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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承业回忆录

第四章 苦难的大龄青年(二)

第一节 苦难的开始(二)

三,两年多农场劳动(61年春到63年7月,24-27岁)

这里的农场指的是大宝山农场,那时节为了改造知识分子,各级大办农场,重庆市市委早就办有长寿湖农场,许多右派早就送到那儿去了,这时重庆市市中区也来办一个自己的农场,属区委宣传部管,叫大宝山农场,地点在南岸黄桷垭上面,黄桷垭场镇前面就是重庆邮电学院,中医中药研究所,从黄桷垭场镇再向山上去(已不通公路),就到了大宝山农场,这原是国民党政府时一片别墅群,一座座小洋房分散地修在山间林中,均以小道相通,房屋多是平房,砖木结构,木地板,有纱窗、玻窗、百页窗,仅场部是一楼一底,我们去时树木还多,但房舍已遭破坏,纱窗、玻窗全无,木地板也多损坏,我们住地分散,只开会吃饭在一起,深山林中没有什么田土,仅仅山口处开一小块土地,种点玉米、箩卜等,场长是重庆市13中学校长韦述迪(听说是犯了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下放来的),人员由各校(区属中小学)轮流去,人员的工资、挡案、医药费均由原单位管,也有一部分男女中小学生以知青身分来的,他们工资由农场发(农场经费从各校筹集),他们才是农场的主人,担任干部和队长,初去时我分在修建队,砍树枝、竹子、茅草等,在各山口修草棚小房,那时粮食已十分紧张,记得有一次,区委宣传部李部长来场作报告,介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批判有些人说粮食不够吃时说:“有人说每餐饭没吃饱,吃饭后不久就饿了,这是乱说,人的肚子饿是正常的,不感到饿才不正常呢,据科学计算每餐2-3两,已足够了,……大宝山真是有宝,满山有捉不完的耗子可吃,真是营养丰富呀!……”。于是,便大捉耗子吃,可是,却捉不住几个,他作完报告后便到楼上大用便餐去了。那时农场养有猪,每个队员都有定额要去打猪草,每月指望杀猪时可分上几片肉吃,这时区上的领导们必会来视察的。

不久便把我调到山脚下的运输队,这里有公路通黄桷垭,再沿盘山公路可到海棠溪河边,过轮渡即到重庆市中心,我去运输队报到那天下午便奉命跟队长(姓郭,是一个小学体育教员下放来的,身体又高又壮)放一架板车沿此路下山进城,他拉中杠,我和另外一人拉边绳,一路都是下坡,真飞快无比,他在前面控制住车,我们跟着跑还来不及呢,很快便滑到了江边渡口,过江后沿坡上去,不远就到了解放路小学,这儿有一间房是农场堆放饲料的库房,我们从这库房里抬出一代一代饲料(每袋在一百斤以上),装好满满一车后,已是晚上九、十点了,有时甚至是十一、二点了,这才上街到饭馆里去吃饱肚子,再回到学校,找间空教室,就在课桌上,倒下便睡,(这正是1961年夏天,重庆城的夏天是很热的),到天刚亮,便拉着装好的车赶到河边过开渡的第一船,过河就是南岸海棠溪,趁着天还不太热,拉着重车一步一步向前爬行,这全是漫长的盘山道,要走很多路才能使高度上升几米,吃力地拉到十点多钟,最多十一点,实在拉不动了,太阳也晒得太凶了,赶到一个路边小店,吃点午餐,便垫个装饲料的空口袋,倒在路边树荫下睡觉,支持着每天能干这活的全靠这场午睡了,睡到太阳偏西,又才上路再向前爬,一直爬到大宝山脚下的运输队,才能卸车,(这时约晚上六、七点,正好由山上的人,下来加班抬上去,这是上山小路,两人抬一代也很吃力的,但必须抬上去,这是饲料粮食,不能在外面过夜),这时我们又早已放着空车进城去了,深夜又在城里装车,第二天再拉回来,如此生命不息,运转不止。干的活是很重,但吃的口粮标准也比较高,不久,把库存饲料运得差不多了,正指望着可以喘口气时,却又调我去养鸭队,(调到另一个队后,原存的没有休的假期一律作废)。

养鸭队,就是赶着鸭群,沿收割后的水田放牧,我们是沿大宝山后面,从巴县农田放牧,最远到过巴县木洞,一人举着拴有红布条的长杆,赶着头鸭在前面引路,鸭群会跟着跑去,另外一至二人举着短杆断后,并收检掉队的弱鸭,我就是做这工作的,进入一块田后,鸭子们叫着喊着不停地觅食,我们就举杆守候在四周,待一块田吃完后,鸭子们多不安份起来,我们又将其赶入另外一块,中午抽一个人去作饭或吃点带的冷饭,渴了,就在附近找口水喝,待到日暮,将鸭子赶进用竹栏圈好的圈子内,我们就在旁边搭一个灶,生火作饭,那时饭是吃得很饱,一则因为鸭子放养时不需要喂饲料,我们就可以把饲料(碗豆、玉米等)拿来吃,二则还有死鸭或破损鸭蛋可吃,这一点在当时是十分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但生活条件也就比较苦,晚上就露天睡在鸭圈旁边,在草地(常常就是一块墓地)上铺床席子,人就睡在上面,再盖个单被或夹被,别忘记最上面要严严实实地盖上一张大油布,在睡眠中千万别乱动,不能把这油布掀乱了,好在那时白天太累,睡得特香,倒下去就不易醒的,好在也睡了几小时,天刚发白鸭一叫就要起来,起来时,先要小心地卷起上面已积满露水的油布,人才能出来,当时附近的农村专业鸭棚,也有棚床与挡雨露的棚子,而我们却只有天天露宿荒郊,场部领导传下话来,要我们坚苦创业,以后才能逐步添置,早上把鸭子赶出圈后,圈内满是白生生的鸭蛋,把它装满一框框,再有专人挑送回场部,这就是我们的成绩,一个也不拉地要送回去,深怕送得少了呢!记得有一次,送蛋的带来口信,要我晚上七点到场部开会,这时已是下午,我必须马上出发,沿小路向场部赶,大约有三、四十里路程,都是陌生的小道,我独自走着,连问路的人也遇不着一个,走着走着,天越来越黑了,走进了一片大林子,中间已没有了路,远处四面望去都是高山,抬头只见满天星斗,不仅不辨东西,我也不知道应朝东或应朝西,只在林中乱走,实在走累了,便倒在林中一块巨石上睡觉,等着天亮了再说,不知睡了多久,醒来,天已发白,四周望望,只见远处一个山头有炊烟升起,我便朝那儿走去,总算找到了老乡,问明路后,才顺路走回场部,已是次日中午一点,吃了一碗冷饭后,立即又赶回鸭队,也没有任何人问我开会的事,直至今日,我也不知开了什么会。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战斗了一个春夏,到了秋天我终于发生全身水肿了,这在当时是一个流行病,是全民大肌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来看四川是名列前茅,重庆却是四川之最,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重庆也是最为严重的,口粮供应短缺,吃不饱饭,又要干重活的,首推劳改部门,官方正式名称叫大宝山农场,当地老百姓都叫它为劳动农场或劳改农场,当时农场水肿特别流行,几乎人人水肿,我就算比较严重的,反复在黄桷垭乡村医院住院三次,在中医中药研究所附属医院(也在黄桷垭)住院两次,每次都是住院半月到一月,休息加打针吃药(都是补充营养的药),吃医院营养伙食,就慢慢消肿了,肿消之后骨瘦如柴,只好开张病假条休息,那时曾留下过一张穿着一个单背心的骨瘦磷磷的半身照片,看过的人都把其称为“饿饭像”,休息一过又回场劳动,这时便分我去农业队,劳动较轻,每天只扛把锄头去出工,过几天又水肿了,又请假上医院,医生一看又再住院,如此反复多次,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达到腹水并肝硬化了,就这样在死亡线上拖着。

农场当然是以劳动为主,千方百计地安排着每一个人不空闲地劳动,这就是最高的原则。至于劳动的目的,那决不是算经济账,而是要算政治账;要通过劳动来改造人,表面上是说,培养劳动习惯、劳动技能,使之热爱劳动,改造成为一个劳动者。实际上,是首先不承认这些工作(学校教职员及知青)是劳动,这些人是劳动者,因而这些人就有天生的原罪,再加上家庭出身、政历、言语、行为以及右派等问题,就更有大罪了,是作为有罪来农场受罚的。把劳动作为一种苦役逞罚,劳动态度就是认罪态度,说白了,就是以折磨人为目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它不同于正常的劳动,在正常的劳动中,如奴隶主对待奴隶,地主对待农民,资本家对待工人,主要还是榨取其剩余价值,还要求劳动的经济效益与适度保护劳动力,而在这里却不讲究这些了,一到农场先尽量安排重活,先到运输队、放鸭子队,待把身子弄垮后,再到其它队,如遇年龄大点的或妇女,一般安排在饲养场,在家养猪活不少,出外打猪草要定量过称,我就去打过一天猪草,实在难以完成定额,农业队活虽轻点,但时间长,从天刚亮到晚上还要夜战,对年纪实在大的,如原重庆人民小学校长刘兰畦,(民主人士、曾参加过我国教育代表团访问过东德),划成右派后,按排到42中图书室作职员,又到农场来劳动,这时已年近花甲,加之鞋尖脚小,和另外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太婆一起,就安排成立一个生活服务组,给大家洗衣物,人人终日劳作,没时间洗衣,就把衣物给她们洗,(每样付5-10分钱,此钱作为农场收益),她们就这样每天跪在水沟边洗晒不停以此改造灵魂。生怕日常活不多,还常常搞突击与加班:如早上起床打钟都来吃早饭,通知每人都要上山去采一包磨菇回来后才能吃早餐;每天运输队把饲料拉回来了,只能放在山下,这又刚好是晚饭后,就要每人在饭后下山去抬运一次饲料,再晚也得完成,完成了才能睡觉;有时午餐时通知,饭后每人到十多里外的煤矿运至少百斤煤回来,完成后才能吃晚饭;有时要加班修路,有时要突击夜战,总之是忙个不停,不然又怎能叫“一天等于二十年”呢。

农场的中心当然在场部,这有如一个国家的首都一样,从黄桷垭沿一条大路进山口后,就算进了农场,但还不是场部,必须经一依山小道,道旁有一幢小房(我就在此住过,那是在住院回来养病时,同屋还住有两个小青年,即小学毕业的知青,他俩常常夜间去弄些可食的东西回来,有一次他俩出去挖当天病死后埋葬的小羊时,误挖了刚埋葬的一个姓徐的原为中学教员因政历问题下放农场患水肿死亡后又无人收尸的老头的软埋墓,伸手进去把人腿误成羊腿,从孔隙中扯出来一只死人脚上的袜子时,吓得大惊失色地跑了回来,把我从梦中惊醒,向我说个不停),再向里走不远即到场部。这是建在山路旁边一块小平地的一幢一楼一底小楼房,背山面崖,周围有树木环抱,前面有山间水沟,崖边有饮水井,风景秀丽,只是当时都不会有心思欣赏这美景(也许当领导的例外),主房就是一个教室般大的房间,外面有很宽的廓柱过厅,这就是全场集会、临时堆放兼作食堂的地方,室内容纳不了多少人,更多的可以散布于外面过厅及四周,好在当时不须任何家具与陈设,仅放一张桌子供作主席台用即可,领导们用的坐椅是开会时临时从楼上办公室拿下来的,众人均为席地而坐,若堆放有什么东西,那就更好,更有可坐的了,楼上的办公室除领导外,从无人上去过,房侧有一小屋,楼上作医务室(有一知青,当过赤脚医生,都叫她文医生或文秘书,在此主持工作,场部此类女秘书不少,不知有几位,也不知真假,反正都是那么叫),楼下为伙食团办公和保管室,旁边就是厨房,厨房的取饭窗口就开在屋檐下,每日三餐,大家都顺此排着长队打饭,山中多云雾细雨,一个冬天里,一个个衣衫褴褛,拢拉着破帽,拴根草带,圾着泥污的各式棉鞋、胶鞋,手捧着饭钵,不少的还拄着棍子,也有的还牵着小孩,男男女女一个挨一个地带着满身泥污与灰尘,透着又冷、又饥、又累的神情,排着长长的队,一步一步移到窗口,然后小心异异地捧出自己那一罐饭(那时是每人交一个容器,由食堂放入定量的粮,可以是米、面、杂粮、红苕等,加水蒸熟)与一勺菜,选取个角落蹲下来,慢慢享受这一点还属于自己的时光,也有人是迫不及待地边走边吃,没走几步就吃光了,无论快与慢,反正是吃的时间比排队等候的时间要短得多又多,虽吃完了,但总是依依不舍地意犹未尽,下意识里总怀疑着:这就算是吃过了饭吗?不愿意离去,也想借此多喘息一会儿,更重要的是等待,看看厨房里会不会再卖点什么,至少总会再抬出一桶菜汤来,常常是等了一个空,但也有时真会等到一桶浮有几疋菜叶的洗锅水,还漂有几点油花呢!大家蜂拥上去,几个方向同时下手,还真不易捞着那漂浮的菜叶,不过喝上一碗有盐味的热水水,也是很满足的,再等一下,另一头有间小屋,便是小卖部,看看那小窗口是否会打开,卖点什么香烟、肥皂、牙膏、草纸之类希罕之物(说到牙膏,还要插讲一个趣事,那时我有一次到黄桷垭百货商店,看见柜台内货架上放有堆着的一合合牙膏,便走上去向售货员说:“买支牙膏”!年青的女售货员回答说:“没有牙膏”,我指着货架说:“那不是牙膏么!为什么摆着有牙膏不卖”?售货员说:“那不是牙膏”,我生气地问:“不是牙膏,是什么”?售货员不答,我更生气了,用手指着货架说:“我就买那个”,售货员毫无表情地,从货架上拿下一支我指的‘牙膏’,甩在柜台上,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合子上的‘避孕药膏’几个大字,脸立刻就红了,飞快地转身逃走),更重要的是指望卖点(用酒精与糖精参和而成的)红酒,排一次队,花一角钱可以买到一两,饮后便会醉醉地有一个满足感。我们每月的工资(不,按正式文件,对我们发的不叫工资,而应叫生活费,这更贴切,更明确了我们劳动的性质)最初是由原各学校财务上送到农场来发,后来由农场派人去收来代发,粮油关系也转到农场,每月伙食费由农场扣,然后发给一张吃饭的饭卡,这东西可比什么还重要,每月一张,每日早中晚有三个空格,每吃一餐,划个“√”,不能提前,过时未“√”的,凭批准了的假条才能退粮,若有遗失,则查实后,方可补发,但只能补从补发时起的未来的部分,后来发现,有人涂改划的“√”,便改为打小孔,这就改不掉了。那时重庆生活已十分紧张,大米供应减少,常用杂粮、红苕作主食,好不容易盼到了一餐饭,打来三两碗豆,只有那么多粒,一粒一粒地边数边吃,不一会儿就光了,竟然毫无饱的感觉,就只好多喝几碗盐水,使肚子有个胀的感觉,但盐水喝多了易发水肿,农场要限制吃盐水,于是许多人便用一个小药瓶,装着炒过的盐(若再能放入几滴食油炒则更好),带在身边,随时可用。政府号召吃代食品:多为土伏岑、芭蕉根和各种野菜,民间也有吃观音土的,农场还吃过杨槐花(用来蒸包子),另外就是大办小球藻(用尿水发酵)、叶蛋白(树叶制成粉末),生活一天天紧张,农场病号一天天增多,时有死人的事发生,劳动也就不那么紧了,多是在混时光,每月有两天假期不仅可以兑现,过期可补,也可提前,都常能去赶集或进城,多时去排队吃点什么,那时的餐厅(包括解放碑的大餐厅,和平西餐厅等处)要分时段供应,大都是些掺和代食品,还有人造肉等等,后来连这也不行了,便开放自由市场,餐厅里人山人海卖高价食品:一盘肉菜10元,一两饭一元,市场上南瓜每斤四角,一只鸡40元,路边小摊卖肉汤,每小片肉2角,还有狗肉、牛马肉,冠生园高价点心,每两一元以上,这些价格大约在正常牌价的10倍以上。曾读过这样一句话说,饥饿到了极度时,人就会变成兽,那时在城乡大小餐馆,甚至在街头巷尾,有许多要饭的,舔(别人吃过的)碗盘的,更有乘其不备把他人手中的或正在食用的食物(无论干稀、冷热)一把抓过去就塞入口中,那场景真吓人!在农场还发生过一个作母亲的女人,把孩子的口粮一下拿来吃了,孩子的父亲追到农场来讨要,(各地都是一样,在阆中乡下,她的二表姐就是因为其夫常常把从食堂打回来全家的饭,捞干的吃光了,孩子们饿得不行,累劝不止,常常为此吵架,一气之下自缢而死的)。记得有一次休假,我请江兆辉(原为小学教师,划右后同在农场劳动,当地人)带我去民国路看看热闹的自由市场,但只见人头涌动,到处是叫卖声,手中拿着要卖的东西:衣物、布料、日用品、书画、古董应有尽有,还有各种票证粮票、布票、糖票、副食票、香烟票、煤油票、侨汇票等等,口中不停地喊着:“飞了!”“飞了”!走到了一处人稍微少一些的路边,有几个女人,手中什么也没拿,只低声地问着:“要不要?”我问江兆辉这是卖什么?他当时不答,待走过之后,才告诉我说,这就是“王大姐”(当时农场邓书记曾在会上,向我们说到过,人们喊的“王大姐”,就是“玩大姐”的变音,意指暗娼也),这是我第一次,遇见过这情形。当时众多的人都在为了活命而出卖着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啊!我的不多的几样衣物,如防雨卡外衣、毛衣,还有旧书刊等,都用来换了粮票,很少的一点节余和每月的生活费全用来吃了,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我二弟承祖还专程到农场来看望过我,这是从53年中学毕业后第二次见到家中亲人(第一次是56年暑假,我到成都去见过两个姐姐),他是60年从川大化学系毕业,分到东北工作,回阆中探亲后,专门绕道重庆来看我的,这里,全社会都出现了这样一个难堪的尴尬:虽然人们在感情深处并不认同自己的同学、同事、亲人会是坏蛋、敌对分子,但是,人们却又不能不相信党和政府,相信毛主席绝对正确,其结果必然就是,终于认定谎言等于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什么也不好谈,什么也不愿谈,什么也没有谈,只专门陪他进城去了公园走走,吃了餐饭便告别了,这样,我的情况也就传回了老家,(当时被划了右派,本人作不出解释,也无话可告诉家人,家人也无法询问和了解,因为一切大帽子下面的细节都是说不出口的“阳谋”和“混蛋逻辑”),后来我就收到了母亲从阆中寄来的包裹,一个小小木盒,里面有一只干鸡和填空的只只核桃,这在当时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我真舍不得吃它,把它放在枕头内,白天还用被子捂住,深怕被盗了。

那时农场除劳动外也有开会与学习,但却从无书报(肯定也订有党报,但那是领导看的,与吾辈无关),我们不仅远离了(给我们带来灾难的)文字,就连桌、椅、床之类日常家具也久违了,农场的所有屋子(不包括那我们从未蒙面的办公室)都不需放家具,我们的膝关节已不适应使用它们,早已感受不了那坐在书桌前的滋味,成天除劳动外,吃饭、休息均席地而坐,晚上也是睡在地上,从来没有这样与地球亲近过。政治学习都是听大报告、小组讨论,听讲形势是如何大好,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小组会则都是一片片拥护和表示努力改造之意。另一种会便是闹热的群众帮助会(实为斗争会,从本质上说斗争也是帮助嘛),帮助不请假离场者,有一个右派叫甘茂云,是重庆29中学来的,是在川师数学系读书时划为右派的(不知这巧合或有什么规律,数学系的右派特多,当年在西师我们同班就是五个,这农场从中学来的大学生右派只有三人,可这三人全是数学系的,晚年我在德阳教育学院任教时,数学教员中又有三人是当年数学系大学生右派),个子高高的,也常常水肿,常常旷工,有时几日不归,回来就要受大会帮助,交待不好,首先就要打态度,到高潮时,邓书记便起身离开,这一下,积极分子们便冲上去动手动脚地帮助他几下,到适可而止时,邓书记正好回来遇上,连忙招呼制止,同时教导说:这是激起了群众义愤,待众人的吼叫声渐平后,甘才慢吞吞地说:我万没有想到在这20世纪60年代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华大地,竟然还实行着欧洲中世纪的野蛮……,话声未完,又被一阵阵吼叫所淹没。

时光运转到62年春天,生活好一些,政治空气也宽松一点,右倾被甄别,地方上第一批右派被摘帽(其中就有前述及到的刘兰畦),下放来的人也回去了一些,农场人员减少,场部又迁到稍平坦一些并能通汽车的新厂(地名),这里要开扩点,房舍也比较集中,这里可以通电,照上了电灯,场部是一幢大平房兼作保管室,下面是伙食团除厨房外,还有一个放着大桌子的食堂,也有几条长凳,可作开会用,前面有一幢房供作牛羊圈,再下面是猪舍,上面改建了个孵化房,周围几幢小屋(每幢都仅有一间小房),便作宿舍,这些房屋都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别墅群,格局虽在,但早已破旧,我们去后才有点人气(我曾有一次在月光下从食堂沿小路回我住处,见石阶上一根长带,正弯腰去拾,却是一条大花蛇,急奔而去)。

这时农场开始认真搞点生产了,我同周相院(川师数学系划的右派学生,从12中学到农场来的)分在牛羊队,队里养几头母牛和母羊,队长是一个壮实的女知青,干活很行,挤羊奶、接羊胎全由她干,很少说话,迁牛去配种时,她护着母牛,公牛猛冲过来时,一点也不害怕,我俩的任务就是每天出去放牛,只要照料着不去啃老乡的农作物即可,终日在山坡上滚睡,好不自在,中午把牛拴好后还可回来午餐。伙食也好得多了,农场自种一些粮菜可吃,炊事员姓姚,态度也和气,吃饭时有桌子坐,还常有死胎蛋、羊奶供应,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更重要是精神面貌,看到右派摘帽都受到很大鼓午,农场把右派组织起来学习,委我作小组召集人(摘帽后便改称小组长),余莲茜(其父为民主人士,任过重庆副市长,本人为民主党派的,原为小学教员,身边有一子一女,年龄比我大,划右后来农场)和张尚珍(原为小学教员,共青团员,身边有孩子,夫在劳教,划右后来农场)任小组副召集人,组员中学来的有周相院、甘茂云,小学来的有江兆辉、唐尧(女,划右后来农场,家中无人,把几个小孩子一起迁到农场住家了)、肖光荣(女,家在人和供销社住,也有小孩子了)、马**(女,也有小孩子了)等等人(这些女的多安排在饲养队打猪草,每天完成定额后便可自己支配了),每天要集中读报,每周学习半天,邓书记(重庆印制三厂来的)还来参加,休假日也相约进城,子女们也不时来场看望,渐渐有了一点人间气氛。

到(62)年底宣布给我摘帽了,按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的文件规定“摘帽后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我有多高兴啊,这是付出了五年多的劳动,和不间断的学习(每周后来改为每半月一次书面思想汇报,五年多来从未间断,估计至少有150-200份,几十万字)的结果。63年元旦起,一天天盼望着学校有什么安排。摘帽后在农场还是一如继往地参加原来学习小组学习,并仍任组长,从来也没有把它叫做过右派分子小组或右派分子学习小组,只不过参加的人员全是到农场来的右派分子,而到农场来的右派分子又都得参加,学习对谁都是适合的。对于摘帽后是不是还应当叫做右派,人们对此并不深究,因为即使是右派,这也不必要天天口头上叫着,只体现在领导心目中的安排上,与人们的眼神之间。不久农场通知我,到广阳坝农场(市委办的大型农场)去学习孵化技术,没有多久就学会了,忙着回来,便建修起温室来:一端砌一眼大灶,烟道从地下通向另一端的烟囱,室内四周密封,便成了一间温室,内置一排排蛋架,上放一盘盘禽蛋,每日要翻动数次,等孵化6-7天后,一个个地在灯光孔照看,把无精蛋和死精蛋退出来,处理给食堂,这叫一照,12-14天后,第二次照蛋,再把死胎蛋退出来,处理给食堂时,这蛋中已有死胎形式了,18-21天后,第三次照蛋,退出的死胎已有完善的羽毛了。这是24小时轮班上,我就在这儿负责吧,估计这就是摘帽后的安排吗?后来又增加了些人员(有知青也有右派)。(有一天,正当一男一女两个已在农场改造了数年的右派H与Z值班照蛋,这时必须把灯关掉,仅让小木盒里的一个灯泡光从两个小孔隙中透出来照蛋,温室内两人距离很近地坐在小亮孔前照蛋,静悄悄地专注地工作着,突然Z双手捧着H的头在其嘴上狂吻,从没有接触过女生的H开始不知所措,只能被动接受,待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的感觉后,便兴奋不已,不过环境与条件均不容许他们再有任何动作,这一瞬的事嘎然而止,自此以后,他们都盼望着再有这样的机会,可此后却只有一、二次同样的机会重复而已,这不是爱情,也没有准备,更无思想交流,只是男女的一次嘴唇接触而已,在那久违了一切友情、亲情、爱情等一切人间常情的岁月里,只能是一种被压抑久了的肉欲的冲动,人啊,也有兽的一面。这仅仅是这两人之间的一个从无人知道的永远的秘密,也是H改造中唯一一次犯规以后又没有向组织交心的事。)

不久,大约是1963年7月初,学校终于通知我回学校了,这时我还差两月就满27岁,已是大学毕业后满六年了。我虽不知道具体安排,但相信总会越来越好的,就是带着这样的高兴离开了农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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