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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承业回忆录

第二章 童年与少年时期(四)

第六节 少年时期的最后三年

少年时期的最后三年,就是指的1947-1949这三年,这是社会大动荡的开始,是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三年,也是我在旧中国生活的最后三年。这三年过后,从1949年11月  日(我正好13岁又2月)起,我就开始了在新中国新社会的新生活,一直到老。

这三年刚好是我在阆中县商会附设初级商业职业中学校(简称商职校)一班读书,正好是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初中毕业。毕业时刚好阆中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阆中作为战时的后方,曾一度繁荣发展,1945年抗战胜利后,虽然内迁到阆中的机关学校有的迁走了(如国立四中等),但人员留下不少。加之经济发展的需要,工商界人士普遍感到,旧有的会计方式不能适应,新的商业人材应加速培养,用师傅带徒工的方式不行,学习重庆的经验,必须建立商业职业学校。于是由阆中县商会出资,阆中县教育界人士支持,又适应学生与家长的要求,经当时政府批准,便办起了一所初级商业职业中学,全名叫阆中县商会附设初级商业职业中学校,简称商职校。柴善辅任董事长,我父亲任副董事长。校址就是阆中城东文昌宫巷的王爷庙与毗连的痘症寺旧址(解放后作县酒厂和酿造厂)。招收小学毕业生,学制三年,相当于初中。从1947年春开始招第一班学生,每年春秋季招生,到1949年秋季招第六班,1949年冬第一班毕业,1949年11月阆中解放,该校便自然停办。

1947年春商职校招生时,我刚读完高小一册,距毕业还有一年半,年龄也才满十岁,完全是家长的意思要我去试试,谁知一考竟考了个备取(只有两名备取),已经没有指望了,那知开学后校方又通知我去读,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跨越文昌宫巷的两个园拱门就是东西两校门,东校门经文昌宫(当时阆广公路筹建处在此)可到东郊,西校门可到郎家拐街,进此门后实际上是东西向的一段街,街南一个小门的院落,像个居民住户,其实是县“特委会”(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街北大门就是原王爷庙门,才是商职校,进门就得从一个大戏台下穿过,经一院坝,到大殿改作的礼堂,正中挂有孙中山画像,两边是国旗党旗,每周一第一节课都要在这儿举行纪念周,读总理遗嘱,听校长训话,再进后殿是学校办公室,向右去,也是一个神殿改的,把神像取了(神台还在),装上门窗,便是我们的教室,再向右院,原痘症寺殿房,就改作我们的寝室了,(该校只招男生)。

记得当时校长是郑可行(当地较有名望的一个老头儿,解放后在阆中政协),教地理兼任我们班主任的是蒲子厚(一个十分老实的老头,记得学生们捉弄他,在半掩的寝室门上放着拉圾,使他进门时落在身上),教国文的是赵幼琴(一个酸溜溜的秀才,他摇头恍脑地读着:“千呼万唤始出来,怀抱琵琶半遮面”),教算术的是李瑞臣(后来在阆中师范任教,专教算术),教珠算的是我父亲(他总是忙忙慌慌地,跑进教室就一边读口诀一边打算盘,一点也不停,从无半句空话),教英文的是李希白(头发雪白的一位老先生,使用着重韦氏音标),教理化常识的是郑鹏九(当时私立皋阳中学校长,郑可行的长子),教商业簿记的是贺泽生(当时和成银行的会计),教童子军的是辜述才,教音乐、美术的是张克仁(中共地下党的,我祖父的学生,解放后在重庆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

我从小体弱不好动,在班上年龄又最小,十分腼腆,胆小怕事,同学们叫我为“阿斗”、“贺阿斗”,我也不敢开腔,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十分孺弱的性格,从不敢与人争吵,更不敢与别人打架,这个性格终身难改,当时只是学习成绩还算可以,肯动脑筋,商业簿记、算术、代数几科成绩较好,作文有时也受到表扬,但字写得不好,英文成绩不大好,读音不准,总记不住单字,买本课外书,是用汉字给英文注音,什么“爱、皮、西、地、你、爱夫、爱儿、爱门、……”乱七八糟地都有,音乐、美术、体育、童子军等科成绩不好,只勉强及格。课外也读点书,读到过一本杂志《中学生》(叶圣陶主编),现在我还记得上面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我想当级长”,读到过《声律启蒙》、《尺牍》、《百家姓》、《笑林广记》、《金粉世家》(张恨小)以及一些唱本、川戏等等,但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记得的同学有:韦长寿(后在文成教书)、胡绍培、杨成遂(此两人后在城关橡胶厂作工人)、邱心培(后在城建局任工程师)、杨明德(后名杨怡,在城东开美术店)、陈发元(后在阆中手工业管理局工作)、陈耀林(后为修理水笔电筒的个体户)等人。我不大交往同学,课外,特别是寒暑假常去平民工厂在东街开的印刷店学数纸张,订本子,木版印刷八行纸、作文本,更多的是去父亲开的铺子上帮忙,学会了包纸包、称东西、卖货,那时店里的先生们都是吃从我们家里提来的饭菜,又时正忙碌便不能及时吃饭,等忙碌过了饭又凉了,往往就要到对门王板凳处去切些盐叶子牛肉来吃,我最爱吃这个牛肉了,在铺子上有时跟他们一起捉老鼠最好玩,有一次老鼠钻进了装黑瓜籽的篓子内,我爬上去坐着,用脚踏住盖子,呼他们来捉,人来后慢慢打开盖子时,老鼠一下子串出来,从我的一支裤脚钻了进去,我惊叫一声滚下地来,被众人扶起时,老鼠早从另一支裤脚钻了出去。这就是少年时的生活趣事。

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抗战胜利后,老百姓极盼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希望国家走向建设之路,可是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官员大发国难之财,不顾百姓死活,发动大规模内战,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负,纷纷起来反抗,政府大发钞票,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一天几个价,上午可以买头牛的钱,下午就只能买条羊,放到第二天上午只够买只鸡,下午就只可买个鸡蛋,第三天早上就是废纸一团了。当时的法定货币就换了几回;从法币到金元卷,从金元卷又到银元卷,我记得当时用钱钞都是十张折成一折,十折为一叠,十叠成一捆,都是一捆一捆地收支,从无人去清点过细数,甚至买卖有用麻袋来提钞票的,钞票还是全新时,便作了废,我们就用它来做游戏,折成叠翻甩,折成帽子,折成腰带,折成飞机玩耍。后来干脆不用货币,而以物易物,我们交学费,教员领薪水都是黄谷或大米,(当时黄谷生在机房街开有一家檑房(米行),开学时姐姐们和我交学费都是用这儿开的条子)。零星交易就用银元或铜元,我家商店门口,就有一个专门从事换硬币的摊商。

在内战激烈的岁月,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退逃时,一批一批从阆中经过,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到处号民房驻扎,在街上买菜蔬时,丢下几张不值钱的钞票就走,这与抢劫无异。还到处抓壮丁、拉民夫,在我家铺子上来作学徒的都是躲壮丁出来的,有一个叫刘兴元的,年龄比我大两岁,我们还很接近的。我们家也驻过兵,是在冬天里,驻过卫生连,全是女兵,纪律稍好一些,就睡在堂屋里的地上,十分凄惨,缺吃少穿,借我家的厨房烧饭,每餐只有一点点无油的青菜,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她们都是一些东北的学生,为了抗日才参军的,胜利后已无家可归了,才被骗来打内战,这时她们的家乡早已解放,但她们却回不去了,这位连长是个男的,姓肖,态度还和气,常爱逗着我说话,当我问他:共产党会很快打来吗?他只说:国军无希望了,你好好读书吧!由于混熟悉了,他还送给我家一大瓶子消炎片(或阿斯匹林片--我记不太准),当时这是很珍贵的东西,妈不敢收,再三推不掉时,只好回送给他们两块腊肉,这使他们全连可尝到了一点晕腥,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就知道他们早已走了,走后妈妈还念叨着这些女孩子是否回到了家?

当时老百姓真是人心惶惶,不知道社会将如何变化,命运将怎样安排?求神问佛的特别多,除了原有的神庙、卜卦、算命外,还有种种一贯道(解放后才听说“一贯道”这个名称的)出现,我所知道的有当时叫混元坛、紫元坛与天道:混元坛、紫元坛是设在两处的神坛,有一个设在三陈街东头的寿山寺内,坛主是孙胖子(孙云天),家就住在对面的孙家大院,我是随父亲去过一次,看设坛活动,先是对神像敬香祭拜,正中桌子上放有一张木沙盘,上面站着两个执笔的人,一人用左手、另一人用右手共扶一丁字形杆子把手的两端,杆子的长尖有一头伸入沙盘内,神来之后这共掌一杆的两人手动起来,就在沙盘内写字,回答人们的提问,旁边还有一人专读沙盘中的字,有一人专括平沙盘。另一家坛设于城内(我有一远房四爷贺玉书就参与过此坛)。天道头目是赵美如,论辈份他的母亲是我祖父的远房妹妹,他把我祖母叫舅母,他原在广元、阆中一带做桐油生意,小时我曾拜过他叫干爹,他家住机房街13号,与我家正对门,当时信这个天教的人很多,但我家恰巧不信,后来只有我祖母,经不住又喊舅母又劝说,便去敬神去了,还带我去过一次,那时敬个神什么的,本是十分平常的事,用不着记得的,但是这个敬神做得十分神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解放后又将此定为反革命活动,赵美如被枪决,信徒中不少人被载上反革命帽子受群众管制长达二十多年,我在1951年入团时,对这次敬神还专门作了交代,接受了反复审察,所以记得特别清楚,那天祖母带我去他们家,天井与室内外,都没有任何异常之处,与普通人家一样,堂屋内放有一些桐油篓子(他是做桐油生意的),只是在正房门口挂了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经理室”,而且挂着布门帘,进门后再从一个小木梯上楼,(这类楼多是作为房间的天花板而设,一般是不住人的,只用来放点杂物,我家机房住房内,正房间上也有这种楼,68年我结婚后在中兴街住时,也有这种楼,上面就放点怕潮湿的引火柴,而且没有楼梯,站上桌子就能拿上面的东西),进楼去就是一个小小的经堂,没有窗子,大白天也燃着油灯,香案下放有跪拜用的若干蒲团,香案上点着香,没有供奉任何神像,只挂着一幅写满字的横幅,每行每列都写满同样多字,楷书,没有任何标点,直读横读总读不成句,更不解其意,跪拜后,由点传师在你耳边密授七个字,叫做七字真言,不许外传,如遇危难时,默颂它便可获救,然后赵思瑞(赵美如之子,那时不过十二、三岁)手持棍子指着横幅上的字,给人们读起来,他从中间一个字开始,沿斜线、折线七拐八弯地读着,虽然还是不大明白它的意思,但总算是一句一句的话,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那时国统区内,学潮闹得很凶,成渝两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阆中的省立中学、县立中学都有波动,我们这所刚刚建立、人数不多的民办初中,虽闹不了大事,但也受到一些感染,事情的起因是校长的么少爷不学无术,却来给我们上代数课,上不下来,我们再三反映,校方不允、不理,引起了我们罢课,校长在周会上威胁学生说:“再闹事要载上红帽子,送到对门的特委会去!”(我们这时才知道,校门对面那个门口没有挂任何标识的“人家”,才是一个特务机关),这位少爷后来还是被赶走了。

进步的思潮,随着学生运动,随着进步教员,随着从外地回阆的大学生,而传到阆中,流行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山那边哟好地方》《古怪歌》《农家乐》《康定情歌》等等,县中校还排演话剧《日出》,十分热闹,其中也有回阆的大学生办了一个“暑期俱乐部”影响很大,我当时也去参加了,只交十个铜板的茶水费,每天上午要补习功课,我最爱听上平面几何课,当时商职校不上几何、化学等课(只上点代数与物理常识等),下午就是文体活动,晚上办沟火晚会,如唱快板,唱谐剧《阿Q正传》,还跳集体午,扭秧歌,做游戏,十分活跃。

愈临近解放形势愈紧张,一方面国民党退守四川的军队越来越多,对百姓骚扰日甚,另一方面人民的反抗加剧,地下党活动加强,学运高涨,社会贤达出面,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如当时在阆中盛传来过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就住在大东街的保宁旅社,床前还放有一双绣花鞋为号,当军警去抓时,却扑了空(其实阆中早有地下党活动,从未间断过),又传说常年在城区打更的一个都叫他“乌龟”的人,原来是共产党,不久此人就被国民党警方暗除(将其栓上石磨盘沉入河中),这类传言层出不穷。更激烈的是闹“袁团”,败退的胡宗南部的一个团(称呼为袁团),逃到阆中后,声言要在此驻下来,以抗共军,这下老百姓可急了,坚决不答应,各界派代表与其反复谈判,好不容易才谈妥,给了一些钱粮,才将这些“祸害”送走,这种类似的灾难,时时可能发生,赶走一个,马上会再来一个的,这样就只好让范农湘(不知道是不是这三个字,我只听人们这样说的,听说他是胡宗南部一个师长,他是阆中人,他的前妻汤惠群一直在阆中,解放前在阆中妇女会,解放后受群众管制在酒店卖酒,他那时带着另一个太太到阆中,还有一个男孩叫范永年,50年代在阆中中学与我同班同学,他多才多艺,写一手好字,话剧演得十分出色)在阆中挂出“阆苍南反共联防指挥部”的牌子,以抵挡再来驻军,后来接近解放时,便要他们取走牌子,不许折腾,使阆中得到和平解放,(解放初50年范农湘被关押在阆中中学后面的凤凰楼上,后被枪毙,太太带着孩子们回了江苏,范永年回江苏后考取了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安徽教书,后加入九三学社,为省政协委员)。

在那动荡的年月我大姐本来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四十年代,我五姑在父亲的支持下早就外出求学,并参加了地下党,我大姐在阆中省中校高中毕业后,又在五姑的支持下到成都投考了四川大学,先读先修班,后读历史系),这时传回消息说,大姐失踪了!这真是晴天劈雷,把全家都急疯了,四处打听,八方托人,到处求神问佛,不知抽了多少签,我记得有一次抽到了一张上上签,讲解者说应沿南方去找,欢喜之后立即又犯愁了,这“南方”又在何处呢?记得是在冬天的某日下午,突然后街门外有敲门声响,开门一看,才是大姐与后来的大姐夫回来了,他们各乘一副滑竿(那时的交通工具),是从南部三舅父那儿回来的,当时三舅父在南部盐场做事,为了怕路上被抓丁或拉夫,还请了盐场的警察护送呢,这时才知道:他们是在川大参加了地下党,从事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追捕,才秘密出走的,历尽危险,先后跑到西昌(大姐夫李时方,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李黎,他是西昌人),南部等地,这才回到阆中。回来后他们也偷偷地给我们讲些革命的道理,但也不敢明说,记得我曾问他们:歌中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伟人”是指谁呀?他们只好回答说是指的孙中山,有空时李哥还给我补习平面几何,但阆中也毫不安全,常有特务光顾,这时由父母作主,先让他们在家办理结婚,好在大姐出嫁的木器(床、衣柜、桌子等)是早做好了的,结婚后不敢在家久待,立即化名为贺承智,给乡下的人说是将女抱儿,到乡下躲壮丁,化装成农民的样子,送到天安乡我家的庄房处去住(先带信给佃户刘国全讲了,要他们暂时让出一间房来),当时路上(哪怕是很近的几里地)很不安全,年轻人(妇女或男人)怕被抓,只有找老太婆护送下乡去,人虽走了,但全家还是日夜担心着,度日如年,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学校早散了,到处是兵匪,人们都不敢出门、上街,国民党军政匆匆逃走,出现了权力真空,地下党在幕后,地方人士出面交涉,大姐们也偷偷地从乡下回来了,成都解放后他们很快回了成都,这一下盼望阆中解放都说快了,有一天夜里。突然听到街上鸣锣通告:阆中和平解放,成立县解放委员会,各界民众明日上午手持红旗,敲锣打鼓,到禹王宫河坝,欢迎解放军入城。这消息一遍又一遍地在夜空徊响,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社会开始了。第二天太阳升起之后全城百姓敲锣打鼓手持红旗,在禹王宫河坝列队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人们从没有见过这样纪律严明、态度亲切、对百姓微笑着挥手、背着行李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行进的部队了,这种激动的场面、深刻的印象,令人终生难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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