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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二部分:荒唐岁月(二)

(五)彭月娥“放火”了
   
一天,我到街上听人说彭月娥被逮捕了。回家问靖辉是怎么回事,她说:“听说她放火了。”
   
这天,靖辉休假,带我去了彭月娥婆婆家。当时俩老近60岁,婆婆抱着半岁的孙女儿,公公正在整理箢箕,因他在土方队担土。 见我俩进来,公公忙让坐,婆婆站了起来。靖辉接过孩子,啊啊逗着,孩子嘴咧了几下表示高兴,这孩子很乖。婆婆抹着眼泪对我们说:“说是月娥放火了,把她抓进去了,丢下这个只四个月的孩子交我,罪孽啊!”她接着说:“这是冤枉啊!是她娘家嫂嫂樊明香的陷害啊!你想想,小陈,这房子是她彭家的,四次火情都是她嫂嫂发现的,又是她嫂嫂打熄,她嫂嫂报警,这难道不是她嫂嫂自导自演?”她第一次发现火,逮捕了亲家母,第二次……,第三次又逮捕了月娥,这是×月×日。第四次又发现了火,又将她大哥抓进去,她们家先后进去了四个人”。
   
这老人叹了口气,又说:“原因还是月娥的爸爸不该是国民党军医。他前年又买了三丈多白大布,准备给她大哥做打铁的围裙,说是破坏了棉布统销政策,判了十年徒刑。三丈多农民的家机布,哪有这大罪?还判了十年。她小哥彭柏尧与妻子樊明香离婚,樊明香不服。离婚了本可各走各的路,她偏偏要求还在彭家住三个月。住到两个多月,她将他的家具运走了,不久,就一、二、三、四次连续发现有人用木炭包硫磺放火的事,明摆着是樊明香害人,偏偏说是阶级报复。放火会有全家人连续放的吗?烧谁呢?这房子是彭家的,这离了婚的媳妇或是嫂嫂三个月后就搬出去了。该烧吗?”已被抓了人关进去了,还值得继续放火吗?“老人家像质问我与靖辉,我们能说什么呢?
   
他公公在一旁悄悄悄说道:“婆婆哟,你少说点啊,人家听了一汇报,小心将克俭也搞进去啊,那就更不得了啦。”他说的克俭是彭月娥的丈夫。
   
婴儿在靖辉怀中哭了起来,老女人一边将孩子接过去,一边抹着眼泪。
   
看着这家老小,心中不是滋味,靖辉也揩着眼泪。我看着他家,又想着我自己的处境,心里实在难受,我的鼻子酸酸的,我是个大男人,不能在人面前把泪掉下来,扭转身,瞧着门外。
   
我从彭月娥婆婆家中走出来,思绪万千。彭月娥这人长得也不俗,甚至可说还漂亮,又读过几年书,算是有文化的,在五十年代,一般工农家庭女孩子能读十年、八年书是很骄人的。她也自认清高,有理想、有抱负。却因父亲是伪军医入狱,她不得不早早结婚生子。现在又因兄嫂的不和,嫂嫂离婚生恨将她卷入,引出纵火案。丢下六个月的孩子走进监狱,我想她一定心如刀绞。在哺乳期的动物,可以不惜生命去保护它的小宝宝,何况一个有血有肉的母亲,怎么不伤心?
   
我为她流泪,也为我自己、靖辉,几乎哭出声来。
   
我听人说,猎人也不捕杀哺乳期的动物,而“爱人民”的党,未必不及以杀生为业的猎人的仁慈?!
   
(六)席连生的馒头

晚上,劳力送公粮,借着月光,十多人踏着崎岖的山道,从芦家峪经土地垭,将粮食送到皇姑山仓库。经检验,要用风车车净。我将谷倒入风车后,坐在箩筐上休息,我偶然看到办公室墙角,伸出一个脑袋在向我们车谷的地方搜索,在朦胧中,我看出来了这是谁,他也认出了我,他扭头就跑进去了。我从背影也认出他是炊事员席连生,我叹了口气,装着若无其事,心里却翻腾起来,这席伯胆子何必这么小,难道我有传染病?还躲躲闪闪?
   
这席连生是与我们一道从常德来津市的,他是河南人,随部队南下,在部队是炊事员,退役后又重操旧业。先在粮食局机关食堂,后调来皇姑山粮库。他已五十多岁了,为人和善,我从心里在埋怨他,不该如此胆小无情。
   
我正在低头回忆着往事,忽然听到我的箩筐里“嘭”的一响,像什么东西掉下来似的,低头一看,显然有一包东西。再慌忙抬起头来,看见背影正是席连生。他急匆匆向食堂方向奔去,像后面有豺狼追赶似的。吴哲在我身边,他首先看见席伯将东西丢入我的箩筐,又见席伯匆匆离去。吴哲弯下腰将包拿起问“是么得?”纸包着的,我揭开报纸,他轻轻道:“馒头”、“馒头”。我也说:“是馒头、馒头”。风车停了,车谷的,撮谷的都停了,向这边围了过来。我抱起这包馒头一人分一个,有的人还吃了两个。
   
我自己也拿起一个馒头送进嘴里,我的眼泪哗哗往下掉,滴在馒头上,我感到了馒头的咸味,我意识到了我的处境,我是被怜悯的对象,接受了他的施舍。
   
同伴们心情却不同,他们一个个非常高兴。他们意外的吃到了一个或两个馒头,是件很了不起的事,这年代是难遇的。今晚送公粮前大家吃过晚饭,肚子并未饱。挑着一百多斤担子,上坡下岭,走了这么远,肚子很饿,现在能意外地吃个馒头,这是很有效力的。大家一边啃、一边说:“馒头好吃”。以至后来在劳动时好久还有人提那晚席伯的馒头。
   
农民,在那年代想吃一个馒头是不容易的,一是没粮票,二是没有钱。即使弄到了粮票,有钱也买不到。当时饭店柜窗里陈列有馒头,一个一脸盆大,麻花一根肥肥的两尺长,能买吗?都是给人看的。那年代什么东西都夸大,馒头、麻花超过正常大小几十、上百倍。几头猪也叫“万头猪场”,数字越大越好,形象越大,越能鼓干劲。
   
那年代,在国营饭店,可以吃“抽腿席”的也只有居民、单位职工,没有农民。因为要粮票要钱,农民是身无分文的,粮票也无法弄到。家庭鸡都没了,更不会拿蛋去变钱,真叫“一贫如洗”。
   
什么是“抽腿席”呢?就是八人坐成一桌,交二两粮票、两毛钱摆在桌子上,服务员收去钱和粮票,送来八碗面条。每人后面还站着两个甚至三个等下轮吃面的人,前面一人吃完将腿抽出来,后面的人马上插进去一只脚抢占这个位子,故叫“抽腿席”。
   
那晚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我沦落到只能接受施舍,而施舍人还只能那么偷偷摸摸,如被人发现,还要累及他人前途,甚至被视为阶级立场不稳挨批挨斗。我惭愧,我错怪了席伯这位老同志,他的仁义与善良是我永世难忘的。
   
二十一年后,我回到单位,席伯已离开人世,他的女儿也不在津市。从胡宝莲口中知席伯埋在皇姑山,我要胡宝连带我去寻席伯的坟墓,她说,年久未去寻不到了。我想到席伯坟前去烧柱香,或清明祭悼,这小土堆不知在何处,终未能如愿。
   
几十年来,我脑海里常放电影一样映着那昏暗的夜晚,席伯警惕的神态和匆匆背影。这馒头不只是充饥,它可以疗一个被残酷迫害者的心灵,可以给这受伤的心灵以慰藉和抚摸,使我感到人世间并不尽是残酷和倾轧.还有真情,还有仁与义在。只是在那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年代,人们不敢冒险表露而已。

(七)芦家峪的父老乡亲

在芦家峪,劳动力基本是挑担子,白天去澧南粉厂河边担粪,这粪由环卫工人用船运来的,一船几吨粪,环卫工人一边打粪,一边从河里舀水洗船。粪打完,船也洗干净了。这些洗船水也由我们挑到古大同寺底下,压出一身臭汗。
   
周伯见我要去挑粪又没好扁担,拿出一根扁担斜撑在地上,用右手压着扁担中节,闪几闪,说道:“穷汉的扁担相公的马。这是一根槐木扁担,挑着可起步啦,借给你。”我接过扁担,比一比,齐我鼻梁高,两头薄薄的,挑起一担粪跟着步伐一闪一闪,弹性极好,像鸟儿展着翅膀。
   
担东西,扁担很重要,太硬的扁担压在肩上迈不开步,太软的扁担压下去弹不起来,像是拖着重物在走,周伯还给我一担粪桶。他家的粪桶油得好,质地轻,还比别人家的小一点,一担能装百多斤,我挑着非常合适。
  
从澧南粉厂到土地垭,一个两里多路的上坡,要走完这段路方可休息,我们“呼哟嗨哟”,一步一步爬上这个坡,一身黑汗,喘着大气,到了土地垭大树底下,将粪桶从肩上放下来,就一个个躺在地上,全身的筋骨都散架了。
   
这周伯是个聪明老头,脸上常挂着笑。开口就是顺口溜的词儿,人也善良,老伴死了,带着女儿周文萱过日子。周文萱聪明、漂亮又勤快。每次大兵团作战,如修堰塘、修大堤,在工地上她是众人的焦点,还同男劳力一起打飞硪。飞硪是当时一种夯实土方的石头工具,约百余斤重,侧面钻有八个孔,分别用八根绳子拴着,八个人各拉一条绳齐力拉,飞硪飞起一人多高落下。现在用拖拉机碾压,那时全靠飞硪压实。周文萱领喊着号子喊一句、头一扬,辫子同飞硪飞起来又落下,另七个男青年手绷硪绳,口里跟着她的号子喊,一仰一仰的,盯着周文萱的脸蛋儿,可来劲啦,当时很多年轻人在暗暗的追求她。
  
听别人说这周伯还被暗管,不知为何,我不敢问他,我不知他的身世,我在芦家峪看他是跟着当前的形势编的词儿。一句平常话,经他的口说出就生动了,就惹人好笑了。不过还是未见有人为难他。
   
另外,还有三个老头,除赵三爹外,翟姓有两位,是翟乡长的兄长,但并不仗势欺人,还敢说点真话。如深耕时,他说:“这是胡来,挖这么深,田里老底子揿起来,有什么肥?一碗籼米粉,一勺糖,还甜。一大钵籼米粉,一勺糖就不甜了。”有一次他当着很多农民说“么得右派,就是说了几句真话”。他敢这么说,就是他家有位翟培元乡长。这翟培元也是个忠厚人。公社成立后,就没大见他了。不知是升了还是降了?也没人说起他。我估计他降不了也升不了。因他老实不树敌降不了;又因他太老实太善良升不了,冷在一边的可能性会大点。
   
赵爹与周伯就不讲不合时宜的话了。只是含含糊糊笑笑。或者“好啊,形势大好啊,共产主义到门前来了啊。”他二位算是识时务者。
   
我觉得农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绝大部份是善良的、忠厚的。他们一般没什么文化,却懂得做人的道理,他们容易满足,受了欺、受了骗,他们以为本应该如此,心安理得,无怨言。只要不伤害他眼前利益,他不会怎么样,不马上逼他死,逼得他走途无路,他决不反抗。该怎样生活,还是怎样生活,忍饥挨饿不在乎。
   
也有例外的,在芦家峪,有个两兄弟,就不一样,捆绑抓人就来劲,后来老大当了副连长,吃饭时拿着喇叭筒训人,张三不行,李四不好,扣人饭钵钵。他虽会投机,但终究没本事,当了个副连长到了头,升不了,爬不上去。这两兄弟后来进城帮一个单位煮饭,八十年代双双得癌症死了。
   
在芦家峪,还有两个还俗的和尚。是古大同寺下来的,一位年纪大点,约四十来岁.是杨和尚,一位三十来岁的叫吴哲。杨和尚有点文化,在万头猪场喂猪,他娶了老婆,两个还很亲热。为人也和善。有次我问他:“杨师父,想吃肉吧?”他笑笑“没有啊。”我说:“有肉吃你吃斋,现在没有了,你又想肉吃了。”他只是善意的笑笑。这吴哲是一个全劳力,四川人,五短身材,有力气。我同他一块做事他总把重活抢去干,让我干轻点的,如扮禾,田里一担湿谷近两百斤,他总是“我担、我担”,抢着去送谷,他那浓重的四川话,很可爱。他有一颗善良的菩萨心肠,是个单身汉。

(八)那群姐妹们
   
那年代我在芦家峪看到很多荒唐蠢事,谁也不敢吭声,一吭声,有可能被打、被批斗,或“跪禾刷子”、“跪碗蒂”。如密植,秧挨着插,使禾苗没伸展余地,秋天在山上种小麦,限定每亩放多少种,不但窝与窝密,一窝倒一小碗小麦种,这能长吗?早稻扬花勾头时,他们将几十亩稻谷扯起来,挑到路边一丘田里重新栽上,说是“丰产田”,向上报喜,说估产每亩三万斤,招人来参观取经。
  
来了几位农校实习生,在芦家峪搞试验,这些年青人,要连长找来一个能装十余担的黄桶,桶里倒满大粪,又要连长用大米换来十来斤面粉,倒在大粪里,搅匀盖上盖,说这能提高肥效,这时食堂缺粮,基本上是全吃红薯,一个个饥肠辘辘,他们将粮食如此造肥,丧不丧德啊!让人肚子去造,不是一举两得么?也是积德的事啊。
   
这些事,谁也不敢说,只要是城里来的人,穿上四个口袋的衣服,挂上一支钢笔就可指挥农民,就不讲价钱,他们是党派来的,不管什么馊主意、邪办法,都是“新生事物”。要敢想、敢说、敢干,谁反对就火烧下游,反他的保守。
   
1958年一整年,从未消停过,总是大兵团作战,放卫星,身上衣汗湿了,又沤干;又汗湿,再沤干。天气进入冬天,塘里不能洗澡了,甚至晚上不洗脚、不洗脸,收工后倒头就睡。一天,我感到身上痒痒的,悄悄地翻开内裤一看,有白白的小虫子。我未见过这东西,许俊说是虱子,我心里的恐惧与自卑,一齐上来了。晚饭后大家走了,我舀了半桶蒸红薯的锅底水,在屋檐下洗了一个淋浴,这时天刮着北风,下着凌毛子小雪,我冻得浑身发抖,牙敲得呵呵响,洗了这个澡,我感到一身轻松。可是,我真的着凉了,咳嗽、发烧、肌肉酸软。经队长批准,同妇女干轻点的活。
   
这些妇女,听说我在凌毛雪下洗澡着了凉,七嘴八舌出起了主意,说是熬点姜糖水,里面放点葱,趁热喝下,散散寒就好了。何处有姜呢?家家没有。糖更没有,糖是凭票供应,农民是没有票的,只城里人有。连葱也找不到,食堂菜园不栽葱蒜,因食堂不兴吃作料,只种大路菜,这些姐妹们,互相打听,都说找不到,虽然如此,我心里非常感谢她们,杨和尚老婆打趣道:“老汤罗,你以为还是当干部么?讲卫生。这号冷天在北风下洗澡。大跃进开始,我们为了超英赶美,我们姐妹们,就没洗过屁了。”那“屁”字说得特响。她这句话一出口,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几个红花闺女脸胀得通红。又一位嫂嫂接过话头:“洗么得屁啊,男人的气味都没闻过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这是真话,大兵团作战,男女分居。加之一队的屋全拆了,都挤在二队,她们确实闻不到男人气味了。这些姐妹们在一块儿笑话、粗话,也离不开说点“荤话儿”,除此就说红烧肉的做法,小鱼糊辣椒米粉好吃,听的人一边听,悄悄咽着口水,叫打“精神牙祭”。
   
这些姐妹们,都是健康的正常人,说点粗话、谈点吃食是正常的行为,合乎孔夫子说的“食、色,性也。”这年头见不到孕妇了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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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没喝到姜汤水,也没有医治,慢慢也好了。
   
1959春天,农业生产轰轰烈烈,惊蛰将到天气还非常冷,敲锣打鼓开始了春耕,牛在前面耕,人在后面用铁锹挖,将犁沟挖深。这个工程是非常大的。
   
妇女半边天,男同志能干的事,妇女也能干,男女平等呀,年青女子也参加深耕,赤脚站在冰冷的水田里挖沟。杨嫂看了很急,她喊道“唉哟,你上来呀,你身上还没干净,在冷水里泡久了,会生病的。”
   
男劳力听了这话,高兴了,于是搭腔道:“杨嫂呀,我身上也没干净,上来呗?”引起了一片笑声,这块田里顿时欢腾起来。杨嫂对着男劳力翻着白眼,“兔崽子上来,你身上不干净,老娘替你洗洗。”她抓起一把烂泥对这男劳力甩去,男劳力在水田中弹跳起来,满田是笑声。田里混水似乎也笑了起来。
   
对这杨嫂,我的印像最深,快五十年了,我还记得她的神态。这女人什么粗话也敢说,她又最体贴人。她从萝卜田边过,下到田里扯萝卜吃,她决不只扯一个,一扯一大抱,顺手丢给同行的人,自己只留一个,在衣上揩几下迅速的啃起来,津津有味的巴嗒巴嗒嚼着。
   
在这群人中间,你感觉不到他们是每餐只吃两个红薯的一群人,快乐极了。
   
(九)写“丘牌”争上游

1959年春,傍晚连长通知我到大队会议室开会。在大队部外就隐隐约约听到张支书正在作报告:“不能右倾,我们要敢于斗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的心砰地跳了起来,本能地退了几步。我本是经受过大风大浪的,可是现在动手就捆人打人,“跪禾刷”、“跪碗蒂”啊。我正在犹豫,工作组的一位同志出来小便,看见了我“啊,汤烈辉,到那边教室去坐坐,等下叫你。”我想他们真的要斗我,在发动群众呢。
   
我走进教室,没有灯,有两个黑影在抽烟。我干咳一声,以示我来了。这两位听出了我的声音,就要我挨他俩坐下。一位是七队的吴非,另一位是八队何苦。这何苦桃源师范毕业教了半期小学,十八岁就划成了“右派”。他最乐观,俊秀的脸上嵌着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还没脱娃娃气,这吴非老是沉默寡言,我碰了何苦一下:“今天要我们来干什么?” 何苦笑笑:“嘿嘿,总不是请客吃饭吧,” 会议室轰动起来。张书记叫我们到会议室去,到了会议室,几十双眼睛盯着我们三人,从眼光里看,并未发现什么敌意。我的紧张情绪松弛了许多。         张书记讲话了:“今天要你们来,这也是看你们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如何,你们每人写一块‘丘牌’。汤烈辉写‘穆桂英组’的,吴非写‘杨宗保组’的,何苦写‘黄忠组’的。”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们是不满社会主义的,你们要好好改造,靠拢党。”他又转身面向工作组的同志,毕恭毕敬地请示道:“您,您看行吗?”这位同志微微一笑,“行。”他面对这些古代英雄的化身说:“大家要认真讨论一下措施、产量,既要有大跃进的姿态,又要实事求是,措施要切实可行,光说大话吹牛皮不行啊。”
   
这下,我放心了,先前的恐惧是多余的。
   
“穆桂英组”组长是蒲嫂。她腊黄的脸,但精神非常好,虽经常放卫星熬夜,可那双眼睛还是炯炯有神。
   
这时蒲嫂抬来一块木板,一米五宽,一米高,刨得光光的,她对我说:“老汤,我们试验田是尖角丘……”蒲嫂介绍情况,几个妹子跑进跑出嘻嘻哈哈。蒲嫂扭头向着他们道,“来、来我们讨论一下产量、措施。”他又望着我:“写吧。
   
丘名:尖角丘
面积:八分
品种:胜利籼早稻
深耕:八寸
   
她又问这些妹子,施多少肥,产量多少,植株4×7寸行么?其中一个叫兰兰的妹子,俏皮地说:“怎么不行呢?你‘穆桂英’蒲嫂说了还不算?我看产量,这是试验田,每亩要定五百斤。”
   
蒲嫂笑了笑,“鬼妹子,你也是‘穆桂英’啊。”接着他又说,“去年大面积产量是四百斤,现在跃进一步五百斤。好呢!植距呢?措施呢?”大家七嘴八舌,密植3×6寸,施肥三十担,水粪十八立方米。
   
我写完正要搁笔,兰兰神密地跑了进来,嚷道:“啊也,不行、不行”,她将头连甩几下、辫子甩得团团转,“保守了,人家‘杨宗保组’每亩八百斤,我们一定要一千斤,不然会火烧下游的。”大家怔住了:一千斤?几个妹子想了一下说:“一千斤就一千斤吧。”蒲嫂子有些为难了,产量一千斤她没见过,她的一双大眼睛望着我,像问我:“能行吗?”我马上低下头,躲避这种眼神,张支书说过这是对“三面红旗”态度问题。兰兰催促我道:“写啊,汤‘老右’(她跳皮、没恶意),一千斤。”其实当时亩产不过四百斤,张支书说了啊,“要有干劲要敢斗嘛”。
   
我将“八”字改成一个零,再在前面加个“一”。这些妹子又像侦探一样,探头探脑,打探另两个组的“丘牌”。另两个组也有人来我们这里偷看的,又是兰兰嚷道:“‘杨宗保组’的‘丘牌’要王木匠刨掉了,我到‘黄忠组’一看,产量定的一千五百斤”。她舌头一伸,“唉呀,我们又落后了,这火烧下游怕会烧我们啦!”几个妹子做着怪相,格格地笑。
   
蒲嫂有些怀疑,她自言自语,“未必长得这么多谷?不是儿戏么?”张支书进来了,他见蒲嫂在发窘,便鼓动道:“你们是‘穆桂英’嘛,嘿嘿,半边天嘛,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嘛。不能保守啊。”
   
蒲嫂眨眨着大眼睛,咬了咬嘴唇。又低下了头,她觉得亩产一千五百斤没这个把握,她也不好意思说出口。张支书见这情景又说了:“我们一天等于二十年,是大跃进啊,谁要犹豫不决,思想保守,谁就被甩在时代后面啊,我们能创造人间奇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嘛,要敢与天斗!”
   
蒲嫂下了决心,张支书就是党,她应听党的话,“我们亩产定一千八百斤,汤烈辉改一下。”
   
张支书笑了笑,“这才是‘穆桂英’的气概罗。”
   
他这一笑,使我想起了去年冬天大炼钢铁时,他带领突击队的人到赵家屋场拆群众房屋的情景……。
   
我在深思中,兰兰推我一下“唉呀、不好写,就要王木匠刨掉重写。”我惊醒过来,去找王木匠。老“黄忠组”的何苦见我来了,他眯了眯眼睛,“老汤啊,看我们谁的笔产量最高呀?”我怕他话多惹祸,迅速走开。我回到“穆桂英组”,他们正在议论,原先的统统是保守数字,就统统刨掉,重新再来。于是几个项目,都重新改了。
   
在各组互相侦探,互相争上游,张支书的鼓动下,人来人往,“丘牌”经王木匠刨了几次最后才定下来。

丘名:尖角丘
面积:八分
施肥:300担
密植:1×1寸
亩产:25000斤
   
兰兰笑眯眯地说:“今年丰收了,食堂就不吃双蒸饭了,四菜一汤,跨着人民公社桥梁,上共产主义天堂啦!”
   
张支书将三个组又集中到教室,说大家干劲十足是听毛主席的话。大家喜滋滋,互相看着“丘牌”,有的人充满了希望与憧憬,信心十足。老“黄忠组”的那些老“黄忠”却不断摇头苦笑。
   
何苦悄悄碰我一下,狡猾地说:“我们这支秃笔真神,一个晚上,产量提高五十倍。”我慌忙将头扭向一边,怕张支书听到。
   
张支书说:“从今天写‘丘牌’看,大家响应毛主席号召,敢斗、敢干,摆了大跃进姿态,互不示弱,这很好嘛。我们这个产量是高标准的,这也看出了大家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决心。人定胜天,我们有什么事办不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明天将‘丘牌’树到田里去,要有声势,要打锣鼓要遍地红旗,要赤膊化,女同志也要破除封建思想,也赤膊化,要画彩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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