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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承业回忆录

第三章 青年求学时期(一)

这个时期只分两节来写:在阆中中学读高中的三年(1950年初到1953年8月,时年13岁到17岁)与在北碚西师读大学的四年(1953年10月到1957年10月,17岁至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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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中学生,1953年在阆中。

第一节 兴奋的三年高中

从1949年冬天阆中解放时起,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姐(原名贺淑贞,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贺晓)走后,二姐(贺淑芬)高中毕业也到成都去了,他们先在军管会工作,后来大姐在省公安厅工作,二姐在成都市公安局工作;祖母也被五姑接到成都去了;政府接收平民工厂时,交不出账来(二叔任会计时根本不做账),只好把机房街的住宅卖掉,作为赔偿,大家庭就解散了,叔叔姑姑们与父亲划清界限,不仅不来往,还要准备着斗争呢。土改时根据当时的政策在天安乡划成份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把多的土地没收了,分的土地房屋我们不要,(这里有年收20背谷的土地与半套住房是父亲1946年从一李姓人家处买来的,买后还是原有的佃户刘国权、胡国太在种,每年议租,由他们交租谷,我家不仅从未在这住过,而且也很少去过)。根据当时的政策,在城里的铺子还照开,而且生意还一天比一天好,我家就迁到上华街2号铺子上去住,(铺子后面只有一间小屋子,一个仅约一平方米的天井,过道厅就是厨房,那时有三个弟弟一个小妹,我就只好住到放货的一个楼上,好在时间不长,五零年秋考上高中后就住校去了),这时期,父亲还外出购货去了一次成都(这次也就是他与两个姐姐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时他不到50岁),抗美援朝时出了钱捐献飞机大炮,那时我家还挂着“光荣军属”(大姐是解放军)呢!后来搞公私合营时,我父亲的全部资产(包括一间铺面,不包括后面我们家住房)共计合旧人民币600万元(折合新人民币600元,每年拿定息30元),这是后话了。

刚刚解放,一切都是百废待兴从头做起,当时阆中有军政大学(军大)、革命大学(革大)大量招收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经过短期培训,便分派到各处工作,新政权建立的模式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集权、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化的军政府,是战争指挥结构,这一体制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根本的变化(前30年是愈来愈强化,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后20年改革开放后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无根本上改变),这一体制要求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归属于一个单位(组织),当时我年龄还小,还想读书,所以就选择了考高中。当时大姐也常来信,给我寄了一些政治方面的启蒙读物,如《从猿到人》、《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这对我影响很大,把读书也看着是离开家庭参加革命。我也就真的从此离开了家庭,这时我正好13岁半,读了三年高中后,连阆中也离开了,这一走就是十年(中途寒暑假也没有回过阆中),到1963年8月被迫回阆中时已是将满27岁的人了。

五零年阆中只合并成立了一所中学定名为阆中中学,地址为西街原县立中学旧址,校门和主要房舍一直30年未变,五零年春季合并了原阆中几个中学的学生开学,高初中各三个年级六个班,编号各从一班到六班,五零年秋季招生,我去报考,又是备取入学,就编为高七班了。我参加入学考试还有一个笑话呢,入学考试要考化学,而我在商职校又从未学过化学,有一道化学题是问:腊烛燃烧后变成了什么?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只好写上回答为:腊烛燃烧后变成了一股清烟和一个焦黑色的硬碎棒。入学后第一次郑弗名老师上课点名时,点到我的名字便停了下来,把目光从眼镜框上方投出来看着我问道:一股清烟和一个焦黑色的硬碎棒就是你答的吗?我答是的。引起了同学们哄堂大笑。

当时校长是肖毅安(地方贤达,解放前任过章明等县县长,解放时任阆中县解放委员会主任,后到东风中学教历史,文革中被批斗、管制),副校长是王野晴(后调广元中学任校长),教我们语文有段治(解放前县政府秘书,后在阆师作收发)、安天择(后为教导主任,再后为县人大副主任),教英语是李希白(头发斑白的一位人称活字典的还使用着韦氏音标的老先生),教历史是闫帮本(后到南充师院任教授),教地理是张夔石(河北定县人,抗日战争时随国立四中来阆,胜利后全家留在阆中,一个正直的教师,上课时常向我们讲当时朝鲜战况,也爱讲点人生感慨),教代数是张克刚(张夔石之大女,国立渝女师数学系毕业,给我们上范氏大代数,讲课认真、清晰,很受欢迎),教几何是孔震声(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后为绵阳地区副专员,是一位极严厉的教师,学生们背地里叫他为火神菩萨,他讲几何证明时只讲一遍,决不重复,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从不用直尺、园规,尽管此课有很多人不及格,但我特别喜欢此课,考试总是一百分),教三角是刘宇丰(一个非常和蔼的个子不太高的老人,他学三角时还是叫八线学),教物理是郑弗名(后当阆中县副县长,文革中被批斗、管制),教化学是张定侯(身体有病,说话、走路都很呆滞,同学们背地里叫他为恒等式)、廖彦德,教生物是杨文长(活跃建谈,后到南充师院任教授),教音乐是周茂熙(声乐、器乐都来,在礼堂里一次二胡独奏倾倒全场,我就是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对这琴声还至今难忘),教体育是陈登翘(后到南充师院任教去了),教政治的是罗**(五零年教我们政治经济学,不久便调走了)、王珏(不久便调走了,80年代后才听说到人民大学任教授了)、李大猷(后在东风中学教数学)、王尚益(后在阆师任副校长),可见当时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仅管每天学习时间不长,有相当多的社会活动,但上课时非常认真,课后作业不多,都是认真完成,毕业时我在总复习时,买了一个精装的厚笔记本,把各科的知识要点、精要公式一一整理、摘录下来,每科还粘一页彩色纸隔开,我认为这是我在中学时期得到的全部知识精要,“知识就是力量”,我十分珍视这个本子,什么东西都丢完了时,我仍没有丢过它。

入学后参加学校各种活动热情很高,当时吃住都在学校,每月交五万元伙食费(旧人民币,合新人民币五元,每天早餐是稀饭有胡豆与咸菜,其它两餐是干饭素菜或烩面,每周吃一次肉,八人一桌,只有桌子,没有凳子,都站着吃,每桌一盆菜,大家分到自己碗里吃,饭则自取),记得入学不久就参加了打城皇庙,原来城皇庙就在学校西,与学校隔壁,为了扩大校舍,政府决定把它划给了学校,这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形象代表,青年学生冲锋陷阵向这封建代表开战,时日我们十分兴奋,个个上阵,打向了几百年来,香火不断,人们顶礼膜拜的神殿,两侧的十殿无论是凶恶的小鬼,高坐的闫王,一个个都被砸得粉碎,再乘胜打向大殿,两边神像一一掀倒后,就用长绳栓着城皇菩萨的上身,众人齐心协力一股作气将其拉倒,全体欢声雷动,顾不得千载尘土飞扬,一个个都从灰中滚了出来,喜笑颜开,又冲向殿后的城皇娘娘的内室,捣毁嵌花牙床,好不痛快!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人来观看,后来还出现一些谣言,说学生们着了魔,总会闯出大祸的。后来这儿就圈入学校,庙门厅作了学生厨房,两边十殿打通作了学生食堂,上面正殿安上门窗就是我们的学生寝室,许多同学住在这间大屋子里,真是高兴。学校成立有学生会,那时学生活动很多,校内校外都有宣传表演,那时老师们要忙于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还要集中到广元、南充去学习,学生的一切活动都是学生会组织,县上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后,派了汤公群(后任了川北医学院党委书记)来校建团,我在高五班的同学冯玉兰与高六班的同学刘长德的介绍下,于1951年5月15日入了团。后来我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记得那时学校经费送上去的会计报表都要经学生会审查签字。土改时学校全校停课,教职工全部集中到南充学习,学生们组成宣传大队,分成十个分队分赴阆中的十个区,总部设在城里,我任大队长,每天在电话总机上听各分队的汇报,那时县电话总机就设在学校隔壁的张飞庙内,这是我第一次学会使用电话。解放前县立中学留下的礼堂只是一个高台,只有主席台的部份有房子,听众都在露天坝,51年学校将它折平重新建成一个木结构大礼堂,在这个礼堂的落成典礼上我还去讲了话呢,这是我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言,获得了掌声(第二次,就是在六年之后,在一个更大的礼堂,西南师大的竹棚大礼堂,举行的毕业生论坛上,被班上推选去代表班上发言,也获得了更多的掌声,却就因此被划为右派,自然地从此就被剥夺了发言权了)。还要办墙报、黑板报,开晚会,唱歌,跳集体舞等等。在这些活动中男女同学接触比较广泛、自由,自然其中也有谈恋爱的(有真谈的,也有是同学们开玩笑的,也有从开玩笑开始又成了真的),但总数不多,我当时由于年龄较小,还不大考虑这些,只是朦胧地愿意与女同学接近,愿意在女同学面前表现自己,特别对心中的某些女同学,只是在心中偷偷地想那么一下就是,青春在朦胧中缓慢地到来。

当时阆中新政权初建,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一个接一个的轰轰烈烈地社会巨变,常常开大会,一批一批地枪毙人,学生们常常是去参加大会呼着震天响的口号,反正死的是该死的人!配合运动,学生宣传队还排演了话剧《刘胡兰》、《白毛女》、《丁佑君》、《王秀鸾》、《母亲的心》都很出色,我们同班同学如范永年(他父亲被镇压后,便随其母回了江苏,安徽师大物理系毕业,毕业时划为右派,以后在安徽财大任教,参加九三学社)、赵文荧(与我一道在西南师大毕业,毕业时划为右派,以后在营山中学任教,受尽折磨,后又参加共产党,还当了支书)等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的才艺表演总使人至今难忘。抗美援朝中不少同学参军,军干校招生时,我也报了名,年龄不够,未被取上,同学黎用启(后改为黎明,现在北京工作)就参加军干校走了。紧张的政治运动,巨大的社会变革,使阆中的市面大为肖条,同学中退学离校的很多,最少的时候我班只剩下七个同学了。记得同班同学先后有范永年、王永全(读书时我们很好,我还到乡下他家去过,高中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并入了党在县上当了干部,当过城关镇长、县百货公司经理,后犯了男女关系错误回乡)、胡先知(中学毕业后在县上教小学)、赵文荧、张克已、安天惠(贵州师大毕业,后任该校党委书记)、赵文松(西南俄专毕业,后在胜利油田工作)、蒲瑞瑶(中学毕业后在县上教小学)等,这种情况可能各地都一样,所以后来苍溪中学与广元中学的高中都合并到阆中中学来了,我们又多了许多新同学,广元来的有陶锦春(川大数学系毕业,后在广元中学任教)、姚似云(西师数学系毕业后,在重师任教)、张玉龙、毕娜、张克英(西师俄语系毕业,后在罗江中学任教)、载清秀,苍溪来的有张洪德、韩兴秀,巴中来的有李大筠(西师生物系毕业,后在南师任教)、王群(西农植保系毕业,后在涪陵从政)。不是同班的,有赵梓成(后在昆明理工大任教)、邱佩祥(在川大党委工作)、何守知(中学毕业后在阆中粮食局工作)、穆秉云(在阆中文化局工作)、唐光荣(贵州师大毕业,后在阆中师校任教)、刘长德(川大数学系毕业,后在东北工作)、罗竟华、冶漱玉、冶漱华、刘传华(川师数学系毕业后,在该校任教)、李建宇、李秉莲、孔繁成(川医毕业后,任口腔科医生)、谭家祥(中学毕业后在阆中新华书店工作)、秦承俊……等等,这些名字也许还有很多一时记不起来,但青春的时代纯洁的情谊,却使我终身难忘,童真是一去不再回的,从那以后虽还有大学的同学,但四年的大学同窗情,却被那人为的阶级斗争所扼杀!人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一层一层地蒙上面具,人与人交往越来越难见真面目了,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哲学,真使中华大地的人际关系倒退到极凶残的禽兽关系以下。15.jpg

右图:中学生,1953年在阆中。

53年暑假前我们应该毕业了,高八班也提前一学期与我们一道毕业,参加统一高考,那时还是背着背包步行到南充去参加考试,许多男女同学在安天泽老师的带领下,晓行夜宿,行进二百六十多华里,真有意思,许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去后就住在南充二中,在地板上“下塌”,好不快活。慕名去看莲花池,却只见一池水葫芦,考完试后又步行回阆中,同学们都分别了,回家等待通知,我这时打听到阆中茧站在招收临时工,便去应招,于是被派到苍溪县城茧站,又是背着背包走六十华里到了苍溪,工作是每天开票、算账,站长姓孙,对我很好,几次告诉我,愿意把我留下来,可是不久就在四川日报上看到了高考的录取名单,我按第一志愿录取到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我要走了,苍溪茧站还开了欢送会,搭运茧车回阆中,我们一同考上的同学很多:张洪德、赵文荧、秦承俊、张克已和我是西师数学系,张克英是西师俄语系,李大筠是西师生物系,赵文松是西南俄专,王群是西农植保系,这三所学校都在北碚,还有腾汝超是重大,杨光杰、邱心培在重庆建院,安天惠、赵宗金在贵阳师院。那时大约是九月末或十月初才入学,我们一行数人,又是背包步行到南充,再坐汽车到合川,这是我第一次坐客车,在合川看到桃片大王,又坐小汽船到了北碚,在码头受到接待站的欢迎,被引到学校,一进校门:啊!好大的校门,上面还有“西南师范学院”几个大红字,落款是“郭沫若”,宽阔的花园,蔟拥着宽敞的高高的石阶,上面才是大楼。
 
怀着渴求知识的强烈欲望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万分兴奋地步入了这神圣的校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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