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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四部分:遣送返乡(二)


(五)今晚的月色最亮

   1965年农历五月十四是我的生日。十三日晚上扬先弟对我说:“明天是哥哥生日。你回家三个多月了,靖辉姐(他喊嫂嫂为姐)为什么不回家看看呢?”

    我告诉他:“我们已离婚了,原计划复婚的。”

    “可否复婚呢?”

    “原约定我出狱后,我到她那里去复婚,可是津市不准我入户。”

    “她现在同别人结婚没有呢?”

    “我回家前一个月到了她那里,我身上的新衣都是她替我做的,她还是一个人,她为我的户口到处奔走,下了很大力气。现在的情况如何,还不知道。”

    “哥哥,你已满33岁了,你明天去津市看能否同靖辉姐复婚?如何?”

    回家后,在父母兄弟的亲情抚慰下,我对靖辉的思念,已经沉淀下去了,扬先弟这一说,我心里又泛起了涟漪,恨不得即刻飞到她的身边。

    当晚,扬先弟为我到大队开了外出证明,当时大队会计是熊保桢,他是位好心肠的正直人,很顺利将证明开出来了。扬先弟还给了我十几斤粮票和十多元钱。他说:“钱、粮带得宽松点,如不能复婚,你可住旅社,到饭店吃饭,也不寒酸,玩几天也不要紧。”

    五月十四日动身了,十五日到了津市,我到了靖辉哥哥陈敦义家里,正遇上她侄儿绍安。他带我去找陈靖辉。当时陈靖辉在夜校上学。她走出教室,见到我,非常惊愕!似乎是一种惊喜,我更是高兴。

    当时夜校在现在“三完校”,我们慢慢向后湖走去。我急于想知道她的情况,我又不会拐弯抹角,也想不出恰当的话来,干脆直截了当道:“你还是一个人生活呀?”

    她苦笑道:“不是一个人还是几个嘞?”

    这句话使我高兴极了:“那好!那好!这就好了。鸟儿还在现窠里,没有被猫拖走,也没飞掉,好啊!”

    她被我的激动感动了。在微弱的路灯下,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我们走到了后湖,当时的后湖是一片荒野。夏日晴天的夜晚,月光如洗,晚风徐徐,虫儿、蛙儿、蝉儿的鸣唱互相呼应,此起彼伏,一派生机。我如一个在雷雨天误入沼泽地,不知路在何方正艰难地跋涉着的迷路人,忽地,雨过天睛,被亲人找到,拉着手走出了险境的感觉。我的心情很好,甜滋滋的,有初恋的感觉,我搂住她狂吻。她温顺地接受我激情的爱,她依偎在我胸前,我紧紧地搂住她,她说:“我听到了你的心跳声。”我急切地说:“我们迅速复婚吧?”

    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又轻轻说道:“我要去问问菊哥。”

    “这就不必了。自己的事,自己作主,问他,他绝不会同意。”

    “他不同意,我也决定与你复婚,但不告诉他不好。”

    这句话给了我一颗定心丸,我的底气更足了。

    “那就去吧,让我同他谈,你尽量少说话”。她点了点头。

   我们从汪家桥转回来,来到政府招待所,就是现在的韩石巷口,在招待所门前遇着了陈敦义。陈靖辉向陈敦义打招呼:“菊哥,汤烈辉来了。”

    陈敦义“嗯”一声,望了我一眼,并没停下脚步,径直朝前走去,我抢前一步,“陈主任,请慢些走,我有话说,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谈谈吧。”陈敦义当时是招待所所长,故我称他官衔。

    我们走到招待所的大食堂,在饭桌边坐下来,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同你妹妹商量好了,决定复婚,希望你成全我俩。”我不卑不亢,理直气壮,因我吃了陈靖辉的定心丸。

    “嗯、嗯,你,你在农村又不能上街来,靖辉一个人在这里,多不方便。你在农村另找一个不是很好吗?”

    我料定他会不同意。我说:“我与靖辉的复婚,这是两人感情问题。不是一个物件,可随意丢弃,随意取舍,随意换来换去。这样的话会留下终生的遗憾啊!”

    他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口中“嗯嗯”,是表示不同意。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使人满意的答复。更不会说祝福我俩幸福的话,我干脆快刀斩乱麻,站了起来。

    “陈主任,我与靖辉已请示你了,明天我们就去华容办复婚手续。”说完,我拉着靖辉的手,走出了招待所。

    出了招待所,迎面一阵清风吹来,令人爽快,我吐了一口大气,不管陈敦义态度怎样,总算闯过了一大关,他答不答应是无关紧要。只要陈靖辉不被威胁吓倒,心诚意坚就万事大吉了。

   今晚月亮最圆、最明亮,星星闪烁,牛郎织女星在跳跃,我仿佛听到她们在呼唤,看到他们在招手,群星欢笑着。这夜,是农历五月十五日,多好的月夜啊。

   

(六)破镜重圆

  我俩到了陈克英家。陈克英与罗继保夫妇知道我们的情况,也非常高兴,并为我俩腾出了一间房。我与靖辉在此过夜。

    第二天,靖辉到厂部请了假,开了复婚介绍信,这张介绍信的内容我还记得清楚,大意是这样的:

    我厂职工陈靖辉决意与“右派”分子汤烈辉复婚,我们多次做思想工作,劝其划清政治界线,无效。只得同意。

此证。

津市建华机械厂(盖章) 1965.6.15

    这样的证明文本,全世界难以寻到。如此件尚在,收藏家会出高价收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企业,对本厂职工婚姻政治岐视的一个见证。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品,我拿着这张东西一看:“可以,行!”我不在乎你怎样说,怎样贴“政治标签”。只要你说明我们两人是自愿复婚就行。婚姻法规定离婚自由、复婚自由,我们复婚是合法的。我不指望别人替我们送恭喜。

    农历五月十六日,这个晚上,我俩未睡,在靖辉宿舍里坐了一阵。去了侯船室,零晨四点上船了。一声汽笛,载着一对分割五年多的恩爱夫妻,向急流中驶去,顺流而下,水声潺潺,波浪拍打着船舷的声响促我心潮澎湃。我感到我还是幸运的,遇上了一位坚贞女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我复婚,这要多大勇气啊,敢于抵制单位的政治压力,敢于违抗兄嫂的意愿,要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甘愿受苦受难,甘愿入地狱也要守住一个“情”字,守住一个女人本分--坚贞。如果一般女人,是绝不会如此选择的。

    我问她:“你为什么选择与我复婚呢?”

   她说:“我也很矛盾。我真希望你先成家,那样我就放心了。我知道,阶级斗争之残酷,有历史问题的人,难有好日子过,你又在农村,城市与农村差别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农民在这个社会是“下等公民”。你看,农村一位漂亮女子只可嫁一个残疾或弱智的城里人,一个户口将城市与农村隔成天壤之别。城市人普遍瞧不起农民。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太穷,太没有自由,他们的智慧不得发挥,我害怕农村的贫穷,又牵挂着你,如你忘了我,另找了一个女人我就心安了,我的良心上也过得去了。--你既来了,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她停了一会,“几年来,我总是牵挂你,也丢不开你,人究竟不是动物啊,我下定决心与你同艰苦、共患难,终其一生。”

    听了她这番话,我沉默着。话很朴实,也很真实,对现实也看得非常清楚,她也看出了农村的现状,以及社会的艰险,只是感情上难以割舍,良心不忍丢弃我,才毅然决定复婚。

    

船到了茅草街,我们上了岸,又上了开往南县的船。晚上在南县大同旅社住下。那时我吸着用叶子烟卷的喇叭筒烟,喉管老是痒痒的,要咳嗽,又咳不出来,靖辉帮在我喉头按摩,我感到幸福而甜蜜,又觉得青春在磨难中耗失,眼泪情不自禁地悄悄地流。她感觉到了湿润,轻轻安慰道:“过去了,不想它了,慢慢会向好的方向变的。”

    怎么好法?心里没底。农村经济状况、劳动强度以及我的处境,怎么也乐观不起来,靖辉不顾各方压力宁受社会岐视,毅然奔向我的怀抱。我的心情怎能宁静?怎不受感动而泪流?我将来会为她带来什么呢?是幸福?是灾祸?难预测啊!

    回到家里,父母十分高兴。母亲拉着媳妇的手,结结巴巴不知说些什么。扬先为嫂嫂的回家忙前忙后,父亲找来几捆芦苇,着手在厨房后面为我间了一间一米多宽的房屋,邻居老老少少来了一大群。因他们早就认识她,七年前她在这里教了半年书。而她人缘也好,男女老少都喜欢她。61年送小波又来过一次。

    回家的第二天,我和靖辉去了公社。将我和靖辉离婚时的信件也带去了。

    民政秘书钟明跃是我少年时的朋友,他家住在一甲剅口,父亲是位兽医,岳父胡西河住在月亮洲时是我家的邻居,开家南货铺。钟明跃订婚时只十二、三岁,常来岳父家玩。他文质彬彬,不像一般孩子野。他一到岳父家,便马上去找我,四十年代的少年,口袋里常装着一叠铜板。这些铜板当时社会上已不流通,五十文的最多,用铜板“打波”。这是一种游戏,有输赢的,钟明跃输了不赖,很讲规距。少年时的朋友十多年不见,久别重逢感慨很多。08

    这时办公室没其他人,他无顾忌地表达情感。他认真看了那些信件,连连说:“恩爱夫妻不应拆散啊,有情人应白头偕老。”他马上为我们写了复婚证。我和靖辉都非常高兴。几年的离散,这块破镜终因得到修复而又重圆了,我们挽手而归,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日子。

    只有经过苦难离散,才知道爱情甜蜜,在患难中方可见真情。失而复得,更倍加珍贵。

    时间过得真快,靖辉要回厂上班了。我送她到南县,又在大同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送她上了去茅草街的船。依依惜别,我望着船儿启动,缓缓离岸,她站在船边,我俩互相瞧着,船速加快,浪花在岸边滚动,吐着白沫,船越行越远,浪花平静了,船儿在视野中消失。我记忆起李白的一句诗:“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我踏上归程,生出许多思念。七年多来,我为她制造了许多悲痛,我的入狱,女儿小波的死,夫妻离散。从她去探监到为我奔走户口。看尽白眼,受尽岐视,经受无尽的精神磨难,到要复婚时兄嫂阻止,单位威胁,她毅然不顾,走到我这穷困且被管制的贱民身旁,为何呢?情,义,良心啊!今后会如何呢?会为她带来什么?还难料啊!


(七)“忆苦思甜”

   我送靖辉回来,天气热得很,我走进我的这间柴壁小屋,总共不超过五平方米,心里感觉空荡荡,像是缺少了什么似的。

    天气闷热了几天后又下了几天大雨,不能出工。我用毛边纸写起了毛笔大字,几天写了一大叠。父亲为我间隔的这间房,还未用泥粉抹,我和了一点浆糊,将字纸贴在墙壁上,显得整洁、干净。我也可心欣赏自己的书法,一举几得。

    农村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第一批工作队刚走,第二批又来了,他们是来抓革命,促生产,抓阶级教育的。要清理阶级队伍,混进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要清理出来,该关的要关,该管的要管。

    我是被管对象,很多会不参加。但在标语口号中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回事,每次运动,农村四处贴标语,供销社的宣传纸有时还脱销。另外,在田间劳动时农民的谈论也知道运动的进展情况。

    听说原治安主任胡云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绳捆索绑在大队开大会批斗,接着又开始了“四清”,还说他是有“四不清”,又是斗、又是打。这些我未看见,都是农民在谈论时听到的。

 这“四清”是“算干部的账”,生产队民兵排长,也要查。得罪人多的就倒了霉,有人乘机出口气。在开批斗会时,动手打两下不稀罕,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

    这时“一切权利归农会”,农会处理一切事物,大队最穷的就有资格当贫协主席,“穷光荣”在这个时候就兴起来了。大队选了八队一位姓彭的当贫协主席,大家尊称他为彭主席,名字就没被人注意了,据说这人懒得出奇,可以整天睡大觉,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且他的壁也不完整,几个大洞,狗经常进进出出。

     现在他当主席可威风了,人人恭敬他,他可以将大队支书、大队会计喊来训话,可以臭骂他们一顿。大家也畏惧他,“四清”将要结束,这彭主席不知为何没当了,换上了一个叫王德元的当贫协主席。这彭主席还是去睡大觉了。

    胡云蛟被斗,四类份子安静了一段时间,他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顾不得找四类份子麻烦了。

    这时清理阶级队伍轰轰烈烈。写村史、写家史、忆苦思甜、吃忆苦餐、写诗歌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人要写诗,个个是诗人。所谓全民写诗。这些我不必劳神,四类份子靠边站,免得写出毒草来,吐出毒箭来。

    一次,大队开忆苦思甜大舍,煮了一大锅野菜,叫贫下中农“忆苦”,贫下中农代表重点发言。请了黄一新的娘上台讲话,这黄大娘当时60多岁,干部已告诉她怎么说,到时候要伤心流泪,要嚎啕大哭,越伤心越好。黄大娘连连点头,“晓得嘞,晓得嘞!”这日,社员们各端着一碗野菜粥,皱着眉,哭丧着脸,作忆苦状,黄大娘上台了,开始发言了:“我同我老倌子从湘乡下华容,老倌子一担箩筐,挑着被窝行李,我背了我家一新,身无分文,一路讨米下来。路上又有恶狗咬人,苦呀!不过,还是好人多,讨米讨饭讨得到啊!白米饭啦,每天也吃饱了。我们就到这昭福院安了家……最苦的时候呀,还是大跃进,办食堂的时节,饿得吃树皮,讨也没处讨,也不准外出讨,我老倌……我老倌……”她嚎啕大哭起来,“我老倌得了水肿病就死了。我的一新,饿得皮包骨,还讲不得饿呀,干部还扣人饭啦……”说到这里,贫协主席跑上台来,要黄大娘“不说了”。黄大娘将要说的话刹住,眼睛四顾,她还不知为什么她说得好好的,不要她说了。

    这次忆苦思甜留下了笑话。农民在出工中谈起,并创造了一句歇后语:“黄大娘忆苦思甜--唱反了调。”

    这黄大娘还有笑话故事,妇女常在田间谈起,食堂拆了,饥饿还没结束,黄大娘在队屋,抓了两把稻谷.放在口袋里,带回家中,灌入酒瓶里,用竹棍不断地插,将谷壳插成粉糠。将瓶中米、糠倒出来,连同藜蒿根、蓼草根(叫蓼米)熬成了粥,这粥里有了一点米,觉得很稠很粘,为了夸耀她的粥熬得好,她端着这碗粥到处宣扬,说“粥熬得好香”,她端到胡三婆跟前:“看看,今天的粥多好呀,粑粘的,香喷哒。”这胡三婆将嘴凑过去,手将碗一转,喝去了半碗。黄大娘急了,将碗夺回来:“我只要你看看,你伸嘴就喝去我半碗呀!”他逢人就说胡三婆“嘴馋”,一口喝完半碗粥。


(八)“梅花从天上长下来”

   大队有个副业队,每个生产队派一人去砖厂扮砖烧窑。我们生产队派了我,这砖厂厂长兼技师叫李伏生,是从别的大队调来。此人职业是烧窑,但自己从不动手做事,拖鞋穿袜。大部份时间是打牌赌博,嫖堂客,十足的二流子。

    他同大队干部打得火热。后来大队干部靠边站了,一切权利归农会,他又同贫协班子火热起来。他跟风特快。我到砖厂后,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他的阶级界线划得非常清,总是设法寻找一点麻烦。幸喜此人在砖厂只搞了几个月就调走了。

    后来砖厂肖紫林当技师,李则仁当厂长,这两人通情达理,人也善良。以后十余年我基本在砖厂,砖厂工作很苦,是用手模扮砖,一个晴天要将两立方米的土挖碎、挑水泼湿翻锹两、三次,然后用木模印成一块块的砖,一次端四块到地坪晒。半干后,又上捡子拍打整理,一天下来,腰酸背胀。上窑更厉害,担到十几坪,最后四十多坪的窑上,一担砖挑上去犹如登山,精疲力竭。

    在这个时候,我常被派往大队部和生产队布置俱乐部,在墙上画宣传栏。大队部画了生产队画,这是干部的政绩,俱乐部办得好,各项制度建全,能抓革命、促生产。我也乐意去画,沉重的体力劳动后,去画几天,修养一下体力,松松筋骨。

    杨林所墟场,这里住的大多是工商户,我家五八年大跃进后,转为农村户口,仍住在墟场,杨林墟场等于一个大队的建制,但它比大队富裕。河里有机动船跑运输,岸上有竹、木、铁手工合作社,是吃国家粮的。他们不需担堤、防汛,赚的是现钱,而且.件件产品都紧俏。常住在这里的农户羡慕死他们了,农村姑娘都想嫁这里的青年,那怕是墟场一个弱智,也可以找一个农村健全姑娘。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差别之大,可想而知。

    墟场也要建一个俱乐部。墟场负责人同工作队一个姓周的同志来到砖厂,要请我去画。我当然当不了家,李则仁厂长说:“汤师父去可以,你们知道,他头上有紧箍咒。你们要负责,不让他担政治责任。”

    他们两人连忙说:“这个不担心,写什么画什么,我们安排,不会出问题,一切由我们承担。”墟场同砖厂协商,我去画,墟场付工资给砖厂,砖厂替我记工分,钱买肉打牙祭。

    牙祭是干什么呢?现在有人没听说过吧,就是改善生活,吃肉。砖厂一般是初一、十五打牙祭。就是说,一个月能吃两餐肉,一般在家的农民是享受不到的。

    在墟场交管站的墙壁上画了两个栏,正中用立体字写的“毛泽东思想红旗飘”,在一个栏上面画了三面红旗,栏边画一些小花小草,如梅、兰、菊、竹之类。画完大家非常满意,还组织群众参观,说是画得好。过了两个多月,又来了一批工作队,先是对俱乐部大加赞赏,表扬俱乐部办得好。后来,他们问这是谁画的?负责人如实说,一个姓汤的,原是国家干部,五七年划为“右派”回了家。

    这下麻烦来了。他们发现三面红旗不鲜艳,说是“右派”分子暗示“三面红旗变了色,”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当时“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的代名词。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方针政策,怎能变色呢?“三面红旗万万岁!”你说他变了色,这不是要翻天么?

    另一个栏目上角,画了一株梅花,他们说“这树从天上长下来”没有根,活得了吗?这是暗示社会主义是无根的树木。

    工作队通知砖厂,要将我喊去批斗,前工作队的那位周同志还没走,还讲天良,竭力为我担保。据说后来将他开除回家了,是阶级立场不稳。在批斗会上,要我交待罪恶。我说:广告粉画在石灰墙上久了掉色是自然的。那枝梅花不是整株树,只是一枝,如人在房子里,通过窗户从内向外看去,只看到横的一枝。他们不容你解释,喊起口号,

    我也真傻,这些年来,从反右、入狱。什么事能解释清呢?难道他们就那么愚蠢?他们只是要你这个“道具”,去演一场阶级斗争的戏,表现他们政治嗅觉灵敏,立场坚定,听伟大领袖的话,觉悟高罢了。你解释不解释都一样,等着挨斗就行。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是个善于演戏的民族。这点不假。

    他们也觉得底气不足,除了喊口号外,也说不出什么来,搞了一个多钟头让我回家了。

    我非常气愤,回家将几枝毛笔丢到河里,发誓永世不画了。

    杨林所的街上到处谈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说新民大队一女人锄草时锄掉三株棉花苗是破坏粮、棉、油的生产。而这个大队又是特派员王德香办的点。王德香发动群众对这女人进行批斗,查这女人历史,外婆家是富农,是阶级敌人。这女人没见过风浪,经不起这种“考验”,吓得跳到沟里淹死了。死后捞上来,装入棺材后不准入土,还要批斗。这女人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不准哭。因他母亲自绝于人民,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是对毛主席、共产党的不满。

    人们议论纷纷,有人在悄悄说,几株棉花苗逼出人命,也实在过了头。死了还不准入土,连孩子都不准哭,批斗死尸心也太狠毒了。

 说这些话的人是成份好,年纪较大的,否则不敢如此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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