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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承业回忆录

第五章 艰苦的中年(二)

第一节 艰辛的家庭(二)

三,坐牢的滋味

到这年腊月十二日(1970年1月19日),通知我去县上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也叫牛棚,实际上是一种灰牢,或准监狱。晚饭后叫我回家去带个小凳子来,我回到家正遇上她要临产,把她送进医院后又去学习班请假,只批了三天假期,我守着一夜,到次日(1月20日)天亮时才生下我们可爱的苦命的女儿,取名贺雪梅,这正当大雪纷飞的冬日,愿斗雪的梅花芳香永存,由于孕期营养不足,孩子出生体质较单,患新生儿硬皮症,头部又在产床上碰了个血泡,手也弱小,只好小心照顾,三天后出了医院,我只得将她们母女送到岳母家,全靠岳母照应了,只留下全部仅有的40元钱,我就含泪去进了学习班。

它是由阆中县革命委员会办的,采用军事化组织,分好几个连,党政系统是一个连队,文卫系统是一个连队,国营单位是一个连队(驻天上宫街县委党校内),我们二轻系统又是一个连队(驻在对面机关托儿所内),这两个连队伙食团是一起的,我们每餐饭均从对面抬过来卖,人员不得随便来往,吃住均在院内,一切活动都是集体化的,出门必须请假并得到批准,除几位领导与守门工作人员外,所有的人分为三等:一等为骨干分子又叫积极分子担任排长、班组长或指定当看守的人;二等为革命群众,担任呼口号造声势的人;三等为其余的人(即点了名的接受审察的人),常常是吃饭时会大声宣布:“饭后干部和积极分子在楼上开会,革命群众在大厅唱歌,其余的人担粪灌麦子”,人们一听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就更明白了身份的区别。我自然是属于“其余的人”,只听说有骑马的人,骑牛的人,还没听说有骑鱼(其余)的人呢!

开始是一般性地听报告、学文件、读报纸,大家都并不介意,内心深处都在猜测不知道要搞些什么,主要是再三强调严格的纪律。正月初三(70年2月8日)下午集体去看电影,我中途溜回家去看望了还在月中的母女和只有一岁多的儿子,这一短暂的见面,也是这年春节的团聚,刚见面就得分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啊!后来学习转入一个个在班里检查自已在文革中的作为,有的就要在排里检查,这当然就有我了,就这样就分出了前面所说的三等人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做,当然没有什么可说,于是便问到57年的事,我如实说了当年因何划为右派,开始问我“难道就因这么一点话就划为右派吗?”我无法回答,后来就集中问我63年回阆中以来为什么给各级组织甚至给毛主席写信呢?总疑惑我是翻案、反攻倒算,这可是大罪啊!我直率地坦白承认是写过多达二百四十多封信,但这是正式反映1963年重庆处理我退职一事不当,回答中又不负责任,长期东推西委,一直多次直接写给毛主席,我反问:“若给敌人写信,给国民党蒋介石写信,还可说是通敌之罪,为什么给党和毛主席写信也是违法呢?至于写了什么内容,我也讲了,你们若不相信,尽可以去调查呀,收信单位都是公开的党政机关”,拿我没办法,就只好把我放到一边,天天叫我反反复复地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南京政府到何处去》、《敦促杜聿民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叫我要投降,可我早投降了一万次了,真不知还要如何投降法了。

成天坐在特设的屋子外山墙头用席子围起来的专供被称为“其余的人”交待问题前后反省之处,用小凳矮坐,就这样不间断地坐了近半年,这才叫度日如年啊,这就是“坐牢”吧。坐牢中实在无事,就叫我代笔为写不起字的人(如刘志云、蒲朝田、周有贵等)写交待,说到这代笔,还真有一件趣事:在学习班,有一次,渔业社一个青年赵某某,他从小生长在渔船上,没读过一天书,因违纪外出,要他在会上作深刻检讨,他不会说,就要他写个检讨,他更不会写,于是就叫我为他代写,写好后叫他在会上读,他又不会读,又叫我代他读,读后一想:这不成了我在检讨了吗,他反而在旁边没事可做了,这不识字还真好。

这坐在牢里,从严冬坐到春暖花开,又看着夏日来临,每天坐着呆呆地出神,想像那自由的可贵,到晚上更难入眠,怎么能不想念我才新婚两年多的妻子呢!好不容易渡过了被折磨的整整十年等待,才遇上了她,新婚后刚刚建立起温暖的小家,还有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才一岁多,一个刚出生三天,就被迫离散,虽近在咫尺,却不得自由相见,现实中就只望着她来探视,有时来探视也不许相见,只能传一句话或稍个衣物进来,晚饭后就盼着突然叫我的名字,说是外会时,还有一个专人陪同,实为监视与押解,(监押我的叫白春林,是社里一个青工,都是泥工,他父亲也是一个老泥工,我们相处很好,我们夫妻会见时,他只远远在一旁,他还给我们传点口信,带点钱粮,并偷偷地告诉她说我不会有事的),有陪同才能到大门口在守门奴那高傲与鄙视的众目中与亲人相见,(这帮守门奴都是机关托儿所的女保育人员,都是城郊的贫下中农,文化不高可奴性十足,这样的妇女我在重庆42中已见识够了,女人作了奴才时比奴才更加奴才,她们更善于使用眼神来踏屑男人与女人,这些看守中还有一位年青的疯小姐,胖胖的未婚,可犯了邪疯病,发病时竟在学习班院内到处追逐男青年,要拉着耍朋友,这些男青年也就趁机闹着玩玩,这也是学习班的一大景观了),会见时一看到清瘦的妻子和抱着的小儿,内心的无比的思恋与痛楚难以言表,可我们却只能说几句极其平常的话,只能用眼神多望一会儿,就必须分手了,后来有几次,她来时都没带小女儿,这竟使我疑心是不是小女儿死了(因我离家时才生下三天,体质极弱)她不敢告诉我,我再三带信,直到她把瘦弱的婴儿抱来,我看了看、抱了抱后,才放心。还有一次,她给我带了一饭盒炒了的盐菜,送来的东西都得经过看守的检查,当看守们查出盐菜内有肉粒时,便发出禁令,原来不许送肉食进来,因为:一则这样会反映出学习班的伙食不好,而犯下给学习班抹黑,从而推及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大罪,二则我们是什么人,也不应吃得太好,子华平静地解释说,拿点盐菜是为了节省点菜票,把盐菜炒了是使它能放得久一点,用了点肉粒是代替炒菜时的用油,这才免强放行,每次的探视都是在这屈辱的眼神下进行的,特别是女人对女人那无言的岐视神情和转过头去的没完的绕舌,没有亲身感受是体会不到的。

好不容易过了七一,不久在大礼堂开“宽严大会”,会上宣布了对我的审查结论:虽然写了两百多封信,查了八十多封“尚无反动言论”,故保留原结论,不再作处分,听到这个话后我想:他们怎么能这么容易地查到寄发到各处的八十多封信呢?原来这许多信当初并没有发走就被县上扣下了,这竟使我在大热天也打了一个寒冷颤。那天我父亲也参加了大会,会后就把消息告诉了子华,让她放心,会后不几天,我就回到家了,这天是七月十日,差九天正好满半年,与正式坐牢不同的是,在此期间还是每月发给了我计时工资。

四,回家以后

回家以后才知道她在满月之后,就回了自己的家,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期待中艰难地渡日,大孩子患肺门感染,常发热上医院,小女孩奶也不够吃,需天天弄米浆,煮米浆时,大孩子就在一边守着等候吃锅巴,常吵着要妈妈抱呢,两个孩子缠着,还得为学习班的我操心,真够苦了她。这时居民中又在名曰动员实则强制没有正式工作的下乡当农民,“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她拖着两个小孩怎么下乡干活呀,幸好同街群众说她家有人在修缮社是正式工作,不属于必须下乡的范围,才得以幸免。两个孩子了,日子就过得更艰难一些,全家四口用一张床实在太挤了,到母亲那儿去把我原买的一个闲着的单人木床抬来用时,没想到竟引起了母亲的不乐意,原来是要准备着老三回城住时已有的一张大床还不够时的补充,老三几乎是与我们前后同时结婚的,他们结婚时母亲十分高兴,还给他们办洒菜请客与我们完全不同,亲友们也十分明白,其原因仅在于,他们是小学教师有钱,也更能给母亲增光,而我们呢,不仅没钱,只能给母亲带来耻辱,当然床还是抬了,但取走了小妹学手艺时给此床配的简易帐架,这点小事却使人伤心啊!

这个冬天我在绸厂做工,工地上有一位从南充请来工长名叫刘海周,是一个文化不高但有经验老头,他叫我给工地上写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八个大字的标语牌,每个字都有一人高,刚卦出去半天,他就到把我找去,叫我把这标语取下来,并说:“应该是政治第一嘛,怎么是质量第一呢”,我当然立即上去一个一个地取下来了,一边取一边想:其实这个老头在实践中时时都是质量第一呢,这才是他的饭碗,但口头上他必须吟着政治第一,这就是社会的政治啊。

过年前夕她把松儿送到厂门口托做工的人带到钢筋房等着我下班之后带孩子上大浴室去洗澡,两岁半的孩子高高地举着放衣服的小包向我走来,多可爱啊,待脱光了放进水池中,欢乐地笑着,红红脸蛋更招人爱,这样就迎来了1971年春节,刚经历了去年春节前就进学习班,那个分离春节后,更觉团聚的可贵,高高兴兴地准备着过年,总算是把过年配给的食品如:腊肉、香肠、黄花、木耳、粉条、粮油、糖食、蔬菜等等都买回来了,没钱给孩子做新衣,就花了五分钱买了一包草绿色染料,把旧衣服煮染一下,竟也成新衣了,过年了,松儿穿上这新衣,吵着要上锦屏山去玩,站在家门口便能望见这锦屏山,家里只剩下四分钱了,这是我家拥有现金数的最低记录,我带着孩子花两分钱乘船过江去锦屏山玩,遇到海校一对军人夫妇一起在半山休息时,松儿要摸摸他们的红星帽徽,他们笑着满足了孩子的要求,还给了孩子一个广柑,这使孩子有多高兴啊,这天我父亲到我家来了,他第一次(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抱着刚一岁的孙女,子华去给他热了饭菜,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在儿子家吃饭,不知事的小孙女还洒了尿在他衣服上,他高兴地说不要紧的,临走时,他留下五元钱,再三叮嘱说不要让我母亲知道,这是他省下许久积攒的零用钱。后来他还给小孙女买过两次奶粉,都是带信叫我们去店里拿。

春节一过,不好找活做,我与何朝发、陈兆勋三人答应了去广元太公给公社修礼堂,搭送新兵的车去,地点就在阆中到广元的公路旁,距广元还有一百多华里,距阆中有两百多华里。开工时每人便借支了三十元,我跑了四十里路到区所在地嘉陵江边的虎跳场才有邮局,把钱汇回家,哪知走在路上由于衣服荷包破了,又将钱掉了,同伴立即又借给我钱,才把钱汇回去,虎跳风沙大,在食店里我们还吃了猗子肉。太公就更偏僻、闭塞,属于林区,风沙特大,刮起风来没完没了,当地说:“公风三天,母风一七”,大风时无法在外干活,我们放在墙上的巨大木粱也会被吹了下来,公社在山上,山腰虽就是通阆中公路,但当时经过的车辆不多,客车更少,在此停留的就更少了,工余我常在路边发呆,想念那公路的远处,就是我温暖的家,进入那一片片松林,拾着地上的松果,更思念家中的松儿,给我们供下脚的劳工,都是无偿的被改造的五类份子,当地人包括他们自称都叫为“份子”,我心里很奇怪,积极份子,不也是份子吗?当地人连牛肉都不吃,牛死后都要埋葬,是前年四清工作队来后才有吃牛肉的事,我们就遇上卖牛肉,才六分钱一斤,我们买了许多,可惜没有佐料,只能放一些盐来煮食,这就并不好吃了,这证明佐料也十分重要的。

这时知青闹事很凶。这儿住的是重庆知青,那天知青便抢了太公供销社,把一件件绒绒衣层层地穿在身上走了,我们也尽快结束工程回家,这时因知青闹事,公路上连班车也停开了,我们就只好步行,把钞票卷进不起眼的竹棍中,拄着这竹棍行走,过了永林后就全是下坡路,傍晚到了五龙,听说知青刚抢了五龙粮站,我们便不敢再走,只好在旅店住下,睡到半夜只听得一阵吵闹,知青又闹到旅店来了,闹了很久,刚安静下来,天便亮了,我们趁机又起身赶路,走到苍溪县城已是下午,再到乡下何朝发家(也就是他岳父家)住宿,第二天,我一人步行回阆中,总算有惊无险到了家里,又拥抱着我可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

回来后就在城里做工,那时每天上工前都要读几段毛主席语录,这叫“天天读”,又叫“早请示,晚汇报”,还要检查人人带本“红宝书”(即语录本),若是没有,就得扣四角钱去买一本来,记得有一个青年女工叫罗定芳,她不识字,多次检查她都没书,要扣钱时,她再三不肯,并保证明天把书带来,当拿出书来检查时,才是一本历书,引得一阵哄堂大笑,她却说:“我不识字,拿错了,明天重新拿本”,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不会再拿错,这又是“不识字真好”。

这(1971)年秋天,我父亲在店铺里售货时,突发头痛倒在地上许久,方被命其上医院,独自走到医院取了药回来,倒在床上,一直不能说话,那时用的病历本上,不仅印有语录,还要写明成份,他的历史反革命身份人人皆知,医生按革命原则,不给他治疗也是正常的,母亲无法就只好去请来带表亲关系的中医生肖忠辅出诊,肖医生诊脉后,只叫准备后事,就这样他就死了,都说死得好,一则他本人也就脱胎换骨了,二则也减少对家族的诛连,这也更加速了我国的革命进程。当然无须悼念,更不用礼仪,就连我母亲也不哭出声来,只有我和四弟到烟洒公司去要了一口棺材钱,请人来装棺后,抬到蚕种场后面无主公地上埋葬了。他是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从不说一句话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前半生在解放前,是从当学徒做起,努力撑起一个随时可以覆灭的没有家产根基的封建大家庭,上有两代老人,中有兄弟姐妹、侄男阁女,下有七个儿女,对人处事总是得过且过、啥话好说、尽力为之,解放以后又将这剥削的大罪一人承受,接受了一切处罚与侮辱,母亲在场亲眼看见的,60年代在店里抬甜面酱时,半句话没听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满面酱的手抽了他一耳光,脸上打着几个带酱的指印,还无怨地抬着,从无一天休息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改造,除外来的歧视与侮辱,更深的伤害是来自亲人的划清界限,亲人们都把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归结于他的连累,他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甚至家中每一小点短暂的安适与欢乐他都刻意躲开,活到这个份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后,母亲把他穿过的一双还有几分新的布胶鞋给了我,只有我不会嫌弃它的。

我们全家四口生活却实过得十分结据,记得实在没钱时,把在绸厂做工时从上海人那里买来的一个上海煤球炉子又卖给了朱华礼,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了,把结婚时两个姐联合送给的一床还舍不得用的缎被面,拿到南门上供销社旧货店去卖,收货人说这是化纤品,不值钱的,他们不收,只好失望而归。紧接着又一个寒冷的冬天到来了,冬天过去之后迎来了新的一年,公元1972年,对于我来说,这却是更为不幸一年。这年春天,阆中丝厂去云南支援的工人又要迁回来了,我们住的房子原有的主人又要回来住,我们得马上另找住处,这时岳母家有一间房原是租出去的也正好收回来,便同意无偿地给我们住,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房租,而且岳母还可以照顾一下两个外孙,于是我们于1972年春天告别了住了三年零七个月的中新街,我俩永远会怀念的地方,迁到了管星街岳母的一间房子内去住。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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