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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烈辉

第一部分:步入陷阱(二)

(四)从北京吹来的风
  
1956年,《人民日报》、《新湖南报》登载了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7年开始了整风运动。毛主席指出,党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党内整风,党外自由,可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言词恳切,实事求是。
   
我觉得毛主席真英明,他看出了党内有宗派主义,事实上也是如此。要提拔先入党,入了党没有能力也可以当领导。这不是中央的精神,是基层宗派主义在作怪,所以毛主席要整风。
   
不久开始了鸣放。那些北京的大人物的发言,在报上发表,像是赤胆忠心,帮助党整风,忠诚耿耿啊!特别是对宗派主义发言最多。如储安平的“党天下”。
   
中央领导在不断打气、鼓励、动员。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各报刊登出,在各级领导口中传播,多么诚恳、多么大公无私;什么蛀虫、什么腐败能侵蚀中国共产党啊,我从心里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觉得这些人的发言,击中要害,如干部强迫命令,入党提干不按德才兼备原则,外行领导内行,我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政策好,只是小和尚把经念歪了。这段时间广播报纸非常热闹。
   
全国民主党派,鸣放非常激烈,我记得在湖南有魏猛克、程新铭,据说这程新铭是程潜的侄儿。中央最著名的是我们粮食部的部长章乃器,还有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民主人士才华横溢,一片爱国热忱,1949年不去台湾,共产党将他们从香港接来共商国计,他们不辜负共产党的知遇之恩。他们见共产党有了错误、缺点,直言不讳。
   
我心想,到底是爱国大知识分子,以国事为重,看得远,看得深刻。我们国家,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全党整风,大公无私,又有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赤胆忠心,互相监督,帮助执政党不走歪路,我们的国家必定会兴旺起来。回想清朝政府大兴文字狱,压迫老百姓,在洋人面前又卑躬屈膝,导致清廷最后走向灭亡。国民党独裁,限制新闻,压制民主,砸报馆,最后是垮台了狼狈逃到台湾。
   
我们的新中国多么清明,有错就纠,毛主席多么英明伟大,我从心里佩服。
   
各报天天登载鸣放文章,报纸来了,大家争着看,互相谈论,也相互传播。
   
1957年六月,天气渐渐热起来。忽然之间《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接着《事情正在起变化》,再接着是《组织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报上文章一下变了调,那些鸣放文章销声匿迹了。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说《光明日报》点火太凶,被责令停刊,主编储安平遭重点批判,因他说过“党天下”。
   
我犯了疑惑,这是怎么搞的,帮助党整风难道帮错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什么要搞批判?我并不懂“右派”的涵义,只知不是一个光荣的称谓。我想,理论上的争论是常有的事,通过争论,方可得出正确结论,争论是正常的。在整风前,报刊上不是有争鸣文章吗?知识分子是爱打笔墨官司的,只有批判者声色俱厉,而无被批判者回声?我幼稚无知,虽疑惑重重,但我还是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伟大正确的,不会干出不通情理的事来。

(五)大鸣大放  言者无罪

在中国政治气候巨变的时候,张启副局长到省党校学习去了。陈靖辉也毕业了,我俩结了婚。
   
1957年6月底,在团支部的张罗支持下,粮食局为我安排了一个小单间房,借了一个双人床,几个茶杯,我买了一张花床单,一个大花黑底印心被,在婚礼上全机关同志基本都来了,在一块红绸布上签名留念。最后每人发一包糖,一张电影票。结婚典礼就这样结束了。
   
结婚后第三天,陈靖辉去长沙考学校,当时读中专不要学费,她想读中专。
  
大概是八九月份,津市也开始了整风,整风第一批对象是行政事业单位干部,第二批是各企业以及中小学校员工。
   
第一批整风开始时,市委书记王启功作动员报告,言词非常恳切,  “党内有问题,请同志们帮助改过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回到单位后,会议室走廊,贴满了标语口号。同志们喜笑颜开,又层层动员,团支部又开会,怎样当好党的助手,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
   
鸣放了,我没顾虑。我相信共产党、毛主席的指示,一言九鼎不会骗人,也不会“叶公好龙”。
   
我对张局长干涉我的婚姻非常不满,此时正好发泄。我批评他挑拔婚姻关系,在陈靖辉面前说我的坏话,在我面前又说陈靖辉不好。要我将恋爱对象转让。干涉婚姻恋爱自由,我说他是“法海和尚”。
   
当时,整风领导小组是陈芳跃局长当组长,王经伦、张明贵作记录。
   
鸣放进入高潮,整风小组出题目发言,如:“你认为农民生活如何”、“干部政策如何”、“建党方针如何”、“民主制度如何”,并要求人人发言,多提问题,我是一个不存顾虑的人,总不能坐着不开口,我都按题目发了言。
   
整风之前,我多次参加农村工作,我家也是农村的,知道农村艰苦,吃的不足。我举例说了来康乐酒厂买糟的农民的情况。当时在粮食局旁边有一个康乐酒厂,澧县很多农民来买糟,他们推个独轮车,一天回不了家,头天来带着豆角、南瓜饭来吃,晚上露宿街头过夜,第二天推着车返回家去。
   
我说他们还不富,不然,他们为何不吃白米饭,为何住露天,不住饭店,但是我又说,农民比解放前好多了,但比城市工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干部政策,我认为提干不问才德,如张局长的妻弟,一个酒鬼,说不上德才,稀里糊涂当上了业务股长,只要入了党就不一般了。肖生琴箩筐大的字还认不了几担,安排在办公室,他能干什么呢?
   
讨论民主制度,我说国民党的民主互相竞争甚至斗殴,当然不好。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好,但当选人与候选人相等,选民画圈圈,这点不好,要有差额,选民可以选择画圈。
   
高绍贤在讨论民主制度的发言,他说他在总工会开会,总工会主席田丕中要他回单位做工会委员的工作,保证粮食局要选谭银冰为工会主席。我对此写了一篇题为《田丕中的民主从何处学来?》的文章,在市《整风快报》上刊出。我指责田丕中拍马屁,为什么一定要选谭银冰呢?因谭是皮业银市长的老婆,粮食局选谁当工会主席,应由粮食局会员去选,为什么要“做工作”还要“保证”,下这等命令?
   
文章在市《整风快报》刊出后,都说写得好,痛快。谭银冰在粮食局群众关系不好,因她是市长夫人,自我感觉自然优越,对一般同志冷冰冰的,大家说她老气横秋。
   
后来,我还写了几篇小文章,内容大都是批判挪用公款、作风不正、搞特权之类,很多人说“切中时弊”。陈芳跃局长,当着很多人说“小汤说得真好”。
   
陈敦义悄悄对我说,“你少说点,小心打成右派。”我说,“你胆子真小,‘右派’是资产阶级,是蓄谋已久的。我一个贫农又不是资产阶级,又没蓄谋,我说的都是单位看得见的事实,又是在会上,依据题目的发言,怎么划‘右派’呢?毛主席说了,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难道你不相信毛主席?”
   
我太天真、太幼稚啊!
   
中央与省的反右还在轰轰烈烈,报上批判“右派”文章连篇刊载,说有一个叫葛佩琦的“右派”“要杀共产党”,我也气愤,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共产党号召你帮助党整风苦口婆心,真心实意,为什么还要杀人呢?还揭发章伯钧、罗隆基还结成“联盟”,攻击共产党等等,我想他们肯定是蓄谋已久,肯定是资产阶级。思想本性是反动的,他们遭到反击是应该的。
   
一面在反击“右派”进攻,一面又动员继续鸣放,还是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
   
周绍华是粮食局总务,他很少开会,整风小组派人喊他参加,他总有由头,要买菜啦,要买米啦,躲躲闪闪,到了会场他也是嬉皮笑脸,轻描淡写说几句。有一次,他被逼急了,说:“食堂粮食计划还多点就好办些”,说完屁股一拍就走了。
   
共产党员在鸣放中低着头。杨云武是党员,说他与某局长夫人关系暧昧,受了记过处分。他不服,说是冤枉,他们关系是正常的,在鸣放中他喊冤。同时,他家也在农村,也知道农民苦,他说农民吃不饱饭。
   
这些发言,同志们大都附和,办公室主任肖玉圃、办事员谭维超、储运股长朱纯生都认为“说得实在,说得有理”。
   
我还是照常发言,照常工作,与贺振辉还是谈小说、谈电影、打篮球,同平常一样生活。

(六)翻脸了
   
大约鸣放了一个多月,单位通知我们去人民电影院听报告。秋风飒飒,木叶纷飞,有点凉意。人们都很严肃,会场贴了许多标语,内容是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之类,作报告的是市长皮业银,那调子与王启功书记的完全不同。
   
前者,如病人求医,不管你是名医还是土郎中都欢迎,请你拿脉问诊,吃药也好,手术也好,都感谢医生,言词恳切,真心实意,为了“健康”,为了“病”好,都能接受。
   
后者如临大敌,是战前动员,在各报上看到的反右辞句都用上了。什么“右派分子是客观存在”、“是蓄谋已久”、“是反动分子”、“是一小撮”,要与他们划清界线,“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广大工人、农民要擦亮眼睛”、“要孤立右派分子!”等。市长气势汹汹,如兵临城下。号召同仇敌忾,听报告的满院子人无人咳嗽,无人出去撒尿,连抽烟的也没有。鸦鹊无声,正襟危坐,屁都不敢放了。
   
报告结束,大家缓缓起身,表情严肃,互相不说话,不打招呼,各自走出剧场,各自回原单位。
   
回到单位,看到院子里、走廊里贴满了用白纸写的反右标语,就如走进了灵堂。大家紧绷着脸,心里在打鼓,如丧考妣,一阵秋风吹来,我打了一个寒噤,预感到有些不妙,心中惊慌,走进二楼会议室,原先鸣放的大字报全收了,贴了两张反右大字报,全是批我的。我感到火烧到身上了,落入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难以自拔,在劫难逃啊。
   
第二天,全市各行政事业单位整风领导小组的人来粮食局开辩论会,美其名曰“说理斗争”,叫辩论,实为批斗会,辩论对象就是我,说是津市反右试点,我是津市反右被批斗第一人。
   
主持人是王经伦,他要我认罪交代,我说,“是毛主席号召帮助党整歪风,一再交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我何罪之有?”他们就齐拍桌子,茶杯在桌上跳起来。看来,他们是经过演练了的。
   
因为他们是斗第一人,平日又无冤无仇,明知是响应号召说的,又是按会上布置的讨论题目发言,底气不足,也说不出什么服人道理,拍桌子都有点造势,搞了一个多钟头,散了。
   
本单位辩论会,开始了连续作战,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市委组织部部长张木文来了,宣布粮食局反右领导小组名单,组长是王经伦,成员张明贵、谢承禄、肖生琴。陈芳跃局长靠边站了。
   
王经伦原是市粮食局交易所营业员,此人店员出身,常挂一幅笑脸,后调局机关会计股,通过鸣放,反右中提为人事股长,反右结束后,调公安局当副局长,后又当计委主任,此人人面兽心,人称“笑面虎”。
   
辩论会开始并不激烈,王经伦召集积极分子开小会,面授机宜,鼓舞士气。情况有了变化,原来与我要好的,见面也是冷眼相待,陌若路人。一般同志也是互相躲着,有的人甚至如见仇敌。正是标语上写的“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孤立右派分子”的行动体现。
   
我被停职了,住在二楼东边一间房间,写交待材料,不知过了几天,又出了周绍华一张大字报。说他是国民党军官,“恶毒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辩论他时我未参加。我看了大字报,从这时起,每天一场辩论,辩论一个问题,如农民生活问题,批判我否定农民生活提高,说“今不如昔”。我以为既叫说理斗争,也叫辩论。我也可以解释,可发言。我说:我没有否定农民生活提高,没说今不如昔,只说了农民尚苦,与城市有距离。他们又齐拍桌子。大声吼叫:“不老实!”那架势如狼似虎,批判我“诬蔑建党方针、干部政策”,我说我是对具体事、具体党员指名道姓提意见,不叫攻击党,也不叫诬蔑党。不是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他们又拍桌子吼道:“党员是党的血液,诬蔑党员,就是诬蔑党!”
   
有一天,在辩论会上,王经伦质问我:“你为什么要取消党的领导?为什么要换政权?好好交待?” 其余人一齐呼应:“交待!交待!”
   
我说:“没有的事,这是无中生有,我没什么好交待的!”
   
这个题目,我被批斗了几天,无法交待。王经伦拿出一张写了墨笔字的旧报纸,在桌上一拍,“你看!是你写的吧?!”
   
我拿起一看,是我写的,我不知这些字,罪在何处,横瞧、竖瞧看不出问题。王经伦用手在报纸上一指:“这取消、换证?”
   
啊!原来如此。很久前,我在写毛笔字时,在旧报纸上练字随手写的“取消、换证”四字。我几乎要骂起来,这是无聊!我申辩“取消就不能取消别的什么?偏要说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栽赃!”
   
“换证”分明是证件的证,为什么说要换政权?
   
又是一阵大吼,大拍桌子,甚至有人尖叫要我站起来,这叫说理斗争么?只许你栽赃,不许我申辩。
   
王经伦说:“你还敢明明白白写出来,这是‘右派’分子的狡猾!”
   
我无话可说了,沉默、沉默,一言不发了,任其这些充当打手的人吼叫。他们又说这是耍死狗,我无可奈何。强权、淫威,怎么说得清呢?天理何在?!
   
又过了几天贴出杨云武一张大字报,说他是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一遇风吹草动,就“叛党、攻击党”。
   
由于增加了两个“右派”,我被辩论的场次就少了些。他们两人,三两天辩论一次,我一天两场,变为一天一场,甚至还歇一、两天。
   
有一次,王经伦又提出一个新问题,要我交待“破坏中苏联盟的罪恶”。我莫明其妙,不知从何说起,我哪有破坏中苏联盟的能耐啊?怎么交待?交待什么?我只能横眉冷对,他们大声吼叫,桌子啪得劈劈啪啪响,视我如洪水猛兽,如临大敌,这样的批斗自然无结果。我又去反省,天哪!对这个莫明其妙的罪行,我交待什么啊?就这样批斗了几天,斗完,我去反省,反省了,又批斗。
   
我想,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怎么会让这些人任意栽赃、陷害、糟塌人啊。
   
最后,这个问题被李建芳检举出来了,“你对穿苏联花布衣烫头发是怎么说的?”
   
其余人助威,大吼:“交待!交待……”
   
我觉得有点好笑,原来你们逼我几天,就是这么回事呀。天哪!那只是一句玩笑话,怎么能同这么大的题目挂上钩--破坏中苏联盟?“我是说过‘男人穿花衣,男不男女不女,一副买屁股的像。苏联人卷发好看,我们中国人黑发也好看’,这也没破坏什么呀。他们又是齐声吼叫,桌子拍得嘣嘣的响,我无可奈伺,任其虎啸狼嚎。
   
陈芳跃局长见我,好像非常同情,对我说:“小汤,没关系,这是打屋柱,惊磉墩,提高批判,受点教育也好。”

(七)栽赃
  
我对那些大右派,如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说法大大地产生了怀疑,难道葛不是被栽赃?我一个忠心耿耿、规规矩矩的青年,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以被无中生有,任意歪曲、栽赃,难道他们就不是被歪曲、栽赃么?
   
周绍华也被停职了。王冬桂接着搞总务工作。一天,王冬桂悄悄跑到我的反省室,对我说:“明天要讨论你××问题,开了积极分子小会,还要加大力度,我怕耐不住了,也要发言,我还要啪桌子啊。”等了一会,他又说:“不然,我会被认为没划清界线。”
  
我苦笑一下,“不要紧,你按他们要求表现。多一人、少一人啪桌子,对我来说也是差不多。”
   
临出门,他问我:“喝点酒吧?我送来。”
   
第二天,王冬桂在辩论会上,低着脑袋还是没发言,更没啪桌子。一般来说在鸣放中附和最热烈的人,在反右中更积极,左得更厉害。肖玉圃、谭维超,也算反戈一击了。他们曾对我的发言,到了吹棒的程度,而在反右中,吼声最大,桌子也拍得最响。
   
肖玉圃和我等23人,53年底分别从益阳市、常德地区粮食局调来津市。1954年津市由“镇改市”,成立粮食局,肖玉圃从益阳市来,我从常德地区粮食局来,这些人中我与夏益青年龄最小,我视他们为大哥,他们视我为小弟,彼此相处很好,现在是“楚河汉界”,无端成了“敌对分子”。
   
肖玉圃在国民党时期任过职,能说会道,处理问题非常机敏,人际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好。在鸣放中他没鸣放什么,但算是个“点火者”,我的发言,他举大拇指拍肩膀,非常赞赏,吹得我更加来劲。反右一开始,他见情况不妙,马上转舵,他吼声最大,桌子拍得最响,提问题最尖刻,界线划得最清,向党靠得最拢。说句天良话,他也并不坏,只是为了保全自己,不得已而为之。1979年,我恢复了工作,我们原来从益阳、常德来的同志,在津市的还有十几人,聚了一次餐,合了一个影,影片上要题几个字,肖玉圃要我写,他说:“小汤文笔好,小汤写。”看,他又在奉承我。这时,其实我已46岁,也不是当年的小汤了。我想起当年,几乎流出泪来,我写上“携手同赴澧、沧桑廿七年。”因津市是澧水的一个埠头。
   
肖玉圃走到我跟前悄悄对我说:“1957年,我真吓死了,好险啊!我不转舵快,就会翻船啊,我有妻子和两个女儿,那就惨了。”
   
谭维超是津市本地人,反右前我们关系很好,他还请我去他家吃过饭。那年代互相是没饭局的,不是特别好的关系是不留人用餐的,更莫说特别请吃了。粮食就是一大问题。反右开始,他与肖玉圃一样划界线最清,辩论最积极。我们几名“右派”,被安排在厨房挑水、擦楼上楼下地板。一次擦到谭维超办公室,他一人在写东西,他坐着没动,擦到他的脚边,他将脚一翘吼道:“这里!”这势利小人,真做得出来啊。
   
他见了王经伦、张明贵脸上就挤出一副巴结的笑脸,可还是白费心思,1958年谭维超因曾经是“三青团骨干分子”被逮捕了。
   
津市企业、学校开始了整风,同样的动员“要帮助党整风”,许诺“言者无罪。”鸣放不久,开始反右了,反右报告一完,听说有两名教员吊颈死了。粮食系统又增加了两名“右派”分子,一个是团支书贺振辉,另一位是酒醉佬陈炎生。他喝酒什么都说,什么他都敢说。陈炎生不是干部,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当时粮食系统约近百人,划了四名“右派”、一名“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二批反右辩论结束了,我还没结束。三天两天到会议室接受批斗一次。
   
(八)定性

弟弟扬先来信,说家乡卯酉小学一名姓罗的老师是“反革命”,被捕了,差一名老师,问嫂子陈靖辉愿去教书否?我与陈靖辉商量,她同意去。此时的她已身怀六甲,早晨四点搭长沙班船去茅草街,我送她上船,汽笛叫了,她瞧着我,我瞧着她。她轻轻地说:“来信啊。”说完背过身在拭泪,我的鼻子也酸酸的。今后还有多少艰难险境等待我们去面对,多少刀山火海在等待我们跨越。
   
我们的小宝宝将在劫难中诞生。
   
1958年初,王经伦拿着我的结论材料,要我按手印。我看了一下,除这半年来讨论的题目外,还多了条罪名--“与贺振辉结成汤贺联盟。”我看了,没作声,这无需辩驳,要实事求是地说,这结论材料哪一句又是真的呢?多是断章取义,夸大、捏造或无中生有和栽赃陷害,我按下了手印,听天由命去,等待宰割。“莫须有”可以定罪,可以将民族英雄岳飞命丧风波亭,杀灭全家,我这小人物又确实鸣了、放了,遭此劫难也是必然的。
   
冒出来一个“汤贺联盟”使我清醒了“章罗联盟”是什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词儿任他作,又任他往别人头上戴,反正他不怕太缺德了,会报应在子孙身上。
   
不久,开大会宣布处理结论。处理标准共六条,根据“右派”分子鸣放条数多少而定罪,这六条都被王经伦为我凑齐了。连罗隆基、章伯钧那些大“右派”,都未涉及的罪恶--“破坏中苏联盟”这一条我都有了,我还要“取消”党的领导,换“政权”呢。这也确实“恶毒至极”,外单位一些笔杆子就是根据这些“罪恶”在市《整风快报》上连篇批判,一篇一篇,像是真有其事一样,怎么说得清啊。又去对谁说呢?好像人们的良心都失掉了。
   
对我处理结论是:“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比第一条处分多了一个“特别”故而开除公职。
   
周绍华、贺振辉属二类处分,监督劳动;杨云武属五类处分,降薪使用;陈炎生被开除工职,到社会上炸了二十一年爆米花。处分宣布后,有人嚎啕大哭。我已麻木,除死无大难,死也不惧,我已无泪,只有火花,听天由命吧!觉得已作处理了,就不必批斗了吧,应轻松了,其实我又估计错了。他们并不让我轻松,隔三差五还要辩论,大概他们斗人已上了瘾。
   
1958年四月底到电影院听报告,皮业银市长说:“反右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政府人道主义,不一棍子打死,给出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说:“右派分子如不接受处分,可以申请自谋生活,你可以去卖鸡头米。”(鸡头米是一种水生植物,里面的肉可食以充饥。50年代,津市很多叫卖鸡头米的人)这是市长的幽默,津市很多叫卖鸡头米,这种自由又怎能给“右派”分子呢?
   
我们还未离开单位,陈芳跃局长被记了一次大过,说是与反右有关,下放到了安乡。一同下放的还有朱纯生、胡宝莲全家,陈长庚全家。这位陈长庚是农民出身,土改时走出来的贫农骨干,他没什么文化,到津市后我同他共事四年多,有友情,他没鸣放,但同我的“界线”划得不清,故应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时,市粮食局局长是沈洪斌,我向他请求自谋生活,回老家种田去,沈局长很和善地对我说:“你很年轻,下去干吧。不久会收回来的。”
   
我又下不了决心,还抱着希望回单位,这王经伦在四月三十日还辩论我一场,但不威武了,算是最后的“欢送”辩论。五月一日送我去了芦家一队劳动教养。
   
整风、反右结束了,我还是搞不懂说“右派”分子放了“毒箭”,“攻击党,诬蔑党”的罪恶。就以我来说,首先是婚姻遭到干涉,引发我向张局长提意见;其次问题是在会上出题目讨论的发言;再其次的问题是强加于人,如“取消”、“换证”,“破坏中苏联盟”之类。我不懂,为什么硬要将一批纯洁的年轻同志,推向反面呢?我带着这些问题到了芦家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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