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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四部分:遣送返乡(三)   


(九)风起云涌

   这时,“四清”已接近尾声,反封、资、修,破四旧轰轰烈烈,民兵一批批,在各家各户查找。凡有龙凤、才子佳人、古人图案的瓷器、画作一律收去砸烂。我们当地有一种宁波床,上面有的雕有凤的图案,都当四旧砸烂,叫“破旧立新”。我家几本高中历史课本都收去了,我的一些旧照片、纪念章也收走了。

    有一次来了十多人,在我有小房间里,看我贴在柴壁上的字,看得非常仔细,看了很久很久,想看出点什么来。吓得我心头发紧,感到了一种恐怖。我想起反右时,王经伦在字纸堆里寻出了“取消”、“换证”几个字来批斗我,我汗毛都坚起来了,幸好这些字都是单字,组不成词,他们没寻出什么,一窝蜂地跑了。

    母亲颤微微地对我说:“把字纸撕掉,收点牛粪把这壁泥了它。免得惹麻烦,提心吊胆的。”在这个年代书籍成了罪恶的根源。文字,说不定是一颗定时炸弹,我听了母亲的话。将壁纸用牛粪泥抹上了。

    农村阶级斗争轰轰烈烈,破“四旧”的民兵是别大队来的,本大队的到外大队去查“四旧”,砸封、资、修。工作队一批又一批进驻,外面传闻某某成了小邓拓,正在挨批斗。批“三家村”,批吴晗、邓拓、廖沫沙。

    农村没报纸,只是口头传闻,有农民说:“邓拓也不应该,在三家村好好的,跑到武汉买什么栗木杉。”吴晗、邓拓、廖沫沙谐言是搞投机倒把啊。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沾不着边。但是我也不知“三家村”是回什么事。

    八月十五过后,我接到靖辉的来信,说产期将近,准备回家来生小孩。母亲喜滋滋,天天点着鸡的数目,一枚枚积累着鸡蛋。全家人不想吃一个。

    八月底我到了津市,在津市住了几天,每天看大字报,在邮局报亭读报。“三家村”原来是一个报纸专栏《三家村夜话》。还有批“海瑞罢官”的大文章,说是为彭德怀翻案。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反修正主义、反刘邓路线等等名词,报上都是套红标题,到津市来的几天我开了眼界,知道了原来不懂的许多事。

    工厂基本不上班,听说大学也不办了,读书无用。工人戴着红袖章闹革命,有的人还背着枪,腰上扎着皮带,雄纠纠、气昂昂的。满街是大字报,我默默地看报纸,看大字报,不表露任何情绪,因为曾经有看大字报后表露自己观点挨打的。

    我有时间到任大姐家去坐坐,任大姐就是任德芸,她也是“右派”,摘帽后在医药公司上班。她上班去了,丈夫何仁恒在家。何仁恒原也是国家干部,现在是街道搬运工,他知道很多文化革命的来龙去脉,向我谈当前形势,谈各派斗争,他有文化,报纸又看得多,所以知道的事也就多了,不像我,如山洞中走出来的人,没见识。

    靖辉请好了产假,我们一道回了家,母亲格外高兴。家里为新出生的孩子作了许多准备,母亲积累了近百个鸡蛋,七只大母鸡,靖辉自己将糖、黄花一次次买回家积累着。比一般农村妇女准备得充分些。

    1966年10月31日,这是农历九月十八日凌晨四点多钟,靖辉临产了,接生婆是高大娘,母亲忙里忙外,烧开水,清理旧衣包布,靖辉躺在床上,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没大喊大叫,脸上苦苦地皱着眉,头上冒着串串汗珠,可以看出她强忍着疼痛。孩子生出来了,她的手松了,舒了口长气。孩子很健壮,她非常欣慰,全家非常高兴。特别是父母双亲笑嘻嘻的,这是他们的第二个男孙,去年年底,扬先弟生了海波,现在快一岁了,这海波非常聪明。

    可是我这孩子出生后没奶吃,当时没听说可以吃牛奶,可能是没处可买。只有一种奶糕替代乳品,母亲用了很多土方子,靖辉吃雄鸡睾丸、鹅脚板都没用,始终没有奶。

 邻家梁竹青的妻子也生了一个孩子,奶子吃不完。到他家去讨奶子吃,梁嫂子也同意。晚上将孩子抱去,清早抱回来,因她要出工,这孩子饱一餐、饥一餐,养得不好,这孩子就是“汤冰”。

 这时,靖辉厂里正在“闹革命”,大部份人出外串联,第二年正月她才回厂。

(十)“反击右倾翻案风”

  靖辉要返津市了。我准备了一担箩筐,挑着孩子和衣物从罗家嘴经过,顺便去看看双目失明的婶娘。她的一位邻居也生了一个孩子,奶吃不完,还胀得疼,婶娘说将孩子留下来,让这女人喂奶,跟这女人商量后她同意了。

  靖辉将孩子送去交给那女人。她回到婶娘家,当晚一晚未睡着,挂欠得厉害。第二天一清早,天还没大亮,靖辉将孩子抱了回家,又是亲、又是吻,像宝贝失而复得般感动。这是一位母亲的爱。

  这时天下着牛皮凌,大河沟渠都结着厚厚的冰。天很冷,土路光滑坚硬,我袜子上套着草鞋,挑着孩子到了南县。因凌还是没船,第二天继续走路,天虽冷,我挑着孩子却冒着汗,这年我迎来35岁,力气正好。经过三天溜溜滑滑的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津市。

  建华机械厂只有少部分工人在上班,造反派还在贴大字报,互相攻击。你刚贴过,他马上将你贴的覆盖。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有本领。看大字报的千万不能带观点,否则你有被砸烂狗头的可能。

  开始我对大字报有新鲜感,后来觉得千篇一律都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谁又把毛主席怎样了呢?强词夺理的内容,粗俗野蛮的词句,砸烂狗头之类充满纸上,人类进入到一个极端野蛮、互相嘶咬、残忍卑劣,以斗为乐的时代。与禽兽无异。住了几天后我别了妻儿回到了农村的家。

   这时,华容正在闹平反,坝上、注市口镇都有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群众见了我都送恭喜,好像我马上会被平反似的。华容有位万铴之,他是华容原县委书记,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在农村他的口碑甚好,群众传言说他能言善辩,有才华,生活朴实,爱老百姓,同情百姓痛苦。他看到群众饿得患水肿,他下令拆掉食堂。他平日农民打扮,爱提张网在河里打鱼,打了鱼在农民家煮了吃,吃完丢几毛钱伙食费扬长而去。

   现在万铴之组织平反。平反“右倾机会主义,平反右派分子”,他是总司令,在他的组织中有位叫石他山的,还有位叫陈铭德的。

  这陈铭德在部队是一位排长,他在部队鸣放时说要改掉战士的船形帽,被划为“右派”,石他山将陈铭德的这一事实编成一本小册子--《船形帽已改,“右派”帽未摘》。大家传说这“右倾机会主义与右派份子”是刘邓路线迫害好人,毛主席正确路线要平反。

    实际上,谁倒霉,坏事就往谁身上堆,当时刘、邓是最倒霉的时候。这也是当时的潮流、风气,打死老虎犯不了错,更犯不了法。

    这时杨林大队治安主任胡云蛟官复原职,原先批斗他,说他是“阶级异已份子”,都是假的。他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这次恢复治安主任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对我特别客气了。大概他领教了受冤屈的滋味。

    他几次来我家,劝我去申诉要求平反。我说平反的事看看再说,怕搞得不好又挨整,他对我说:“不要紧,我负责。你不要参加任何造反组织,就没有问题。”

    当时杨林墟场有些“天掉户”或者是“添调户”住在墟场。在墟场工作吃不到国家粮,在农村又没户籍和田地,粮食布票都是黑市买,这部份人生活比较紧迫。他们要去县里解决户口,也邀我一同去,我也就同去了。

    我到了华容县城,表弟贾玉山在华容,他看了我写的材料后,替我油印了几百份,我找到了万铴之、石他山。他们在县招待所办公,房间很秘密,我转了许多弯,绕了很多圈才寻到他们。万铴之接见了我,谈了一阵,他说“右派“必须平反,这是刘、邓路线的迫害。但你是津市的,要回原单位去闹革命。并为我开了一张路条,路条上写着“望沿途革命造反派给予支持。”我也很想去津市看看,因那里有我的妻儿。

    我到了南县,就看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张布告,《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乘机翻案》,我冷了半截腰,已经到了南县,还是要去看看老婆儿子啊。

    我的翻案材料,基本未发出,也没去粮食局。在建华机械造反派头头中,谈了此事。这些人似乎也懂理,以“莫急,运动后期,会有个甄别的”等来安慰我。

    津市的“右派”也在闹平反,看了中央文革这张布告后平反一事就偃旗息鼓了。我在任德芸大姐处听说省里来了个“右派”,是省团委的龚德本,还有本市的宋廷喜,活动很激烈,现在也熄火了。

    一天老同事陈长庚见到了我,兴奋地说:“你来得正好,高绍贤等几位同志说要筹点钱给你,接你来平反啊。”我说:“不行了啊!中央文革有文件。”他说:“总会平反的,哪有动员人鸣放了又整人的?莫急。”他请我与靖辉第二天在他家吃中饭,菜很丰盛,在当时物质缺乏的情况下,弄那么多菜是尽了力的。他妻子刘月英也很热情,她告诉我粮食局的一些人和事。肖生琴后来调到公安局去了。打击流窜犯时他将一个“流窜犯”打死了,晚上悄悄地抬去埋掉。这“死人”后来又活了,还没死,其实埋的是活人,这人从土坑里爬出来了。这“流窜犯”是有来头的,他从河南来,儿子在广东某部队当团长,这位团长来到津市追查责任,如不严惩凶手他不走。最后肖玉琴判了三年刑,据说他从牢里出来后到了石门……”

    第二天我去湖拖看了高绍贤,张启也在那里,一同在湖拖食堂吃饭,还加了点菜,高绍贤安慰我“小汤,不要急,这种事会要平反的。岂能要人说,说了又整人家?”

    张启也说:“耐心等吧,现在闹不得啊。”

    这时孩子交王贞则的母亲袁家婆婆带。这位老人很善良,带得非常认真,但孩子没母乳,营养跟不上,总是长不好。

    我要回华容的家了。靖辉要我在家安心等待,暂时不必去活动,毛主席是伟人,他宽宏大量,说了几句话不会死缠着不放的。

    我在津市住了十来天又回到农村。我向胡云蛟汇了报,他很客气:“不要紧,等着吧。”

    几个月后,反击右倾翻案风从北京吹到全国各地,也吹到了我家乡。墟场柴壁上贴出了标语,那阵势很是凶猛。这是要寻“靶子”批斗的,我暗暗有些胆怯。我去了华容县又到了津市,还印了一大叠材料,罪证是有的,但没斗我。

    斗谁呢?斗了一位女人。这女人在解放前被国民党驻军连长纠缠,共同生活了两个月。后来这位连长同部队走了,丢下了她一直没有音讯。她便成了伪军连长太太,被管制。她觉得冤枉,找大队干部诉说。她没文化,也没写材料,这次成了右倾翻案风的“靶子”,将她在全大队群众会上斗了一场,算是向上交了差。

   在胡云蛟及乡亲们的关照下,我躲过了这一关。

 (十一)胡先庸的惨死

  十月,靖辉寄来一封信:

    “……冰儿还是袁家婆带着,没奶吃的孩子总是长不好。我要上班,也没管他多少。现在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很激烈。我不能老守着孩子。9月12日,我厂造反派去白洋湖打了一仗,是荷枪实弹,我厂死了七位同志。造反派喊着口号‘要为革命烈士报仇!’看来还不会结束。七副棺材摆在营业厅,横副标语贴满一屋。非常悲壮,也非常可怕。母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儿子哭爸爸,悲惨啊!造反派群情激奋,摩拳擦掌。

厂里胡先庸书记,你还记得他吗?就是你说他不像一般官僚傲慢跋扈,对你这样的人也谦恭、礼貌的那位。他成了“罪人”,好像这七个人是他“杀死”的似的。造反派以斗他泄愤,胡先庸披麻戴孝,日夜跪在灵前。造反派时不时敲他几下,踢他几脚,真是可怜极了。又不给饭他吃。一个晚上吃夜霄,有人偷偷乘碗面条给胡先庸,大概是饿急了,他狼吞虎咽吞下肚去,呛得鼻涕眼泪直流,这面条又从胡先庸口里、鼻孔里溜了出来,惨不忍睹。我吓得躲了起来,止不住自己的眼泪。

灵柩停了七天,送这七位“烈士”上山下葬,我厂七副棺材,还有其他几个单位五副棺材在大街上游行。鞭炮声、口号声,旗帜招展,大部份厂已停工送葬,那悲壮情景,史无前例,胡先庸披麻戴孝跟着灵柩,棺材落下休息喊口号,他就像孝子跪着。

到了山上,他一直跪着,如孝子贤孙,造反派仍不解恨,又砍他一锹,头上冒出滚滚鲜血,有人用泥土将血堵住。真吓死人啊,把人己不当人了。有的人,特别女人吓得一脸哑白,悄悄流泪,恐怖极了。造反派又喊起了口号:要为烈士报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

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挥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牢记阶级仇!

狠斗走资派!

我也搞不懂,革命为何如此革法。不久胡先庸就被残酷地折磨死了。他的妻子姚美玲听到此噩耗,晕倒在地顿时嚎啕大哭,被造反派责令不准哭,姚美玲眼睛痴呆,嗽嗽抽泣,眼泪一串串滚在脸上。这无声的眼泪,更使人感到凄然!惨然!

我们厂一个月之内,八条鲜活的生命就如此消失了。派性斗争还未停,看大字报也有被打的。贴大字报互相覆盖,发生斗殴的事天天有,打得头破血流,可是他们都是喊“保卫毛主席”,我不知谁把毛主席怎么了?他们争着“保护”。

胡先庸死后,造反派到了人民医院,召集医生开座谈会,勒令医生写死亡鉴定材料:“胡先庸脑溢血死亡,属正常死亡。”

你在农村,这样的场所不要去。我将情况告诉你,免你惹祸上身,这是个不讲理的野蛮时代,全国都一样。

冰儿反正没奶吃,我想送他回家,请妈妈带不知可否?

这封信不要给别人看,怕生出祸端……”

    我看了这封信,首先想到的是胡先庸。他每次见到我都非常客气:“老汤,到办公室去坐坐,有报纸看。”他知道我的身份,我礼貌地谢绝了他。这种礼遇,自我被划右后很难享受,我从内心感谢他对我人格的尊重。造反派为什么如此恨他不得而知。

    造反派称七名死者为“革命烈士”。谁又是“反革命”呢?白洋湖那边也死了人,他们也是“保卫毛主席”,他们也会认为,他们的人也是“革命烈士”?这些事说不清。

    这30年来,先是日本鬼子的侵略,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千万计的中华儿女倒在血泊中,这死得其所。四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打中国人也算死得其所,为人民争天下。天下争到手了,地主打倒了,反也肃清了,为什么要自已打自己,为何不休养生息,我想国人如果都亲如一家,和睦相处,不以斗人打人为乐,共同建设国家,使家庭富裕,使国富民丰,人民讲文明,那是多好啊。难道不这样就会变封、资、修?这样互相争斗,互相打死人,砸烂国家资财、就能反修、防修?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穿什么?吃什么啊?我这些想法无处交流。只能一人想想,也不敢交流,只能烂在肚子里,没有议论,也不敢表露。

    我沉思,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造反有理。”造反怎么会有理呢?造刘少奇的反有理。假如造毛主席的反呢?有理吗?彭德怀只是如实反映了一些农村的情况,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动员帮助党整风,你一开口帮助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杀气腾腾,弄得有的“右派”分子家破人亡,这还不属“造反”之列啊?!

    毛主席说的每句话,又像“很有理,很民主”。他说:“只有国民党才怕人民批评,我们不怕。”他主张学生斗老师,儿子打父亲,只有阶级亲,儿子与父亲各是什么阶级呢?现在造反又串连,互相斗殴,枪杀械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为什么呢?

    我反思,是我思想反动么?是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认识不清么?是立场问题么?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英明领袖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指挥的,能容我这小人物怀疑么?能有异议么?


(十二)在修堤工地上

   我从副业队回到生产队。秋天秋修,冬天冬修,上堤担土,舵杆洲抬石头,柴山砍柴。处处都有我的脚印和汗水。

    洞庭湖水落了,舵杆洲露出水面,我们撬这里的石头抬上船,运到修闸工地。这舵杆洲是洞庭湖的一个人工岛,何年何人修建没有记载,只听说原来来往船只在这里常遇大风,船无处下锚停舶,被大风打翻,船毁人亡。有人做好事,在这里修一人工岛。这岛是用长方形麻石砌成的,这些麻石凿成一定的规格,用生铁码子一块套一块,连成一个整体,没有用石灰泥浆之类填充。大风大浪是推不散的。

    解放后,附近几个公社修闸修剅口不断将石头运走,如今,只有在冬天枯水季节,才能见到舵杆洲了。洪水期已无法靠船了。

    我们五人一只船,荡着桨向舵杆洲进发。到了目的地,四人开始抬石头,用千斤杠撬棍撬,一块麻石两、三百斤。抬石头虽是粗笨的力气活,但四人要配合默契,喊着号子,合着脚步,脚踏实地、稳稳当当,小船晃摇厉害,一人扶着船沿、缓缓将石头抬上船。打伤脚,扭着腰,砸破手指也是常事。有时脚踩在水中,冻得刺骨。石头抬上船后,大家坐下来,抽支烟,然后将带去的饭吃完。肚子饱饱的,荡着船到建闸工地,一天运一船,这洞庭湖里的舵杆洲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上堤担土,是年年必须去的,有时是旧堤复修,旧堤加大加宽,有时是修建新垸,洞庭湖淤一点,就围一点。钱粮湖是58年修的。我1965年回家,离我家在2华里就是洞庭湖。后来围垦修成垸,继而新洲农场、团洲农场,向洞庭湖中心进发,离我家20余里都是农场、垸子了。

    这修堤民工,都是公社社员,自带粮食、工具,包括易耗品箢箕子乜。政府没见任何补贴,一上堤就是两个多月。生产队的粮、油就是在堤上吃完的。箢箕子乜这笔开支也不小,所以生产队本来穷,这些劳役使它更穷。

    回忆1949年我住的昭福垸(就是现在的幸福乡杨林大队与新民大队,中嶺大队),溃垸了,土棚招人,是自愿去的。当时我17岁,也进了土棚,当了名士佚子。那是老堤修复,每天出工后,堤务局来人点名,查人数,按人数发口粮开一张粮条,到堤务局领口粮、领菜金。这些土佚子也聪明,在甲棚点过名,迅速派几个人去乙棚点名,这样互相串通,多领钱粮,我十天半月还可以分几斤糙米回家,养活老小。

    修新洲农场我去了。就地砍芦苇搭棚,土棚一个挨一个,一个生产队一个棚,离土棚约10米多远处,挖一个水坑,吃的用的就是靠这坑浸水。再远一点的地方又挖一个坑是厕所,用芦苇围起来,男女民工在厕所方便。大雨天,两坑水相连,工棚也潮湿。雨一停又叫喊出工,当时的口号是:“小雨当无雨,无雨当睛天。”早晨天未亮出工,晚上断黑进土棚。晴天吃干饭,雨天吃粥,菜只是萝卜或白菜,有时萝卜白菜供不上,就是朝天椒熬汤。那工作量,那生活只有中国农民才能忍受。

    除运粮运菜的外,不能回家,也不洗澡换衣。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队上的李四爹、龚炳文还常说:“这还是好的啊。修钱粮湖才叫真苦。天没亮起来挑土,晚上放卫星到半夜,肚子饿得不行。放过卫星有的人还不睡觉,到挖过红薯的地里去捡漏挖的红薯根吃。谁又将泥洗干净了啊,身上一揩就啃起来。”他俩还说:“易先志捡红薯根耽误了睡觉又喝多了水,一觉睡了没醒来。听到出工号声他爬起来,啊呵,裤子尿湿了,他脱下裤子在伙房灶门前烘烤。姚正林是支部书记,一看易先志没来土塘里,一查他在灶前烘火。姚正林将易先志拖到土塘罚站,易先志穿条单裤,站在北风头上,鼻涕流一尺多长,人冻硬了站不稳了,才没要他站了,现在饭还基本吃饱了啊,比修钱粮湖好啊。”

    大队干部不担土,只是督工,监工。贫协主席黄德元非常积极,他在工地督工,没天亮就吹响了哨子。一次在挑土时,天下起了大雨,民工们一个“啊呵”向工棚跑去,他站在路中间,摊开双手喊“不准跑!不准跑!”民工们不听他的向工棚蜂涌而去。大家跑尽了,我也跟在后面往工棚跑,他拦住我:“汤烈辉、不准跑!”我觉得他太愚蠢。也回敬了他一句,我大声喊道:“都跑了,我一人在雨中也把这条堤挑不起来!”他这才让我跑过去。

    除担土外,冬天到柴山砍柴。这砍柴是老弱去的,我也去突击过。洞庭湖的芦苇也不是随便可以砍的。要出钱,还要分配,在柴山砍柴人数少,较自由,生活好安排,晚上有火烤。白天在芦苇中砍柴,再大的风,也吹不着,暖和。我砍柴技术不熟练,一次一刀砍在小腿上,裤子都被砍破了,我“唉哟一声”用手捂着,顿时左脚腓骨一条寸多长的口。同伴知我砍了脚,要我撒尿到伤口上,再用芦苇花敷在伤口上,撕了一块衣上的布将伤口包上,休息了一阵,血凝固了一瘸一瘸的又砍起来。

    砍完柴,要运回家,这是三九寒冬,滩干、水浅,将柴担到河边,再背上船,扎成柴帮子运回生产队,行船靠背牵,遇上浅滩要下水推船,脚踩在水中毛血孔冻出血来,这样辛苦将柴运回生产队,分到各户。一个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这柴,集中在一起很多,分到各户就少了,所以,年年家家户户,不只是没米煮,没油吃,也没柴烧。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民的生活状态,并非我一人如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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