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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四部分:遣送返乡(四)

(十三)一枚五分烂硬币
   
除了生活贫困外,思想上感到紧张、压抑、恐怖,心里没太平过。运动一个接一个,运动来了,四处贴标语,喊口号。不管什么运动,离不开“严厉打击阶级敌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怎么不灵?有问题的人,没问题的人,一听说阶级斗争就服贴了、老实了,因怕被批斗。阶级敌人也不只指四类份子。你一句话,一件事,就成了“阶级敌人”,谁不怕呢?
    
1967年在大堤上担土。这是复修,民工们住在五七农场群众家,离工地两三里路。下午休息时,大队吹哨子,民工集合,大家拿着钩子扁担到集合点,坐在扁担上,等待开会。
    
大队支书胡良和作报告了,他念了“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斗私批修”。他说,“当前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警惕地、富、反、坏、右份子破坏社会主义。走资派还在走。”他忽然提高嗓门大吼一声:“右派份子滚下去!”我本能地左右四顾,这里只我一个“右派”,一百多颗脑袋在转动,在寻找“右派”分子,双双眼睛惊恐地向我射来。我惊悟到就是要我滚,我弹了起来,拿起钩子扁担,一路小跑,向住地奔去。我的跑是逃避这些眼珠,是逃避耻辱,逃避将要发生的事。
    
我想:这胡良和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为什么这么不客气呢?平常对我还非常客气,背后见到我总是笑笑,称呼为“汤师父”,今天居然喊出了个“滚”字来。 我也不在乎。这么多年来,人格、尊严都丧尽,还在乎一个“滚”字。屈辱无处诉说。反正我是这个社会的贱民、奴隶,只能忍受,将恶气咽进肚里。
    
跑到住地,炊事员张五嫂问我:“你为何这么早一人回来了呢?”
    
“社员开大会,胡支书不要我参加。”
    
“啊,又要斗人了。刚才谢大奎被人用绳子捆着押往工地去了。”
    
这谢大奎,他们喊他“双料货”--地主兼反革命,大小运动,都要以斗他开场,他已六十余岁,没上堤,从家里牵来,民兵押着到工地去斗。
    
晚上收工了,社员们回来了。进门就有人喊:“汤师父,你跑得好快啊。”
    
“要我滚,难道赖着不走,有酒喝呀?”
    
“你走不久,就将谢大奎牵上台斗,黄德元在台上嘁‘汤烈辉上来’大家回答:‘他早滚回去了’。”
    
“你跑慢一步,也要耍猴子。”
    
“大家都说,‘这个汤烈辉机灵’。”
    
大家端着饭碗,在地平里,一面巴答巴答吃饭,又一面说、一面笑。我笑不出来。
    
我舒了口气。原来这胡良和在暗暗地保护我。免得受辱,受皮肉之苦,谢天谢地。
    
这年,生产队更困难了,晚稻被稻飞虱伤害了,全部倒伏,颗粒无收,这晚稻是社员口粮,早稻都送了公粮,交了“余粮”,到年底几乎家家无粮,在家的人,一般是吃菜饭、菜粥。靖辉来电报说:她动身回家了。要我到大通湖的老河口去接她。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七毛钱交我,到大通湖有三十多里路,接到她后当天可以转来,靖辉身上会带钱的。
    
我清早动身,到了老河口,没见到她,我在饭店吃了一餐中饭,又挂了一个津市长途,说已动身了。我候着,到傍晚还未见到她,我只得住下来,交了住宿费,找回我五分钱硬币,我放进中山装口袋里,吃晚饭不够钱了。肚子饿得厉害,那年头,肚子容易饿,一餐不吃过不了关。我强行睡在床上,第二天,可不能再等他了。动身返家,从老河口到家要步行三十多里,两餐没吃,走路无力。那些日子,我身体也虚弱,体重只九十多斤。见路边人家吃饭,只想去讨一碗,又拉不下面子,没勇气。想去人家园去扯一个萝卜,又怕人家打、骂受辱。
    
一位妇女,提半篮花生卖,我甚喜。我还有五分钱。吃点花生可度此关,听人常说:“粒米度三关啊。”那妇女将花生称好,接过五分钱硬币一看。“烂的,用不得。”就将花生倒在篮子里。这硬币是旅店找我的,我粗心,没看。现在拿在手里,它已被捶得变了形,中间还一小孔。我该饿啊,人背时呀!
    
走到最后一个茅屋,再去是十余里的垸子,是无人家的,我怕我会被饿倒,这茅屋有位青年,正坐在灶边吃饭。家里又没别的人,我走了进去:“同志,吃饭了。”
    
这青年见一陌生人进来,也很客气。我忙说:“我想讨点茶喝啊。”
    
“有、有”。他连忙放下碗筷,从碗柜里摸出一个大土碗,从包壶里倒了碗茶递过来。这时我的眼睛瞟见锅里,饭还多。我问:“贵姓啦?”
    
“不敢姓彭。”
    
“怎么一人吃饭呢?”
    
“妈妈到老河口街上去了。”
    
“爱人呢?”
    
“还没结婚。”
    
我见这青年还很好,便说道:“我是杨林所的,妻子在津市工作,昨天我来这里接她,未接着,带少了钱,没吃饭,饿了。想在你这里吃点行么?”
    
他很热情,很不过意的“啊呀,饭有没菜啊?我妈妈马上会回来。她会带点菜的。”
    
“不、不。就是这盐菜吃点就行了。
    
他连忙为我盛饭,这盐菜我感觉味也很好。我吃了一碗不吃了,肚子有了这点“燃料”我可以走回家了。
    
这青年叫彭建国,是个篾匠。他问我:“杨林所能买到架子床吗?”我告诉他能买到。他说:“我准备结婚,要买一个床,能帮忙吗?”我答道:“这算我的,我可以要木业社用好材料,给最适合的价,赶早给你做出来。”我是说的实话。木业社主任岳云熙同我关系可以。我的要求他不会推脱。
    
那些年,买什么东西就要“拿关系、走后门。”
    
我出门时,这彭建国,还送客人似的送了我老远。
    
我回到家,靖辉早己回到家了。我说起这两天的经历,大家笑得不行,居然讨了餐饭。
    
父亲在一旁轻轻地说:“你呀。命里注定,什么都要经受。”
   
父亲说的对啊,工、农、商、学、兵、劳教、劳改还要讨一次饭啊。以后的路还不知怎么走法?
   
(十四)溃垸前后
   
几个月后,彭建国来了我家。我带他去了木业社。我找到了岳云熙定做了一张床,一张书案,交了订金,我尽力招待了他。不久,家具作好了,他用船运回了家。
    
1968年上春,除干部“会节约”、“会安排”他们总有米煮外,其余社员家吃了上餐没下餐,天天盼“返销粮”,望着“搭桥粮”。社员一个个面黄肌瘦。我1.65米的身高,体重90余斤。事还是要干,春天日子又长,实在难熬啊。
    
队长到围垦去借粮,借来三千多斤黄豆分给社员。这黄豆营养虽好,当主粮做饭,餐餐吃也难咽下,而且难吃饱。
    
一次,我同生产队劳力去洞庭湖打湖草,这草是打来肥田的。洞庭湖的春天,一望无涯,满眼碧绿。大家带的是大拌刀,一刀扫去一丈多宽,湖草倒在一边。一个来回,便是一条草龙,捆拢就是一担。
    
天上布满了乌云,他们急忙忙跑了。我带的是毛镰刀,砍得慢,加之我砍草的技术不熟练,留下我一人在湖里。
    
霎时乌云密怖,雷声滚滚,大雨滂沱向我泼来,这神州一片黑暗,像要沉沦,我一身淋得透湿,又饥又冷,无处躲避。我仰天望着滚滚乌云,压抑的心灵,一股恶气,像火山般喷发,在这旷野,我大声长吼:“天啦!我犯的什么罪啊?!什么罪啊?!雷啊!你重重地劈吧!劈吧!……”
    
我在这旷野吼过,似乎胸心舒畅了许多,我在平日只能将委屈埋在心里,眼泪只能往肚里吞,我将草捆好,也凑成一担,溜溜滑滑回到生产队。
    
夏天,洞庭湖水势猛涨。我上大堤抗洪,立在水中打桩、堵眼。一身透湿,时而一个巨浪,一丈多高向你扑来,将人击倒。这洞庭湖因水面辽阔,只要有个四级风浪就很大了。如刮六级以上东北风就非常危险了,堤上险情此起彼伏,我已累病了,这时要抢收早稻,队长将我换了回来,在割稻时,填垸的传言一次次传来,有的农民从大堤上跑回来。将物品往高处运,气氛非常紧张。我回家第三天晚上,大堤真的溃了,倒口是东夹剅口。我们能听到水的轰轰响声,垸中社员往堤上抢运东西,老老小小惊慌不已,乱作一团,凄厉地哭声、喊声、哼声此起彼伏,这情景与1945年日本鬼子来了,追赶强奸杀人差不多。难怪人们说“洪水猛兽”。我家就住在杨林所一条旧废堤上,废堤比将要来的水矮一米多。父亲与我急忙砍树准备扎木排,便于水淹后一家老小安身。
    
这时一只大野山羊闯进了我的家,它大概是从洞庭湖芦苇中被洪水推来的。我将门关上,山羊左冲右突,力气很大,我几次用斧头捶去,打不着它,表弟范正阳一斧头将它捶倒。水淹到我家已是当天下午。我与父亲已是精疲力竭,动弹不得了,这只山羊到口的猎物也无能力处理,任大水浮走了。
    
溃垸后的第三天,父亲说未割上来的早稻将它捞上来还可以充饥。父亲去薛家垸子借来一副铁耙,我同父亲划一条小船在垸中打耙谷。
    
这正是阴历六月,溃垸后天天晴天,烈日炎炎,垸中水被晒得滚热。我与父亲的手指缝、脚趾夹都溃烂了,露出红红的肉来,忍着刺心的疼,还是坚持打了三天。再打上来的也没用了,都沤臭了。
    
一共打了一百多斤谷,晒干后放在酒瓶中,用竹棍不断插,将谷壳插成粉糠,煮成饭,先打上来的还可以吃,后打上来的沤得臭气难闻,很难下咽,但也没倒掉,慢慢也吃完了,正所谓饥不择食啊。
    
溃垸后家家睡在木排上,有的人家地势在高处用晒簟搭的棚,一切平静了。两个月后水渐渐退去,有的人收拾浪渣、收拾家园,将棚拆去,又搬回自家地基上。有的人捕鱼捞虾。农民是闲不住的,到水完全退去已是深秋了。
    
我们邻居张光明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大家都喊他叫张明爹。他到北洲子农场买来高粱穗子,挑回织成扫把,又将扫把挑到注滋口等没溃垸的地方卖。卖完又去买高梁穗,他这么周转了几次。
    
还一位是李雨香,也是五十来岁,大家喊他李家二爹。他到倒口处贩来鲜鱼挑到四邻八乡卖。
    
1968年年底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来了,他们和邻队的十来人一起被批斗。将他们用麻绳捆着,挂一个木牌子,戴顶高帽子,游堤示众。张明爹、李二爹牌子上写的是“资本主义份子”,其余人什么分子的都有。谢大奎什么没干也在其列。
    
其中还有位王苌生,他是“右派”分子,原是教员,遣送回家后弃家到洞庭湖打鱼去了,这次溃垸他房屋毁了,回家收拾房屋也被捆在这些人中间,也挂个牌子,上写“不服改造的右派分子。”
    
这张明爹是位货真价实的贫下中农,益阳人,不识字,但人勤快、聪明,是个做事的能手。他被挂牌游堤后,心里越想越想不通,他骂起了娘:“他娘的,倒了垸子政府还没来一粒救济米。老子织几个扫把也犯了他娘的法!”有人对张明爹说:“张明爹,这是毛主席的政策,骂不得呀,算了,莫骂,干部听了生出事来又下不得地啊。”张明爹是忠厚老实农民,反正堤也游了,捆也捆过了,他也就忍着了。

(十五)靖辉“光荣”下放
   
1968年的冬天,溃垸社员不上堤搞生产自救。政府救急粮一直未下来,说是要开春后搞生产时才发放。生产队组织了一个基建队,男女共20余人,郭甲炮当队长,我父亲当总施工员。队上还有位木匠叫万长贵,手艺也好,我也可以做屋架,也可以砌墙。基建队来到北洲子农场建屋,张明爹也去了,他是盖茅屋的里手行家。订的合同是一栋屋多少粮、多少油,还给多少钱。因家里没粮带来,是生产自救,农场方面对我们也很关照,因这是灾民,在这里几个月,养活了全队一百余号人。
    
做的屋是红砖基础,木架子茅屋,另修了一栋砖瓦结构的公共厕所。这栋厕所在当时也算豪华的了,因为它修在农场大礼堂旁,二十多个蹲位。一改原来一间茅屋一个坑的原始状态。
    
这个冬天我接到靖辉的来信,内容非常惨痛。她告诉我,津市也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半年来厂里经常批斗她,理由是替“右派”丈夫翻案,一次次批斗,她同21种人关在了一起。她前后瞅着这些人,纠察队替她们挂一个白符号,有旧社会的太太、妓女、伪保长、资本家,年龄都比她大,只她一人年轻,她顿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将符号扯下来,踏上几脚。吼道:“我犯了什么法?”她不肯走了,说“我脚疼”。造反派背她去了纠察队。
    
彭月娥也被关进来了,与她只隔层芦席。彭月娥的事还是纵火案。1961年判彭月娥无罪释放的法官成了什么派,也被打倒,还诬蔑他与彭月娥通奸,包庇了彭月娥的案子。又将彭月娥抓来吊打批斗。
    
彭月娥进纠察队时,她女儿落玲子出生才五十天,正在哺乳,只得将婴儿交给婆婆用糊糊喂养。
    
看到这里,我流出了眼泪。深山猎人也不打正在哺乳的动物,今日彭月娥和她的落玲子还不如野生动物。我不知这些造反派为何如此狠心,是谁指使他们如此黑心的?
    
这次彭月娥又关进了监狱,重新判刑十五年。
    
陈靖辉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两个兄长都是共产党员,社会关系也没什么污点,自己学生出身,更没做什么坏事,只是嫁给了我就被株连,受尽打击。而我又不是天生的“右派”,我家也是贫农。她在信中说,今年难请假,不准备回家,要我也不要去她那里,有问题的人抓了就斗、就打,很多“右派”,如宋廷喜、何松林等人,造反派强迫他们搬张桌子成天在街上写认罪书。冷得索索发抖,随时又要被批斗殴打,非常恐怖。跳楼、上吊的人和事常有发生。
    
这时我弟弟扬先也是被斗的对象。原来是杨林二队有一部15匹马力的柴油机,一部黄谷机,办了一个米厂。弟弟开这部机子,附近几个队都来这里打米。后来这部动力及黄谷机,生产队卖给了湖北监利荒湖农场。荒湖农场没有开动力的人,就与生产队协商,弟弟同机子一路去,荒湖农场付工资,这工资每月交生产队50元。生产队替扬先弟记工分。后来,造反派说扬先弟是“搞资本主义”,便派了伍国均、周罗生去抓他。他两人到湖北后又遇着了武汉来荒湖串联的造反派,他们联合去抓扬先弟。扬先弟得到荒湖农场保护,跑了。
    
溃垸后扬先弟回家了,造反派把他抓走,将他的衣箱等物件都拖到大队,后来返还,几件好点的衣服都没有了,几乎成了一个空箱子。
    
我们生产队一位地下党员周少其,他女儿叫周菊英,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她说话无拘束,什么都敢说。当时她十七、八岁,初中没毕业就在家种田。那年头谁也没把读书当回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开门办学”等,老师被学生任意打,一部电影《新苗》就是教学生侮辱老师的。所以很多人初中没读完就不读了,回家挣工分。
    
她对我说:“新哥(很多青年如此叫我)你要注意啊。国家如有动荡,地、富、反、坏、右就会全部被杀绝。听说道县杀了一万多人,一家家杀光”。我当时不大相信,以为她在故意吓我,这女子平日也搞点恶作剧,不过这个题目大了一点。我想:共产党怎么会这么残酷呢?
    
到了八十年代,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确有此事,想来使人毛骨悚然,当真在中国大地上竟有如此恐怖、残忍、惨无人道的事发生!
    
周菊英没骗我,是说的实话。
    
1969年正月,又接到靖辉来信,说她被下放去临澧县的一个什么地方。我接到信后马上赶到津市,不要她去临澧,要她同我回老家,我们一道种田,宁愿过苦日子相守终老。她是一名工人,不带薪金,等于被单位开除、清洗。却假惺惺地大吹大擂,佩戴一朵大红花是“光荣下放”,还送一个毛泽东石膏像。我在清理物件时,拿着石膏像对靖辉说:“这东西我们不能要,你去转送别人吧。我们搭车乘船几百里路,在路上碰破他一个鼻子或一个耳朵,我们就会死路一条,我们担当不起。”我还告诉她,有一位农民用一张报纸垫箩筐搞坏毛泽东像,被判了三年刑,千万吸取教训。她同意了,不知将这个像送给了谁。
    
第二天零晨四点,几声汽笛,靖辉滴下了眼泪,这是与她生活了十四年的城市的告别,哥嫂也没来送她。我安慰她,我们能生活在一起很好,我们的父辈都是农民,现在是真正回家了。孩子大了,我们会好起来的。
   
她默默无语。
   
(十六)借米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父母及四个弟妹,大弟扬先已结婚,侄子海波已四岁了,侄女汤君已出生,加上我与靖辉、汤冰共12人。
    
靖辉回家后,我又去了北洲子农场基建工地,一直到春耕大忙我们才回队上。农场用了一部拖拉机送我们,并随车来了一个文工团,举行了一个晚会,演了一场戏,表示感谢我们的辛勤劳动。
    
靖辉下放了,这是溃垸后的第一个春天,最大困难就是缺粮,其次是冰儿疳积没钱治疗,也没营养补充。每晚他要喝四、五次茶,拉五、六次尿,我与靖辉非常辛苦,耽误了瞌睡,我们将要入睡,他又在喊“要茶”,喝过茶不久,他又喊“要尿尿。”
    
当时生产队“农业学大寨”。毛泽东提出“一大二公”,生产队要扩大,二队与三队合成一个生产队,社员人人挂“红宝书”评政治工分,出工十几人一路,排着长队,早请示,晚汇报,埋头干事的工分少,能背语录喊毛主席万岁,喊得响的工分多,踏实做事的人就少了。最终是粮食大减产,每日以蚕豆度日,天天盼“指标粮”下来,来了粮食又千方百计筹钱。幸亏当时供销社收晒花帘子,白天出工,晚上家家织帘子。这帘子是芦苇用麻线织成,织好送到供销社,一张一级品的帘子可以卖四元钱。得了钱马上去买回粮食。
    
到小暑边,断粮更为严重,扮了一点谷,又天天下雨。只得将湿谷分给社员在锅里焙干,连壳磨成米粉,做菜团子、菜糊糊、菜粑粑以度性命。
    
我家冰儿虽已三岁,但还需要煨罐子饭他吃。家里再没米,母亲也要将他的一份留着。靖辉不吃蚕豆,她宁愿睡在床上不起来,我真要急死,这不只我一家,除队干部家外,社员们家家如此,人人面如菜色,骨瘦如柴。
    
队上有一家姓龙的,俩老已六十多岁,无儿子,有一个养女,老头我们喊他龙满爹,龙满奶奶和女儿在队上出工。龙满爹多病,所以很少出工。他原是一个道士,常常在夜晚偷偷帮人“收吓。”“收吓”就是敬神驱鬼,做这些法事,主家要用一升米插香烛,他可将这米带回家来。二老又节约,全队除队干部家外,只他家有点余粮。
    
这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我不敢去队干部家借米,就想到了龙满爹俩老,他住的地方隔我家只百余米。
    
这年头,向人开口借米是很难启齿的,一是一时无法还.二是有米人家怕“露富”了生出枝节来,所以难开口。
    
妻子已怀孕了,大着肚子睡在床上叹气。冰儿哭疲劳了已入睡,我是个大男人,全家的饥饿都是我的罪过,是我造成的,株连妻子,儿子受罪,我对不起妻儿,我不能让他们母子去饿死,只得硬着头皮向龙满爹家去借米。
    
天黑了。我拿着布袋出门,慢慢向龙家走去。心里划算着怎样进龙家门,又怎样开口,将米借我当然谢天谢地,度过此难关,如龙家二老托辞推诿,我又怎样让自己出门而不至于太难堪。
    
想来想去,我想如果真的借到了米煮成了饭让他母子吃,我自己、弟妹们还是吃蚕豆,她母子可以多吃两天。我来到了龙家门口,我像是从梦中醒来,犹豫了。怎能向龙家借米呢?他俩老向来老实怕事,而且节约得有点吝啬。他借米给一个“右派”,露了富,又阶级界线划得不清,这不是惹祸上身?这是借不到的,米借不到,往后在地里见了面,互相都会很尴尬。
    
我向回家路上走去,我仿佛听到了妻子的呻吟和冰儿嘶哑的哭声,心里一阵痛楚。我又责备自己,难道面子比肚子重要,龙家二老或许会大发慈悲,借两升米我也未可知。我走到龙家准备举手敲门,勇气一下又没了。我想起龙满奶奶常在田间地头,谈一些家里穷的话:  “米又没有了,又没油吃,吃红锅菜啊……”我怏怏地又往回走。
    
最后,我还是没敢开这个口,不知是怎样糊过了几天,天晴了,扮禾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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