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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二部分:荒唐岁月(一)
             
(一)芦家峪劳动教养
   
1958年5月1日,津市粮食局发了我一个月的工资49.5元,遣送我去芦家峪劳动教养。三合乡乡长翟培元带我去了芦家一队,安排我住在赵三爹家。他有一个女儿,叫赵学玉,已有了一个半岁的娃娃,女婿在农校当炊事员,不常回家。我在他家厨房架了一个床,蚊子特多,我从部队转业时带回的蚊帐多年不用,此时派上了用场,我买来了每月计划的26斤大米、四两油,还有咸萝卜、盐,借赵家锅做饭,三餐饭一次煮熟,划成三份,早、中、晚就着咸萝卜吃,有时赵学玉给点菜我。
   
初到农村,我已并不怕什么,艰苦生活我是经受过的。我有个爱读书的习惯,白天劳动精疲力竭,也没时间读书。晚上我买来煤油灯,飞娥蚊子围拢来了,集中攻击。后来,我将灯点在蚊帐里,人躲在蚊帐里读,读了几个晚上,蚊帐薰黑不说,精力上也受不了啦,白天劳动强度大一停下来、人就犯闲。
   
这芦家峪,是我在1956年参加农村工作的地方,当时是高级农业社。夏天去,深秋才回单位。那次主要动员群众蓄稻荪谷。当时芦家峪只种一季中稻,谷割了,田就闲下来。现在要求让禾蔸又发起来,叫稻荪谷。晚上召集社员读报纸,学时事,宣传稻荪谷可增产,替社员算细账,一亩如多收两百斤谷,就可增加一个人近半年口粮。
   
我白天要查看田里是否有水,无水则帮缺劳户车水。跑暴了,我帮他们抢收禾场里的谷。我住在村长家,他家的吃用水我包着挑。
   
这次被打成“右派”又到了这里。虽然我原是住在五队的地盘,隔了几个队,他们大部份人也认识我,大家很奇怪,互相传播,“汤干部打成‘右派’了呢。”
   
这里农民习惯夏天打着赤膊在太阳底下劳作,一条短裤,一条浴巾,这样也好,免去了洗衣的麻烦。我为了投入农民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好好改造自己,我也打赤膊。几天下来,手臂、背上、胸前晒出来了一个个大水泡,晚上麻辣火烧,四五天后,水泡破了,揭下一层层皮,有巴掌大一块。
   
几天后,彭昭恒、许俊也来了,他们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小学教员。他俩比我聪明,一个说腰痛,一个说关节炎,常同妇女一起劳动。我同正劳动力一起劳动,当然劳动强度大多了。后来,彭昭恒对我说,要积蓄精力,吃了这点点饭,不可太消耗多了啊,将本钱保住啊。我觉得也是。
   
晚上,我们在古大同寺底下堰塘洗澡。松树被风儿吹得沙沙作响,虫儿唧唧,时而被牛虻叮上一口。水却清凉,环境幽静,倒也觉得非常舒服。洗完澡,顺便将短裤搓几下,回来挂在篱笆上,第二天又可换了。
   
芦家峪谁家也不烧开水,更不喝茶,渴了在缸里舀一瓢水,咕咕隆隆喝下去,也非常痛快,全身都得到滋润。
   
这里厕所确实不好,粪缸埋得太低,蛆虫容易爬出来,特别是下雨难以伸脚。我们打着赤脚,踩得炸炸作响,浑身发紧发麻。我们也不敢对人说起,难道臭右派分子还有臭资产阶级臭架子,白天忍着不上厕所,晚上拿着芭蕉扇,到峪中田间小道上蹬下,这时虫声唧唧,蛙声唱和,月亮在头顶窥视,峪两边山上松树朦朦胧胧,伴奏着轻轻的曲儿,微风拂来,包袱丢下,又是一阵轻松舒畅。
   
农民劳动从太阳冒出地平线,到日落西山。生产队长允许我们早晨在家煮饭,不出早工。下午可提前回家煮饭。煮饭很简单,饭煮好了,就着咸菜吃,连小菜也没有,因没菜地种菜。
   
每餐是不能吃饱的,要吃饱,一个月的计划粮只够半个月,另半个月就只能休道辟谷了。四两油一个月还吃不完,因没菜炒。双抢了,扮禾割谷,泥里水里,一双脚在泥里提起来都是很吃力的,何况还要将一百多斤的湿谷担上来,但我还是高兴。“双抢”时,生产队集体开餐,我不用单独煮饭了,也不用餐餐吃咸萝卜了,而且食堂可以吃一大钵饭,足足有半斤大米。

(二)共产主义来了

1958年八月份,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生产队改为连队,大办食堂。说要飞步跨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我可高兴了,毛主席真是伟大、英明,为人民谋福利。我没后顾之忧了,吃饭不要钱了。原先我老在担心吃完粮食局发的49.5元钱,再拿什么去买米、买那四两油和咸萝卜啊。如今吃饭不要钱,有了饭吃,就好使劲改造自己了。
   
成立人民公社之后,我常被派到大队、各生产连队去写标语,画宣传画,画到哪吃到哪,除小钵米饭外,红薯尽量吃。写“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民办钢铁”、“十五年赶美”、“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叫三山开道,五岳让路,我来了!”等标语,这些内容是当时一切工作的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纲领。除写宣传标语外,在各生产队文化室,还要有以“鼓足干劲”为主题的宣传画。建立了几个栏目组,青年是“赵云组”,妇女是“穆桂英组”,老人是“黄忠组”,少年是“哪咤组”,红砖墙、泥砖墙上都是大标语,人们个个干劲十足。
   
深耕大积肥时,还有一个化肥厂,在农校(现津市一中)旁边不远的地方,是一个专门熬人骨头的场所,主要是将人骨头熬碎后作磷肥。这里是一片坟地,有专人挖,专人熬。挖出来的尸骨用大锅熬。有的还是埋葬不久的,一孕妇死后肉还没烂,也被放在锅中熬。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争议,也没有任何人担心自己的祖坟被挖、祖宗被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一切为了人民公社,为了共产主义。
   
报上不断宣传食堂好,人民满意,三菜一汤。我在的食堂从来没搞过三菜一汤。即使上级领导检查的来了,也不过萝卜丝、萝卜片。检查的一走,还是原状,一钵无油的白菜或萝卜。
   
这也难怪,一个生产连队百多号人,一块菜地还无专人管理,怎经得起天天吃?连队又无副业捞钱,买油、买盐的钱从何来?天上怎不会掉钱下来。
   
开始大炼钢铁时,每家的锅、碗都收去了。人人都进食堂,家里不准开火,大队成立了突击队,毛主席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好处无穷、人多力量大”,三个生产连队合并成一个生产连队。生产连队既是民兵组织,又是生产单位,“全民皆兵”。合并后,我住的赵三爹家的屋被拆了,全队的屋都拆了。青年突击队员在大队支部书记带领下爬上屋,用钉粑将瓦哗哗地耙下来,将檩木、柱头搬去炼钢铁。一个连队的群众,老老少少,全部住到二连,几家挤一间屋,开着地铺。男劳动力去炼钢铁,叫大兵团作战。
   
我和彭昭恒、许俊住在一间队屋里,队屋有两张扮桶、一些稻草,我们将稻草填在扮桶里,晚上在扮桶里睡。感觉软软地,也舒服。
   
屋拆了,锅砸了,谁也没怨言。社员们以为好日子快到了,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将来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各取所需的好日子,大家全盼着。只有一位姓向的青年他不相信,他认为吃不饱,劳动时间太长,吃不消他跑了。不知怎么又被抓了回来,交突击队斗争,打得死去活来。不久,他又跑了。后来知道,他去了湖北一个农场。
   
我们住在队屋里,隔食堂也近,每天清晨连长敲钟,用喇叭筒大声喊:“都天亮了呀,起来呀。”大概他是说“天亮了,都起来。”彭昭恒轻轻说:“我们还没天亮呀!”接着三人便笑了起来。
   
谁也没钟表,全凭鸟叫(没鸡了)、光线明暗以及连长的感觉作息。食堂生活越来越差,渐渐钵钵饭少了,菜也水多了,后来干脆全吃红薯。人人精神开始不振,但谁也不说饿,只能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敌人天天烂下去,我们天天好起来。”这些话,开饭时连长拿着喇叭筒每餐必说的:“我们飞步进了共产主义社会,同志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然后安排工作。“赵云组”干什么,“穆桂英组”干什么,还一个“佘太君组”,就是七老八十的婆婆姥姥去看“红孩子”。当时全国江山一片红,这些逢时降生的孩子,当然也“红”了。
   
我属劳动教养,是没生活费的。许俊、彭昭恒是二类处理,每月有15元钱生活费,叫监督劳动。农民非常羡慕他俩:“老许、老彭就好啊,每月都有钱发。”
  
人民公社也发工资了,一个个欣喜雀跃。吃饭不要钱,又发工资,还是“共产主义好”,第一个月每人发了四元钱,一个个高兴死了。我也同他们一样,也发了四元钱,非常高兴。异想天开地以为以后我进城回家不愁没“过河钱”了,一来一去要六分钱啊;以前几次路过国营饭店门前都想排队去吃一碗用猪龙骨熬的萝卜,一摸口袋空空如也,吃不成,现在排个长队吃一碗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可是这四元钱工资,是人民公社第一次发工资,也是最后一次工资。后来,谁也没人提工资的事了。
   
大家也心知肚明,天上不掉钱,拿什么发?
   
一日,吃过晚饭,连长通知我、老许和老彭去市工商联开会。后来才知道是召集全市“右派”分子集中训话。百余名“右派”进入会场,神情冷漠,见了认识的也只苦笑一下,表示打了招呼,几个月改造,这些人变了一个样。说不上“脱胎换骨”也算得上“脱了一层皮”。绝大部人打着赤膊,全身黑黑的,全没了以前在单位时的模样。那眼神就像一群囚徒,静静地、呆呆地坐着,眼珠巴巴地瞅着门口,惊恐地等待干部来训话。
   
一位干部来了,很神气,趾高气扬,点过名后,开始训话了。
   
“今天要你们来,打个招呼。你们的思想是反动的,‘右派’是客观存在的,你们对新事物必定看不惯。毛主席高举‘三面红旗,’你们不要破坏,现在人民公社成立了,你们不要乱说乱动。要服从改造,要靠拢党,对破坏‘三面红旗’的要检举揭发。这叫着‘狗咬狗’。我们要‘右派’分子‘狗咬狗’……”。
   
这种污辱性的训话,谁听了也不敢皱一下眉头。我非常气愤,这些人将做人的尊严已剥夺殆尽。他训完话,宣布散会。我闷着一肚子气,就是在战场上,对待俘虏也不准如此无端侮辱。何况‘右派’还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呢?难道对人民可以如此侮辱吗?
   
回到芦家峪,已是深夜,放卫星的还未收工。所谓“放卫星”就是打晚工,田里烧着篝火,人们打着“啊嗬”呐喊,此起彼伏,隐约还可以看到红旗招展,还有锣鼓助阵。
   
有一次“放卫星”,我与几个农民车水,将衣服或者蓑衣挂在伏杠上,人躺在草地上,轮流喊着槽子:“一啊、二啊……九十八啊”,远远地听了,以为在车水,实际水车没动,这是农民的“创造”,我是不敢的,“右派”分子如此改造,如被裣举,如此这般定交突击队斗争,不死也要脱层皮。今晚卫星放到什么时候,看月亮,看星星,还要看连长困不困,连长敲钟才算鸣金收兵了。各自回到自己的窝里,不必洗脚,不必洗脸,上床躺下。反正只有几个钟头又要起床了,何必多此一举。
         
(三)大炼钢铁

秋天,我被派去大炼钢铁。走过襄阳街,就听到锣鼓声和吹打声,并夹着“叮当、叮当、叮叮当”的打铁声。走到杨柳垸堤上,更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大红标语,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里炼钢已很久了。人员是轮流的,我在这里连续作战七天七夜没睡觉。
   
所谓大炼钢铁就是一个炉子,当时不叫炉子,也不叫红炉,叫高炉(不知武汉钢铁厂、首都钢铁厂炼钢的高炉是不是也一样,到现在我心里还在疑惑)。在高炉放入铁矿石、废铁等,烧红后五六个人轮流抡大锤、拉风箱,当然也是小病不下火线,大病坚持不请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争取火线入党。
   
炼钢烧的不是煤,是农民的家具,拆屋的檩木、椽木、屋柱、山上砍来的树木,卖饺儿的担子也可以炼钢。我分配在18号高炉。工作是轮流轮大捶、拉风箱、劈柴。宣传队时不时打着锣鼓,吹着喇叭来唱一会,扭一阵秧歌,以鼓干劲,免得炼钢工人打瞌睡。我常在拉风箱时睡着了,手还在来回拉。头昏脑胀,睁不开眼,吃饭是流水席,不定量,蒸饭,敞吃。还打过两次牙祭。“打牙祭”这词儿现在不用了。可那时是一个好词啊,人们听了这个词就精神振奋。可去疲劳,可医小病,可浑身来劲。“打牙祭”是干什么呢?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怕不知道。就是吃肉,吃肉可稀罕啦。可惜啊,我那时几天没睡,吃不进啊。一次我在厕所里蹬着,倒下睡着了,是被一位农民踢醒来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就是将铁矿石放在高炉里烧(高炉并不高,只齐胸)烧红后,夹在铁钻上,抢起大锤使劲打。打成一砣砣黑疙瘩,就是钢了。还有就是农民家锅、火钳一切铁的东西都是炼钢原料。就可炼出钢来,用土车送入仓库。
   
各高炉喜报频传,“10号高炉放卫星了,突破八吨大关。”人们欣喜若狂,炉中焰火通红,屋外红旗招展,炉边一片“叮当、叮当、叮叮当”,宣传队锣鼓、快板、秧歌、小调,抬着大红纸喜报向指挥部报喜啦,“某高炉又突破18吨大关了”;“某某人火线入党了……”
   
我记得很清楚,陈青松火线入党了,在那个年代,人了党就等于登了天,那身价就倍增啦。你如果与他吵架,你千万不要骂他,这千万记住,骂了党员,就是骂了中国共产党,那罪名大呢。炼钢结束,陈青松到粮食局当了局长。
   
炼钢没燃料了,我也跟着去了古大同拆庙,打烂木菩萨当柴烧。古大同寺有一尊菩萨有一丈多高,头上一只鸟大鹏展翅。这大菩萨可能是如来佛,几个青年爬在菩萨的脚板上,一轮斧头就砍倒了,两边的十八罗汉也打烂了。我想,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服了如来佛,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青年面前,如来佛也只得认输了。还是革命群众厉害。
   
菩萨砍倒了,又拆古大同后殿檩条、柱头、椽木、如来佛,还有十八罗汉,一同投入大炼钢铁了。津市的古大同寺,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乃唐懿宗修建。是集道、禅、佛、傩一体的华夏文化精萃,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至今已一千二百余年,各朝均视为圣地,并修缮一新。可在这个荒唐年代,中华民族的无比珍贵的文明,就这样被毁掉了。
   
我炼了七天七夜,又回到生产连队,当时报上说大炼钢铁,不仅是炼钢铁,也炼了人,炼了人的思想,炼红了心。我通过炼钢铁,炼明了一双眼睛,看清了什么叫“胡来”,什么叫“劳民伤财”。
   
后来听说中南海也建起了高炉,周恩来、宋庆龄参加大炼钢铁,也炼人、炼思想,我佩服伟大领袖毛主席神威,真能呼风唤雨。
   
可惜,这些铁疙瘩并未派上用场,据说阳由乡现在还存有当年的“成果”。我觉得应该在此立块碑,说明当年之“壮举”,免得数百年后考古学家来劳神费力,左研究、右考证:这些黑疙瘩是从何处来的?

(四)一个不幸的生命的诞生

这时,陈靖辉从华容回津市了。她不愿教书,要在津市接受招工。她终于有了工作,在建华五金厂当车工学徒,每月十二元学徒工资。
   
芦家二连在山洼里有个“万头猪场”,所谓“万头猪场”,最多也没养过十头猪,那猪尽吃塘里的黑丝草与清水,没见过一粒粮食,猪越喂越小,像猴一般瘦。十天半月还死一头。死猪又不准吃,要交食品公司处理,连长在晚饭后派我背着死猪送去,因我在城里有“家”,不必摸黑赶回连队。
   
这日回家,靖辉将临产了。肚子有了动静,我又喜又怕,喜的是要当爸爸了,怕的是大人不安全又担心没能力养活。靖辉反倒安慰我,“没关系,一根草一滴露水,车到山前自有路。”看来,她似乎没什么恐惧,好像非常乐观。她说:“你总不至于长期这么下去吧。又没犯什么法,不过说了几句话,而且.是动员你说的。那有那么严重啊!”我的心里甜甜的,总算还有人了解我。
   
她哪知道,真有那么严重!二十一年后也没彻底解决啊。说没犯法,那年代什么是法?毛主席说的就是法。
   
1958年阴历八月十六日,靖辉产下了一女婴,没进医院,也没请接生婆,是岳母料理的。靖辉没有喊叫过一声,紧紧抓住我的手,咬着牙,紧闭着双眼,额上冒着豆大的汗珠。我看出了她在强忍着痛苦,我企盼着小生命顺利诞生,“哇”的一声,产下一女婴,六斤多重,还很结实。靖辉看孩子一眼,微微一笑,又转过头朝我一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下了。她要我为孩子起个名,我说就叫“小波”吧。
   
我身无分文,没钱买滋补品给靖辉补充营养,鸡、蛋,当时也非常艰贵。孩子没奶吃,婴儿吃点奶糕,后来干脆吃米糊糊。产后45天,她又上班了。外婆带着孩子,后来岳父去世,外婆又去了宁乡老家。
   
我的同事刘昌发的老伴,我们叫她伯妈。看着靖辉要去上班,又要抱着孩子,还要磨米粉,做糊糊,主动帮助招呼小波。伯妈用自己的米,磨成米粉,又用自己的计划糖票,买糖给小波喂糖水。婴儿光吃这点东西营养是不够的,患上了疳疾,越来越瘦。当时的鲜奶每月要一元八角,吃不起啊!
   
一次从芦家峪回家,见小波如此瘦弱,我将她抱到人民医院去看病。接诊的是陈云亭老医生,他也是“右派”。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看过孩子后,摇着头,“你是她父亲吧?”我点点头。他似乎很气愤,“你这个父亲没尽到责任啊,没尽到责任啊!”这是一位医生的良心发出的愤慨。
   
我不敢吭声,我自责,我内疚,我惭愧,我的罪过。我使一条幼小的生命受尽苦难,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努力了,我尽力了,这命运我无法去改变。
   
我望着陈云亭老医生,不敢告诉他我的遭遇。在那年代,老老少少口中不断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要反也反不了。”如我说出我的身份,那些待诊的病人,不知又是怎样的看法啊,我只能将眼泪往肚里吞。
   
陈老医生为“小波”开了个处方,我去划了价,身上的钱远远不够。我拿着处方,放进口袋里,又将孩子抱了回来。
   
“右派”们到芦家峪集训,听说我做了爸爸大家为我道贺,任德芸大姐问我,“孩子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小波”。她一笑“还小波呢?”我想:总不好叫“大波、大浪”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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