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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四部分:遣送返乡(一)


(一)近乡情更怯

 从常德出发,车子开到益阳。在桥头车站停下来吃中饭,我急于要发这封信。打听到桥头有邮政所。我拿着这封信,在邮筒边找不到投递口,左摸摸、有瞧瞧,我听到身后一女人在说:“咯扎人是个乡巴佬,找不到丢信的邮筒口。”她哪知我在一个封闭的场所关了五年,比乡巴佬还要乡啊。对社会的变化,感到茫然,原先的邮箱,改成了立式圆邮筒,几年牢狱生活刚走入社会,使我怯生,与社会自由人,难以融会在一起。

    将信投进去后,我走进桥头饭店,买了一碗面条。坐到桌边,这送面条的人,使我大吃一惊,他也怔住了。手里端着碗,停下了脚步,我喊道:“魏怀德!”

    他轻轻回应:“汤烈辉。”

    这魏怀德,1953年我们一道调入津市粮食局。他是益阳市去的,我是常德地区粮食局去的,他到津市后,当会计股长。他的漂亮妻子曾壮飞也在会计股,他们婚后还不久,两人非常亲热,还有一个几个月的娃娃,保姆带着。不知他怎么又回到益阳来了,我问道:“你怎么在这里?”

    他似乎没有了先前的潇洒与大度,好像忧心忡忡,对我道:“下来锻炼,改造思想啊。”为什么改造思想,当然他不会说,我也不必问,要被改造,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小菜一碟,非常容易。

    我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他:“我五年牢坐完,刚从监狱出来,今天是回去的。”

    他也并不惊奇,只是摆摆头,神色凄凉,显出无可奈何之意。大概他已早知道了我的恶境,或者类似遭遇见多了,不以为奇了。

    在一个单位,几年的同事,久别后异地相遇,按常规,握手、捶胸、拥抱热情不可言表。可我们这次相逢,却没这种感觉。我刚从监狱出来,自卑的阴影还笼罩着,意志消沉,我猜想,魏怀德大概问题还未作结论,思想还有压抑感。所以谨慎、胆小,不敢表露情感。

    在那年代,人与人之间没有关爱,只有互相检举、互相攻击。在政治学习中,常说的一条理论“不左即右,没中间派。”没有一般人之间的互爱,只有阶级爱,阶级只是一个抽象的定义。抽掉了人的个性、情感,在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所谓“阶级爱”,也是不存在的。这“阶级”又是变动的,说你是资产阶级你就是资产阶级了,就站在敌对面了。我与魏怀德两个“问题人”,怎能亲密?

    晚上到了华容县城。货车走了,我同队长住进了旅社,第二天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开了一张证明--“劳改释放,接受管制。”

    从华容县城,到我家杨林所有70华里,没有车,要步行,下午我到注市镇舅父家。舅父在合作社打豆腐,舅母在刮柳条。见到我,舅母抹着眼泪:“这些年,没见到你,我们知道,总是出了什么事啊!”她走近我,拉着我的手瞧瞧,“比原先只是瘦了点”。她为我刷锅作饭,我坐在灶边,回答舅母的提问。吃过饭,我动身了,注市镇到杨林还有十五里。

    走到月亮洲,离家还五里路,这是我的出生地,叫丢包衣罐的地方。使我浮想联翩,儿时的人和事,一草一木,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1948年,我家从这里,迁到杨林所,离这只五里多路,当时杨林所是一个集市,这里有一条河,从藕池方向流来,注入洞庭。夏天,还有一条风帆船开往岳阳。现在这条河堵死了,成了一个水库,现在叫作隆西河。

    在月亮洲,我家住在河边,儿时的我,夏日常在河滩游泳,在大堤上放过牛,河边有座庙,叫观音庙,这座庙三个大厅,中间供着观音菩萨,东边是关圣帝君,西边不知是什么神,信男信女只敬拜观音与关圣帝君时才附带插上三根香,正同现代人,向什么重要人物送钱送礼时,遇着无关紧要人员,也仰着头,打个哈哈,敬上一枝香烟,敷衍一下一样的。

    这庙里,一年有三次庙会,农历二月十九、九月十九是观音菩萨生日,五月十三是关老爷磨刀,这日还会下点雨,叫磨刀水。这时要祭祀,还唱搭台花鼓戏,至今我还不懂这观音菩萨为何两次生日。

    这三大厅西面,有一个厢房,这厢房里办过小学,我在这个小学读过书。后来不知为何小学没办了,玩蛇的王头住了进来。这王头全部家当,有一个装乌龟的背篓,一根钓龟的长钩,一口缺了一半的破锅。一张酱油色的棉絮,再就是一条长长的蛇。

    我和我的小朋友常蹬在王头身边,老半天瞧那条蛇,也常被父母训斥“你同王头学徒弟去!当大叫化!”

    逢着十里八村的红白喜事,王头便出发了。带着他的蛇,背上几个布袋出去了。

    据说布袋越多,资格越大。站在喜家门前,吆喝一些赞美主家的吉祥语。可以吃上三、两天的剩酒残饭,一个圈再回到庙里,可带回半袋大米,他在这庙里,煮乌龟、炖狗肉,老远都闻到香味。

    我的家乡穷人多,最体面要算药铺吴先生,他有学问,乐善好施,没钱人买药可以赊,太穷的可以不给钱,后来,他的药铺开不下去了,就去教私塾。我在他的门下,读过一年“子曰诗云”。

    王头捉了龟,常卖给吴先生,但他并不是吃,是在大河里放生。吴先生放得多,王头也捉得多,因为这些在泥塘、土洞里藏惯了的畜生,经不起大河水哗哗冲洗。他在上游放,这些龟又在下游爬上岸,王头又将它们捡进篓子里。乡亲们常将吴先生“买龟放生”作为笑谈。

    乡邻们也不吃这东西,似乎一吃就与王头为伍了,视为下贱,如果谁家堂客偷了汉子,别人就指着他的背,骂“王八”,还株连儿孙为“王八龟孙子”。

    想起几十年的旧事,我倒羡慕起王头来了。他自由自在,无牵无挂,没政治迫害,也就没有恐惧,更没有大饥大寒,他也不管荣辱为何物。

    现在,我想当个王头而不得啊!

 天色还没黑下来,我要等天黑了再回家,我怕见乡亲们,我在月亮洲徘徊,正如贾岛所言:“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啊!

   

(二)亲情泪

  我在月亮洲旧地徘徊。我家原住的地基被水冲走了。大堤向垸内移了很多,观音庙也被拆掉了。吴先生的药铺地基荒草萋萋。所见的人,认识的极少,想必吴先生与王头都已作古。物不是,人也非,岁月沧桑,使我心情更为惆怅。

    我向杨林走去。杨林是一条由南向北的街,约一里多路长。解放前是一集市,有药铺,有几家屠坊,棉布店、杂货、南货、花粮行、“新世界”百货绸缎铺,一应俱全,客来客往,显得非常热闹繁华。

    这条河堵死后,成了一个大水库,开往岳阳的风帆船当然停了,昔日的繁华渐渐萧条起来。

    我家住在南街尽头。我要从北向南走去,这一走很多人会看见。会在背后议论。到杨林所,天全部黑了下来,当时没电灯,家家一盏煤油灯,谁也没看到一个惨败的游子,偷偷地溜了回来。

    杨林所整条街,除“新世界”及方家药铺两栋砖瓦房外,其余是柴壁茅草房。经常发生火灾。我家北面一截街,不久又被火烧了。我寻到我的家,家的上屋是一片焦土。

    我走进家门,父母亲坐在灰暗的灯光下,见到了我,忽地站起来,迎了过来,母亲哇地一声哭了,扑向我,将我抱住,她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上,我感到热乎乎的,父亲热泪盈眶,站在我的身边。

    母亲说:“八、九年没回家了吧?出什么事了呢?我天天在求神保佑啊,我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我安慰母亲说:“妈,别哭,现在不是没事了吧,我回家了呀。”

    父亲也强笑道:“回家就好了,回家就好了。”

    母亲牢牢地抓着我的手,她在颤抖,她像怕我再飞走,这时弟弟扬先从他的房间走了出来,拉着我的手流着泪:“你的情况靖辉姐告诉我了,我没敢告诉父母。”

    父母老多了,特别是母亲面黄肌瘦,我感到对不起他们,我是长子,不能分担家庭负担,还为父母增添许多忧愁与痛苦。

    母亲说:“我暗自着急,几年来人不回,又不来信,也没寄钱回家,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不然的话,你决不会这么不关心家庭的”。

    这个晚上,我们睡得很迟,说不完的亲情。我同父亲睡在一个床上,扬先弟也过来了,他要同我睡一头。我脱衣时,他看见了我的破绒衣。他将他结婚时他妻子徐爱华替他织的毛衣拿过来给了我。两兄弟睡在一起,他抓住我的手,我挽着他的颈,我感到枕头湿湿的,不知是他的泪还是我的泪。我心里问自己“不是梦吧?”

    第二天,下着小雨,我打听到治安主任住在子午港,离我家两里多路。第三天去了治安主任家,将那张释放证交他,他听说我前天回家的,问我昨天为什么不来报到?我说:“从华容走回,很疲倦没来。”他布置我每天写汇报送来。我没理他,过了几天,他来了,他批评我没写汇报送去,盛气凌人,我想他这是存心耍威风,如任他摆布,这日子怎么过啊。

    这位治安主任叫胡云蛟。我对他说:“胡主任,这里我搞不好,请你明天送我到劳改队去,我是从哪里来的,仍然到哪里去。天天给你送汇报,你不嫌麻烦,我却做不来。”

    这下他反被我镇住了。从此,他不提天天回报的事了,但还是不得安宁。我们这个大队有一个地主兼反革命,他在国民党时,在仁义乡当过副乡长,还有40亩河洲,此人叫谢大奎,当时已年近60岁。胡云蛟不断找他的麻烦,常将他喊到子午港去训话,他将我也喊去陪着。谢大奎立着,他坐着训话。这是反动本质,那是反动成性!当然,我也站在一边听着,同样在受辱。

   他安排五类份于每人在队上搞一丘“改造田”除草施肥,不计工分,要插上一块牌子竖在田里,上面写上“改造丘,”他想着法儿整人,故意在你痛处扎针,真是“小人得势,不可一世。”他这样做,一、他可以向上表现他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斗争抓得好。二、他不必下田做事,他在抓阶级斗争的大事,谁也不能干涉,带几个五类份子到自己队上斗一斗,显显威风“看我多能耐”,五类份子服服贴贴听我的,使自己得到权利欲的满足。

   

(三)我的父亲

   几位邻居大叔大婶到我家串门,他们为我叹息,也为我能平安归家而高兴。谈起半月前的大火,我的家是非常危险的,这杨林所除“新世界”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房及方家药店三间砖瓦平房外,全部是柴壁茅屋。合面立着,二百来户人家,经常被火烧成废墟。

    这次大火,从卫生院烧起(离我家仅十来户人家)当时刮着大北风,将火势猛烈地向南推进。烧到我家屋檐边。忽地转为大南风,将大火压回去,我家三间茅屋免了这一劫。对面是我姑母家,也只烧到她家的檐边。

   扬先弟弟说:“如房屋被烧了,哥哥回家会更困难。”一位大婶说:“你家向来爱做好事,天老爷有眼啊,是不该烧的。”

   这句话,虽可说对我父母及兄弟的评价,也可说在乡亲们心目中对他们的人格的肯定。但我听后未作声,这是一句平常话,被烧的邻居如听了会不愉快。难道他们作了恶?当时的南风北风,只是大自然的巧合,与善恶关系不大。话又说回来,人多行善还是好些。

    第二天,大队通知开五类份子会,我父亲也在其列,我不解,他怎么也成了五类份子呢?母亲说:“你父亲是迷信份子。”天啦,迷信也戴帽子,被管制?后来才知道,他居然带的是“反革命帽子”。

    说到迷信份子,我知道了,在成美垸中,有一个团山,这团山约两、三百米高,园园的约十来亩田大,立在垸子中间,周围没有山脉,若如洞庭湖平原,突然冒出一个山来,据说原来这里是八百里洞庭的角,是有一群山的,泥沙长年淤积,只留下了这个山头,就是后来的团山。

   山上有座庙,敬奉的是洞庭王爷。这洞庭王爷,就是《柳毅传书》的柳毅。他成了龙王爷的女婿后,被封为洞庭王,管理八百里洞庭。看来,他也是托岳父的关系提升的,神仙也难免裙带关系。

    民间传说,洞庭王爷很灵验。湖中来往船只,都需求他保佑,这团山山下一块石头上,有一个窝窝,人称碓舂窠。据说,原先每天出来大米,这米刚够和尚吃。我做小孩时,去看过,确实石头上有个小礁舂窠,但没有见到米。据说是和尚贪心,嫌礁舂窠小了,米少。将它凿大了些。仙人惩罚他的贪心,米不来了,大概这是告诫凡人不要贪心。

    每年正月玩龙灯,要上山去拜洞庭王爷,童年时的我也提着灯笼,跟着上山,烟火燎绕,鞭炮轰鸣,好不热闹。

    传说,洞庭王爷还为老百姓治病,通过扶乩开药方,吃了便好,我父亲并不常在神前磕头作揖。1945年前后,我叔父被日本鬼子打了一顿,患上了痨病。当地又没医生,我们家乡人生了病一般是扯痧、拉筋、敬神求茶。为叔父请来一位朗中开了几剂药,并未好转。有人说,可接洞庭王爷来治治,于是将洞庭王爷抬进家中,请他的弟子来扶乩。他们有个堂名叫普渡堂,父亲也就成了这个堂的信徒。但叔父的病并未治好,1947年他去逝了,后来我家迁到杨林所,经常还有道友来我家。这些人只敬洞庭王爷,都是农民。没有官僚,也没流氓地痞,也不到政府静坐请愿,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关的关了,管的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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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父亲遗作)

    我父亲,我是知道的。祖父死得早,祖母30岁守寡,叔父帮人放牛,父亲12岁到注市口郝书林处学纸扎,四年后回家自己做,并种租田十余亩。他为人忠厚,连甲长也未当过,从来不与人争吵,心地又善良。有一年年底,家里没了过年米,父亲推着独轮车带我到注市师爹家借了几块银洋,买了几斗米。父亲推着车,我在前面拉着,父亲满头大汗,回到家已很晚了。第二天父亲又称了肉回家后,量了几升米,加上一挂两斤重的肉送到邻居杨蔑匠家。这篾匠妻子死了,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四人吃饭,又未种田,身体又不太好,篾匠事又不多,常是舀水上不得锅,父亲买米,买肉的钱是借来的,他还想到别人,可见他仁爱之心。这杨篾匠也是条硬汉,见此也流出了眼泪。

    我家吃饭人多,靠父亲一人支撑,常是粮食不足,吃菜饭、蚕豆饭。讨米的来了,父亲从不让人空手走。总要给点,他还经常教育我们,为人要有同情心,要将心比心,饱汉要知饿汉饥。

    解放了,父亲高兴极了,觉得穷人翻身了,他开了一个米店,先是碓舂,后改用碾子,日子也好多了。后来粮食统购统销了,父亲又做起了泥瓦匠,到了注市建筑队。

    父亲是个聪明人,他的画也画得很好,农村事他都会做,他只读过半年夜学,他的颜体大字很见功底,我对书法的爱好,与父亲指点是分不开的。

   就是这么一位老实忠厚、心地善良、勤劳守本分的人,对政权没任何威胁,他却戴了顶“反革命帽子”,二十余年,岂不冤枉?

   

(四)斋婆婆

  参加“四类份子”会的十余人都是中老年人。除谢大奎读过私塾外,其余都是文盲,自己不会写“交心材料”,有一位斋婆婆(因她名字不常用,我记不清了)她是原地母庙的尼姑。她自幼长得丑陋。算命先生说她命苦,克夫、克子,她性格又硬,特别要强,心一横就削发当了尼姑--“看我能克谁?”

    她经过多年奔走化缘,在杨林所三队的倒口处建起了一座地母庙,供奉着地母娘娘,自己当了主持,香火兴旺。

    解放后,地母庙成了农会办公处。后来菩萨也砸了,庙也拆了,还勒令斋婆婆还俗。她嫁给了陈家科。这陈家科中年丧妻,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从监狱回杨林大队时,他们还不到六十岁,却显得非常苍老。陈家科每日出工,斋婆婆在家打草鞋,头上戴顶“反革命帽子”。什么时候戴上的她也不知道。后来,大队喊她开四类份子会,她才知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她五十几岁的人,驼着背,牙齿全缺,瘪着嘴,步履蹒跚,稍远一点还柱根竹棍。她不大识字,我不知她是如何诵经的。写交心材料,她常求我。因我同她是一个队。我很不乐意,自己要写这些混账东西,还要替她捏造词儿“交心”,惹烦恼。一见她那副可怜像,也不容我拒绝了。

    这斋婆婆,别人都说她很“馋”,一个原是吃斋的人,变得什么都吃,别人不吃的她吃。

    几年前,队上死了一头产子的母猪,便将母猪与小猪丢进粪池呕粪。这种病死猪吃了是要发病的,别人都不敢吃,她晚上悄悄将小猪捞起冼净,煮熟吃得津津有味,剩下的还用盐腌起,准备以后吃。

    这事,人们经常谈起,都显得非常厌恶。认为她脏,他与陈家科相依为命,住一个一头开门的箕斗茅棚,又矮又小,后面架一个床,前面一个土灶,茅棚没窗户,关上门,里面一团黑,她俩互相敬重,从不拌嘴,斋婆婆虽“馋”,却生怕老倌子吃少了,疼爱有加,饭少了,先让老倌子吃饱她再吃。好点的菜,往老倌碗里夹。

    我今天在写到斋婆婆时,我想这“馋婆婆”。如果他老人家今天还在人世,也跟别人一样,住上砖瓦楼房,也是电灯、电话。粪池里的死猪她还去捞起来不?还吃不吃?我想她也不会吃了。

    她不停地编织草鞋,她可以用草鞋换工分,队上的劳力,夏天防汛,冬天柴山砍柴,堤上挑土,舵杆洲抬岩头,都要穿草鞋。队上如“老”了人,抬丧的“金刚”也要穿草鞋。当然,现在不用草鞋了,发军用鞋,甚至发“金刚运动鞋。”

    她将草鞋挂在箕斗茅棚门框上,队上没拿完的,邻队的人,或过路人也买去一些,就是这事,也没少挨批评,说他是“搞资本主义”,每次写交心材料,这是重点。

    我替她写交心材料,她手里编着草鞋,对我说:“我俩老要吃盐啦,要买火柴啦,要买煤油啦。老倌眼睛不好,还要买眼药水啦,钱从那里来呢?就靠卖几双草鞋啊。”

    这是实话,队上一年上头不知钱是何物,一位老人,靠自己的双手,织多几双草鞋交队上,也卖出去两双,叫什么“资本主义”啊?真是造孽。

    她几次留我吃饭,那脏兮兮的样子,我实在不敢领情,只得婉言谢绝,她常夸我是个好人,肯为人帮忙。

    我看到她那副样子,真不理解,这种人怎么配当反革命,连革命是什么东西她未必知晓。她除迷信鬼神,敬奉地母娘娘外,更不知世上还有什么主义了。对政权根本不造成什么影响,更不存在对革命的威胁。将她管制起来,而且.年复一年的开会批斗,我不知道那些“左爷爷”会有什么味道?太不对等了啊。

    至于说是阶级斗争,这斋婆婆算是什么阶级呢?解放前她穷,现在还是穷,物质上穷,精神上也穷。

    这斋婆婆也做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来。不知她那里弄来一斤红糖,她用草纸包着又用布包好,佝偻着身子.柱着竹棍到了民兵营长尚高家。这尚高是抓阶级斗争的标兵,斋婆婆将这包红糖要送给尚高,尚高撕开一看,一身正气,将这包红糖甩了出去,把斋婆婆哄出大门。

    这件事算斋婆婆惹了麻烦,在四类份子会上批判几次,说她腐蚀革命干部。尚高更加红起来了,他口头禅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公社、大队都说他一身正气,拒绝四类份子腐蚀。

    后来,胡云蛟倒了霉,他当了治安主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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