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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德伟
 
第十六章  划为右派分子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中,民政局宣布我是一名“极右”分子。因为我坚持了六个小时,不在那个所谓的认罪书上签名。现在,工作队的队员们分别找这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个别谈话。他们劝说我们写大字报贴在墙上,宣布我们自愿去农村改造,向贫下中农求再教育。这一种宣告,表示党的所作,全是对的。等于说:看哪!右派分子都承认了,都情愿改造自己,党的教育制度,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些右派分子是想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不要离开家庭太远,所以才用最诚恳的语言来表示,他们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所有的政治运动中,“大字报”是毛泽东用来为他作战的方法之一。当一个新的运动要展开了。每一个人都被鼓励写大字报来揭发其他人的反动言行。例如在“反右”运动中,他可以写下:某某人说过一些反党的语言,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证据和证人,是百分之百不负责任的。假如一个人认为他是被错误地揭发了,他可以写大字报来解释表白,但是,他不可以撕掉别人的大字报。每次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这些积极分子写大字报来攻击那些预先决定的攻击对象。他们都是事先有计划安排的。运动的领导者,不是从本单位产生的,而是从这个城市的中心组织里面派出来的。有的时候,早就决定了,这个单位的领导人,也是攻击的对象。
 
围着上海市的农田,都是菜农。不仅仅是右派分子,也有一般干部被送往改造。1958年4月24日那一天,我就被送到离家不远的上海西郊和菜农一起种菜。我的儿子凯凯十四岁,我的女儿兰兰九岁,在家里没有成人照顾,我就去请了一位朋友,她是个中医医生,她是个寡妇。她有母亲和姐姐照顾她的十多岁的儿子。我就请她住在我家里照顾我的儿子和女儿。因为当时许多普通干部,也被送到乡下劳动。所以我的儿女,她们一点也不知道,我是去受惩罚的。所以,我们的别离并不太难受。孩子们想到有一天,他们可以去看我,看农田,看我和农民劳动,他们认为这是新鲜而有趣的事。

我去农村的那一天,下着毛毛雨,民政局派了一部大卡车接我和几个干部一齐下农村,车子到了,我想当然的,我是一位唯一的女士,他们(那些干部)应该帮我送行李下车去到屋子里。后来我发觉,每个人都只提着自己的行李,没有人理我。我才恍然大悟,我是犯罪的人,我是右派分子。但同时,我的确也没有气力去搬运我自己的行李,我也不愿意去求人,因为我怕受到拒绝。我就独自地站在车上不说话。最后,一个公社的干部走上来,帮我把行李提到农民家里,那里就是分配我去住的地方,我睡觉的地方是农民起坐间的后半部分。用一块白布中间一隔,前边是农民全家吃饭的地方,后半部分有三个床位,一个是民政局派来当领导的女队长,她只有二十岁,非常骄傲而严厉,另外一位,是一位普通的女干部,她在默默中,对我表示深深的同情。她们两人都是比我先到这里的。我就是第三个人了。这个农家的主妇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仿佛一见到我就喜欢我。她告诉我,我可以用她自己的红漆洗澡盆和红漆马桶。而对另外两位,则只许她们使用没有漆过的。她又告诉我,我可以在她红漆地板的睡房里洗澡。那两位则只可以在她们自己睡觉的泥土地的房间里洗澡。这个屋子的房间都是土泥巴石灰墙,除了主人的睡房是红漆地板以外,其它的房间都是土泥地。我们三个人吃饭的地方,是分配在另一个家庭里,这一家只有母子二人。母亲五十多岁,儿子,二十多岁,未婚。我的工作是:饭前摆桌子,饭后洗碗。这个老母亲似乎也特别喜欢我,一见我总是满脸笑容。所以我在这两家生活也很快乐。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就急急忙忙到菜地,接受吩咐劳动。九点回来用早餐。饭后又去农田,劳动到中午一点,下午劳动到六点。午饭比较丰富,何时下班,要听队长的哨音。上海的农户比较小康,每一家的饭碗、菜碗都是细瓷的。一周内都有几次吃肉的机会。每餐都有汤下饭。每一个月的月初,我们这些搭伙的人,都付给搭饭的主人家一笔慷慨的伙食费。在菜地里,农民、干部、右派分子一同劳动。我们一同挖地,种菜,除草。十分有趣。我想,我一定要教孩子们种蔬菜,因为我们的家,前面是花园,房后还有一片空地。每天太阳要下山的时候,我们就把蔬菜集中起来,预备第二天早上卖到市场上去。我们很小心地包装它们,让它们看起来很悦目。有些年轻的农民,一早就把这些菜送到城边小贩们手上,种菜被认为是对右派分子的好教育。所以上面吩咐下面,即使下毛毛雨也不许停工。所以常常在细雨中,我们的棉衣湿透,连里面的衬衣也湿了,农民和干部早就跑掉了,但是右派分子不敢离开。我只有两套换洗衣裤,一件棉衣。我真不知道,我第二天穿什么。当农民们耕种自己的田地的时候,他们在合适的时候开始工作,或者停止工作。在炎热的夏天,早上五点到六点,他们就开始工作,到十点就停止,下午四点以后才开始工作。但是在公社的制度之下,右派分子的工作时间上午从五点到十一点,下午从三点到七点。我们不敢说一个字。有一天,我的确疲乏极了,当我走到晚餐的桌边,我长叹了一口气,因为这一声叹息,我被那位我们民政局的年轻姑娘队长狠批了一顿。我心想,你不过是因为你的父母,早就去了台湾,你不过是因为没有买着票上船。所以你今日要特别积极,以表示你是忠于党的,站在我的背脊上,想往上爬。有一些积极分子,对我们这些右派分子骄傲而严厉,只不过是要遮盖他们自己的弱点。
 
1958年11月,我被送到西北改造。在这时之前,谣言传来说:“上海的高干都是华北、河南和山东的人,现在他们的职位稳定,所以他们的家属要从家乡迁入上海,但上海人口已经过剩,所以要有一个运动,把老上海以及那些共产党不喜欢的人送到那些人口不多的地方去。”这就是说,我们的家要四分五裂。我的儿子凯凯就要送到我三妹那里,托她照管。女儿兰兰,就要送给我的堂妹,因为堂妹夫是医生,还可请他照看我患哮喘病的女儿。我的老母亲,就请我的二哥带去广州他家里。等到将来方便的时候,再由我的丈夫向景云将子女带到南京他工作的单位上去。我们全家的家具,全部放在大门口贱卖,或者捐给托儿所。当时,受命迁出上海的家庭是很多的。因此,满街都能看到在家门口变卖家具,一张大的双人床只要五角钱是非常平常的事。我们三房两厅的家具卖了五十元钱,应该很满足了。我心里充满了失望,不知做什么好。我独自一人在花园里徘徊,看见九岁的兰兰慢慢地走下楼梯,好像手上在缝什么东西。我走到她的面前一看,她正缝一双四个手指连起来的棉手套。她说,她的小学老师讲的,西北特别冷,现在十一月,已经下大雪了。“我一想,你到甘肃田里劳动,一定需要这样厚厚的手套。家里那些漂亮的手套是没有用的。”我听了这些,心里充满感动。一个患哮喘病的小姑娘,每年九月一开始,她就越来越瘦,哮喘使她面色越来越苍白。到第二年五月,哮喘停止了,她才逐渐恢复健康。脸上的那两朵玫瑰才会重新出现。她的脸才逐渐丰满。每年九月一到,坏运气就又来了,这些好现象就又消失了。她自己也想克服疾病的缠绵。所以,抱着一大饭碗的汤药,紧紧地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往下吞。疾病给她罪受,但她决定要克服它。每次当我看到她这样喝着特苦的药时,我心里充满同情与爱怜。她做的那一双手套,一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还保存着。它们被珍贵地存在我的箱子里,好像传家宝似地,她现在已经是我当时的那个年龄了,真是光阴似箭啊!我本来规定是被送到甘肃黄河边刘家峡的一个工程工厂去工作。本来规定我十一月二十三日乘火车动身,但是兰兰在头一天夜里哮喘病大发作,我们把她送到儿童医院急诊室,医生说她病危。我们两夫妻守着这个孩子一整夜,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医生说已经脱离危险。我拿着孩子医院里的证明,去民政局人事处向他们说明为什么我还没有乘火车离去。那位处长好像并非生活在人间的,而是从天上降落人间的,他似乎绝对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家庭对个人的重要。他听着我讲兰兰的故事,脸上毫无表情。他听完了以后,平静而冷淡地说:“那好吧,你乘今天下午的火车,去甘肃省定西县吧!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一同劳动。那个流民习艺所所长方人杰,和他的全家也去那里。你在火车上,会找到他们的。”我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这些没有心的人!不以公道、仁爱来管理我们的中国。他们这些人根本不懂亲子间的爱,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不能多照顾我刚从病危中脱险的女儿一天。”我回到医院,我发觉医生正在对兰兰说一个有趣的故事,她的爸爸也在那里听着,似乎天下太平。

下午三时,我们带着兰兰出院回家了。幸而我们还没有卖掉兰兰的小床,她睡在那里甜蜜蜜的非常平安。她哪里知道,她醒来,她妈妈走啦,走远啦!几年?天知道?感谢上帝,她能够享受这暂时的平安。
 
景云的表弟知道我们两人都无心做饭。特地赶来为我们做家务。我提着行李,景云要送我上火车,我们就嘱咐表弟坐在床边看着孩子。我当时没有勇气告诉孩子说我走啦,即令是现在,半个世纪以后,她已经是我当时的年龄,我今天已经九十岁了,我仍然没有勇气去问她,那天她发觉妈妈走啦,她的感觉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痛苦,只要一念及就非常痛心。她睡在那里,就像一个美丽的天使,我轻轻地吻着她,不敢吵醒她,我的眼泪涌在脸上,未敢出声,那一吻,是痛苦中的安慰。
 
景云伴着我下楼去了车站。车站离家很远很远,车站上挤满了送亲人去西北的亲属。整个一列车,都是为派往西北甘肃的人们,我找到我的座位后,我走到车门口,看见凯凯走来,挤到车门口,和我挥手。可怜的孩子,他一点都不知道他妈妈去西北是受惩罚的。我默默地祷告上苍,保佑这孩子好好读书、身体健康。我想,还是不让他知道我实在的情况为好,不然,就会使他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将会造成他与同学交往关系的障碍。景云告诉我,要我保重自己,他会照顾孩子们和他自己的。他说:“真理一定会最后得胜。事情的结果一定会好的。”我吻别他们,我们的眼泪往心里流。组织上破坏了这么许多无辜的家庭,他划我为“右派”,我划他为罪人。
 
当火车开离车站,我的思想开始飞向我睡在家里的那个娃娃。我思想上也在说:“谢谢你,景云!你一个人担起了这个担子。”我目送着他们俩人向我挥手,直到我再也看不到他们。
 
当我坐在火车上向前开,我看见树向后倒。我决心,我要朝前看:我是一个受了训练的社会工作者。我的S.S.A院长艾伯特(Abott)曾经说过:“一个社会工作者,应该走到最贫苦的人民中去,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才能够了解他们,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一个真正有学问的社会工作者不是攻读博士,而是深入到穷苦大众的生活中去。”我渴望着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有了。我必须认为它是我事业中的幸福,我是在读博士学位。上帝利用我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候,成为我的幸福。上帝的能力实在是奇妙。我求上帝保佑我成为一个勇敢地走向战场的士兵,充满精力。我听见我周围的人们在谈话,他们早已被西北的寒冷吓得要命。而我完全在一个不同的思想状态之中。我一心想假若我能够活过当前的这一次考验,我将会变成一个更能了解人,心胸宽大、健壮、更能耐苦耐劳的社会工作者。
 
在火车上四天过去了。火车把绿色的江南丢在身后越来越远了。车窗的两边只看见黄土高原,没有树,没有草,连石头都没有。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火车终于抵达了甘肃省定西县,县的民政局供给我们晚餐,我们惊奇地发现,晚餐是开在县民政局院坝的地上的。晚餐是白米饭与青蔬菜。
 
我们上海人喜爱的是肉类与汤。后来才知道,民政局因为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才特意地安排了饭食与蔬菜。平时本地人只吃洋芋而已。饭后,我们16个人(其中10人为老上海,二人右派分子,四人右派分子家属)即刻被送往景家店。我们很幸运的,住在靠近火车站的地方,在我们来到之前,我们谁应该住在哪一家,早已安排好了。我很幸运住在一位名景琪的家里,很快地我就发现,这里家家都姓景。景琪是一位诚实、性格和平的中年农民。他的妻子漂亮而贤淑。他们有两个儿子。大的已成人,小的14岁,身体很不好。两个女儿:一个13岁,一个5岁,她是全家的宝贝。全家挤在两间房里,每间房里有一个土炕。炕与房间一样长,炕的口在墙外对着街。炕就像灶,从炕口烧火,炕暖了,整个房间也暖了。炕上没有褥子,只有草垫。全家人像沙汀鱼一般,排在炕上,几个人盖一床被子,这两间睡房是连着的。睡房与厨房之间是一个大门,厨房的后面开向菜园子。在菜园里挨近厨房后门,有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这一家就把这一间小屋送给了政府,随他安排。我就被安排住在这里。我很喜欢这一间小屋,因为它远离那一家人。虽然它没有窗户,但我在家时,就敞开大门,让阳光与空气进来。晚上睡觉,我就让门开成一条缝,让空气进来,用一张小桌子挡着那条缝,保护着睡眠中的我。这只是一种自我欺骗而已,假若来了一个贼或者是狼,这张桌子是毫无用处的。菜园旁边是景家店的收割场所,收割场所的对面就是关牲口的圈,关着牛、羊、驴,每晚都有人在那里守夜。有些晚上,我从门缝里看见有一支象狗样的东西,在月光中的菜园里走来走去。我想当然是条狗,所以安详地一觉睡到大天亮。后来人家说:这多半是一条狼,因为全村只有两条狗,不大会到这边来。从此,我只敢紧闭着门睡觉,没有新鲜空气进来。
 
当我知道有狼以前,我曾接受了帮助一位老人的工作,他住在打麦场的那边,家中只有祖孙两人,孙子病了,医生嘱咐要每四小时吃一次药,我就每隔四小时,从我住的小屋跑过去,喊醒他们按时吃药。他们家没有钟表,所以很感谢我的帮助。在那些夜晚,我居然没与狼遭遇过。
 
我初到景家店的时候,正是1958年的冬天,农民的工作,就是把各家厕所(也就是圈)里堆集起来的冰冻的粪便打碎,然后背到梯田里去作肥料。我是一个新来的人,对这样的工作没有做过,因此,当别人把粪便往我背箩中装的时候,那些冰冻的粪便就撒得我满头满颈子,有些还顺着我的颈子滑到我的脊背上。有了经验以后,每次我都用一大块布遮住我的头发与背脊,农民们很体贴我,所以从来不把我的背箩装满。当这些冰冻的粪打成粉末作为肥料,背到田里去的时候,就由一个有技术的农民,把它们很均匀地洒在田里。这就是第二年春耕时的田中肥料。可是他们不像南方的农民,他们对尿不收集,让它们白白地流失了。我们要这样一直做到中午,才回去吃饭。我们的粮食是由公社按老、中、少不同的定量发给我们的。他们的粮食中,没有米与小麦,只有玉蜀黍与荞麦。我是一个人,规定的数量很少,也很难做一顿饭,我除了把这些粉状的粮食用水调起来以外,没有别的本事,因此顿顿吃的都是糊糊,我的女房东知道我是南方人不会做北方饮食,所以在每餐饭之前,她来取走我的定量的粮食,为我做成面条或饼子。夹着她自己的菜园里的葱,送给我吃。她手拉的面,比机器制造的面还漂亮得多。我真是享了她的福。中饭完了,又得赶快去上工,直到太阳落山,那时,我们就围着那堆粪,估计它的份量。常常从很小的数目,估到很大的数目,然后由计分员来测录,并报告公社,每个人的劳动,也由这位计分员记录,最高的可得12分,我是最少的,只有4分。至于每个分值多少钱。要等到年底才知道。到那时,才能分到现钱。我的劳动,根本不够养活我自己,全靠丈夫与我二哥寄钱来给我买粮食。
 
我们没有周末休息。虽然政府通知说应该星期天休息,但是从来没有人去问队长:为什么不按规定休息。所以我也当然不敢去问。但是每到周末,我都要请假,进城去浴室洗澡,可是农民们认为这是一种奢侈,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的?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小银行,但是那个工作人员成天东游西荡,农民找不到他,所以也就没有人在那里存钱。他们说:“存进去容易,拿出来难。”
 
有一天,村里宣布,每个劳动力必须去邻村协作开水沟。时间是两个礼拜。每个人自带被褥和生活必需品,集体整队出发。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孩子坐在大门外哭,她说:孩子毛毛需要天天喂奶,两个礼拜不吃奶怎么行?虽然她的婆婆能照应婴儿,但是无法给她奶吃,我就劝她去报告队长,相信他会同意她可以免除这次协作。她说:“你是一个新来的人,不知道乡下的规矩,大、小队长都是金口玉牙,他们说的话,就一定要服从。只要一次不服从,今后的日子就难过了。”我说:“你不能牺牲毛毛,来服从命令。一个人不参加,协作不照样进行吗?我去帮你向队长请求,好吗?”她说:“你最好不要去,你一去,会把情况弄得更糟。”我被她弄胡涂了。对我来讲,这是一件很容易解决,而且也很公平的。怎么听她的口气,是如此之难?她又不是农奴,即使是农奴,也应该有人道的观点?怎么能让一个小婴儿饿死?我不懂,为什么我去帮她说话,就会把情况弄得更糟呢?我不就是一个“右派分子”的身份吗?人世间怎么可以有这种不合逻辑的事?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农民说的:过去的婆婆迟早会死的,他们现在有一个婆婆,是永远不会死的,那就是“公社”,我心里想,从封建主义一步跳到共产主义,难呀!
 
1959年的春天,队长宣布:“共产主义实现了,公共食堂成立了,每个人可以尽量的吃,不必按照年龄的不同来分配粮食了”人们都集中在厨房前面一块空地吃饭。那是一个露天,无法躲避风雨。也没有桌椅,每家在地下坐成一个圆圈,家家把自己的碗筷等等带到食堂来领热呼呼的包谷做的粮食,由于每个人都不用为做饭而出力了,所以,妇女、小孩都一齐要到田里劳动。但是公共食堂的伙食不能满足不同的要求,从没有牙齿的老人,到刚能吃饭的婴儿都吃一样的伙食。每到吃饭的时候,看到每家人都像囚犯一样,带着可怜的样子,去塞满他们的胃!在田地里,男女农民都在说悄悄话,他们在传说,公共食堂的经营管理贪污严重。因为粮食可以尽量的吃,因此消费起来就没有谱了。食堂的工作人员就有无穷的机会把粮食偷到自己家里藏起来。所以闲言闲语在不断地巩固这种猜疑,也开始在村民的心里增加愤恨。事实是,厨房的工作人员在紧紧地与队长合作。因为这些人员都是队长派的。为了要回馈队长,就必需给队长一些甜头,队长也就对他们掩盖,严守秘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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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介绍与评论
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一)
第三章(二)
第三章(三)
第四章
第五章(一)
第五章(二)
第六章(一)
第六章(二)
第七章
第八章(一)
第八章(二)
第九章(一)
第九章(二)
第十章 我的中年时代
第十一章 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一)
第十一章 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二)
第十二章 共产党政权的黎明(一)
第十二章 共产党政权的黎明(二)
第十三章 我参加了共产党政府工作
第十四章 我在上海的社会救济工作
第十五章 反右运动
第十六章 划为右派分子
第十七章 一个大的欺骗的游戏(一)
第十七章 一个大的欺骗的游戏(二)
第十八章 回家啦!
第十九章 在早期共产党政权领导下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来到(一)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来到(二)
第二十一章 拨开云雾见青天(一)
第二十一章 拨开云雾见青天(二)
第二十二章 我们最后相聚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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