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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三部分:狱中生活(六)
             
(二十二)旧巢难归
 
靖辉走后,犯人们讨论开了,这里家属接见没单独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得见,听得到。
   
“啊呀,你真幸运呀,遇上了一位贞洁女子。”
   
“是啊。看样子,她很有教养,很端庄,懂情感。也懂妇人之道。”
   
“难得啊,有的女人,丈夫前脚进牢房,她后脚就嫁人了。”
   
一位叫舒省犯人,听到这里,头低下了,看样子非常难过。因他入狱后,妻子不久就离婚了,马上又嫁了人。丢下一岁多的孩子交母亲养着。
   
我见他的心被刺痛。补了一句:“也不怪这些女人,总有她们的难处,谁愿无故抛弃自己的丈夫?”
   
另一人接过了话头:“是的啊,我们被关了进来,在这里改造大家是庙后乌鸦一般黑,谁也不用岐视谁,欺侮谁,也不怕谁笑话谁。家属就难了,她一个反革命家属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冷眼,背后被人指指点点。在单位,积极分子视她如眼中钉,没单位的在街道上那些“左婆婆”尽挑你的刺儿,好事没你份,差事坏事尽向你泼来。我们是这个社会的囚徒,她们是囚徒的附属品,是贱民。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能走脱为何不走脱?跟老百姓过“平等生活”去。硬栓在一起,两人都痛苦也犯不着。”
   
“不管怎么说,女人心一般都狠,古人说,‘最毒妇人心呀’。”这人叫丁四喜,因他妻子在他入狱后两个月就嫁人了,一次也没来看过他。
   
“这样说太偏激。汤烈辉的妻子也是女人,搞了个假离婚,现在又为他出狱的归宿奔走要复婚。我的妻子,每年至少来看我两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小的我进来时还只半岁,她还要照顾母亲,60年我水肿厉害,她用树叶拌米糠,做成粑粑送来几次,不然我早死了。当时我看她也有水肿,她却记挂我。”说话的这人叫周和平,是地主成份。有人说他记了翻天账,被判了八年刑。
   
丁四喜接过他的话:“你的妻子与你离了也是个地主婆子,她是挣不脱的。不如守着死挺。”
   
另一人说:“农村人纯朴些,农民大多数不欺弱者,背后还给一些怜悯、同情。城里人勾心斗角,花花肠子,势利得很。”
   
“还是汤烈辉的妻子聪明,反正两人不在一起,来个假离婚避避风、躲躲雨。到时候再复婚,原封不动,没损失什么。”
   
这时队长向这边走来,大家停了讨论。晚上学习时,队长一走,又在这个题目上议论起来。我是学习组长,又要将题目引回来。其实我何尝不是老想着这些事啊。
   
靖辉的身影老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想着团圆后如何过着幸福生活。在梦里,我梦见自己回到了津市,和靖辉相聚在一起。我的小波并没被饿死,也在身边。她上小学了,长得非常可爱,很聪明,会唱歌、会跳舞,她奔跳旋转,轻盈灵巧。忽地一下,这小波掉进了一口“黑井”里,我吓得惊呼,睁开眼,神志茫然,心还跳着,我用目光寻找我的女儿,没见了啊!我呼叫:“这是谁挖的‘黑井’啊!”
   
几天后,我收到靖辉的来信。

烈辉:
离开你后,我找你们的刘管教说了我的要求。他说,他们与津市公安局联系了,不同意你回津市,因你在津市无亲人。我说,我是他妻子呀。公安局说“你们离了婚,法律上不承认你们的夫妻关系,”我要求他成全我们,他答应再与津市公安局联系。
那天,我从石膏矿出来,我走到彭家厂,天色也不早了,肚子也饿了。走进一个食堂吃了半斤米饭。我打算赶到雷公塔,明早搭早班车。我这次来这里,是没请假悄悄跑来的,明天一定要赶回家上班。
在食堂吃饭时,有位姓彭的大姐,是从新疆回来的。吃饭时,他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将我们的情况告诉了她,她很感动。她说你们做得对,“右派”不是什么罪。她又说,这里离雷公塔还有八里路,会摸黑。今晚你不走了,同我睡明早我送你。
我同她睡一床,谈得很晚。我几乎没入睡。第二天,还不到五点钟,她提一个大马灯,送我到了雷公塔。我赶上了公安开往津市的头班车。
这位彭大姐,她独身一人返回了彭家厂。我上了班,谁也不知我去了你那里。
回厂后,我又跑了公安局、派出所,都不答应接收你。主要是王经伦在作梗,他现在是公安局副局长。你还是要争取来津市。万一来不了,你也不要回华容老家,就在劳改工厂就业,然后我俩复婚,再回津市。现在农村艰苦,生活艰难,一年到头饭都吃不饱,事又做不完。到我这里来,你做木匠,也不必要好手艺,会钉钉子就行。罗继保的木工有做不完的事,你可以同他合伙干。
你向领导多讲讲,也许他们会大发慈悲成全我们,我等着你归来。
靖辉   ×月×日

(二十三)毁了巢的旧燕
 
陆续有人刑满释放,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多少有点感情,只是谁也不敢表露。这种地方犯人之间互相斗殴打架,队长见了,顶多批评两句,吼一声就没事了。互相打一小报告,他更喜欢。如果互相有了感情、亲密了,这样会怀疑串通越狱,会有麻烦的。虽要出狱了,不会逃跑,也不宜太亲近。互相划清线是习惯,自己已成了“阶级敌人”,界线划得清,才是靠拢政府。所以走出来的人,对狱中朋友也只轻轻地说:“回家后,有机会通信啊。”
   
我的刑期将满了,我天天扳着指头数,焦急地过。我将我的日常用品如棉被、脸盆、食具之类都约定给一名判15年刑的小青年,这青年平日与我交往不多,因他破罐破摔,说话无遮拦,常说些越轨话,我怕惹麻烦,他一发牢骚我就避开他。但我心里非常同情他,这么小的年纪,奶臭未干,来了这种地方,而且刑期够长的,我对他虽回避,他却对我友好,见面总带孩子般的笑容。他大概20岁左右,这种灾难过早地降临到他头上。
   
1960年元月24日,我出狱了。我还要到常德改进机械厂去办理出狱手续。要经过津市去常德。
   
这是一个早春的晴天,我走出警卫室,淡淡的阳光洒在我身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北风嗖嗖吹着,有些寒冷。出狱前,我将衣服全部穿在身上。绒衣绒裤,还是1955年在省粮校读书时买的,已没了绒,成了薄薄的布,裤裆大块的布没了。卡机布裤子是55年和56年前做的,补丁加补丁,补丁又烂了。一件棉衣更惨,无法补了,这是进狱后丁梅生用帆布为我做的那件。无法补了,也没扣子,将胸前左右一围拢,用一条澡巾在腰上一捆,既替代扣子又暖和多了。一顶帽子,帽沿已没有了。这形像在监狱不觉得怎样不好看,大家差不多。当我走到雷公塔,上了车就不同了,虽当时老百姓都穿补丁衣,还没有到我那个程度。很多双眼眼偷偷向我瞟来。他们一定在猜测,此人如此狼狈,是干什么的呢?我也自渐形秽起来。让别人看够,我不必躲闪。
   
我出警卫室后,就买了一包沅水烟、一盒火柴。我本不抽烟的,在监狱的犯人是不准带火柴的。今天,我要享受监外人能带火柴的权利。我划燃一支烟叨上,以示我虽落难,并未做见不得人的事。仰,无愧于天地。
   
我要落户津市,户口是件大事。我既在津市经过就到派出所去打听一下,民警拿出一封文件给我看,是常德监狱来的函,并对我说:  “监狱来人联系过,津市公安局领导不同意接受。”
   
我到公安局找了副局长王经伦,我的理由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应回津市。”他不“理采”这些理由。他说我在津市无可投靠的亲人。我说陈靖辉是我妻子,他说:“你们离婚了,法律上不承认你们的关系。
   
我真不懂王经伦,我与他有何冤仇?为何一再不给我留一条路走?划右时,他置我于死地。他栽脏陷害,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害我家破人亡。七年了,他还未解恨。又在我与陈靖辉复婚的前面挖条鸿沟,不准我入津市籍。我正在与王经伦纠缠,一个民警走了进来,听说我要与陈靖辉复婚,他哼了一声说:“你与她复什么婚啊?她与别人结婚好久了。小孩都抱了,我在街上看见了的。”
   
我的头轰的一下要炸了,难道她在哄骗我?到石膏矿去是试探我?或说旧情难忘,最后见我一眼。或者同别人结婚了,生了孩子,感情不合又离了,反转来又吃回头草?天啦,这些事怎么都摊在我头上啊!
   
我心中只有气愤,只有怨恨,无处诉说,我走进饭店,要了一盘豆腐,二两白酒,我闷闷喝着。我原本不喝酒,加之五年来未闻过酒气,心中郁闷,想用酒鼓鼓自己的勇气。使自己不太消沉。不知喝了多久,服务员将我推醒:“同志,你醉了么?”我睁开眼,站了起来,付过账,走了出来。
   
我犹豫了,我不想去靖辉邢里了,免得难堪,如果她真的结了婚,会打搅她的生活,闹得沸沸扬扬,于我于她都没意思。
   
又一想,不行啊,果真如此,不是我的错,我们有约,早两月她还艰难跋涉,还偷偷地到我那里。后来又接到他的信,何至于骗我呢?如造成误会,我会后悔一世啊,难道我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我又想,现在的人没一个与人为善的,特别是公职人员,“说假话,造谣,泼人脏水”,是他们的惯性。我横下心,向建华机械厂走去。
   
我昂首挺胸,大踏步地走进建华机械厂大门。进门是白铁车间,十来人在捶捶打打。我还未开口问谁,有一位女青年见到我,猛地站起来,向里面车间跑去,大呼道:“陈靖辉!你的汤烈辉回来了啊!”
   
这么一吆喝,车间里面出来一群人,几十双眼睛盯着我。
   
“看样子还好呀。”
   
“还没变什么呀。”
   
我很不自在,从烂棉衣服里摸出烟来点着火,叨在嘴里,以掩饰我的尴尬,自己尽量放松一点,自然一点不至于太窘。
   
靖辉跑着出来了,她笑嘻嘻:“去去,到宿舍去。”她走到我的前面,走到宿舍,房间有两个铺位,她问我:“你还认识吗,那个床是我们的?”
   
我认真看了看,一个黑底的大花被印心,是我俩结婚时用了的。我指着床:“这个……这个……”她笑道:“记忆力还好啊。”我坐在这张床边,看热闹的走了许久,我怯怯地问说:“你真还是一个人啊?”
   
她一怔:“你怎么这么说,不一个人还有几个人嘞?”苦笑一下在揩眼泪。
   
我历来心直口快,不掩不藏。我将那民警的话一一说给她听,她说:“这种人是要烂舌头的,无中生有,泼人脏水,难道就不怕报应!他居然说得真的一样,可恶!卑鄙!”
   
这时,厂里一位叫王生美的青年进来了,这王生美我认识,长得很标致,文质彬彬,陈靖辉见他进来,忙说道:“王生美,公安局一个王八蛋说我嫁人了,还生了小孩子,请你告诉他,我嫁给谁了?”
   
王生美卑视的一笑:“这从何说起?这是无中生有,造遥!哪有的事?老汤,陈靖辉可以立贞洁牌坊啊。”
   
我心中的一切猜疑和顾忌全解开了,一快石头落了地。
   
靖辉对一位女青年说:“小妹,你替我到裁缝店将那套衣拿来。”
   
她带我去澡堂洗了澡,我将她早早就准备好的内衣、鞋袜与帽子全部换过。我回到宿舍,这位小妹已将新棉衣、新裤子拿来了。靖辉帮我脱下那条烂裤,又将新棉袄、新裤穿上。她上下打量我,甚是高兴。
   
这一换,内外一身新,又暖和多了,一股暖流从心窝喷涌而出,在周身沸腾。她又带我去理发,在我理发时她又买了一条大围巾。理完发,她将围巾围在我的脖子上。我对着镜子看着自己,完全变了一个样。我反而不自在起来,五年来,没这么打扮过,也没这么干净过,破衣烂衫惯了,这么一突变,反而不适应。
   
靖辉轻轻对我说:“我们没家了啊。你到一旅社订一个床位,我去车间收拾一下就来陪你。”
   
在一旅社,我拿出证明来登记,服务员说:“你叫汤烈辉?”
   
“是的。”
   
里面坐着两个人,惊奇地说:“汤烈辉回来了?”
   
我瞧瞧他俩,约40多岁,我不认识他们。我说:“是啊,我还没死啊。”他们没作声了。
   
不久,靖辉来了,我们还是在谈户口问题,看来没希望了,她说她无数次找王经伦,他不理踩,没办法了,权在他手里。你还是在常德就业,我们复婚然后再转户口。
   
深夜了,我留他住下来。人们说久别如新婚,新婚是甜蜜的,我们是苦涩的,只有泪水,只有诉不尽的衷肠。
   
第二天清早,她送我到车站。她告诉我彭月娥和刘家伯妈的地址,说他们很牵挂我,必须去看望他们。
   
我上了车,她默默的看着汽车开动,车到了羊湖口下坡处,她还站在那儿。
   
这是农历的腊月的22日,离春节只有八天,按常规,外出的行人要赶着归家,而我没有了家,临近年关,我还要离开妻子,往监狱走去。
   
我犹如曾在这里栖息生育的燕子,今年飞回来,在老巢处徘徊寻觅,老巢不见了,被恶少毁了,它只能在巢边凄鸣,琢磨重新啄泥再筑新巢。
   
能否筑起新巢?

(二十四)到彭月娥家
  
到了常德后寻到彭月娥的家。她见到我很高兴,带我去面馆要了一碗麦面。她坐在桌边,讲陈靖辉一些情况:“她丢不开你啊,她什么心里话都对我说了。”
   
我告诉她:“昨天我去津市公安局,一个干警说陈靖辉嫁过人了,还生了小孩。”
   
“这是胡说,这些人专会造谣,无中生有。”她停片刻又说:“一个单身女人在家多难啊,一方面是反革命家属,受人岐视;另一方面又是单身男人献殷勤,陈靖辉在厂里还算文化较高的,人又活跃,长得也不错,追的人不少呢。能熬到今天,等到你回家真不容易啊。她厂里一个叫余元寿的,他舅父覃文道是个单身汉,从平顶山来到津市。余元寿与几个女人串通,邀陈靖辉到余元寿家玩了几次,就做起了介绍,撮合陈靖辉与覃文道谈恋爱。后来,覃文道替陈靖辉买了一张琴,一双凉鞋。陈靖辉问我怎么办,我问她‘你还等不等汤烈辉?’她答:  ‘我丢不开汤烈辉,他是个正派人!’我说:‘既然如此,买琴与凉鞋的钱,替覃寄去,宁可多寄点,寄50元’。她按我的建议寄去了,那可是两个月的工资啊。据说覃文道收到这笔钱呕得三天没上班……”
   
我一碗面吃完了,她说:“你没吃饱还吃一碗。”她又要来一碗,我又一边吃,一边听她说,“还有新华书店一位经理,也找过她,她婉言拒绝了。厂里还一位余昌刚,这人是武汉来的,个子很高,人很帅,殷勤献得不少,她也拒绝了,她说,必须等你回家后再说。”她停了停:“老汤啊,你要珍惜这段感情啊!一个青年女人离了婚,不可能没人追啊,问题看怎么对待,如何处理。我在狱中几年,陈克俭也有人为他介绍对象,他有技术,工资也高,难道找不到女人,他也在等我啊。”
   
我告诉她我争取在劳改队就业,然后复婚,过渡一下,再入户口,她表示赞同。
   
与彭月娥分别后我来到高山巷,这是地区粮食局所在地。五年囹圄,常德虽已变迁,但旧貌依然可见。记得52、53年,我在地区粮食局还是一个20将出头的小青年,在整个局里,我年龄最小,无知而幼稚,大家视我如小弟,每次被派去到各县市检查工作,都是做冯正魏的助手。其实他比我只大两岁,却显得非常成熟,因他是本地人,又读书比我多,高中毕业又进了革大,见识丰富些。我只是一个小帮手,可他对我非常友好。
   
1953年地区粮食局办了个防化训练班。他与唐照伟都是教员,我在训练班管理学员生活等做后勤工作,我们关系都好,这些都是难忘的往事。
   
我在粮食局门前徘徊观望,希望能见到冯正魏,甚至希望局长吴铁铮也走出来,让我碰着,吴铁铮局长,为人和善,没一点官架子,他是一位非常关心爱护下属的领导。
   
我心里是很矛盾的,想见到他们,又怕见到他们。最后还是没见到他们。我也没敢跨进大门一步。这八年来不好交待啊!
   
十四年后,“右派”改正了,我回到了津市粮食系统后去常德会见了冯正魏。了解到他也没躲过1957年这一劫,同我一样悲惨。从他口中知道,唐照伟调到澧县粮食局亦为“极右”。故人相见,只有感叹。感叹之余,庆幸还能活下来,大难不死,也是后福。吴铁铮局长早已作古。这是后话。
   
我绕到公墓,这里完全不是先前的样子,篮球场没有了,抗日烈士的地盘被活人占去,所剩不多了。
   
去德山的最后一班轮船到了,轮船向德山开去。
   
我到厂部报了到,我将我的要求说了。队长要我到“新工人宿舍”住下。食堂也与犯人分开了,我从犯人变成了就业人员,又跨越了一小步,感觉大不同了。大家穿的衣服不同了,吃饭是“买菜制”。不像犯人分菜时六人一组,十二只眼睛盯着分菜的瓢。谁多一片菜都会闹起来。
   
春节后的一个星期天休息日,就业人员大部份去常德玩。我也同去了,乘坐德山开市区的小火轮。我按照靖辉给我的地址,在71械厂旁边,寻到刘昌发老俩口,走进他家,一间破旧房子,炊具也在一间房里,刘伯老多了,他那时大概60余岁。伯妈见了我,首先是一怔,然后快步跨过来,抱着我老泪纵横地哭起来:“娃儿啊,实在是好人啦,为何遭这大难啊?”她松开手走近锅边刷锅,为我煮一大碗面条,足足有半斤,我连汤也喝干净了。
   
现在说来,一碗面条算不了什么。那时粮食紧,大家都吃不饱,每人一月24斤米、四两油,要招待客人是很困难的,这面条拿了粮票也难买到,能吃到面条是很不错的。更何况我是真正从饿牢中走来的人啊!
   
刘昌发是常德人,老俩口1953年底同我们一道调去津市,后来可能是年老退休,又回常德了。他无儿无女,对晚辈非常爱护。58、59年,我的小波是伯妈主动义务扶养着的,这恩情永生难忘。我时刻记着。可是以后的十四年,我回老家仍然非常艰难。79年我得到平反后,靖辉说接伯妈来我家住,我到常德竟找不到她二老了,我到居委会打听,无人知晓,我问71年机械厂旁的居民,都说不知这两位老人。
   
我又请常德市粮食局唐汉春到政工科查询,亦说查不到,后来,我又去过几次,均无结果,我想俩老可能去世多年了。
   
1965年2月23日,队长叫我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就业不符合政策,只能回老家,明天送你回去。”并发给我一个月的工资32元钱。晚上,我写好一封信,在路上准备寄给陈靖辉,告诉她我们的计划又破灭了。
   
第二天,上了一辆货车,队长也上了车,这是我真正离开了监狱,脱离囚禁生活。本应高兴,几年的挣扎,终于能活着走出来,算是捡了一条小命。可是我害怕回家,怕面对父母,怕见到父老乡亲们。我从家乡参军到部队,乡亲们是用锣鼓、秧歌欢送的,千叮咛、万嘱咐,寄托无限希望。十五年过去了,我却坐了几年牢,被遣送回家。我如何交待,何颜见江东父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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