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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三部分:狱中生活(四)
   
(十四)家属接见

刘队长将我叫到到厂部,我去了。“这是常德法院的同志,他找你”,他叫我对面坐下便问:“你妻子提出申请,要与你离婚,你有什么意见?”
   
“没意见,同意。”
   
“为什么呢?”
   
我苦笑道:“这还用说,我在这种地方。”
   
“不对。你还很年轻。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你好好改造,前途是光明的。”
  
 我沉默着,心里在想“治病救人”有这种“救法”吗?我患的什么病呢,要用如此猛药?前途还光明哩,好言语他们都说尽了,我也听够了。“言者无罪”还在耳边,可我获罪了,家破人亡了!他见我沉默不语,又问:“你们原来感情如何?”
   
“很好--不,很不好!”我咬着牙在回答。
   
“我看,你在说假话。”
   
我又沉默。
   
他又问:“你们财产怎么分呢?”
   
“我们有什么财产?我的被子、衣服都搬来了。在她那里的东西是她的。”
   
“没别的什么了?”
   
“没别的了。只有两百多元公债券,归她,我不要了。”
   
“看来,你们感情没破,我们替你做做工作尽量不离。”
   
“谢谢!不必了。离婚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我要离。”
   
我在他做的笔录上签了字。06.jpg
   
我回到车间,见到朱德均:“法院来人了,是我与妻子离婚事。”他“啊”了一声,又补了一句:“不要紧!”接着叹道,“唉,人生只怕有部份人是要经过结婚、离婚的。这也是人生真正的酸、甜、苦、辣啊。” 离六二年元旦不远了。我要去一次德山街上为犯人买些日用品。在这里,犯人现金交我,我拿现金到厂部换流通券交犯人。犯人要生活用品,由我登记,收他们的流通券我又去换来现金,由我到德山采购。
   
我外出,只要报告队长就行。我还被派出外收过木作车间的账务,大概他们也知道我并没犯什么罪,只是说了几句实话,不会跑出去违害社会。因此,我每月去德山街头一两次,替犯人买回牙刷、牙膏、邮票、信封、针线,特别是叶子烟。我自己身上只一元五角的津贴费。我想的是吃点什么,鸡蛋每个五毛,吃包子要粮票,吃不成。铜钱大一个的藕粑粑,每个五角,太贵不能吃。我走进照像馆,照了张像,想寄给父母。我还特地写了一排字:“秋末冬初春可望。”
   
在监狱是数着日子过的,其实我还有三个春秋才能出狱。“春可望”也只是一线希望,一种盼头。
   
我穿的是丁梅生替我缝的帆布夹克,那年我29岁。身体也基本恢复了,从照片上看也不很像犯人,两手插在夹克兜里,平静地挺立着,显得几分年青的沉稳。
   
当时,社会上物质极度缺乏,什么东西都很贵。叶子烟每斤八元,藕粑粑一餐能吃完十元钱的。只有平信邮票还是八分,信封每个三分,我记得还有一种伊拉克蜜枣,大约四、五元一斤。
   
我买了这些东西背回监狱车间,有人告诉我有家属接见。
   
我犯疑了,家属是谁呢?女儿没了,妻子离了,难道她还会来么?父母根本不知我在这里。我猜想着向厂部走去。
   
陈靖辉向我迎来,还跟着彭月娥。彭月娥牵着她的大玲子,我不知是喜、是惊,还是悲痛,久久相对无言,还是彭月娥开口了。
   
“我们等你老半天了。队长说你去了德山”。她笑了笑,“听说你一人单独去德山,证明你比别人自由,看你的气色还很好”。
   
靖辉久久地瞧着我,眼眶湿润,一语不发。良久,拿一包东西给我:“实在寻不出什么东西带来,买了20个包子。还买了一瓶酱油,可用酱油拌饭吃。”
   
我苦笑道:“我们吃饭不需什么佐餐也能吃个精光。”
   
她说:“外面吃的东西也都紧。”
   
沉默了一阵,我看她瘦多了,面容憔悴,体重大约不足80斤,我非常怜悯她,一个女人唯一的女儿夭折了,丈夫被关在监狱,又即将判决离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是非常痛苦的。寂寞孤独,当面被人冷眼岐视,背后被人指指点点,她是很难承受的。这些罪孽都是我造成的,现在我不能给她任何安慰。我惭愧!我难受极了。
   
她说:“烈辉,我给你的信,都是说的真话,请相信我,我即使嫁人也必需等你出狱后再说,希望遵照我的约定,出狱后,先到我那里再说。”
   
彭月娥接过话头道:“老汤啊,我可以担保,陈靖辉丢不开你。你知道她是我的真心朋友,她什么心里话都告诉我,她的心思我也知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与她真离,让她另找别人,我又难舍难分,说留着不离吧,实在不应该剥夺她的幸福。将一副枷锁栓在两人脖子上,一同受罪,一同被折磨,一同衰老,一同失去青春,又何必啊,我告诉她:“法院来人了,问了我一些情况,我签字了。”
   
她没吭声,在拭眼泪,这次接见,时间也很长,该说的话都说了,总是要分手的,我便说:“不早了,你们回去吧。”
   
她迟疑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向公路走去,又几次回过头来,其情依依。
   
彭月娥是有经验的,她走去几十步,又回过头来喊道:“你好好改造啊,听政府的话,争取早日回来啊。”我想她是说给管教听的。

(十五)初到改进机械厂

六三年春夏之交,说是政治犯与刑事犯分开改造。改进综合加工厂的部份犯人调改进机械厂(就是现在常德柴油机厂),我是其中一个,我到了这个厂,就见到一张布告,日期还只几天,布告内容是,这个厂的一个犯人,原是一个“右派”,名字记不清了,年龄26岁,罪状上说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划为“极右”,投入劳教,在劳教中不认罪服法,还煽动犯人逃跑,改判为劳改10年,又不悔改,再次逃跑,判为死刑。
   
我看后打了一个寒噤,这人命就如蝼蚁,生存权很容易被剥夺。数起来,这人划右时,还只20岁左右,这个年纪,对共产党人会有什么仇恨呢?我想,他应该也是有过理想的。他父母也曾企盼儿子成才,有出息,能为国家作贡献,如今却犯下了滔天罪恶而被杀了。
   
我想到我自己,也是“极右”,也曾经劳教,因莫须有的“反改造罪”被判刑五年,如再跨一步,也是很危险的了,人的生与死,距离是多么的近啊!
   
我被分配在木模车间。木模与型铸在一栋屋内。型铸车间是一些重刑犯人。我虽在木模车间,但很少做木模,木模制作技术要求高,不是谁都可以做。当时车间做一批包装箱,虽是包装箱,要求很严格,板子要阴阳缝,上面刨光,大小误差以毫米计。流水作业,每天都有定额,只能超额完成,工作非常紧张。一环套一环,一切井然。
   
这里全是政治犯,互相偷窃现象少了,有文化的人多了些,吃活青蛙、吃活蛇的人没有了,这里也寻不到这些东西。
   
讲话要特别注意。不小心一句什么话,汇报到了厂部,麻烦就来了,监狱管理也严多了。每晚两小时学习时事--认清形势教育。骂肯尼迪、骂戴高乐,骂苏联修正主义。我记得肯尼迪在这年被刺身亡,我也跟着大家高兴了一阵。
   
一次队长喊我去队部。我喊了报告,一进门,就要我坐在马札上,他坐在高椅上。这一高一低,他俯视我,我仰视他。我就低了他一尺多。无形中,增添了我的思想压力。
   
他要我谈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我平日对这些东西并不关心。我认为政治这东西,谁强谁有理。对修正主义,我并不甚了解,按字面解释,歪的能修正是应该的,只要不把正的“修歪”就好,那就名“修甭主义”了。“修歪”了应打倒。但我不会这么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的,肯定不是好东西,应该打倒,可以咬紧牙关,使劲地骂,使劲地诅咒。 可是我的脑子里的苏联老大哥形象,社会主义阵容牢不可破的信条还坚定。《九评》我也看了,争论得非常厉害,但还是稳妥点好,唱唱老调,这些老调,也是老早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毛主席的话是永恒真理。加之我在反右时,因不穿花衣,有破坏中苏联盟的罪恶。写在材料里,我还能破坏中苏联盟吗?!! 毛主席的永恒真理,必须维护。
   
我说:“社会主义阵容的领袖,认识上的某些偏差,意识形态上的分岐是难免的,经过讨论,批评论战,在马列主义原则指导下,一定会走到一起来。”
   
我的原则,不能破坏中苏联盟,看来我发言队长不满意,他板着脸“哼”了一声,显然答案不对路,他说:“你走吧。”
   
看来,我真正跟不上形势,弯子也转不了那么快,七年前,因为我不烫头发、不穿花衣,被扣上一顶破坏中苏联盟的帽子。现在又要我骂苏联修正主义,我实在不敢,怕骂错了惹出祸来。中苏都是祟奉的马列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会分裂,只会牢不可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一边倒”。马列主义大公无私,是人类共产主义经典,苏联是全世界人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启明灯。我沿着这个思路,骂帝国主义、赞亚、非、拉人民反帝精神,想必不会出问题吧。结果没讨到妤,落得队长不高兴。
   
(十六)被扭曲的灵魂
   
木模车间有个不到20岁的青年,他叫吴广,原先他向程潜写了一封信。要求程潜明大义,抵制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说湖南到处饿死人,人民苦难太重,干部打人,要省长程潜救民于水火,当然程潜不会听他的,将信交到公安厅。这小青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投入劳改后,还死不悔改,继续他的反动言论,甚至公开说。在全厂犯人大会上批斗,那阵式真是吓人。后钉上40斤重的脚镣,带上手铐,关了禁闭。一次狱警,押他出来批斗。他见了别人微微笑着,若无其事,真有视死如归、闲庭信步的气概。
   
这吴广,关了半个多月,加刑两年,又放回车间劳动,他比原来虚弱多了,头部还有些浮肿,性格又格外烦燥,敌视所有人。呆呆的眼神,不断呛叨:“这社会……这社会…。”大家不在意他说什么,听得多了,听出他对社会的仇视,善良人装着没听懂,不去猜他。那些积极份子听懂了,不但听懂了“这社会……”三个字,还替他续了后面的潜台词--“这社会真黑暗!”“续”就续了,放在心里不吱声就好了。他偏去汇报,说吴广不思改悔,对社会主义社会仇视,骂社会黑暗。吴广也不听那些,做事消极,老不完成任务,他在小电锯上切边料,不知为何,将右手大拇指、食指切断了。哇的一声,鲜血直流,马上有人关了电源,两个指头还在锯台上,真有点吓人,几个犯人将他扶进医疗室,包扎了一下,也没将断指接上,医务室也没这技术。
   
吴广又回到车间休息。几天后,晚上学习讨论安全问题。主要谈吴广的事故、吸取教训。有人说,他心不在焉,加了刑,前途茫然,“破罐破甩”。
   
更有甚者,说吴广“脑子灌满了反动思想,抗拒改造,以此自残”。
   
在狱中,与社会上一样,宁左勿右,拔高分析,无限上纲是认识深刻,是表现好,可以不顾别人死活,越尖锐越好。
   
这吴广手痛得直“哼哼”。心地善良的人说“十指连心,疼痛难忍”;有人却说他在“故意闹”。
   
说话左点,良心黑点不会错事,是靠拢政府的表现。如怜悯同情,就不好了,搞得不好惹祸上身,说你与他什么关系,是否串通反改造。至少说你同情落后犯人。
   
我出狱时的鉴定,就有同情落后犯人一句,这张东西,出狱时要交华容县公安局,我看见了,这是后话。
   
大概半个月后,又要批斗吴广,要他交代,为何要自残?为何说社会主义黑暗?为何要抗拒改造?
   
吴广大声吼道:“你们黑了良心!我还只20岁,再过12年,我也只32岁,我自残,出去了怎么生活?你们为何不想一想?尽说些伤天害理的话,会遭雷劈的!”吴广这几句话说得理直气壮,被他这么一吼,大家家怔住了,都哑了口,会场冷了场。
   
这时一个叫胡明生的犯人,约40来岁,他原是一个大队书记,因逼死了人命也入了狱,这时他开口了:“吴广不老实,大家帮助你、挽救你,你还不接受。不认罪服法,改过自新,反而如此反抗是自寻死路!”
   
其实,这胡明生牢骚更多,他常说他是冤枉。他是工作的差错,是按上级指示,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文尔雅,死个把人,不应判他刑。他今天又积极起来,他问吴广:“你的名字谁取的?”
   
吴广没好气地“谁取的关你何事?”
    “
陈胜、吴广是反秦领袖,你是不是想学他们?”
   
吴广出着粗气,咬着牙齿,用眼横着胡明生。
   
这时半山腰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他叫刘正中,予头直指胡明生,他说:“胡明生,吴广想当反秦领袖,谁是秦王朝呢?难道社会主义是秦王朝?毛主席是秦始皇?你这是攻击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么一比喻,一推理。听的人真吓坏了,在那个年代,在那种地方,用这种比喻推论,是要胆量的,弄不好要批斗,要加刑,要砍头的,他这么一说,会场又冷了,空气又凝固了。
   
在这里很少有人与人为善,灵魂都已扭曲,一心只想如何压倒人,表现自己博得队长认同,说他认识深刻,这些人同是受难者,又无冤无仇,只想置人于死地,投什么呢?投个积极,争取立功减刑,这胡明生想积极一下,结果被人戳了这么一下,也吓倒了。
   
管教干部绷着脸,一言不发,让犯人互相揭短、互相挑刺上纲,把问题彻底揭露出来。免得这些犯人合伙图谋不轨。
   
过了一段时间,监狱的交心运动,“坦白从宽”,胡明生的陈胜、吴广说成了罪恶,说他拐着弯子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毛主席。
   
(十七)两位前辈同乡

洗衣组有十几名老弱犯人专为各车间犯人洗衣。一日,我洗过澡送衣服去洗衣组,一眼见到一位前辈同乡。我一惊!脱口喊:“呀!傅三爹!”他也一惊,歪着头瞧瞧我:“你是汤玉泉的儿子吧?--这里不准喊傅三爹,是同犯。”
   
我尴尬地笑笑,他又开口了,是长辈对待小孩的口气:“你怎么进来的?你家是贫农。不听话吧?怎么来这里?” 问了几个“怎么来这里”他表面看来平静,内心却很激动。监狱遇故乡人啊,感慨万千。我说:“五七年划了个‘右派’,以后又定了个‘反改造罪’判了五年”。
   
“还有多久呀?”
   
“我要到65年元月才满刑。”
   
“啊,我要比你早新生。我判了十年,快满刑了。”他又补了一句,“你好好干啊,不要再犯什么错了啊。”
   
以后,我每次洗澡都要到他身边站一阵,说几句话,这老头胆小,开口都是犯人腔,我去了他总是看看前后有无人,如有人佯装两人不认识,没人,他就问这问那,家乡现在如何?某老人还在不?其实家乡的情况我也知道很少。
   
这傅三爹叫傅岩。解放前是岳阳仁义乡的乡长。这个乡包括现在华容县的幸福乡、隆西乡大部份,还包括南县的北洲子和大通湖,是岳阳在河西的一个大乡。我做小孩时,常看到他,我家住在杨林所,乡政府也在那里,那时傅岩大约40来岁。老百姓不喊他乡长,都喊傅三爹。听人说,他是黄埔四期学生,是林彪的同学。他在仁义乡当乡长,与老百姓有说有笑,打打麻将,与有文化的人吟诗作对。老百姓之间闹纠纷都去向傅三爹告状,他两边各批评几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干戈就息了,老百姓请他吃饭,他也去,他并不显得高人一等,很平易近人,他是没民愤的,老百姓并不恨他。
   
在一些书上,说伪军政人员如何欺压百姓,劣迹多端,在傅岩身上见不到影子。任何朝代,任何事与人都不是绝对地好,也不是都坏,如和尚不吃肉,济公偏明目张胆的吃,还吃狗肉。唐朝怀素和尚在长沙食鱼又到长安食肉,而且食出病来,肯定还吃得不少。如果谁说和尚都不吃肉,那就错了。国民党坏、腐败也正确,但也会有例外,这看个人的性情与修养.德操不能一概而论。 不久,傅岩释放回家了。
   
还有一位前辈老乡,引起我很多回忆。吴广切断手指后,厂部为了抓安全,队长命我将木模车间工作流程各个环节,编一个顺口溜,用毛笔写在木板上,挂在各自的工作台或木马边。
   
譬如,这个工具的性能,工序的操作要领,应注意事项,安全危险点,要以通俗、形象、易记诵、有趣的文字表现出来。
   
我在调度室写了几天,无意中发现一张犯人登记表,其中一个谢紫云“反动会道门”、“道首”、“已故”。我又是一惊,这老头也来过这里,引起我许多回忆。童年,我家住在月亮洲。我在保安垸--现在的东城蔡家湾读私塾。离我家约三、四里路,每次来去要经过谢紫云的屋后。他家一栋大茅屋,住着谢紫云兄弟两家。后面是竹山,再后面是义山--墓地。
   
私塾先生是父亲的舅父余谷松老先生。那时他近60岁,非常迂腐,学生背后叫他余憨子。教室有一座自鸣钟,从未校对过。有时天黑了,钟还未到放学时间,他也不放学。我回家还要经过那段义山,心里想起脚下尽睡的死人,有的还是刚死的熟人,非常害怕。加之,义山里还一个白骨塔,是烧人骨头的,大人们常说,白骨塔有鬼显身,想起汗毛都竖起来。为了先生早点放学,我几次爬在书桌上,将钟拨快一圈,又常被同学告发,于是我被提着耳朵跪到孔夫子像前拉下裤子打屁股。
   
每次经过这段坟地,我要哼着不成调的花鼓戏以壮胆。走到谢紫云的竹山边(人们都叫他谢二爹),大部份时间谢二爹在散步,他穿着长衫,斯斯文文,见我快步瞎喊着走来,总是笑呵呵地说:“新伢子(我的小名),关学了吧?这么晚了,怕么?”
   
“谢二爹,我没关学。先生一个破烂钟走不准,学放得迟--我真有点怕鬼。”
   
“什么鬼?鬼是心里想出来的。不想就没鬼,不要怕,我住在这里,没见过鬼呀。”
   
谢二爹自己不种田,他有几个儿子,都在家种田,是自耕农,最小的儿子比我大两三岁,解放后在岳阳新华书店工作。
   
谢二爹会治无名肿毒、疱节,当地很有名气,我小时候也生过疱节,父亲牵我到谢二爹那里划上一刀,挤出脓来,上点药末就好了,他只收点药费,太穷的人他药钱也不要。有一位曾满爹,后胫长个大疱,已经烂了,这地方肉少筋多,是很难治的。谢二爹将烂肉割下来上了几次药居然慢慢好了。
   
谢二爹是“同善社”首领。常在当地观音庙一个偏殿敬神。他们教神有一套仪式,要喊礼、读祭文。如烧香要一根根插,礼宾要喊“一上香、二上香、再上香”三根香才插完。怪麻烦的,磕头要喊“一叩首、二叩首,再叩首”才磕完头,毕恭毕敬。夏天穿夏布长衫,拿折纸扇,文绉绉的,“同善社”的人都识文断字。乡亲们都称之为“先生”。
   
解放前夕,我家迁到杨林所,离他家五六里路,我也没读书了,1951年我参了军,后又辗转在常德、津市成了粮食部门的干部,就再没见过谢紫云了。但他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印象很深。
   
今天见到这张犯人登记表,引出我童年一串回忆,谢紫云,这样位积德行善的老人,不该进这“同善社”落得牢死监狱。实在惋惜,这也是天老爷不公,好人为何也这么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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