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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承业回忆录

第二章 童年与少年时期(二)

第四节 抗战声中启蒙

我出生于1936年9月,对我家来说,当时我父亲刚30岁,正是事业兴旺发达开始之时,家里曾祖母高龄健在,祖父桃李满园后休闲在家,祖母与叔父母、姑姑们一大家人,还有我们姐弟数人(我有两个姐姐,以后又有一个接一个的四个弟弟一个妹妹)好不热闹,不久便置下我家的第一幢住宅—机房街14号住宅,虽不大,更不豪华,但也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出世后,家中六蓄兴旺,可勉强算做小康了。要白手创业,要在风雨中维持与发展,确实不易,一次次危难(兵匪骚扰,货运船翻,客户倒闭,钞票贬值),祖母吃斋念佛,求上天保佑,父母们只有百般设法应对(如省吃俭用,求外婆家,差不多每次父亲的生意做赔了,一大家人要生活,万般无法时都是全靠我母亲回李家去要、去拿,就是80年代初,五姑还是对我如是说,60年代以后连住的房屋也是外婆家的,父母去世后这房屋给了四弟们住到现在),对于在凄风苦雨中求生的百姓来说,只有盼望吉祥,我父辈是“祥”字辈,企盼“祥顺”,给我起名“承业”,却也盼着能传承这种“祥顺”,可我却是个“灾星”,出生在日寇入侵的悲惨岁月,这就注定了一生的苦难。

上述的当时那一切十分脆弱的暂时的“繁荣”,却掩盖不住永恒的、注定的民族的悲哀,1936年我出生的那年,日寇已占领了东北,1938年我两岁时,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阆中就是在抗战的动员中“繁荣”起来的。

从地图上看小日本离阆中真有万里之遥,日本鬼子从地面上也难以打到阆中,可是,侵略者从空中来,日本鬼子常常空袭阆中,阆中被炸三次。对付日寇的空袭,老百姓就得常常“跑警报”,童年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跑警报”了,那时阆中是抗战的大后方,建有抗日的机场与电台,日本鬼子空袭阆中,阆中被炸三次,那时我还年幼,虽未看到现场,但留下的弹坑,倒塌的房屋废墟,与伤残的同胞、亲人,比比皆是,惨不忍睹,我外婆家(李家印子)就是在日本鬼子的轰炸中变成废墟的,这再也无力修复的废墟就在此后的风雨中摆放了半个多世纪,我大舅父也在轰炸中被震成了呆子,成为一个废人活了下来,……这一切侵略的遗迹,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为对付日寇的空袭,在大书着至今我还记得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几个大字的东门城楼顶上安装了警报器,在隔江的锦屏山的叫做赛锦屏的顶端还立有一个挂信号红灯的高杆,每当红色警灯一个个升起,警报拉响时,那一声接一声的嘶鸣,今人心碎神裂,常常是我们正玩得起劲时,警报响了,这时全城奔跑、呼叫和哭泣,我们也被大人们拖着奔向大步坎防空洞,那时处处都挖有防空洞,许多家的后园也有防空洞,外婆家(李家印子)的后园就有防空洞,二十多年之后,到60年代我结婚之前在该处住时,进出都得从此园经过,每经过一次都会使我想起当年的防空洞来,来不及跑防空洞的,就在家中爬进那顶着厚厚的棉被的桌子或木床底下。距我家最近的就是大步坎防空洞了,出门向东经草堂寺、万寿宫就到了,在洞中不少人都用手紧紧捂住双耳,听着灾难的轰鸣,盼望着警报的解除,听不见警报声时,胆大的就悄悄跑出去望那山头的红灯:“还是三个灯笼!还不能动啊”!“两个灯笼了,还得等等”!“啊,只一个灯笼了,快了”!等到没有灯笼了,才解除警报,我也曾跟在大人们后面,望见过远逃时的日机,那机上的太阳旗标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日寇的印记。我妻子就是怀在她母腹中“跑警报”的,她出生于日寇大轰炸阆中的次年(1941年12月25日)。这种悲惨的“跑警报”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5年的抗战胜利为止,(不过老百姓马上又会有新的苦难开始的,我坚信,只要当了老百姓苦难总是不会有尽头的)。

“警报”虽常常中断儿时的游戏,打破儿时的吹娱,但百姓们还是在苦难中顽强地生活着,1942年我6岁时,祖父开始教我识字,不久祖父去世后又把我送到本街东头张六卿(辈份上他还是外祖母的弟弟,我们应称呼为七舅爷)开设的私塾里去读书识字,虽然那时阆中早已有了几所中心国民小学校,不少家长为了方便,还是愿把年龄小的孩子送到附近的私塾读书,张六卿开设的私塾,历史较久,也有点名气,它收费不多,也凭家长的心意,学制灵活,多少年来它都是这附近的许多孩子启蒙的地方。(到60年代末,认识我妻子后,才得知她也是在这儿启蒙的,当时她家离这还更近一些,后来她进的小学校正好也是我进过的小学校,这样说来我俩还是老校友呢!)

私塾就在机房街东头张六卿家,街门坐北朝南,正对着通河边的巷子(她老家就曾在巷内),进门向左便是一个正方天井,没有厅房(代替厅房的是临街的墙),西书房也没有(听说房屋是在火灾中烧毁的,只留下一片废墟),堂屋便是课堂,老先生正中席,面南而坐,学生们从各家搬来的低桌矮凳,坐而各自诵读,没有年级,不设年限,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孝经》、《学而》、《先进》、《大学》、《中庸》……等等一本一本地读,一本书,从头至尾一段一段地读,把书拿到先生席前,先生一句一句地教,再圈上句号(当时读的这些书都是木版印刷的没有标点符号的古书),每句作个简单讲述,然后回到自己坐位,反复诵读,直至能背诵后,再到先生处去背诵给先生听,完成后,先生在书内的“签子”(用白纸折成二指宽的长条书签)上写这一段的最后一字,这叫做“号签子”,以表示进度,下次又应从此字后开始,这样的读书,实在枯燥无味,但凭作孩子的单纯与记忆,许多课文至今还能背诵如流,只记得我在这儿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孝经》,《学而》(开始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故名)还没有读完,便离开了这里,进了小学。

那时,阆中居民都是一日两餐,每天早餐(一般为稀饭)后,约上午10点后才去上学,到下午3点后才放学回家吃午餐(一般为干饭,有素菜,每月初二、十六才有肉菜),中午饥时,可在上学时带个蒸馍,午餐后就不上学了,小时身体不好,经常感冒发热,这就不用去上学了,一般都是请二表爷(中医生肖明初,我曾祖母姓肖,按辈份他比我曾祖母晚一辈,他行医又开中药铺,药铺就开在上华街1号,这正好与我家铺子相邻,这里插述一件当时当地居民广知的义事,多年来由我父亲出资按肖先生的处方在他们药店配药制成防治感冒的药丸,一包一包包好,放在我家铺子上免费发放,这事一直持续到解放,后来肖明初的儿子,继承父业,60年代以后又成了阆中的名医),病中总是要忌食油浑面食的,这对我印象特深,另外家中有什么事也常常不去上学,何况还常发警报呢,所以我上私塾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任何压力,与现在的孩子完全不同,但在私塾里却没有什么可玩的,只能偷偷地折折纸,或在手上画个什么玩玩,有时写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上联写“三千门弟子”,下联写“七十二贤人”。

到了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已快满九岁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全县民众提灯大游行。当时阆中有部队,有军政机关,有很多学校,如内迁的国立四中,省立中学,县立中学,私立皋阳中学,有三所国民小学,有很多金融、商贸机关,单银行就有和成银行、省银行、县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等,还有很多外地人。游行在晚上进行,游行队伍举着胜利的旗帜,抬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和标语牌,高举着火炬,火龙,放着焰火,在震耳欲聋的欢庆锣鼓声和鞭炮声中,边走边午:军人们全副武装,格外威风;学生们身着校服,手提各校自有特色的灯笼,高呼口号;市民们更是举着各色花灯,欢声雷动,浩浩荡荡,在城内的主要大街上游行,全城观望者,更是人山人海。这是百姓们发自内心地庆祝自己的胜利,这是全国军民长期地付出了巨大牺牲所换来的胜利,就在这庆祝胜利的县城,城内城外还处处是被炸的弹坑和废墟,就在这庆祝胜利的人群中,拄着拐杖的伤残军民还到处可见,盼望了八年啊!我的童年,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渡过的,抗战开始时我才出生,胜利时我已是一个懂事的大孩子了。看游行时我还不满九岁,记得是在上华街1号我家的铺子上,早早就爬到门前柜台上站好,望着对面下新街方向,等着游行队伍从那里过来,刚好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每次游行队伍都要在这儿特别表演,详细情形虽早已记不清楚,但游行中还有用纸扎制的跪着的大汉奸汪精卫夫妇,被押着游街,众人喊打,看了更令人解恨地大笑,过了半个多世纪了,至今还记得。在阆城东的市民公园里,有一对汪精卫夫妇向抗日烈士跪着的石像,大点的孩子常带我们去那儿玩打汉奸的游戏,孩子们用石块、铁尖等去钻石像的屁股,日积月累,还真钻了一个坑呢,这虽然幼稚可笑,但也是儿童们的自发的抗日行为呀!

胜利后新年刚过,1946春,家长就把我送到第三中心国民小学插班读书。每天早上吃点东西(如热头天的剩饭,或在街边吃碗油茶,或花一个铜板买几个熟红苕),背着书包去上学,从家里出发向上沿管星街、白果树街就到了,学校就在太平寺街,是民国初年的马路局所在地,解放后叫城东小学(50年代,她也在这儿上过小学),后来为阆师附小,文革中曾改名为东方红小学(70年代,我的两个孩子都在这读小学),后来又还原为阆师附小,(80年代初我在阆中师范任教时,常带学生来此见习、实习,那时我还在这上过一次公开示范课呢,是上的小学二年级“20以内的减法”课,在中间的过厅里上的,三十多年了,房屋还是那些房屋,基本格局未变,只是人老了)。中午放学回家,家里把早上10点的早餐留起来,放在锅里利用灶内余温存着,就这时用,饭后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再吃家里留的中午餐。那时上小学、中学的孩子都是这样。在小学有了国语、算术、常识、音乐、体育、图画等等课程,有上课、下课,还有同学玩耍,十分新鲜,但我当时十分体弱、腼腆、胆小,不大活动。小学只上了一年,1947年春就去上商职校去了,对小学生活记忆不多,只记得当时校长是袁笃生,教过我们唱歌的老师有兰清华(这是一位女老师,教算术很有名,解放初还当过该校校长,后来被打成右派,80年代初我在阆中师范任教时还在一个乡村小学见到过她,当我叫她时,她已不认识我了)。

当时我才十岁,还是“盼望着下课,盼望着放学”的年龄,孩子终归是孩子,在孩子的记忆中,除上学外,更多的还是玩耍,那时最盼望的还是过节了,过节有玩又有吃,读过的书多半都忘记了,只有玩耍记得很牢的,我有一个远房的没有见过面的叔,叫贺瑞祥,成都解放时跟国民党逃到了台湾,背井离乡半个多世纪,思乡心切,写了一首思乡词从海峡对岸传回,其中有一句就是:“嘉陵春色,锦屏秋月,……最难忘那一年三节!”

故乡的节日最使人留恋,下一节就回忆一下故乡的节日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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