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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一粒珍珠的故事 》第二十一章 拨开云雾见青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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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德伟
 
第二十一章  拨开云雾见青天(一)
 
1979年,胡耀邦宣布:所有的右派,可以申请复查,如果有错划了的,可以改正,所以我就去了上海,申请上海民政局再审查。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划为“极右分子”。民政局怕丢面子,以档案失落为由,不接受申请。他们声称:无论上海、定西两处皆没有我的档案。即使要审查,也没有根据了。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她欢迎我留在上海等候,并且让我往在她家。我在上海一等就是一年,上海民政局想当然:我回昆明了。忽然有一天,我又重现。我说,保管档案,是民政局的责任,丢了,是你们的错,现在有什么理由,要我因为你们的错而背负这种冤枉。我要去上海市检察院、法院,上海市统战部以及上海市政协起诉你们。我预备这样做,是因为原上海民政局局长林立,和上海统战部部长支持我。林立是我当时任第二儿童教养院副院长时,他任民政局局长。当时,统战部的秘书与上海市政协的秘书是同一个人。她刚从错划右派的情况中解脱了出来。她听了我的叙述以后,非常气愤,即刻打电话给民政局局长。她建议:在找不到档案的情况下,召集一个会,由当年划我为右派的人参加,再次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民政局。我看见李敏(当年民政局付局长夫人,也是当年行为问题儿童教养院院长)。她就是冤枉我的主要人物。她带着几名忠实的助手,她们看见我,就像我身上有艾滋病一样。但是一群年轻的干部们,迎着笑脸来欢迎我。他们一起进了会议室里,我在门外等候消息。只有20分钟,这个会就开完了。他们在会上承认,我被划为右派是根本的错误,一致通过我必须改正。所谓的罪全无根据,是想象的,我心想我的罪不是同情资本主义学者马尔萨斯人口论吗?我的罪是扭曲成的,而不是想象的,但是只要是错划了的能改正就行,管它是扭曲还是想象的,这时李敏与她的那几位死硬派低着头不敢正视我,在人群中溜走了。我心想,你们这些可怜虫呀!你们是共产党的吸血虫,就是你们不是别人,啃烂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墙脚根。
 
我划为右派是1958年的事,当时我46岁。重新审查是21年以后1979年的事,那时我67岁。现在2004年我93岁,从46岁到93岁这47年中我一直以为我的大罪是许多大会斗争上的那个——同情资产阶级学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现在2004年我清理我死去11年的丈夫的书桌抽屉,那是我这11年来不忍打开看见,令我十分伤心的他的遗迹。我发现他躲藏在里面1979年上海民政局通知我右派得到改正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令我万分惊奇,我才发现当年定我的罪,完全是无中生有,捏造的,“一贯说诬陷党的话,四次以这些话煽动群众反党。”但没有写出具体的话和具体的煽动反党情况,也一点没提起马尔萨斯人口论。难怪根据通知改正我错划为右派的公文上也说:“划为右派的原因完全是想象的,因此应该改正”。根据那想象的理由我是十足的应该下狱的反革命。看来捏造人当时一定担心“同情资本主义的学者的理论”可能不够分量,为了划我为右派,才毫无良心的捏造罪恶。轻易地断送一个有能力有学识忠心为人民作实事的人半生的政治生命。这是犯罪!人权上哪儿去了?道德上哪儿去了?我不能不为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中牺牲的烈士们痛哭!我们亲爱的中国当时有几个学者对特殊儿童:贫儿、孤儿、受虐待的儿童、残疾儿童、弱智儿童、行为问题儿童(小流氓)在心理和教育上有研究的,我敢不客气的大胆说我是很难得的这么一个,为什么不让我把我的专长用在这一百个可怜的孩子身上,挽救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而让他们全从那位优良的游击队长李敏的淫威下逃走了,又回到他们原来的流浪的小流氓生活中去了,我是1961年从甘肃回到上海在复兴路上邂逅一位当年第二儿童教养院的中文教师(可惜我不记得他的姓名了),他告诉我该院老早不存在了,李敏把那一百多个儿童押戒到一个乡下农场去劳动改造,四周有兵看守,一年以后那一百多个孩子成群结队地逃跑了,李敏也毫无办法。共产党还在不自觉地养着李敏这类害人虫在党里。我几次想为消灭共产党内的这种害虫,我应当起诉。可是我93岁了,没有这番精力和财力,只好对不起共产党,不起诉了。
 
1979年夏,我回到昆明,我发现昆明工学院外语系(现为昆明理工大学)正等待我去授课。
 
1977年,在我参加昆明工学院教职员工以前,我有一个学生,也是好朋友,名叫施传刚,他现在是美伊伦诺艾大学教授。他带着云大的一位教授杨志达,邀请我去他们大学用英语作一次英文演讲,讲我在美国的经历。我有些犹豫,因为那时,谁都不敢说真话。如果我谈到美国的好,不知道哪一天,为了哪一件事,监狱的门就会为我开着。但是我又不愿意说假话。当他们下楼走了一半,施传刚又转回头,冲到我面前说:“现在风向转了,你不要害怕说真话,实话实说好了!”那一天,我的演说很成功。听众中不仅仅有云大的人,别的大学,对英语感兴趣的,以及中学老师们都参加了,讲堂座无虚席。他们还给我录了音。当时,昆明还没有一个外籍的外语老师。第二个星期三,我的丈夫向景云,也被请到云大讲:《我是如何学英文的》。大厅门外和窗台上,都站满了人。景云他一贯谈吐幽默,因此,他的演说,经常引起听众们的捧腹大笑。这样的开怀,是大家多年所没有的。我们两人都讲了许多美国的真正的好事与不好的事。这难道有害于我们的政府吗?假设政府的官员,真想为自己的人民做好事。那么他为什么要害怕称赞别国的好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人们都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专利。
 
1977年我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英语,当时我算编外人员。因为,当时我右派虽已经摘帽,但是还没有“改正。”1979年我到昆明工学院教书我已68岁,人事室开会,认为我太老了,不愿下聘书。一名年长的女性副院长说:“如果刘德伟只要还能教四年,她就能教出一百多名翅膀硬硬的英语老师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她这四年,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聘请她!”她的理由说服了大家,聘书下来了。我发现,外语系的老师们,个个都在积极地研究教学方法,要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水平。老师们自己规定:不单是上课而且平时见面也要说英语。第二天,有一个省一级的大学英语考试,昆明工学院的学生获第一名,名次在云南大学之上。我与学生的关系非常愉快。现在,我离开学校已经十多年了,我与学生们的感情仍然存在。他  (她)们对我来访、来信都很多。有的在国外,有的在中国各地,有的在昆明。是他(她)们使我这九十多岁的老人年轻了二十年。
 
1979年夏,我离开了“云大”来到了“昆工”。布什(Booz)太太和她将从大学毕业的儿子,来到云南大学,成为“云大”的第一个外籍英语老师。我想与她交朋友,因为她是政府请来的外籍老师,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她们有一点问题,政府就不会聘请他们的。我想请她们来我家吃茶。杨志达教授告诉我,要请一名外籍老师吃茶,必需要首先经过学校领导批准。由学校领导去请公安局批准。我才知道,这样的一件小事,在他们眼里,是如此的严肃。早知如此,我就不请她们吃茶了。但是这一次,我还是依照程序一一照办了。结果,等了几个月,学校也不告诉我是准还是不准。我等不及了,就直接邀请她们母子二人到我家来吃茶,她们非常欣赏这次的茶会,特别是小布什先生,他非常天真,吃完了每一盘点心,像个小孩。他一边吃一边夸奖中国的小吃,我们夫妇觉得他很可爱。
 
第二年的圣诞节。“昆工”也请来了四、五个外籍教师,我邀请他们到我家里来过圣诞夜。昆工的院长很高兴,鼓励我与他们做好朋友,把中国介绍给他们。并且要资助我们那天请客的费用。我的丈夫建议说:“还是要小心一点,最好也同时邀请几位中国老师,好为我们的交谈作证。”当这些外国教师们告别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第一次离开母校离开家庭来到中国,我们很想家,今天我们找到了我们在中国也有一个家。但是,农业机械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很不放心我们在他的宿舍院子里的活动。就威胁我说:“公安局在注意你!”我说:“好极了!公安人员也可以做我的证人了。我不必忧虑担心了!”云大有一个外籍老师叫范歌德,他是云南民族学院张镇华教授介绍的。我们特别喜欢范歌德的儿女们。范歌德回国以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夫妇,使我们感到中国也有一个家。从你们,我们知道中国家庭多么可爱。中国人民多么友好。我们非常想念你们”。由于,我们国家的开放政策,不单是我们自己快乐,也使中、西方增加了了解,加强了友好关系。我在昆工一共教了八年。这个经验是非常愉快的。最开始的两个班,叫“师训班”只有16个学生。是从主修理科学生中挑选出来的,他(她)们愿意今后做英语老师,他们的英语基础都不错,他们改变了他们前途的愿望,要做英语老师。另外的一班叫“进修班”。他们都是从不同的机关送来的干部,准备出国留学的。三年以后,师训班的学生都毕业了,他们都去了云大读研究生,改变了他们的专业,改修:历史、人类学、教育、经济、国际关系、心理学等,现在,他们大多散布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在不同的园地里工作。有一个姑娘,在伦敦干国际贸易。在学校的时候,我是她们的老师,也是她们的好朋友,也是她们的个案工作者。她们生活中有困难,感情上有悲痛,我用心地为她们分析情况,指出正确的路,一直奋斗到幸福的归宿。我在云大的一年和昆工的八年中,开了两门课:一门是英语口语,一门是英文写作。在我的口语课堂,经常组织他们演短剧,非常有趣。课堂外面的人,一听见教室里有人笑成一团,就知道是“刘奶奶”的口语班。“刘奶奶”是我在学校里的绰号。每个人都叫我“刘奶奶”包括中外教师们。后来几年,我教的是研究生班的“英语写作”。我的学生多半是外省来的中学老师,和外地的大学毕业生。我猜想,他们的英语程度一定要比“昆工”的毕业生高一些。但是一学期以后,我发现班上出色的学生都是“昆工”的毕业生。八年过去了,我已经是77岁仍在教书,最后,我退休了。但是我与许多外籍老师的友谊仍然继续着,他们回国后,都深造了,有的做了律师、有的拿了博士学位、做了大学教授。我们离别后,似乎感情越来越好。有的人多次带着自己的学生回到昆明观光,有一个脾气最怪的外籍老师,他还写信给我,称我为:“亲爱的妈妈。”
 
1983年,我的丈夫同他的好朋友史德培(Stepanick)博士,他是卡那瑞多州(Calorado)波德尔市(Border)人。他们两人已经做了两年的工作,目的是要将昆明与丹佛(Danver)结成姐妹城市。为了能使两国的工业城市与农业城市得到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目的,而携起手来。这个姐妹城市的关系,是1983年正式成立的。成立以后,昆明就送去京剧团到丹佛,丹佛派来了舞蹈歌咏团。这十多年中大家都没有经济上的来往。1993年我丈夫临终前,他谈到昆明从1993年起每年八月有一个昆明交易会,为何不能设一个柜台给丹佛市展销他们的工农业品。这五年来,我一直把他这句话摆在心里。我1993年到美国以后,就想与丹佛市昆明姐妹城市委员会的主席易约汉联系,但一直都联系不上,直到了1999年才联系上。他是一位老而弱的老者,他曾经是教授但已经退休多年了。我说服他,动员丹佛市一些有影响的富商来参加我们的昆交会,我也曾与中国办理昆交会的单位联系,才知道,昆交会的负责人,每年不同,每年由不同的单位负责。1999年我就把易约汉介绍给外贸厅,易约汉很高兴地来到昆明,参观了世博会。1999年我也从美国回到昆明。但是因为我回到昆明就生了病,不知易约汉的结果如何?
 
1986年史德培博士,他是丹佛市“荣休学者”学院的会计。他们这个学院因为不了解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我国政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向景云是这个学院的唯一的一个中国院士,现在这个学院邀请了向景云去他们学校以及五个州的大学院校,作有关中国现在情况的报告。但是后来,实际情况是景云的报告,远远不止五个州,他所到之处,很多没在计划内的大学院校都一定要景云在那里作报告。经过了景云的报告与演讲,他们明白了,中国现在实行的还是“社会主义”,它的目标还是共产主义。不过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很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了西方的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迁的态度有些不同的表现。归纳起来,大约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的解体,从中国的变迁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消亡;另外一种人,他们想研究,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能带给人民以福利和财富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制度也能,或者更能给人民生活带来福利财富与幸福的生活。由于两方面的学者,讨论的都是如何使人民生活幸福,因此,报告会开得总是很有趣、生动而活泼。我们最喜欢的是演讲以后的那个“自由讨论”的时间,每个人都没有偏见、没有政治压力,谈出自己的疑惑,畅所欲言。这是寻求真理的道路,刺激活泼的思想,使世界得以前进,这是在中国所享受不到的。
 
我们第一站是旧金山,我们的主人是荣休学院请来的一个代表,格林歌德(Greengard)夫人,她到飞机场代表学院来欢迎我们,她的丈夫是一位外科医生。我们在机场发现我们的好朋友爱美和坎.贝尔夫妇(Amy and Ken Beare)带着他的一岁的孩子,还有青年学者施传刚。我们的快乐,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这位格林歌德夫人,过去(1945年到1947年)曾经是景云任职于“行总”时的英文秘书,多年来失去联络,1983年她曾随一个旅行团到昆明找向景云,第二天旅游团领着她欣赏筇竹寺的罗汉,她哭了,她说我来昆明是找好朋友向景云博士的,不是来看罗汉的。我只有一个星期在昆明,今天已是第二天了,只有五天了。我还一点向景云的影子也没有。她讲了向景云的学历与经历,旅游团说这种人只有上云大去打听,当时向景云正在云大经济系兼职讲学,一下就找着了,我们欢聚了五天。这次到美国我们相聚也只有五天,从飞机场到格林歌德夫妇家,乘坐的是一辆豪华的轿车,司机是一个黑人,长得特别漂亮,像个大学生。轿车行途中,她们夫妇请我观赏车内的电视。我客气地谢绝了,因为,我不愿意,浪费一分钟离开对她们夫妇俩的注视。汽车到了目的地,就因为那个黑人司机很漂亮,我给了两倍的小费。在格林夫妇家中晚宴时,我们还见到李卓敏博士,他当年是“行总”的副署长。饭后,我们去了李卓敏家,在他家看到英国女皇送给他的许多礼物。尤其因为他在香港建立了香港中文大学,他是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因此被女皇授予爵士爵位。谈话中,李卓敏夸奖了我演说的才能,他说那时候在“行总”真是亏待了你。我说:“你用的是我的专长:社会福利行政学;英语,只是我的工具。”他又谈起他老了,不得不辞去中文大学校长的职务时,四次写信到昆明,商请向景云来替代他的职位,四次都没收到向景云的回信,非常遗憾。景云说那时谁敢与香港互通音讯,理通外国的帽子一下就从天上飞下来了。那一天的见面,我不知道,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最后一次。因为一两年以后,他们三个人(李卓敏、向景云、格林歌德夫人)都相继去世了。
 
五天以后,我们离开了格林夫妇家,去了丹佛市施德培夫妇家。施德培博士是这一次我们去美国的主要主人。他们的家,是一座石头房子,建在半山腰,是他们夫妇自己亲手修建的。他们用的石头都是附近农民不要的,他们就用来修了房子,房子前面有一个院子,大门上面写了两个中国字“金门”。在他们家附近,每天清晨都有豺狼吼叫,给人一种原始旷野的美的感觉。野花开满了他们的院子。夕阳西下时,坐在大树下欣赏着这些野花,有一种悠闲的感受。他还有另一座房子在山下,那座房子的书房窗户对着丹佛市的千灯万火。我们住在一间被他称为“埃及”的房间,房中装饰设备都是古埃及式的。那天的晚宴上,我们见到了州长,她叫兰西.底克(Lancy Dick)就是她与昆明市签字结为姐妹城市的。景云在丹佛市时,为丹佛荣休学院的院士们讲了两次话。一次是中国近年的农村经济改革;另一次是我国近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特别欣赏的是演讲后的问答时间。是一种非常自由、和平、求知、研究的气氛。
 
我们离开丹佛,就去了明利苏达州。哈伦.克利夫伦得(Harlem Cleveland)博士来机场迎接。他是明利苏达大学的三H研究院院长,他也是肯尼迪派到北大西洋公约的头一个美国大使,也曾担任夏威夷大学校长,以及原“联总”驻中国分署署长,是向景云的好朋友。由于两人的政治倾向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两人虽然很想在一块谈话,但又怕被新闻记者拍摄在一起的相片。
 
我们在“明利苏达大学”的演讲次数最多。我的演说题目是:今日中国妇女。我的演讲内容,自头到尾都是问与答。由于我们天天做客,希望能在某一天放松一下。所以我们谢绝了一切的饭局。景云整天在旅馆里的躺椅上休息。我听说美国人有便餐卖。我就出门试着去买。虽然是十月里,但明利苏达城里大雪纷纷,我回旅馆迷了路。雪又白茫茫一片。一位中年黑人,路上见到我,硬是专程把我送回旅馆。可见,黑人也是非常有善心的,并不像美国人所说的那么可怕。
 
哈伦.克利夫伦德博士,是一位身材高大极其漂亮的学者和政治家。在送别的晚餐上,他说:“珠珠(我的英文名字)你再不要称我博士了,请喊我一声:哈伦,我要记得一辈子。因为我与你丈夫是好朋友。你如何纪念我呢?你最好用你的笔写出你五彩缤纷的自传,来纪念我们这次在美国的重逢。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建议你写自传的。我愿意做你的编辑。”我答应了,可是我回国以后总找不出时间来执笔。目前,哈伦已经退休,他自己又有很多的东西要写。最不幸的,是他夫人告诉我,他已患了癌症!
 
当我们到了麦地生城(Medison)时,我们是住在老朋友:坎?帕森(Ken Parson)博士家中。他是一名农业经济学的博士,解放前夕他曾多次代表威斯康辛大学邀请向景云去教书,但是景云当时与陈定候一起热心于地下工作,热盼着共产党的来到。以为不久就可以为新中国服务而拒绝了他的邀请。坎对我们讲了许多有关土地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情况,使景云自愧万分。白白地得了一个博士,没有机会为国家做出任何供献,无以对老朋友、老同窗、老同行。司旺(Swan)牧师(他是我俩当年结婚的主婚人)他一贯对中国政权的改变感兴趣。他也很骄傲地自称为中国人,因为他生在中国,他的父母一直在广州传教。五十年代土改的末期,他曾到大陆来,参观过土改。他认为“土改”是社会主义建国的基础。所以他在回到美国以后,经常在传道中提到土改的优点。但是后来又听说邓小平改革开放是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使得他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他说:“今天听了景云的演讲,才知道,你们实行的还是社会主义,不过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后我走路,还是可以跷起我的下巴了。”
 
有一天,司旺牧师的大女儿组织了四代,六十个人参加的家宴晚会,饭后,司旺牧师告诉我说:“你们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为中国人主婚的。我心里一直认为你们俩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半个世纪以来,当我们家有这么大型的宴会时,我总会想到你们。我总想,如果你们俩人也能来参加,该多好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听说共产党排除高级知识分子。我天天着急,不知你们是生活在祸还是福中间。”说着说着,他老泪横流。我也一起流下了感动之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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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介绍与评论
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一)
第三章(二)
第三章(三)
第四章
第五章(一)
第五章(二)
第六章(一)
第六章(二)
第七章
第八章(一)
第八章(二)
第九章(一)
第九章(二)
第十章 我的中年时代
第十一章 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一)
第十一章 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二)
第十二章 共产党政权的黎明(一)
第十二章 共产党政权的黎明(二)
第十三章 我参加了共产党政府工作
第十四章 我在上海的社会救济工作
第十五章 反右运动
第十六章 划为右派分子
第十七章 一个大的欺骗的游戏(一)
第十七章 一个大的欺骗的游戏(二)
第十八章 回家啦!
第十九章 在早期共产党政权领导下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来到(一)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来到(二)
第二十一章 拨开云雾见青天(一)
第二十一章 拨开云雾见青天(二)
第二十二章 我们最后相聚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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