不说的他爱说,说的大都为公,如队上牛没喂好啊,犁耙功夫太粗糙啊,用完的农具没洗干净啊。”

   “要你说什么啊?队上这么多人不说,你说。”

   “是呀,你又不是什么人物。多什么嘴。”

   “他是靠生产队吃饭,怎么就不能关心呢?”

   夜深了,人们拍着巴叶扇,一个一个走回自家去了。我将竹床、板凳搬进屋来,心里还在想着肖子成。他们谈论我没发言,这种政治上的事,保持沉默,别人是没污点的贫下中农,怎么说都没事,但我相信一句名言--“地方无鬼不遭瘟。”地方上的人害你是容易的,再是“住得邻居好,如同捡个宝”没错啊。

   我的家原十二口人在一起,现在我建了这个小屋,我家不敢贴毛主席像,我怕不小心搬柴火拿竹篙时不小心戳破他老人家的嘴巴或眼睛,我又是死路一条。不挂他老人家的像是免惹祸生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富反坏右帽子都摘了,八十年代我常回老家。肖子成一家又兴旺了,他身体很健,人还只四十来岁,都称肖满爹,子女也有出息,个个勤奋。这邱某就惨了,烂了生殖器,痛得滚,在家呻吟几个月,死得很凄惨,妻子嫁别人了,一个女儿是一个弱智,似乎是老天报应,这是后话。

 

(十九)爆炸性新闻

   1970年公社办了一个农机厂,厂里招收技术工人,靖辉招去当了车工。首先到华容机械厂去实习,我妹妹采兰也同去了,因汤翊正在哺乳期,妹妹去当临时保姆,我与汤冰在家。

   1971年,一个晚上工作队通知全体社员开会,四类份子不参加,当然我也就不必去了。第二天出工,在田里听到一个爆炸性新闻——林彪叛变了!说是林彪往苏联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爆炸了,全家都死了。我感到非常震惊。这非同一般的传闻,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有社员说:“林彪一副奸贼相,顶本红宝书,一副拍马屁的样子。”早两个月如有人如此说,是要杀头的啊。

   也有人说:“当这么大的官还不知足,还要搞反革命叛变,真是。”

   “毛主席真厉害,谁都搞他不赢。”

   “是啊,贺龙一把菜刀从湘西砍出来,也算大本事吧,他败在毛主席手里,逃不出毛主席手板心。”

   “何止贺龙啊。彭德怀没本事呀?刘少奇没本事呀?他都可整死他们。”

   “把这么多老帅整死,逼他外逃也不是好事。”

   “这有什么呢?无毒不丈夫,哪个皇帝不杀一堆人?”

   “是啊。毛主席教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残酷的。”

   “毛主席就是会斗争,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是他老人家的乐趣。”

   “现在看来,中央现在没什么好人了。”

   不久,我从他们口中听到,林彪还有一个《571工程纪要》,意思是“武装起义的纲领”。林彪摔死的日期是1971913日。全社会开展了“批林批孔”,首先是贴标语,开批斗大会。外面传闻谁与谁也是林彪分子。有一个叫卜正亚的将军,防汛时他到了洞庭湖防汛工地视察蛮威风的,传说他也是林彪份子,被逮捕了。

   批林批孔,轰轰烈烈。孔圣人成了孔老二,两千多年的孔圣人,如今也倒了大霉,好像他与林彪是同伙似的,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也知道“克已复礼”是反动的。一次我问一位大嫂“克已复礼”是什么意思?她说:“克已复礼就是克已复礼呗,是林彪这个坏东西发明的呗。”她说得理直气壮。我顺便夸她一句:“大嫂真了不起,懂的真多。”

   世界上的事也真难使人搞懂。毛主席与林副统帅是亲密战友,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一下子又是反革命了,谁是可信赖的真正共产主义革命者呢?传闻周恩来这个周公也在批判之列,这些大人物过去几十年出生入死,赫赫威名,南征北战,打来了一个人民共和国,却成了叛党叛国的反革命,他们这是为了什么呢?

   看来只毛主席一人是永远正确的,由谁来认定呢?当然只能是毛主席,我心里暗想,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人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未必正确。让历史去认定方为可靠,这就只能走着瞧了。

   在农村,当时也看不到报纸,更没电视,一切靠口头传说。这时一个叫张志新的女反革命,据说人很漂亮,又会说道理,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说她不赢,就将她的喉管割断了,听了使人恐怖。我怀疑这些情况又是什么反革命造谣,后来推翻了“四人帮”,真有其事啊。

   陈靖辉从华容县城回到公社农机厂是1971年春,妹妹仍然在家出工了。她带着不满一岁的汤翊站在车床边,将汤翊放在脚盆里坐着,放在身后。铁屑从车刀下缓缓溜去,农民看着出神,议论开来:“她大城市(他们不知津市多大)来的耶,技术好啊。丈夫还是个‘右派’,被管制呢。她也连带(株连)被下放了,来到丈夫身边。”

   “啊,哟哟,她良心蛮好啊。”

   “这伢崽放在脚盆里不哭,蛮听话哟。”

    哎,如果是别的女人怎会到这里来罗,脚板底下抹猪油--早溜了啊。”

   “是啊,更可以修座贞洁牌坊”。

   这些话,早就在我们大队传播。她到农机厂后接触面更广,在幸福、隆西、插旗三个公社都有人当故事说。因他车的是柴油机零件、机帆船配件。抽水机当时也在普及,也要车点东西。油厂、米厂、面条厂都要车。陈靖辉对人热情,技术也还可以,她干了十多年车工了,还可以搞点小改小革,应人之急。不然的话,他们要跑华容。当时,华容各公社还没通汽车,全靠步行,来去要两天,人家还不一定马上替你车。

   陈靖辉人缘好,这些得了方便的单位为了感谢她,送来菜油之类土特产。那个年代,油是稀罕物,是统购统销物资。城里人每月只四两油,农村人基本上吃半年“红锅菜”。

   公社及农机厂领导对陈靖辉的工作很满意,不久就将她转为国家粮,定工资39.5元,这下我们家生活好多了。

   靖辉将外婆接来,这年老人家79岁,外婆最牵挂的是这个女儿,看到女儿在这里别人又尊重她,又有工资发,老人家很高兴,第二年她老人家八十岁大寿,还有三桌客为她庆贺,更使她喜笑颜开。这时汤浩出生了,她每天抱着汤浩串门儿。市上街坊都跟着孩子喊他外婆。

   杨林大队去坝上的人,靖辉一般都留吃钣,她人缘好,因此我沾了光,大家当面夸我的这位贤良妻子,我也不致于被人特别岐视了。

   (二十)返城

     1973年落实陈靖辉的政策,收她回单位。靖辉在这里干得很好,她不想回津市。我们已有了三个儿子,考虑到儿子的户口,因户口随娘走。权衡利弊,她还是回到了建华机械厂。

   陈靖辉在华容四年,对父母非常孝敬,婆媳之间如亲生母女一般,更没红过一次脸,他对邻居、同事、徒弟关系都处理得非常恰当得体,故她口碑很好,多年后,乡亲们还在念着她。

   她返城后,将翊儿带在身边,我在农村带着汤冰,汤浩由祖母带着。我的小屋显得冷冷清清了,其实她在这里时,也没常住在小屋里,在农机厂时间多,但心里踏实些。

   我又成了单身汉去了砖厂,这些年队上收入还是不好,74年每10个工分只可卖一包劣质的红桔牌香烟,每包一毛三分钱。我一人劳动,一人吃饭,还是队上头等工,分了400斤稻谷、柴草之类,我还超支了40多元钱。

   邹秋云也是一个单身汉,比我大几岁。他虽没超支,但没钱分红,他是真正的贫雇农,外号叫秋老鸹,他基本上是每天早晨站在门外大路上骂娘:“老子一年做上头,饭都吃不饱,还说老子翻了身!老子帮人做长工,吃他的,端午节还发把扇子,一条澡巾,到腊月二十四下工,运回一划子(船)谷。现在腊月三十,还搞他娘的满堂红,大年初一又喊开门红,搞他娘的屁。”

   他成份好,光棍一条,他骂娘没人找他麻烦。听的人只是笑笑,或者对他说:“秋哥耶,蓄精神罗。”我听了,笑都不敢笑,躲远点,怕被人见了说我在挑唆他。

   这秋哥很讲义气,同邻居很友善。他有时也买点肉吃,他半年难买一次肉,一买就要买一斤多,切成几大块,肥肉多,瘦肉少,水煮盐着白白的硬硬的,有时他特意喊我去吃肉,我也领情过,但实在不好吃,他说我施礼不吃。

   我欠的超支款大队尚高营长几次逼我交,钱从何处来呢?我只得起早摸黑印土砖。卖给供销社,这土砖每块30来斤,印好晒干,用鸡公车早晚送,从田间到供销社大半里路,一车只能推六块,每块价3分钱,卖掉一千多块砖,交了超支款。

   印砖、送砖都只能早晚干。正工不可耽搁,可想一天要劳动多长时间,真正的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了啊。

   这年,靖辉将我母亲接到津市,住了几个月。母亲回家后,逢人便说贤良媳妇,如何如何好。乡亲们见了我母亲都夸几句“汤奶奶好命啊,一个好媳妇。”

   这时农村还在批林批孔,批刘邓。在浪尖上的谢大奎每次离不了他,不管什么运动总是从斗争他开始。

   我在砖厂大队每次开大会,厂长李则仁、肖紫林就安排我守厂。他说:“汤师父不去,又是斗人,怕人家心血来潮也将你喊上台。”我在家乡十四年,只在墟场批斗一次。感谢乡亲们关照,使我在这如火如荼的岁月一关关平安度过来了。

   1976年夏天,岳母病危,我与靖辉带着三个孩子,去了宁乡道林。津市菊哥、菊嫂、长沙的春哥、春嫂都去了。

   我是第一次到岳母家,加上我的特殊身份,我很不自在。幸喜,宁乡的三位姐姐及姐夫--周正香、杨少其、黄凤和都很友好。使我不至于被冷落。更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的春嫂。在那个年代,坐过牢,戴着帽子,又是农村人,是要被岐视的。春嫂是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她却对我特别友善,与我谈心,鼓励安慰。在那个年代,我这样的身世能被人正眼相看,也是很受感动的。

   春嫂,她不只是对我好。她对乡下亲戚都给予同情与帮助。她丈夫的妹妹陈青莲先是带着儿子罗伢子在长沙治病。在她家吃住,付医疗费。后来罗伢子死了,陈青莲成了五保户。人又多病,见她在塘里挑水,春嫂又出钱,为青莲姐打了口井。又多次从长沙带来一包包的药品,为她治病。

   侄儿陈忐明患了肾病,也是在长沙治疗。住在春嫂家。春嫂贴钱出力。后来她也贴不起了。春嫂向各家亲戚写信求助。终于,志明的病好了。现在也富裕了。

   春嫂有颗善良的心。现在她的子孙都很有出息。这也算善报啊! 春嫂叫黄玉辉。

   我从宁乡回家,又进了砖厂。

   197699日,我们将窑火发燃,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朱洪谷有一个收音机,放在他身边,正在播放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声音低沉而悲怆,我屏住气听,喊道:“听、听、收音机里播什么?!我不敢说毛泽东死了。大家也屏住气也不敢提毛泽东的名字。只是惊叹。心情很复杂,我有些恐怖,我记起周菊英对我说的“时局如有变化,首先将地、富、反、坏、有全部杀光,道县已杀了一万多人”的话来,心里发毛,要时刻小心啊,我这样的人已成了惊弓之鸟。

   大队建了灵堂,生产队也建了。广播中不断的放着哀乐,大队开追悼会时,我在建猪场,没要我参加,我在高音嗽叭里听到,王洪文在主持追悼会的讲话声音。

   毛泽东死后,农村阶级斗争没那么紧张了,也就没斗过什么人了。谢大奎却病了,己是奄奄一息,大概他己完成了“反面教员的历史使命”,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砖厂领导与群众议论,在为我摘去“帽子”,李则仁、肖紫林、谢汉其、李长富出力最大,他们为我写材料,打报告,说我已改造好了,这年年底,我戴了十九年的“右派”帽子摘掉了。相对来说。自由多了。起码不参加“五类份子”会了。

   但“帽子”摘了,伤疤还在,毛主席说过:“帽子”提在人民手里,既可以摘也可以重戴,所以我仍然“夹紧尾巴做人”,小心谨慎过日子。

   1976年冬修猪场做泥工,搞些修修补补的事,这时,群众生活也渐渐有了些改善。

   1978年双抢时,靖辉发来一个电报,说要落实政策,要我来津市,我到了津市,宋延熹告诉我,“右派”将要平反,你耐心等着,并介绍我到五中做瓦工。

   当时,我只要求有一个津市户口,心里就满足了,有了户口,一家团聚了,不会因为我是农村户口而被驱赶。我可以赚钱养家了,1978年底,我的户口终于迁来了,王经伦也没阻止了,我非常高兴,与一同打工的工友在望江楼喝茶,九个瓦匠敲我请客,我用了两天工资,请朋友们在望江楼吃包子,后来,杨厚铁老笑我,解决了户口请客,又那么小气,吃几个包子。

   五中的事做完,宋延熹又介绍我到八完小做瓦工,一个多月后,我在捡瓦时,从屋檐上摔下来,踝骨被摔破,当时两位老师扶我到工区医院,擦了一点松节油,给了几片止痛片,送我回家了。后来,痛得很厉害.又无钱治疗,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宋延熹每晚来陪我,也为我弄来一些草药敷,看来我的灾难还未结束。

   1979年元月,统战部通知开会,这是二十一年来,开了一个像人的会,主持会议的白部长很客气,还安排了一餐饭,并一再申言,钵钵饭尽量,吃了又端,非常仁慈和蔼,天啦,终于跨出了二十一年苦海的一大步。

   

我是重新录用,安排到市粮食局的二米厂当工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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