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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二部分:荒唐岁月(三)

(十)到张家滩砖厂
   
1959年立夏后,津市的农村“右派”集中到窑坡渡建新砖厂。二类处理的“右派”每月有15元生活费,到砖厂交12元伙食费后还剩3元。我与胡丕颁属劳动教养,没钱交伙食费。厂长见我俩劳力好,由砖厂出14元生活费,比二类少一元钱。我到砖厂很高兴,一是三餐饭按时吃,还是白花花的大米饭,还有两样菜。二是按时出工,每天十小时,两个星期还可以休息一天。三是半个月还可以打一次牙祭--吃肉,平常还可以吃到豆腐,这很重要。
   
在芦家峪这些都没有,吃红薯,出工从早到晚,晚上还放卫星,也没定时间。在那里一年多没吃过一次肉,吃豆腐是要票的,农民没有票豆腐也吃不到。这里交了伙食费之外还剩两元钱可以自己花。还有澡堂洗澡,不怕长虱子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怀念芦家峪的乡亲们。特别是周伯、翟家一族人,都是朴实、善良的好人,还有不爱说话的赵学玉大姐。
   
到建新砖厂几天后,我被分配去张家滩分厂。同去的一共十多人不像是去改造的,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人还唱起歌来。最大的年龄也才三十岁左右,全是青年。如胡丕颁、龙安帮还只十八九岁,还是娃娃,全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像是学校搞个什么活动似的快乐。胡丕颁桃源师范毕业,一期书未教完就被打成“右派”。据说他父亲也是教书的,也打成了“右派”。还一位姓余的代课老师也划入了“右派”之列。他改造了二十一年,到79年“右派”改正时统战部没他的档案,因他不是正式教员,不存在改正,更不予安排工作,统战部说:“你不是右派。”先前替他戴“右派”帽子,遭了灾,父母也遭了灾,他急了,受尽磨难与冷眼,连老婆也找不到。今天说他不是“右派”,他又急了,21年的折磨不白受了?“右派”看到了一点曙光,居然没他的份儿,你看这不太冤。他天天在统战部纠缠,讲道理,“搞我这么多年,还是假的?”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也作“右派”改正了,安排工作,就安排他到一个局搞总务,这是后话。
   
我们经中武当,到大洼步行到张家滩后,被安排到一间茅屋里,暂时开地铺。彭昭恒背着包进去,只听得他大叫,面红耳赤,丢了背包跑了出来,说话结巴巴的,“吊、吊……死、死……人了!”大家一窝蜂挤了进去。一女人上吊了,两眼睁着,舌头伸出来老长,裤腿上还有泥;厂里一些工人闻信也跑来了。她丈夫和三个孩子也来了,大孩子抱着他娘的腿哭,小的远远地站着嚎叫,她丈夫将这女人取下来,用板车拖走了。
   
这女人不是砖厂职工,为何上吊呢?说法不一。有的人说前天她在食堂偷了五钵饭队上要批斗她;有的人说他不满社会主义,出工不积极,扣了她家一餐饭;也有人说她患了病,又要出工,贫病交加,受不了,一气之下上吊。究竟真实原因是什么至今也不知道。
   
那年头死个把人也不稀奇,也没更多人去同情死者。一般的评语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有的死了还在批判。
   
“右派”中也不泛明白人,“先生们,我们只自己改造,别的不管,不传播,免得生出枝节惹上是非。”此话在理,也是经验之谈。大家真的不谈论那女人了。
   
这个晚上我们就在这里开铺,我心里还是有点怕鬼,时常想起那女人一双睁大的眼睛,那红红的长舌头,搭拉的头,披散的发,一想就毛骨悚然。头脑里常幻出这家饥饿的情景,那女人到食堂偷饭,又怎样给她的儿子吃,人家又怎样查到她,这女人又如何恐惧……大脑里不停地在过电影。加之这茅屋没电灯,一盏没罩的煤油灯,那火焰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像有鬼在戏耍。我老是不能入睡,看着这盏灯在闪动。
   
屋尽头堆着一堆茅杉,茅杉上残存有谷粒,老鼠窜来窜去,有人响起了鼾声。我似乎也有点迷糊了。
   
忽然间几声尖叫:“鬼!鬼!鬼”大家被惊醒,坐了起来,我也跟着喊,睁开眼,看到一只尺多长的老鼠,从杨威床头溜进茅杉里,我说:“哎呀,一只大老鼠,一尺多长,钻进茅杉里去了。”杨威还心神不安,怯怯地说:“我做了一个梦。那女人摸我的脸。”吴祥麟说:  “可能是老鼠舔他的嘴巴,大脑里还印着那女人是恐惧的反映。”大家又笑了起来,有人找杨威开心:“那女人喜欢你了吧”、“谁叫你长得那么白面书生,惹人家爱”、“不把脸洗干净,小心老鼠再来。”
   
这个晚上几乎没有入睡。白天的阴影印在大脑一时无法消失。
   
在张家滩劳力强的分配在围窑组,劳力弱点的分配在煤砖组,压砖组没分配人,那是熟练工干的技术活。
   
我被分配在围窑组,一担二十口砖坯,百来斤,从基层担起,越担越高,最后是十多米高,架两层跳板,我们喊着号子“吭唷,嗨哟”一步步爬到窑顶,没有胆量空身还不敢上哩。
  
不久,杨威病倒了。张家滩当地有位50多岁的医生,他号过脉,说是受了惊害,再是寒湿,我们很多人去他那里看病,他都说是寒湿,后来,我们谁有了病,就说“到寒湿先生那里去看看。”
   
我也有过病,拖腿不动,肚子屙,吃不进饭,寒湿先生说是寒湿,给了点药吃,不见好。大礼拜回津后,到人民医院看了,经化验是蛔虫,服药后,打出一堆蛔虫,病渐渐好了。
   
杨威请假休息,厂部说,小病不下火线,要搞大跃进。但可以不上窑,去做煤砖。做煤砖不用担百余斤重担子上跳板,确实轻松些,但蹬久了,腰躬背胀,头晕眼花。杨威还是竖持不了,经厂部批准,去织茅衫,茅衫用稻草编织,是盖砖的雨具,一扇扇。这些事本是家属做的,杨威来织茅衫也算是特殊照顾了。

(十一)大礼拜回城
  
在张家滩砖厂离家二十多里。每两周休息一天,星期六晚上返城,星期天下午回砖厂。来去步行。我与吴祥麟同伴走的时候多。他为人忠厚,不虚伪,年纪比我长,知识比我丰富得多,特别是历史、地理他都熟悉,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都答得非常好,我与他有共同语言。
   
我们在路上,不谈当今时事,只谈古人。从《东周列国》谈起,谈楚平王。谈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谈隋炀帝滥用民力,虚华浮燥民不聊生。谈武则天的检举箱,谈沈俭期那些拍武则天马屁的酷吏,谈一报还一报成语“请君人瓮”残酷幽默。这些历史罪人,丧尽天良,不讲仁义道德,是一班畜牲?骂这些历史罪人,心里非常舒服。骂得咬牙切齿。不知不觉几十里路就走完了。
   
我回到家抱着小波,孩子越长越差,疳疾更加严重了。吃得多,消化不良。我心里很急,很疼孩子,可是又无可奈何。还是刘伯妈带着。除此以外,我去邮局报亭看报纸。大跃进报导很多,头版都是载某地又放卫星,亩产三万斤、五万斤,比比皆是,标题套红,非常热闹。其余版面就是批判文章,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都是长篇大论,语言激烈,同反右时批“右派”文章如出一辙。全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声讨,是檄文,杀气腾腾,使人恐惧,使人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尽是一些该杀、该剐的“敌对分子”。
   
《人民日报》、《新湖南报》都是大字标题登这些文章,到如今,隔了半个世纪,这些被批判学者的名字有的记不清了,但我心里暗暗对这些人产生崇敬,他们学识渊博,有见解,不扭曲自己的灵魂,不昧良心。将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只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也并不涉及政治,可是批判者硬要往政治上套,说是反动阶级观点,是反动阶级立场。我真不知这是为了什么?
   
次日下午,在返砖厂的路上,我对祥麟说:“我们的队伍天天在扩大啊。”祥麟瞧着我,心照不宣的一笑。他说,他也看了一天报纸,未出门。黄庭碧不要他外出,拿来很多报纸让他看。
   
黄庭碧是他的妻子,一位善良而坚贞的女人,她是一位优秀教师。她拿报纸回家给丈夫看很容易也很方便。
   
祥麟说,当今社会,要想平安,就是只做苦力,不讲一句话,开口就有被歪曲、被断章取义和遭受围攻的危险。虽然如此说,一个活人.而且是有头脑、有责任心的活人,又有几个能做得到呢?
   
譬如黄万里,水利专家。他经过考察论证,三门峡不能建闸,建闸后上游人民后患无穷,他能不说出来么?他作为一位学者,也是这个民族的一员,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与良心逼他说出来,谁知他一陈述利害,就被毛泽东盯上了。被他盯上就不是好玩的事儿,你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大半,就等于被五步蛇咬了一口。许多学者被点了名,都遭了大殃,如马寅初、梁漱溟等都在劫难逃。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要大家学明代清官海瑞,他说海瑞刚正不阿,应该向他学习。《解放日服》还登栽了《南包公--海瑞》。我真不懂是怎么回事,一方面以言治罪,整得人死去活来,另一方面又号召人要“刚正不阿”,要敢想、敢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与做的为何相距这么远呢?他究竟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这日吴祥麟告诉我,澧县枪毙了两个人,一个是大队支部书记,一个是杀自己娃娃的农民。闸口镇一个姓苏的支部书记,一惯欺压老百姓,生产队有个猪场,猪场里死了一头母猪,他令50岁多岁的妇女饲养员为母猪披麻带孝,天天到母猪坟头去拜。另一个是白衣乡的,叫张自福,大队有一对青年男女,未婚同居,他将这两人脱光衣服,颠倒用绳子拥在一起,互咬生殖器。另一个农民更吓人了,是如东乡的,他将自己几个月的孩子煮了吃,他用吊锅正在炖,被人发觉了。达个农民的妻子跑了,留下几个月大的婴儿,这男人饿急了,就杀儿子吃。
   
听了这些,使人毛骨悚然,这年代人没了人性,常听人说父子互相抢夺对方的钵钵饭,夫妻对抢都有,人已变成了禽兽,甚至比禽兽还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啊,人变成了禽兽,你还能指望它讲仁义、讲良心么?
   
在张家滩干得不久,大约两三个月,调回窑坡渡建新砖厂。这是总厂,条件好些,睡上下铺。劳动时间不是十小时了,经常放卫星,工地上灯火通明,压砖的要突击几万砖,装窑的要装多少砖,数字我记不清了,到晚上12点收工。比在芦家峪还要好些,收工了可以吃一碗煮萝卜。

(十二)不要“狗咬狗”

到了建新砖厂,离家近了,但卫星紧锣密鼓地放,人实在坚持不住,悄悄躲进砖空子的茅衫里睡一下。公安局的人来得更紧密了,他们要体现他们的威风,要集中“右派”训话。训话没什么新意,“我们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要好好改造。靠拢党,要检举坏人坏事。”“‘右派’分子正在分化瓦解,要让‘右派’分子狗咬狗。”我听了这些话,非常气愤,人的尊严全被剥夺了,我真不理解为何要如此侮辱?“右派”与共产党究竟有何冤仇?
   
我同其他很多难友,如吴祥麟、彭昭恒、胡丕颁……都闲谈过,我说:“我们应该各自改造自己,不要去汇别人的报,他们要我们狗咬狗,我们何必去当这条狗呢?”我说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历史上任何朝代,没有今天我们这么长的工作时间,说话言论有这么多的危险。”
   
我在日记里写过一篇小文章--《蟋蟀》。说蟋蟀无知,听信人的挑逗,拼命嘶咬同类,这是人类的残忍,蟋蟀自身的麻木。
   
1959年下半年,砖厂作息时间已不是十小时了,常是早起六点,到晚上12点收工。每餐虽有半斤米饭,但因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还是只一个半饱。彭昭恒耐不住了,他跑了。去时告诉我,他去湖北,说那里劳动强度小些,能吃饱饭。
   
我们已很艰苦了,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当时有群“流窜犯”(当时是这么称呼的)来砖厂乞讨,讨,是没什么讨的,他们人也多,谁有东西施舍?我们吃饭时撒落的饭粒,或一片萝卜,他们马上捡起来送进口里。就是这样也成了“犯”。被一串串用麻绳系一只手带走。
   
这些所谓“流窜犯”是从河南来的饥民,在家乡饿得不行了到南方来求生。有的人被抓时也反抗说“讨饭犯了什么法?”就被拳打脚踢一顿。街头标语,又多了一个内容:“打击破坏社会治安的流窜犯,保卫三面红旗,保卫社会主义伟大成果。”在砖厂每天要带走十几二十余名逃荒讨饭的“流窜犯。”
   
这些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走路慢吞吞的移着步子,有气无力,拖着脚步走路。有的已严重患着水肿。我心里非常难过,同情他们的悲苦,他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弃了老少,奔走他乡,遭受侮辱和欺凌。他们中有的家人已饿死了,有的已无家可归。饥饿驱使他们盲目远离家乡啊。
   
进入冬天,雨雪也多,不能压机砖了,就安排我们做干模砖。挖泥、泼水、踩泥,手脚冻得通红,谁也不敢吭一声。
   
彭昭恒在外也立不了脚,向厂部汇报说他去了亲戚家。其实一是粮食统购统销后吃饭难解决,二是政治上经不起审查。到处乌鸦一般黑。
   
公安局来的干部要批斗他。我们是要发言的,特别是我,大家都知道,我俩都是芦家峪来的,平时又亲近。我盘算如何发言,表现积极点,蒙混一下众人视目。我想起了贺振辉一次对大家说:“诸位,说鸡巴、屁、卵什么都可以,只要不与政治挨边,就没事。”
   
我发言时,彭昭恒平时说的与政治有关的话我一句也没说。彭昭恒平时同大伙一道休息时,他也说了一些痞话开心。我发言说他道德不好,常说怎样搞女人一类脏话。谁知这彭昭恒(他是未结婚的青年),脸面上受不了,他火了。将我曾说过的一些涉及当今时事的政治的一些话全端了出来。结果矛头指向了我,开始了对我的检举揭发。我在砖厂与人接触面广,彭昭恒、胡丕颁同我接近最多,我也说得最多,他们检举也多。我与吴祥麟也时常接近,他始终保持沉默。 贺振辉也检举了我,鸡毛蒜皮的事说得非常严重,还是利用他那套“不涉及政治的方法”,雷声大、雨点小。
   
几个晚上,我已经无法摆脱困境了。我被单独隔离反省。厂里发动其他“右派”深挖、批斗我的罪行。这样一连几天“右派”斗“右派”不比左派弱。人人都想脱离苦海,想表现一下,充点积极,早点摘去帽子。至少也可以自保,哪还顾别人的死活。
   
一个姓张的“右派”,他哭丧着脸,大喊着:“要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毛主席!”他举起一条板凳迎面向我劈来,幸好被贺振辉拦住,不然的话,我头会被劈破。他没劈着我又嚎哭起来,那片忠心可见。
    我精疲力竭了,我恐惧、我孤独,我觉得天也是灰暗的。就在我写这篇“记忆”时,听曾经一道改造的难友告诉我。很不幸啊,这位张先生得了偏风,处于瘫痪状态。我还是祝愿他早日康复,他比我的年龄还小啊。
  
(十三)死神在召唤
   
几天挨批斗又单独反省,孤独、寂寞、恐惧一齐向我袭来。他们又在动员,开预备会议,这个晚上我想到了死。
   
在这个社会活着难,时刻有被批斗的可能,有理无处说,动辄说你犯了法,亲人不可团聚,自己常饿着肚子,对儿女无法养育,对父母无法尽孝。每天劳动,使人精疲力竭,活着又有何意义啊。
   
我想,我妻靖辉她还年轻,我死了她得到了解脱。我的小波,反正我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听天由命吧。只是父母养育之恩无法报达,未划右时,我按月寄钱回家,这两年来我分文未寄,也未去过一封信,因不敢面对父母,更不敢将实情告诉他们,来往信件由靖辉处理,由她“哄骗”父母。
   
我回想:1951年元月我从家里走出来,投入军营。五月份我已调入八团,本是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准备开赴朝鲜前线,过了一个晚上,营教导员又将我要了回来,留下替他做通迅员。我想当时我如能赴朝或许躲过了反右这一劫。或许被战死,我能落个烈士的英名,全家人都为我而光荣,父母还能受到党和政府的抚恤。也不至于现在成了反面人物,父母妻儿受岐视,自己受尽污辱与迫害……越想越绝望,生不如死,活着还有何意?
   
我站上床头,将绳子一头挂在屋架上,套在自己的脖颈上我迟疑了片刻、横心从床上跳下来。瞬时我感到头部发热、膨胀,我进入了梦乡。我在吃鸭子,被骨头卡着了喉管。我使劲要将骨头咳出来,不知咳了多久,终于将骨头咳出来了,我睁开眼才发现是躺在地上。
   
我看看周围,寂无一人。我想起来了,我刚才干了一件蠢事!我庆幸我没死成,我摸到绳子是断了。当时我的身体不足五十公斤,不知是怎么将麻绳压断的?我不该死啊。
   
我像是大彻大悟了,我为什么要死呢?难道我犯了死罪?杀人了、放火了、抢劫了?都没有,充其量说了几句实话。人,除死无大祸,何必自己去毁灭自己?要保住性命,留住“青山”还会有“柴烧的”。让时间去验证吧。忍耐、等待,会好起来的。
   
在那年月,做梦也在吃东西,人在死的路上,还在“吃鸭子”我想梦里的鸭子骨,就是那根勒在脖子上的绳索,在使人窒息时,大脑还在工作,以为鸭骨头卡住了。人们说死没有第二次,不能有死的经验,我认为死也是可以有经验的。死神不要你,将你推了回来,你就知道死的味道了。
   
斗了几个晚上,大跃进年代,不可久斗呀,再斗也就是这么些。又要我上工地担砖了,市公安局一位干警,我记得好像是姓周。这位周干部小小的个子,白净斯文面庞,也不大声吼叫,好像他很“和善、仁慈”。他要与我“交朋友”,帮我改造。他同我谈心,我本来是留不住话的人,他和颜悦色与我谈心,我又怎能不说心里话呢?我如实说:我是听毛主席的话鸣放的,我是在会上的发言,这些发言是主持人出的讨论题,就题说题,如“你认为农民生活如何?”等等。一再承诺“言者无罪”,为何如此整人,有些问题还是故意栽赃陷害,原意并不是那么会事,他们说是“提高分析”又将这些提高分析的材料写进处理意见里面,这是故意置人于死地啊!
   
他要我说说对当今社会的看法,我又说了。你们对河南来的逃荒人称之为“流窜犯”,还绳捆索绑。你们说社会主义只有阶级爱,称为阶级兄弟,难道这些人都是地、富、反、坏?我敢肯定地说,百分之九十九是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反而不敢出来。他们又犯了什么罪呢?如不是家乡饥饿,谁愿离乡背井,出来乞讨?你们的阶级爱又到何处去了呢?
   
他静静听着,轻轻地说:“我们也是执行上级指示,身不由已啊。”我觉得他的良心还在,我就更没了顾虑了,我说:现在每天工作时间,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二点,只能休息五、六个小时,人成了机器是受不了啊,又不敢说,谁说谁挨斗。我们这些“右派”,犯了错,要“右派“互相检举,与反改造行为斗争,说是为了”右派“改造,重新做人不是很好吗?偏偏要说“要右派狗咬狗。”“右派“也是人,也要顾全人格尊严,这种侮辱性的话不利改造。战争年代捉了俘虏也不准侮辱,”右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何至如此糟蹋人呢?
   
我这些话不属反动言论,是属于个人的看法,也不算颠倒黑白,应属实话实说。毛主席不是一再说实事求是吗?为何在大公无私的共产党面前就不能说呢?我搞不懂。
   
周干部问及我的家,我告诉他我没有家,妻子在她哥哥家架了一个小床,还有一个营养不良的女儿,一岁多了,患了疳疾,还站不起来,同事的老伴义务带养。他叹着气,表示同情,他要我带他去我的家看看。他去了,在我的几本破书中,翻到了我的一本日记,他说,他带回去看看。我只能让他带走。那篇《蟋蟀》也在里面,其余只是一些生活纪录,并没反动言论。 后来我听人说,我的那本日记在津市进了展览馆,是阶级教育的“反面展品”。
   
下了几场雪,快过年了,砖厂每人发了半斤苦楝子煮的烧酒、半斤饼干。我感到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将它放在枕头边,留到过年时带回家。饼干可给小波吃,让她也补充一点营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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