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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承业回忆录

第四章 苦难的大龄青年(一)
 
本章分别记述我从1957年10月大学毕业(21岁)开始,她从小开始,两个大龄青年的风雨人生,到1966年秋我们相识时(我30岁过,她25岁不到)为止。

第一节 苦难的开始(一)
 
本节记述1957年10月(21岁)从西师毕业分配到重庆42中学工作到1963年8月(27岁)被迫离开该校为止的一段生活。

一、一年多的教学工作(1957年10月到1958年冬,21-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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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当右派后、1958年-1962年,在重庆42中。

1957年10月我从西师大学毕业了,四年的苦读、优异的成绩,满腔对党的热爱与听话,换来的不是毕业证书(正式的毕业证书是在二十二年之后才发给我的),而是一纸分配工作考查两年的决定,这一切我也认了,不就两年时光嘛,这时我才21岁(那时万万没有想到这黑字写在白纸上的两年却是二十一年还没完,这就是共产党的诚信么?我写此文时--2002年3月,窗外正高喊着重诚信呢!),我们一行数人到重庆市教育局报到(后来才知道,分配方案我原订是留校的,运动后只好就近改发到重庆了),在那等着办事人员电话联系后,我随即被派到距两路口市教育局不远的重庆42中学,地址就在观音岩重庆第二人民医院(后来的重庆外科医院)下面,校门在人和街,外面就是人民路,旁边是41中学(即著名的巴蜀中学),这儿原是国民党中央财政部旧址,原前面是一所初级中学,后面是重庆市教师进修学院(迁走后把地点全给了42中),从本期起才开始招高中班,只有高中一年级,急需增加高中教师。党支书兼校长是瞿作阶(后调重庆六中任校长),副校长唐从古(非党人士),教导主任付世屿,我在数学教研组,组长靳朝班,原在银行工作,不是学数学专业的,(那时组里还没有数学专业毕业的),我俩同教一样的课:初三四个班的几何我俩各任两班,高一四个班的几何我俩又各任两班,我们一起备课,我的备课本常常给他抄阅,作业是全批全改,我还常常帮他改作业,我还做了很多几何教具,那时工作真是拼命卖力,每天都是要到深夜一、二点才睡。我那时分在教职工宿舍楼三楼(其实是位于两层木楼房青瓦屋顶内的搁楼)单身宿舍,一间小屋,有一双扇小窗开在瓦面上,室内有一木床、一木椅、一小桌、一竹书架、一木凳、一木洗脸架,过道头有一处安有自来水龙头,我去后第一月,连工资介绍也没有,只叫我暂借些钱,后来才通知我,按规定每月生活费(不叫工资)26元5角,公费医疗是一样的,(就这个265元,我一直拿了五年多,后来干脆一分也不给了)。当时对这一切我毫不在意,只说是作为处罚(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处罚竟会是层层无端地没完没了地加码!),已十分地好了,我甚至是欣喜若狂了,我上街卖了热水瓶、面盆等日用品,后来又陆续买了胶领衬衫,米色防雨卡中山服,天兰色毛衣,冬天还添了棉短外衣,也算是一个人的家了。从学校后门出去就是枣子岚垭。这是一条坡路小巷,沿石级而上就是观音岩重庆第二人民医院(后来的重庆外科医院)大门,这儿有中二路公共汽--观音岩站,向下即到文化宫、两路口、上清寺,向上即到七星岗、解放碑。休息时、假节日,我也出去看看电影,或上文化宫、大众游艺园走走,也曾第一次进西餐厅(不敢吃什么贵东西,只要了一杯咖啡,但不会吃,把桌上的白糖加光了还是苦的),也进过一次高级理发厅(随服务员把头式做得光亮,一走出门,真不好意思,连忙用双手把头发揉乱后才走路),更多是去市图书馆或上枇杷山公园、鹅岭公园读书,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我早已习惯了。我把一切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上,主动争取作很多事。如:帮助改本子、做教具,抄写,做清洁,帮助别人学高等数学,记得当时高一上园周率一课,我还据此写了有关园周率教学的一篇论文,寄到《数学通报》杂志去,后来收到复信,要我对其中几处作点小补充,然后加盖公章后寄回,修改补充并不难,要盖公章,这可使我为难了,你是右派,会给你盖章吗,再说,右派还可以发表文字吗,从此我再也不写文字了,想不到这一禁就是长达二十三年,一直到1980年我又才开始发表文章,(从此我对有关个人的事务,动不动就要你加盖公章一事,就甚为反感)。当时我对严格要求自己甚为重视,每周(三年之后改为每半月)都要向党支部交一份书面的思想汇报,一直坚持到1962年终摘帽时为止,长达五年多之久,可见我对党的迷信。更有趣的是在1959年冬,我满了两年考查期之后,我不仅向党支部写了总结,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呈上去呢,自然是得到了不予理会的结果,以后还是依然处分你,但我总还是把这一切看做是党对我的考验。那时由于工作特别努力,对学生和同事也特别好,以致还有女学生(初三的M,高一的S)与一个女教员D向我暗示好感,例如请我到她家过节、帮我洗衣被、常来我房间玩、甚至在作业本中夹张纸条等等,对这一切好意,我以高度的警觉加以回避,我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一万个不敢啊!这时光不长,到58年秋,有一天我进教室上课时,突然学生不呼“起立”了,后来学生偷偷告诉我,校方已向他们宣布了我是右派,要学生们好好监督,看得出来学生们很同情我,课堂秩序仍然很好,甚至更好,这种情形继续不久,学校又办展出,把学校原(我没有去以前)划的几个右派(我去时他们已下放到市办广阳坝农场去了)以及我的右派罪行材料用漫画和大字报形式展出,内容有些什么,我从未看过,也无人告诉过我,我至今也不知道,原来是重庆市文教系统统一处理所有右派,分六种处理办法:一,送劳动教养;二,送工厂农村劳动;三,留校劳动查看;四,撤销原工作,另行分配工作;五,保留原工作降级处分;六,免于行政处分,42中处理的全部六人中,对我还算最轻的,按第四种处分,便通知我,调到教务处作职员工作。(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处理了,这还算是公开的,以后还有多次不公开的处置呢,即使对于罪犯,正式判决后,只要他老老实实服刑,既没有发现原有判决不当又没有发现新的罪行,也不能随时想处理就处理呀!这都是始料未及的,当时只好认倒霉,并主动接受了)。

二、两年多职员工作(58年冬到61年春,22-24岁)

开始分在教导处作职员,教导主任是付世屿,我分担刻写和排课工作,一天到晚有刻不完的东西,还要挤时间刻套色油印的“跃进报”,专门担任油印的工人老曾都常说,太多了,另外排总课表的工作,全校高初中六个年级,共30个班的课表,还要安排每班每周一天停课劳动,与每个教研组每周半天业务活动,还有个别教师的特殊要求等,那时政治活动又多,每期要排几次课表,这真是一个多元、多条件的排列组合,出不得半点差错,累得喘不过气来,只一个劲地挣表现,我干了一年多,中途,换来了王秀琪担任党支书兼校长,后来,从重庆市区党委机关又下放一个干部,要我先与他一起工作,待他熟悉后,就调我到总务处工作。17.jpg

图:当右派后、1958年-1962年,在重庆42中。

在总务处,我的工作反而经松多了,实际上用不着要那么多职员的,那时人事并没有严格编制,在不断的瞬息万变运动中,上面要下放来,内部要调节,只好因人安事了,总务主任叶汉,广东人,先让我跟着一个姓邓的老职员管管家具,清理课桌等,后又让我跟一个从巴县政府调来的洪旗,搞大炼钢铁的物资采购供应,没事做也得要不停地忙忙碌碌,不能坐下来,否则就不是大跃进了,在土炼钢炉前,瞎忙乎也得要三天三夜不睡觉,写喜报,敲锣鼓,做好后勤保障,每天晚上夜战,我们要去守候着,统计人数,把加餐送到人头,(有很多本不需加班熬夜,但为了表现积极,也为了熬过12点才可吃加餐)。对这种无端地疯狂,眼看着人力物力白白地浪费(教学秩序大乱,公物被破坏,例如好端端地不上课,把本可以修好的桌椅弄来烧掉炼钢铁,甚至把好端端的桌椅打烂无人敢过问,为了炼钢铁发了疯地购买大批雨衣发放,等等),真使人痛心,只能认为是自已觉悟不高,认识跟不上时代。后来又大办农场,人人争先恐后地写申请到农场去改造自己。我是60年冬天或61年春到农场去的。

以上只讲了这两年多的职员工作,这只能说是十分表面的事,如果说仅仅是如此而已,那就算不了什么,与此同时必需设法让你时时、处处体现出“贱民”的身份,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除了正常工作以外,对我还有两项格外的安排,以示逞戒:其一,是担开水,每天从开水房担开水送到教学楼过道上的茶水桶内,(有一次正在掺开水时,茶水桶倾钭,正有学生经过,我怕烫伤学生,便用腿去挡住了它,这样虽未出事,但却将我一支腿大面积烫伤,被送到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有时每天一次,有时两次或三次;其二,是打扫厕所,家属楼后面有一幢平房教室,共用一个建在坡边的旱厕,我就是打扫这个厕所,打扫厕所本也没有什么,问题是还要打扫女厕,又不规范时间和制度,家属区时时都有人使用,每次打扫前先要高声问几遍:里面有人没有?就有人她也不便回答,只好站在外面多等候一会,待确判里面无人后,才能进去,常常是正要进去时,突然跑进去一个人,这又只好在外面候着了,进去后,满是污秽,特别是血污的废物,真令人发呕,也有时正在打扫时,门口也放有扫帚、水桶之物作标示,但总也有女人不注意地冲了进来忙不及地要解带子,好不尴尬!不知道是谁想出的这个逞罚和侮辱一个未婚男子的“好主意”。这么具体的办法,总不会是党中央毛主席订的吧。(二十多年之后,我参加了四川省初中数学教材编著工作与重庆市教科所董安东共事,有时到他家去作客,闲谈中得知他夫人的妹妹就是当年在42中作办公室秘书的殷智龄,她说在谈及我时她妹妹曾对她说:当年真委屈了贺老师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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