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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三部分:狱中生活(一)

(一)残冬
   
1960年元月24日,天空灰朦胧阴沉沉的,乌云弥漫,寒冷的北风呼呼地刮着,墙角还残存点点积雪,乌鸦缩着头在枯树上凄凉地叫,几个便衣警察在食堂外来回地走。
   
上午八点多钟,“右派”们接到开会通知后一个个走进食堂,便衣警察站在食堂门外瞧着,犹如一群狼瞅着一群羊,空气异常紧张,我料定发生了什么事。人员到齐后,我被叫到前面,几个公安围了拢来,宣读逮捕令,宣布对我执行逮捕,罪名是“反抗改造罪”,命我在逮捕令上面签字。其中一名公安将我一脚踢得跪下,五花大绑,如生擒一个杀人越货的土匪。我仰起头来,一眼就看见了肖生琴,他趾高气扬地瞪着我,我对他横了一眼,我愤慨。我被押解着迎着刺骨的寒风,从窑坡渡一步步向轮渡走去。
   
我不过在党的号召下,说了几句实话,现在已成了共产党的驯服工具--牛马,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凶神恶煞对待呢?以言治罪,现在居然又有了“反抗改造罪”,我十几岁离家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进了看守所,对我进行搜查,身上一元多钱、(我一月14元生活费交了12元伙食,剩下的)一支钢笔和一根军用皮带都被收走了,然后将我投入了牢房。这些被搜去的东西我投入劳改后一直未还给我。
   
这是1960年元月24日,这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离春节还有五天。这年我28岁。
   
我被推进牢房。牢房很拥挤,约十平房米的地方关了十几人。牢房“小号”横着眼对我说:“到那边去坐下!”我顺着他指的地点,坐在木地板上,一眼就看见了彭月娥的大哥彭松尧,他微微地向我点点头,表示认识。彭松尧在这里已关了一年多。他白胖胖的,是浮肿,脸色如白纸。眼脸都是泡泡的,他是这间牢房的“大号”。所谓“大号”、“小号”是牢房的两个头目,因他们被关押的时间长,懂监规,可以管理新来的犯人。天气冷,我将脚伸进别人被子里,“小号”对我一吼:“老实点!”似乎犯了他什么法。其实这“小号”称这积极对他来说也没实际意义了。
   
晚上,李克明替我送来了被子,牢房死一般寂静,狱警在外来回踱着步,钟声“滴嗒滴嗒”地响着。隔壁牢房一女人,突然撕肝裂肺的大哭大吼。狱警的吼叫声也压她不住。她叫道:“我犯了什么法呀?”“我冤枉呀!”声音嘶哑而惨厉。这女人吼一阵、哭一阵、又歇一阵。听声音,她很吃力。
   
其余几个牢房,时常牵几人进来,又叫几人出去。这些速进速出的是“流窜犯。”我蹲的这间牢房,又进来一个青年,被责令挨我睡下,他没被子。我叫他同我睡。我轻轻问他干了什么?他说:“偷一部自行车换饭吃了。”听声音他是石门人。他问我偷了什么?我告诉他我什么也没偷,他用怀疑的眼光瞧着我。我想,他也属那种“流窜犯”之例。
   
这个晚上,钟声敲了几下。狱警一声吼“睡觉!”大家睡下了,牢房一百瓦的灯炮照着,通明雪亮。我睁着眼睡不着,牢房外,警察来回走动的脚步声、闹钟滴滴嗒嗒响声、犯人的喃喃呓语以及深深的叹息声使我不能入睡。隔壁的那个女人又吼了起来,哭声悲切,使人恐怖。那偷自行车的青年紧紧挨着我,他抓住我的手问:“你睡不着呀?”我轻轻嗯了一声,他哭了。
   
我思念父母,思念靖辉和我可怜的小波。我想,人可能在悲惨境地更加思念亲人。人在孤独、恐怖、无助时要寻找精神的支撑。
   
我家在农村,姊妹多,父母年过半百,划右前我每月寄回去10元钱补贴家用。这两年来,我不但没钱寄,连信也未写过一封回家。每年春节父母总是盼我回家,现在又临春节,他们怎知我落入这悲惨的陷阱?他们如知我的情况,会悲痛欲绝的。
   
我困倦极了,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我梦见了母亲,她向我走来,我拼命向他跑去,但怎么也迈不开脚,我急了。我大声呼叫“妈”!  “妈”!全牢房犯人被我叫醒,一个个问“什么事?”“什么事”?警察大吼:“干什么?”“我梦见了妈妈。”“睡下!”他这一声比前声柔和多了。
   
牢房又静了下来,我昏昏欲睡。我感到身上痒痒的,似乎有什么在身上爬动。我用手摸出去一看是臭虫。这臭虫真多,第二天白天一看,它们在地板上成群结队爬动。
   
早晨放风、倒马桶,在警察枪杆底下,在院子里跑几个圈又走进牢房。九点钟开饭,“大号”彭松尧将一钵钵饭接进来,又在每钵饭上面,舀点白菜。这是“双蒸饭”,大约二两米。再要等到下午五点才有这么一钵“双蒸饭”、几片白菜进肚。原先我只听人家叫贪吃的人为“饿牢里拖出来的。”我这下,知道了它的真正含义。
   
现在我进入到这饿牢了,是真正的饿囚。
   
(二)悲惨的春节
  
公安局家属炒花生的香气扑入牢房。我们感觉他们是过年了。外面在喊拜年,互道恭贺,夹杂着鞭炮声。我们听到这近在咫尺的声音,却仿如隔世,如相距万里之遥。这个年我们同平日一样过,一钵双蒸饭,几片白菜叶,也是两餐。囚徒们一个个表情凄然,我想他们也同我一样思念亲人。我想念我的父母,他们对过年是非常重视的,家庭再困难,过年也要多备点食物。外出的人,再远也要赶回来,而且有很多的禁忌。
   
我想起我的童年,在大年三十晚,小朋友都穿着新衣喜气洋洋,提着灯笼到邻居家送恭喜,祝贺来年兴旺发达。邻居大婶大叔,也喜滋滋,将一些花生蚕豆之类赏赐给小朋友。那时虽都不富裕,但人与人之间都非常亲近,互相关爱。邻里之间互以兄弟相称,这多好啊。现在人与人相互间只存在陷害与提防,人人都如风雨中站在悬崖边的危石上,随时会坠落深渊。此时的人际关系是多么险恶啊!我怀念我生活贫困但人情淳朴的童年。
   
我不知父母这个年是怎么过的,大食堂是怎样过年的,靖辉与小波这个年怎么过的,我万分思念她们。这孩子的疳疾愈来愈严重,这下更难了,她们母女已成为孤儿寡母。在这个时代,人遭受劫难,没有人同情,没有人怜悯,只有白眼,更多的是岐视,加上贫穷,真是岁月难度啊。
   
在牢房里听到外面的鞭炮声、拜年声,感到内心非常伤感,看到同监囚徒沉重的脸,心情特别凄苦。如一群待宰的绵羊在听天由命的任人捉弄。
   
我睡的地方渐渐离马桶远了。牢房里过年也有进出的。牢房十几人一个马桶,却很少有人坐上去。大便一星期也难有一次,小便也不多。吃的少,也就没什么可排出来的,即使排出的大便也是颗粒如石头般坚硬,因此排得非常困难。
   
那偷自行车青年过年后出去了,走时,他久久地瞧着我,想说点什么,狱警一声吼:“快点!”他匆匆走了。这里不是表达情感的地方,我默默祝愿他平安。我估计他是被释放了。他毕竟只偷了一辆自行车,换了一餐饭吃,出监没有捆绑。
   
二十多天后,“小号”被叫了出去,五花大绑捆着走了。再也未进来了,有经验的犯人说这是去枪毙的,回不来了。果真再没见他回牢房。
   
从木栅栏向外看去,“流窜犯”进进出出更加频繁了,牢房已满了,我蹬的这间牢房是问题较重的犯人,一般“流窜犯”不被关进这间,有时别的牢房满了也扎进来几个,第二天又出去了。
   
我被提审了两次,我的案情很简单,就是交待说了些什么,并不是交待干了什么,所以也不必劳他们逼供。说了什么,我都说出来,想了什么我也说出来。其实,我说的这些并不是犯法的言论,没说打倒谁,更没说推翻什么,只是说了眼前的实事:如“劳动时间太长”、  “肚子不得饱”、“我们‘右派’各自好好改造,不要搞汇报去狗咬狗。”之类。
   
一次我被叫了出去,没有捆我,要我在牢房外围墙上写大标语。当时监狱在建设路,现在“三完校”南对面。写的内容是“打击流窜犯,维护社会治安”之类。没有武装看守,只一名便衣公安站在我的后面。
   
我想见见熟人,又怕见到熟人。我仰着头在墙边站着,眼睛常看着街心走过的人群,人在失去自由时,才真体会到自由的宝贵,心里十分羡慕自由的人们。虽然那个年代谁也算不了真正的自由人,心灵都被禁锢着,任何人不能接触,什么话不可以说,这根弦都是紧绷着的。所谓自由也是有限的,只能相对而言。
   
三月四日下午,我被叫出牢房,狱警用绳子将我捆绑后便走了。我站在牢房木栏外,呆了快两小时,狱警将我押到了工商联会议室开宣判会。一进去就看到了砖厂那些被改造的“右派“们一个个神态惊恐地瞧着我。
   
我仰着头站在台上,扫视所有的人,也让难友们好好看看我。这是一个杀鸡给猴看的宣判会,公安将我的头按下命我低头。
   
我在想,人在这社会的舞台上,都是一名“演员”,有演暴君的,有演打手的;有演挥霍吃喝的,也有演饥寒交迫的;有演富贵人,也有演贫贱人的……时间向后推移,下了这个舞台就都平等了。我今天是演的一个“囚徒”,是一名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囚犯”。
   
我被以“反抗改造罪”判刑五年。宣判结束,我被带进牢房,我真不知我这几句言语有这么好的价钱,换五年徒刑。
   
同监的犯人,轻轻问我:“是判了么”,“判几年啦”,“这下好了,判了马上会投入劳改”,“投入劳改后,可吃三餐饭了,饭也多些了”。他们好象在羡慕我走进了“光明大道”,进入了一个“理想的出处”。
   
彭柏尧瞧着我,眼里挂着泪花,他轻轻靠近我,“哎!我这身体,能活着出去么?”他心中没底,不知何时可以作结论,也被宣判。
   
我无言以答,也流出了泪水。

(三)学艺
   
1960年3月5日,这天是进牢房的第41天,我被送到津市新生工厂。这新生工厂在津市汪家桥河边。前后有两栋平房,进铁门不远是接见室,再进去是制索车间,犯人的伙房与制索车间紧挨着。我穿过接见室,到了制索车间。这里的犯人都是老头、小孩和残疾人,他们见我背着被子进来,停了手中活瞧着我。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干脆跑到我跟前来,像大人一样问道:“身上虱子蛮多吧?”“那一定罗,身上洗干净,换了衣再进监房。”他像是命令我。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呢?”其中一个答道:“我也蹲过那地方,只住一晚就是一身虱子”,他像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般自豪而得意。
   
几个老头在叫他们去干活,这些孩子全不在乎,笑嘻嘻的,似乎很好玩,打打闹闹走开了。
   
这天我洗了澡,全身衣也换了。被子晒了晚上才进监房。这是一间大房间,几十人睡着大通铺,也同牢房一样没窗户,一张门进出,外面一把大铁锁锁着,彻夜大电灯泡照着,厕所也在里面。
   
我在一个小孩手里接过一块小园镜,照了一下自己,我不敢认识自己了。颧骨突起,脸形瘦削,苍白无血色,象棺材里拖出来的一具僵尸。我估计当时体重不足40公斤。
   
这新生工厂除制索外,还有一部红炉,一个木工车间。这栋屋的后面是食堂,开饭时,犯人都到制索车间吃饭。我认识了木匠李师傅,我一见他就喜欢,他似乎很和善,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第二天队长安排我去红炉打铁,我走到红炉边,师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见他一脸横肉,脸上“乌焦巴公”。我觉得同这样的人在一起,会很难受,他姓王,我第一印象就不喜欢他。
   
当时是打板车腿,原料是方方正正,砣砣毛铁,要将它锤成园条。八磅的大捶举起来非常吃力。我想:我这样的体质,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干这种重体力活儿,我一定活着走不出监狱,一定会死在这里。我从现在起,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
   
王师傅将通红的毛铁从炉中夹出来放在铁钻上,他的小锤“铛铛”几下,我举起大锤,头晕眼花,使劲向铁钻甩去,却没打在要打的地方,打在铁钻子上。接着又一下、两下,不偏不倚打在现地方。王师傅将“毛铁”往炉中一送,火钳一甩,气冲冲埋怨“又白烧了。”他责怪我没打在铁上,我申辩说是对准铁打的,不知为什么老打偏。
   
吃饭的时候到了,犯人们忙走来,开箱声(每个犯人随身带,一个小木箱既当凳坐也可放碗筷,晚上睡觉都背进监房)、碗筷碰击声响成一片。两个小孩奔走飞快,挤在队前领饭,口里还喊着:“给大钵,给大钵。”其中一名犯人头肿得很大,开饭前,他倒来一大碗冷开水摆在凳子上,然后去领来那钵饭,坐下来慢慢地一口水,一口饭,他认真地享受这顿美餐,他吃得很香,这是一钵双蒸饭(米蒸半熟后,滤干,再上水蒸,这样饭多,叫双蒸饭),菜一般是澧南粉厂的枯饼,里面还掺些油菜,犯人们很喜欢,因为吃枯饼数量多,每人一大钵,能饱肚。
   
吃饭时,李木匠师傅来到制索车间,我轻轻对他说:“我想跟你当徒弟。”他点了点头。几天后,队长来了,王铁匠师傅喊了报告: “报告队长,他不行,他老打钻子,铁钻会被他砸烂。”看来他不喜欢我这个徒弟了,我暗自高兴。
   
我赶紧说:“我头晕眼花,确实看不准,我到木工车间会合适些。”过了两天,安排我去了木工车间。
   
做个木匠,是我久盼着的。我如有命活着出去,就依靠木匠手艺谋生。李师傅他也喜欢我这个徒弟,当时做板车,板车的轮子也是硬木做的,还做幼儿床,我做他的下手,杀料出复墨,剜板车轮子弯渐渐地可以出料、打眼。李师傅夸我进步快,一个多月后,李师傅要我单独做张幼儿床,自己下料,出材料,划墨,我做好后,李师傅帮我打了几个楔,经漆工刷过漆,居然卖出去了。我真高兴,觉得我将来有了谋生的技能。
   
我安慰自己,五年徒刑,只当学了五年徒弟。后来,我知道,我太天真。
   
一日,有人通知我家属接见。我走进接见室,靖辉,她瘦多了,后面跟着一女人,她说是运规姐。第一次见到运规姐,是在这种地方,我非常悲伤与难堪。当初我与靖辉恋爱,她菊哥、菊嫂就不同意,百般反对。运规姐就写信来,鼓励我们自由恋爱,批评她菊哥的作法不对。这下我没为她争气,我没有为靖辉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灾难。
   
靖辉为我送来了几本书,其中有册毛泽东选集。她告诉我小波已送老家去了,交母亲抚养。小波两岁了,还不能走路。我听到这些情况,控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我害了妻子、害了小波,又害我的母亲。家乡也是吃食堂,将要为母亲带来不少困难,这漫长的五年,不知如何过去。我对靖辉说:“你还年轻,你可以去寻找你的幸福,不必管我了,听天由命吧。”
   
靖辉说:“不,我等着你,你好好改造。”
   
运规姐也说:“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一切会过去的。”
   
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来。判刑后两个月以来的悲伤,这天全都发泄出来,泪如泉涌。五年啊,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能否活着出去啊?
   
队长喊时间到了,我走进了工厂。

(四)一件帆布夹克
 
已近傍晚,队长选了四名犯人,其中有我。由一名狱警押着去送一名被打成重伤、已动弹不得的犯人。这个犯人家住澧东,是以保外就医名义出去的,他睡在竹篙绑的担架上,我们四人轮流抬着他,在路上他不停地哼哼。我只记得好像是走的去澧县的大堤上,现在我已全不知具体地点。
   
天黑很久了,堤下面有一个档头开门的茅棚,狱警径直的就走进这棚子,像是他知道地点,并没问谁。茅棚走出一对老夫妻,老头身材很高,一脸浮肿,行动非常吃力,看见儿子回来,呆呆地瞧着。这老女人走近担架,俯下身,揭开被子,老泪纵横“儿啊!怎么搞成这样了啊?”儿子躺在担架上,眼泪哗哗流着,他看见母亲,试着爬起来,几次没成功。这时我才看见他,浮肿的脸,肮脏的衣服,几乎是奄奄一息了。
   
狱警给了一张纸给老头,“这是保外就医证,交大队治安主任。”我们将这人抬进茅屋站在门外,狱警向着我们四人:“这是法律,他拿出一根绳子,命我们其中的一人,将我们三人穿上马褂”(用绳子搁在背上)然后他将最后一人也“花上”,连成一串,狱警说:“不要怪我,这是执行公务。”
   
我们能怪谁啊,怪又何益?我老在想着这家三口人,两个风烛残年、且带病的老人,这个儿子已是动弹不得了,三人形象印在我的脑际,至今挥之不去。
   
走到一个食堂,警察走进去要他煮了两斤米饭,还炒了一大钵盐菜,分给我们四人。回到新生工厂,已是很晚了。
   
大跃进还在热火朝天。社会上掀起了技术革新高潮,公安局很多人来做革新物件,如洗碗机、扫地机之类。我们更是忙不赢,在李师傅的指导下,杀料鉋料为这些革新者服务,这些革新完全是为了响应号召,跟风起哄,没一件可以实用,纯属劳民伤财。后来还有几件革新成果,做好后并没运走,丢在废料堆里,大概运动已经过去了。
   
犯人越来越多,现有的监狱容纳不了这多“阶级敌人”。在原长郡小学,现武装部的地方,又修了一栋监狱。我与李师傅,还有几名犯人,常被派去做工。吃了早饭去,晚上归监,来去狱警押着。每天午饭在工地吃,饭后休息,狱警将我们带进一个棚子里,这棚子是挨墙的偏屋,上面盖着小瓦,矮矮的。赤日炎炎,晒得滚热,屋内如蒸笼,将我俩塞在里面,狱警将门一锁,我们躺在地上喘粗气,他在凉爽地方打盹儿去了。
   
囚徒!囚徒已不是人了,只是一群能说话的动物。其实还不如动物,在这工地干到监狱能关人后,我们就没来了,大约有两个多月。
   
在木作车间的东头有一部缝纫机,有一名犯人裁缝,他替干警做衣,也替犯人补衣,他是一个残疾人,叫丁梅生,我与他睡觉的铺挨着,天气渐凉了,一日他对我说:“我替你缝件夹克吧!”
   
我说:“用什么缝呢?”
   
“那块军用帆布呀!”
   
原来,监狱通晚100瓦灯炮照着,他看见了我那块帆布。我将帆布交他,又将一床棉被撕去一半用来做夹克的棉絮。夹克做好了,穿了很合身,这件夹克我一直穿到出狱。
   
我同他的关系,渐渐好了,这里连我只三个木匠,他一个裁缝,人不复杂,我们也经常说说话。一次,我问他“你一个残疾人,怎么进来的呢?”他低头,叹口气,迟疑了一下,他告诉了我,他的身世。
   
他家是富农,从小患小儿麻痹症,不能在家里做事。父亲要他学了裁缝,他的手艺远近有名,事做不过来,他带了一个女徒弟,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生活过得非常幸福。大队支书勾上了他的妻子,要培养她入党,早被他发现。他对妻子说,不要搭理他,我们手艺人入什么党,我家又是富农,入不得的。
   
一天鬼使神差,他在别人家做事,忽然要回家拿东西,正碰上他们俩大白天在床上干那种事,他一气之下,拿起一把锄头,使尽全身力气挖去,支书腿骨挖断了。这支书又是副乡长的表弟,他就被抓了进来,判了12年刑,罪名是“阶级报复,伤人致残”。已进来三年多了。
   
我问他:“你妻子呢?”
   
“孩子呢?”
   
“归她带着,”接着他告诉我,他父母已60余岁,还有80余岁的祖母,他声音嘶哑了,流下了泪。
   
“祖母我是再见不到了,她最疼我的人。”
   
这时,小三与混混抬着一个箩筐来了。他们替伙房检木渣的。这两个孩子一来,就热闹了:
   
“今天中午吃什么菜呀?”
   
“老苋菜煮菜饼。”
   
“多不多?”
   
“多,一人有一大钵。”
   
这两个小东西,根本不遵守什么监视。东跑西跑,狱警对他俩也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他俩不走出围墙,一般不管他们。他们常帮伙房做点事,如到木作车间检木渣,伙房的人也关照他俩,在吃饭时,或多舀点菜,或将大钵给他们,他们比成年人多些优待。
   
这小三裤裆撕开了,丁梅生见了,“小三来,将裤子脱下来,我替你扎一下。”他钩下头,看了看裤裆,轻轻地说:“明天扎。”
   
我问小三:“你什么时候可以新生回家呀?”
   
他说:“我没家,回去干什么?回去了也没饭吃。”
   
丁梅生告诉我,这两个小孩都没父母,也没上过学,老在外流浪。偷到什么吃什么,小小年纪已流浪两三年,去年被送到这里来劳教。他们在制索车间谁也不怕,想干就干,甚至还欺侮老年犯人,抢他们的东西吃,狱警不大管他们。他们究竟还小,他们似乎很快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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