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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国平

文革记事(十二)武斗
 
这是一段血腥的记忆,这是一个少年儿童的观察视角的真实记录,几次欲写又罢,但既然是历史就有必要真实地记载下来。
 
第一次武斗见血,是在1967年的7月14日,天气酷热,听人说有两个造反组织在龙岩专署附近发生了武斗事件,当时还未动用武器,采用的是肢体和棍棒。下午二时,我在松涛小学门口,见�vP搀扶着一个年青人,从专署一侧顺坡走下来。年青人身穿着白衬衣,满头是血,白衬衣已有几处撕开,衣襟上淌着一大片血迹,仰着头边哭边喊叫着什么。
 
到了后来,各造反派组织分合成“新字派”和“红字派”两大派,双方都说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双方都互相指责是“老保”(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发展至动用武器大规模的武斗,武斗结果双方都死了不少人。为煽动派性仇恨,凝聚派性力量,激发派性斗志,武斗进
城胜利一方都聚集在中山公园举行声势浩大的在刚刚结束武斗中死者的万人以上的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的会场布置大体一样,台前两侧下垂两条深色蓝布,蓝布上用白纸黑字写上毛主席诗词的对联,或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或是“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横批是“×××烈士追悼大会”。 台下花圈如海,人头攒动。会前哀乐低回,气氛悲怆;会中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时而有人在会场中间,架起重机枪或高射机枪对空发射以声壮威,化悲痛为力量,血债要用血来偿;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无数花圈前引着死者的灵柩或遗体,随后便是又长又缓的游行队伍,其行走时间近两个小时。
 
1967年有三幕镜头,经常在记忆中浮现。
 
镜头一,郭金河追悼会。在一场武斗中郭金河中弹而死。游行中,死者遗体装殓在一棺木中,棺木漆着刺眼的大红,放在一辆拖拉机上,亲属有的坐在拖拉机上,有的在拖拉机两侧默默随游行队伍行走。
 
镜头二,刘××追悼会。刘××在一场武斗中打死。听大人说,刘××是某个级别很高领导的儿子。游行时,我在大街旁挤在人群中观看。当花圈队伍过后,身旁一个童年伙伴突然用胳膊碰了碰我的肩膀,用手指往前一指,并“哎呀”地叫出声来。顺着手指眼前一看,一辆解放牌汽车,车斗三面翻合
板下垂,车斗上铺一白布,白布上直放一个昨日被打死的粗壮的中年男子,死者殓衣未上,衣裤血渍成片,保持死前微微蜷曲状,面部紫黑,残留着棍棒痕迹,嘴角、鼻孔淌留着已风干的黑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死人,而且是仅三米左右那么近的距离,其面目是如此的怵然。几夜未睡,恶梦不断。
 
镜头三,卢宝德追悼会。卢宝德是红坊红村人。八个月前被另一派的人用棍棒猛击后活埋致死。不久后死者一派武斗取得胜利并进城,在死者活埋地点取出了遗体。这一派定于中山公园召开追悼大会。会前遗体放在专署礼堂,一整夜地播放着哀乐,其哀乐听说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时播放的的那种曲子,听之令人悚然,不敢入睡。第二天追悼大会结束后又是声势浩大游行。我在临街的三楼,和邻居们俯看游行队伍。花圈队伍过后,也是一辆大卡车,车斗三面翻合板下垂,车斗上直放着一个褐黄色的东西,咋一看好像是一卷棕席似的东西,旁边一个邻居说,那是遗体。我又仔细一看,死者遗体较之常人短些,头部严重扭曲,衣裤碎烂并和着挖掘时带着的黄泥,其裸露的肌体变形、腐烂,后听近距离看的人说,死者头颅有一深坑,双手用铁丝反剪。当晚,咽不下饭,很长一段时间,精神上恐怖阴影笼罩不断。文革时期的两派间的武斗,惨死了那么多的人,是为了主义吗?是为了权力吗?是为了利益吗?是为了恶性循环的冤冤相报吗?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谁也搞不懂。
 
文革记事(十三)“幸福会”
 
六十年代未,就有听说龙岩适中公社有一个“幸福会”,该会有组织、有章程、有宗旨、有目的。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反毛、反林,拥护刘少奇。那时“九大”闭幕不久,毛主席 “三忠于、四无限” 的个人崇拜已登峰造极,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也是炙手可热,“叛
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已永远开除党籍,永世不得翻身。大人小孩都在议论,“幸福会”胆大包天,居然敢反毛、反林,拥护刘少奇,真是反动透顶!
 
“幸福会”被抓捕的人员约四十余人。1970年6月底,审判结案。他们被认定为 “一起有组织,有纲领,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集团案”。其罪行是“公然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地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反革命复辟”。
 
1970年7月9日,这天天气睛朗,和风拂面,虽气温较热,但也不失户外活动的好时光,可是在龙岩城区却是一个大开杀戒的日子。上午8时,龙岩专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龙岩专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在龙岩溪南贮木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 公审宣判“幸福会”反革命集团人员。
 
上午11时宣判大会结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公安警察在刑车上押解诸多犯人经中山路由东至西游街示众,我和邻居在临街二楼商店的骑楼上俯看整个过程。街口要道由荷枪实弹的民兵把守维持秩序,行驶在最前的是一辆缓缓前行的消防警车,警车用整大块深绿色厚布蒙着,仅露出车前的视窗,凄厉的警笛一阵又一阵呜呜地恐怖呼啸,老远就能听到。押解死犯的刑车一辆接着一辆来了。每辆刑车上押解一个死刑犯,死犯五花大绑,脖颈上挂一大牌,牌上写着“反革命分子×××”,平放在卡车车斗的前顶上,由两个戴白口罩的解放军抓住后肩往车斗前框顶,后背衣领直插一柄上端为尖角长长的决死牌,决死牌糊上的白纸黑字写着“枪决反革命分子×××”其姓名用红墨水打上叉叉。
 
前几辆车的几个死犯虽面无表情,但真还有临死不惧之容,有的直视、有的闭目、有的侧脸。后面几辆车上死犯的表情逐个“丰富”起来:一个头大且秃顶的壮汉,全身下瘫,躯体也无法支撑大头,头已向一侧前软,两个解放军战士只得一次又一次地用力往上提;一个较年轻的死犯,歪咧着嘴大哭,眼泪、鼻涕等抹得一脸糊涂;还有一个额头上扎一白纱布,纱布上正渗出红红的血,听一民兵说该死犯昨晚吃饭时,将筷子夹立在地上,用额头狠命磕撞寻死,但自杀未遂;……
 
一辆又一辆死犯刑车开过,数一数,死犯刑车整整十九辆!
 
据事后发布的公告,判处首犯徐元章、谢洪水、谢震堂、谢开宗、谢永祺死刑,立即执行。判处主犯谢光波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反革命骨干犯谢启煌、谢国文、谢添德、谢锦山、林充珍、谢肈和、谢震声、林充美、谢坤荫、谢汉烈、谢道生、谢永培、罗廷南等死刑,立即执行,其余二十余人,有判死缓二人,判无期徒刑二人,判二十年有期徒刑三人,判十五年三人,十年一人,八年一人,七年三人,管制三人,交贫下中农批判教育三人,交群众监督一人,谢兆雄因有立功表现,交群众批判教育。
 
据《血泪龙津河》等有关资料记载:
 
“所谓‘幸福会’,它的全称是所谓‘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据说,1966年7月有一莆田人,名叫徐元章,曾被公安机关判过四年刑。此时,他从南靖马山劳改农场逃跑出来,到龙岩适中公社,找到他的结拜兄弟谢洪水。谢洪水时年二十八岁。62年打铁到南靖,曾被当作‘盲流’拘留审查。在此期间,认识了徐元章。平日靠算命混一口饭吃。“文革”初期,大破‘四旧’他不敢再以此招摇撞骗,正愁没有日子好过,正赶上了那个莆田人来找。他向谢洪水吹嘘说,现在修正主义组织最大,机关、部队都有,他已在漳平参加了个秘密组织,叫‘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他的宗旨是拥护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我们农民只有拥护刘少奇,照他的路线走,就可以达到光明。不能跟‘毛、林小集团’。谢洪水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因此决定在此大造反的形势下,秘密建立‘幸福会’。徐元章授予番号:‘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1007/26’‘26’为适中代号。
 
这适中公社毗连南靖县,是漳龙公路必经之地,人口三万余人。但毕竟处于边境地带。适中的语言既不同于龙岩话,也不是闽南话。适中人一向不称自己是龙岩人,而只是适中人而已。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纯朴的适中农民便在谢洪水的鼓动下果真成立了一个‘幸福会’,以谢洪水、谢震堂、谢益江、谢达秋四人为领导核心,制定了一个秘密纲领:“我们坚决执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
 
“1967年8月,在东宫看守所中,涉及“幸福会”组织被捕的人员约四十余人。”
 
“被关押的‘幸福会’分子总共不过四十来人,却枪毙了其中的一半。”
 
“1980年11月17日,中共龙岩地委给龙岩适中公社“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案彻底平反。”
 
文革记事(十四)打鸡血
 
近来网络频频出现打鸡血一词,查找有关解释,打鸡血就是说受到某种刺激后特别的兴奋和疯狂,带有贬义的意思。讲到打鸡血,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之后出生的人觉得是天方夜谈不可思议。其实在文革期间打鸡血真有那么一回事,我是亲身经历的过来人。
 
在1967年夏,处于文革最动乱时期,人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打鸡血特别是雄鸡血的神奇疗效,大家既新鲜又惊喜,奔走相告,给动荡的年代又传递一种另类的兴奋。有传闻是一个判处死刑的犯人,在临死之前献出了这一密方,因而特赦免死;又说是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发现并用于临床实践中取得显著的效果。
 
因我母亲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她对鸡血疗法有着特别的关注。有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不少客人,大都是我母亲单位的同事,其中的有位戴眼镜穿着短袖白衬衣一脸斯文的中年人,眉飞色舞地给大家传播鸡血疗法的神奇功效。只见他手中拿一本十六开本的印刷品,其纸质为普通白纸,用手工刻写的蜡纸油印而成,封面上醒目大题为《鸡血疗法》,中间画有一只红色的大雄鸡,鸡冠高昂,尾羽拱翘,十分有神,下面则写有“俞昌时医师著”。那斯文人讲得十分传神,听者也都个个凝神专注,有点象当今搞传销似的。旁听的我,居然知道,鸡血疗法可治八十五种病,什么女的可治月经不调,男的可医头长瘌痢等,几乎无病不医,百病可治。
 
热闹的打鸡血的疗程开始了。那年我家中养有几只鸡,首先遭殃的是一只开啼不久的小雄鸡,由我抓住咯咯直叫的小雄鸡,左手把住扑扇的翅膀,右手握住乱挣的双脚;我母亲一手展开鸡翅的一翼,一手捏住人体注射用的针筒,见针头顺着鸡翅膀的血管扎进去,针筒里暗红色的血量随着针筒推拉柄的缓缓后拉,其刻度数值渐渐增大,那一筒血起码有10CC。抽完鸡血后,我把鸡轻轻放下,并撒上一把米,可怜的小雄鸡受到了惊吓,蹲在地上迟迟不肯啄米。我母亲随即率先垂范自告奋勇给自己身上注射了鸡血,几天后没发现不良反应似乎感觉不错。接着就大胆地给我注射,后又给我外祖母注射。第一次注射鸡血,心里不仅不会害怕,反而有一种有病治病,无病滋补的感觉。当半针筒刚抽出来的鸡血慢慢地推进我的肌体时,感觉特别的温热,后来方知鸡的体温比人高,一般有42℃至43℃。注射鸡血按传播者要求,要有一段疗程,家中鸡有限,雄鸡的血抽得差不多了,只得抽母鸡的血,抽完母鸡的血又再抽公鸡的血,这样轮流交替。印象中,我一共扎了三针的鸡血,但说不上有什么感觉。那段时间,家里鸡的待遇特别好,常有米谷伺候。
 
信不信由你,当时鸡血疗法风靡全国一点也不假。在一些卫生院门口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抱着公鸡排队请医护人员注射新鲜的鸡血。路上熟人相见经常的问候语就是“你打了鸡血吗?”亲友相聚都会互相交流打鸡血的体会和疗效。也真是奇怪,除个别有点发热和腹泻外绝大部分没有听到不良反应,不知是确有疗效还是心理作用,真有不少人说效果不错。民间专家的神传、一些患者的正面评议,轮番炒作,以至鸡血疗法更是热上加热。打鸡血还成了人际交往的特殊方式。家中有客人来,赠送打鸡血乃嘉宾待遇,我家也是如此,母亲要好的同事、朋友也会到来我家来打鸡血。有这么一事,母亲单位一同事热情邀一领导下午到他家玩,那领导觉得没有什么事,婉言相拒,那同事见人多不好声张,只得凑近领导耳旁,小声而神秘地一个字一个字顿着说“打、鸡、血”,此领导方才明悟,连连点头“哦哦哦,好,好的,真客气”,下午该领导果真到那人家中美美地享受了一筒热鸡血。现在想 起来我母亲那位同事,拍马屁的艺术既高超、又时髦、还省钱。此后,鸡血疗法愈演愈烈。一段时间里,市上雄鸡紧缺,价格上涨。雄鸡乃送礼上等佳品。按现在的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大公鸡”真可谓“洛阳纸贵”一鸡难求。
 
半年之后一场声浩大全国性的鸡血疗法热慢慢地冷却下来。大家很是纳闷,如有疗效政府应当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深入研究积极推广,如不适合则要向群众进行解释说明,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时过四十多年后,现在想起真是后怕,如果当时所注射的鸡血不健康或带有病菌、或有传染病毒,特别是现在发现的禽流感H7N9病毒,后果真不堪设想。

文革记事(十五)养路的日子
 
暑假是学生最愉快的时光。大学生在相聚中寻找知音,在旅游中感受浪漫;小学生则象飞向大自然的小鸟,或嬉戏无忧的欢乐童年,或陶醉多彩的艺术世界、或享受健美的体育节奏;即使学习紧张的初高中生也得到回归和放松。
 
我不由想起我的暑期生活。
 
细细算来,我小学到高中的暑假恰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当我略有体力劳动能力时,就要到龙岩远郊曹溪的煤窑挑煤,去城区的工厂整日的打短工。反正读书无用,既为家庭增加一点的收入,又消遣无聊的时光。在我高中二年级那年,经人介绍来到远离城区的白沙公社小溪养路工班开始了一个暑期的养路生涯。
 
背着铺盖,带着大米和黄豆,顶着暑热,一路风尘、来到了距公社十三公里处白沙河畔的小溪养路工班。工班的班长是个近五十多岁的看上去又黑又瘦象老头似的中年人,是个外地人,操着一口不知带哪里方言的普通话。见到我到来,他只对我淡淡地说,“哦,来了。”有一次他填一张基本情况表,我看到他的学历是大学,大学生怎么会到一个如此边远的养路工班当工人,而且又已近五十岁了,这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迷。倒是另一个的养路工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安置了食宿及第二天上工事宜。这个工人叫刘十一,三十来岁,并不高大,但结实有力,精力充沛。只是他右手拇指“丫”字形匀称地叉出短短的两个指头,有十一指,因而名叫“十一”。一次与他到大队代销点打酱油时,付完钱,用右手宽扁的“丫”字形的两指往下按软木塞的神态,既新奇又怪异。
 
一天又一天的上工干活开始了。我们养护的路段共有九公里长,班长,刘十一和我一起临时干活的另一个伙伴,负责在公路上汽车行驶的线道上推沙,使路层的石子不裸露,既保护了路面又保证汽车在线道上平稳行驶。我和另外两个女人则是头戴竹编凉笠,身跨一壶凉水,拉着装有土箕、扁担、锄头等工具的板车,上公路对路面进行小修。一个女人是班长的婆娘,四十多岁,长得矮胖,不知是受他男人的影响还是外来人到这里才仿学的,操着一口走样的当地方言。另一个当然就是刘十一的婆娘,长得高瘦,地地道道的本地人。我是一个小男子汉,出工时自然是我前头拉着板车,矮胖和高瘦后面护推着。到了作业点,便是路面轻微毁坏之处,其路面或是出现小坑,或是较大面积的路层小石块已被雨水冲刷裸露基底。整个小修流程并不复杂,先是对要维护路面的基底浇上水,然后倒上小碎石,依次盖上黄泥,均匀地铺上一层沙,一但汽车辗过,就十分平实耐用。小碎石早已备好,相隔一段距离便有碎石堆,用板车过去拉就是了,而黄泥则在公路边的山脚下就地取材。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操作规程,不算轻松,但也不觉得太累,只是来回走路的距离太长了。
 
每天没有硬性任务,干了一阵子三人就会坐下闲聊。话题最多的是高瘦,矮胖只是“啊”“哦”“嘿嘿”地随口应和,我是不谙世事的男孩,什么也不懂自然只有听的份。那高瘦什么家庭琐碎、男女私密、乡野轶事都拿来说。细细一听,许多都是多人流传后并经演义的诡异奇闻。只见她绘声绘色说有一对恩爱夫妇婚后多年未能得子,情急之下二人带着粿品和香油到一传闻极为灵验的庵庙虔诚烧香许愿,女的喝了庵庙洁净的井水,神灵赐福,不久就生了一个白胖小子。过了一会儿又神秘兮兮说一个杀猪屠夫,临终前十分痛苦,怎么都无法闭眼断气,后有一高人指点,这是杀生太多的缘故,于是在屠夫临终的床头,放上一把杀猪刀,屠夫才最后安祥合眼。矮胖也真当一回事不停地问着“是吗?”“真的吗?”“后来呢?”万物的生生死死乃苍天造化,而我权当听离奇故事而已,不去认真,反正都是消闲散心,放忪疲劳。这些故事听多了,便感无趣,很多时候,转开她们的聊话,独自一人,呆呆望着蜿蜒而寂静的公路,听着公路下白沙河湍急的水声,心事渺然。想家
中善良勤苦的外祖母、体弱多难的母亲,想得更多的是自己,那年头书读不读都无所谓,但毕竟懵懵懂懂读到高中,再过一年也要毕业,上大学那是痴心妄想,是留城在家还是下乡当知青?(没想到第二年就戏剧性地在这个大队当上了知青)伸向远方的公路没能给我指出方向,奔腾激越的水声无法回答我的问题。路道弯弯,河水哗哗,一切是那么的无助,那么的茫然。
 
远离闹市远离政治的山区平民百姓,默默劳作,静静生活,善良而温顺,怡然而自足。傍晚收工后,班长和矮胖收拾工班宿舍前的几畦菜园,他们在这里找到情趣,享受自在,等待收成。刘十一和高瘦吃过晚饭洗完澡,换上整洁的衣服,特别是高瘦穿着隐约透明且竖有明暗条纹苹果绿“的确良”的夏令时髦上装,居然象城里人那般有模有样地在沙石公路上并肩散步。而我则和另一个伙伴在溪河里一阵搓洗,便吃晚饭。七十年代电视乃稀奇之物,我们都没见过,更不用说看电视节目了;收音机家里买不起,这里也没有;至于书藉,温习课本吗?读书无用出来打工,还看这些书干什么,而其他的书籍又难以找到。晚饭过后,随性在走廊听听公社千篇一律早已厌烦的批林批孔或农业学大寨的广播,或找班长的两个小男孩逗逗趣,便带着一天的劳累早早上床睡觉了。
 
三餐吃饭,饭菜没有什么变化,几乎都是蒸盒饭加蒸黄豆,黄豆仅加了一点盐而已。养路工班是国家公路管理部门最基层的单位,每周周日都按规定休息。这天千方百计想办法搭顺车往白沙集镇,到我父母的好友处拿大米和黄豆。为省钱,当天下午或第二天一早走路赶回工班。有一次,为赶回工班上工,早晨六点身背一周的米豆趁凉出发,一路以急行军的速度飞走,近二个小时走了十三公里,到工班准时出工。
 
一个暑假过去了,我在工班整整干了四十二天的活。每日工钱一元一角,共计四十六元二角,这是我在学期间最大的一笔打工收入。当回到城区家里,摘下戴了四十多天的竹笠,晒得黝黑的我把这笔钱交给我母亲手里时,不知是一种收获的喜悦还是一种无奈的叹息。
 
那年我刚满十七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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