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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德伟
 
第十三章  我参加了共产党政府工作
 
两天以后,我收到民政局局长曹曼之的通知,要召见我。他说已将两天前的会议情况向潘汉年副市长汇报了。潘副市长指示要他尽快地将刘德伟同志团结在共产党政府的周围。他希望我能接受他的邀请,任民政局社会处社会福利工作专员。他又说,这个工作是暂时的。副市长说他想学苏联,在上海建立一个儿童福利局。你将来的重要工作就是要与副市长一起研究,这个儿童福利局要做些什么工作?应该如何组织?你将要在这个局里,有一个重要的职位。但是,你目前暂任民政局专员,你太缺乏共产主义的教育,要先送你去参加土改,受教育。但是我心里想,共产党进城前,陈定候曾对我宣布过,我们过去在国民党时代工作的职称不变,我在“行总”是荐任官,是专门委员,而专员则是蔗任官。前者在当时是高级职称,后者是中级职称,两者的职称差得很远。不过当时的民政局,根本就没有专门委员这种职称。只有社会福利救济工作,而这个工作是我的专业。我想专业比职称要紧,所以,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接受了“专员”这个职称,等于降了好几级。
 
当时因为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委员会已经散了,我好不容易找到委员会的主席陈鹤琴先生,向他辞职,他表示无可奈何地让我走了。然后,我向全体职工告别,到民政局去报到。民政局派我到社会处工作。社会处里面有好几个科:①救济福利科;②游民习艺科;③管理吸毒与妓女科;④婚姻科;一共四个科;我是社会处的专员,兼管救济福利科的工作,因为那里现在还没有科长。当时社会处的重点工作是三清除,即清除流浪人,妓女,及吸毒者。有一个计划委员会,我就是委员之一。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与上海公安局合作。公安局负责调查这三种人,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我们民政局负责设立收容所,安排场地设施,工作管理人员等等。计划委员会对我的具体分工,就是负责对吸毒人员的处理和安排计划。我就找到一位医生,他曾经对吸毒人与妓女的医药工作很有经验,请他帮我的忙,在计划中,我列出了所需要医药、医生、护士、床位、被褥、伙食条件等等。不料,我这个计划提交上去,不仅仅被否决了,而且还认为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三种人本身就是社会垃圾,是被清除的对象,那里配搞什么医药、床位?从此,我在民政局里,别人对我的评价就一落千丈。
 
上海当时人口六百万人中,有十二万人是流浪人与妓女。妓女中间只有五千人是曾经在国民党政府登记过的,她们分散在八百个“堂子”里面,她们按规定纳税,属于合法地位。还有一些是没有登记过的“野鸡”,她们出没于游乐场,大世界等处,拉嫖客。甚至抢嫖客身上的钱。还有一些流浪汉,每一个区都有一个把头,在那个区内,不论是做乞丐,还是偷窃,必需经过该把头的允许。即使那些帮着推三轮车过桥的儿童,也不例外。这个把头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爷叔”。他们的收入全在“流浪汉”人身上榨取。这些“爷叔”也与该区的警察挂上钩,每月都必需孝敬警察若干钞票。有的乞丐,其实很有钱,有的甚至还有姨太太,至于那些警察,也应该受到新中国的教育与训练,使他们爱国爱民,忠于职守,不与流氓挂钩。
 
民政局还应该训练一批人员,作这些妓女与流浪人员的老师,要对这些社会垃圾进行再教育,让他们明白,政府收容她们,是要帮助她们学文化,学技能,使他们今后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以后,选择一个日子集中行动,首先将流浪人员收容起来,关在游民习艺所,并且分开,是有家庭的,还是单身的。然后第二批就是对妓女的集中,不论是登记,还是没有登记的,都集中在“妇女教养所”;第三批是对那些吸鸦片烟的人,把他们收容在“戒毒所”。这些计划,在警察的帮助之下,已经在三个不同的夜晚完成了收容集中。
 
但是其中对妓女这部分,最麻烦,我的工作就是指导这些警察用个案工作的方法,耐心地去帮助那些妓女。主要的是,要对她们以平等的人群对待。警察们在这次工作中,确实也表现出了耐心与平等的同情心,帮助那些被收容的妓女们解决她们的家庭问题,让她们相信,政府收容她们不是惩罚,而是使她们有一个健康的前途,我发现,她们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被收容后,断绝了生意来源,她们的家庭成员也就没有了收入,生活成了问题。解决的办法是,请区政府的社会福利组调查本区的妓女家庭情况,对那些确实困难的,给予帮助与救济。对那些妓女的幼儿。还一定要为她们安排去托儿所或幼儿园的接送。这样,就能使那些被收容的妓女们安心接受改造。并对所有人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对那些有性病的,我们对她们免费治疗。允许家庭定期来访。对不识字的,上识字班,根据不同情况,教她们学技术。当年只开展两种:做鞋子与学缝纫。后来我们就开了一个鞋子工厂。
 
再说说吃鸦片烟的那一部分人。民政局采取的办法是只管每天三顿。对他们的毒瘾,采取既不给鸦片烟,也不给药品的办法。经过了一段时间,绝大部分的瘾君子,居然戒断了毒根,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的,可以出院回家了。当我们通知他们的家属来领他们回家时,他们的家人看到自己的亲人如此健康,都跪在地上磕头,感谢政府挽救了他。并且还规定出去以后,每月要对派出所报告自己的情况。
 
第三说说对流浪人员的救济与处理。先把其中的农村农民,各自返回农村,并且安排他们,分给他们田地;有那些不愿返回乡土的,安排别的乡下,仍旧给他们分田地,对那些城市人口的流浪汉,根据他们技能安排他们的工作。我们曾经在他们中间,发现过大学生、医生、以及有特殊技能的人员。我们也都适当地安排了工作。或者就留在“游民习艺所”里当老师,去教其他游民学技术。
 
民政局所做的三清除工作,我虽然没有十分具体地参加,但是,我对他们的方法和成绩,都非常赞同,而且对共产党是越来越拥护。
 
根据潘汉年当年的一句话,我应该去参加土改。土改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实际的教育和改造,那时都认为“土改就是士改”。此时的中国土地都已实现了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地主们的土地都无偿地发给了农民。向景云与我两人参加了安徽省的土改工作,因为我们要赶上时代,不要在政治思想上落后,我们就把我们两岁半的女儿兰兰,交付给机关托儿所,八岁的儿子凯凯他那时正在小学读书,将他托付给女佣吴妈照应。我的兄嫂住在我家附近,我也请他们多多照应我们这个两个大人都不在家的家庭。那个时候,上海市政府就把一些高级知识份子组成一个土改工作队,我与景云都在这个队里。由统战部付部长领导。景云分配到凤阳县,我分到阜阳县。与我一起分到阜阳县土改队的还有,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南京天文台台长,金陵大学化学系主任,上海一个工业技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还有好几个工程师与医生。总共这些高知共有十多个人。一到乡下,我们才发现,真正领导我们的,是一个游击队队长。他在我们来到之前,老早就在这里搞土改工作了。在我们来到以前,这个乡的土改工作已经完成了大部份。我们这一群从上海来的,被叫做:“上海土改工作队。”我们这些人离开上海一上火车,就用心地阅读毛主席的“土改手册”。生怕将来在工作上犯错误。当我们到达离阜阳县很近的一个站时,就下车了。步行了很长一段距离,肚子都饿极了。有一个路边的小面馆。每一个人都叫了一碗面。我的那碗面上有一只死苍蝇,我想要店里换一碗,但又怕受到领导人的批评。我正在犹豫是否要请面店重新煮一下以消毒,我们的领导人就来了,因为他发觉别人都吃完了,而我还没有动筷子,我就把情况报告了他。他开导我说:“我们到农村里来,就是要与农民实行‘三同’的。如果一个农民遇到你这种情况,他不过把死苍蝇丢在一旁,吃下面,不就完了!”结果,我是饿着肚子走出那个店的。我没有说出口,但是我心里在想:“学习应该是互相的,我们应该向农民学习,但农民也应该向我们学习,因为我们比他们多受教育,懂得疾病的传染,懂得不卫生的坏处。我们学习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也应该学我们的一点最基本的卫生知识。”
 
当我们一到村里时,我们的队长曾经任游击队长的正在对村里的队员积极分子们致训词。我们这些刚到的上海队员们也就悄悄地坐在旁边听他的训词。我这时注意到在我的地铺旁紧靠着的一张铺上,正有几个白色的虱子在那里爬,我们上海的那位统战部付部长走过来问我:为什么不打开背包铺床,我就指着那几个虱子给他看,他盯着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不说,摇着头走了。我心里想:管你对我怎么看,我是不让虱子爬进我的被褥里来的。
 
第二天早晨,指派我带领一批贫农去没收一个地主的住宅。根据毛主席“土地手册”,我知道应该留下足够的空间给地主一家人住。这户地主,有两儿两女,都已是十几岁的人,这位地主的母亲还有两个儿子,二十多岁都还没有结婚。地主的母亲在大门临街开了一家小百货店。根据毛主席手册,她们(指地主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因为是从事商业活动)应该不属于地主。她们的住房与地主的房屋是在一起的。此时地主的老婆已经快要死了,睡在一块木板上,木板搁在厨房里,没有人理她。地主本人,此时正在天井里,被一群贫农围着他问他的问题。这些贫农,并未经过我的带领,而是先我到达,将所有的房间都贴上了封条,只留下磨房与门外的商店,没有封。我看见这种情形,是不合乎毛主席的手册的,但是我一句话也不敢说。贫农们要我宣布,这栋房子充公了。我说,我要先到区政府去一下再来。我就找到了区长,并且向他说明,现在有不符合毛主席手册的地方,请示他应该如何处理?区长说:你只要留下城市给乞丐留下的房檐下的那块地方就足够了。至于那个做生意的老母亲,她带着她的两个儿子,睡在店里,也足够了。还有贫农留下的那间磨房也足够地主们一家人住了。我与区长讨论:那间磨房,现在剩有的空间,不够人伸直了睡,他们一家人怎么睡?区长很不耐烦地打发我说:“够了够了!”我只好走回地主家,按照贫农的方法,把那栋房子充了公。这个同时,地主的老婆也断气了。当我走过地主母亲的小店前时,我的良心很不安。虽然如此,我后来回到上海发现,统战部副部长的报告中对我的评语是:同情地主阶级。
 
有一天,要举行斗争大会,斗争一个有罪的地主。所有的农民,很早就到齐了。被斗争的地主长得魁梧,强壮,很凶恶的样子。斗争会由那位当地的土改队队长主持,他坐在台上。被斗争的地主被绳子捆着跪在台前,另外还有四位农民站在主席台的周围。一个穿着褴褛的老女人,长着一付诚实而且饱经风霜的面孔,她是第一个站起来,对地主进行控诉。她说,这个地主曾经派出爪牙到她家抢走她的女儿,并且进行过三次奸污,她女儿曾逃回来两次,但是,第三次就永远也没有回来了。后来她找到了她的女儿是被关在一个窗子上有栏杆的房子里,她们母女,只能隔着窗户讲话,并且告诉她母亲,她已怀孕。她现在也逃不出去了。地主不想要孩子,要她生出来以后就抛到垃圾堆。但是作为未来孩子的母亲,她想留下孩子。所以后来,老妈妈就去垃圾堆里找婴儿,但是没有找到。最后老妈妈听人说,她女儿生产过后就死了。
 
第二个站起来控告的人是个男人。他说:地主相信吃了年轻人的心,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他就命令他的爪牙,躲在田埂下,当年轻农民挑着菜担子走过田埂时,这些杀手们就把农民拖下田埂杀掉,挖出他们的心来,送到地主家中,做给他配酒喝。在共产党来到之前,他已经吃掉了好几个青年农民的心了。没有人敢告他,因为他有钱与法院勾结在一起。即使告他,也赢不了,而且自身的安全难保。
 
控诉他的人很多,但是只有这二位最先控诉者对我的印象最深。整个大会一致赞成对这个坏蛋马上枪毙。主席命令两位民兵带上枪把这个坏蛋押下去,从人群中走出去,不久,我们就听到一声枪响。人群挥臂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土改胜利!”
 
这个斗争会,给了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我们从来没有梦想到,世界上有这样罪恶的地主,也没有想到贫农会在地主的手下,过这种残酷的日子。也没有想到他们无处伸冤,法院竟然如此黑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过了半辈子都不知道农民是如此的苦,我们真是无知。
 
后来多少年后,有人提到:没有经过法院的调查审理是不合法的。但是,凡是经过当年的人,是不能不相信农民们控诉的话是真实的;这样的坏蛋是死有余辜。
 
阜阳县土改队中三种不同的人:一种是农民中选出来的土改积极分子;第二种人是县里的中学毕业生;第三种人是从上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三种人要经常听队长训话。这一次的内容是一段时期的工作总结。这位队长酒喝多了,他说:“这次土改运动成功与否,主要靠你们农村里的积极分子,上海来的知识分子们,他们都是富有家庭出身,他们享受过的生活,胜过我们这里的地主。他们父母有钱,所以他们才能到学校去读书。在这里,他们的头脑,是学不进去什么东西的,当我们这次运动结束以后,就把他们一脚踢开。”他的这一段演说,把我们这帮从上海来的,急于想通过土改运动,学习新的思想的人,如同冷水浇头,周身冰凉。我们认为,他讲的话,是真正代表共产党的。我们这一群人对他讲话的结论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没有诚意的。从那一天起,这一群从上海来的人,就不诚诚实实地工作了。但是我不相信这是共产党的意思,我认为这只是他个人的思想。他出身长大在一个贫农的家庭,他没有机会经历外面广大的世界。他的这种思想只是狭隘的农民意识。我还是继续对我参加的这个工作诚诚实实去完成它。我也知道,那些与我同来的上海朋友,会在背后笑我傻。
 
在这个时候,有三个贫农的家庭,邀请我去他们家。他们每家都有一间比较大的房间那是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他们除了有一张床以及床上的被子以外,其它什么都没有。我心想,他们是否把家具都藏起来了,以便今后分地主财产时,可以多分一点。我想,这是否是他们邀请我的主意,只有农民才能最了解他们自己。今后分配财产的时候应该由农民自己决定。他们也借着与我见面的机会告诉了我一些我所不知的情况。据他们说,积极分子们,经常利用夜晚去到存放地主浮财的仓库里偷窃。
 
我就去看望积极分子的头。那是个六十岁的老人,曾经讨过饭,现在他与老婆住在一间从地主那里分的大房间里,他们没有孩子。我想从他们口里打听:何时分配处理这一批浮财。他告诉我,工作已经开始了,他就领我去看那间存东西的库房。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我刚到乡下时,我记得那间库房里的东西是塞得满满的,我一句话也没有敢讲,但我把我所见到的情况告诉了我们那帮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们,我并且怀疑地说:如此分配财产的大事,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也不让我们参加?他们就笑着说:“你还以为你在这个运动中是个什么人物吗?你最好还是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等待人家一脚把你踢开!这回事也就这样子啦!你的梦也该醒醒啦!”他们又说:“学生应该听老师的话,而不是叫老师如何来教你,老师没有告诉你的话,你就不要想听,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第二天晚上,我听农民说有一个分配没收地主物资的会,在某一个地方开,我为好奇,一个人前往观看。我看见许多装满衣服的大箱子都打开在那里,农民们围着墙边坐着。那位积极分子的头,(也就是讨过饭的老人)看到我来了,就站起来向我走来,眼光里露出:“你为什么要来?”的表情,意思是要我走开。但是那些农民们的眼光里却又是想留住我的样子。我看得出来:这个会议有矛盾,而且是有很大的矛盾。奇怪就是:我们的队长既不通知我们,也不让我们去接受教育,这是什么意思。我感觉到我在这里,不仅不能帮助解决问题,而且会增加问题。我就赶快转身气馁地离开了那个分物资的会场。我感到我是被关在了革命的大门外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太大了。中国的农民太可怜了。从前被地主压迫,现在还没有站起来。共产主义的成功,是只有依靠最穷苦的阶级吗?他们欢迎共产党,只是因为可以从共产党那里得到利益;而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的理论。他们的才能可以被共产党利用来建立一个为人民的政府。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眼前的利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从前是很无知,现在是被逼着无知。是否教育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可以使农民自己站起来呢?
 
第二天,我受命去与农民的会计一起去检查,分给农民的田地是否正确无误。而这个分配在我们上海知识分子尚未到达当地时,早已完成。会计站在田头,大声唱出来:哪一块土地是分配给哪一个农民的。我跟着工作了一个整天,太阳都快落山了。根据会计的计算还缺少三百亩田地,才能把所有的农民分到。而且,已经分出去的田地好坏也分得不匀。必需要重新计算,重新分配。土地分配,是土改的重要的第一步。现在没有完成。我不了解,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命令我们上海队回上海。
 
当我们整队经过这些乡村的时候,心里感觉万分地愧对他们。
 
我回到上海民政局以后,我的领导们对我的这一次参加土改运动的评语是:对地主阶级有同情。我的同事们写了一首宝塔诗来讽刺我,这种诗体是从一句一字到一句十字,是中国古代以来用以讽刺对象的诗体。此诗如下:
 

跑腿
不住嘴
成天开会
没收与分配
要把政策搞对
不管它是是非非
总归叫那地主吃亏
昨日查田三百亩不对
只是叫她整夜没有好睡
 
我匆匆忙忙赶回家,发现我的丈夫独自坐在客厅的壁炉前面,充分地在享受着生活的舒适。我又匆忙地跑到我女儿所在的托儿所。她胖多了似乎完全不认识我,我很失望。我离开了她们的游戏室,又很快地从门上窗口里看到我的女儿正在对她的同伴们指着门上说:“这是我的妈妈!”我有说不出的快乐,又重新冲回房间,抱着她说:“我会马上回来接你回去的。”我们互相紧紧地抱着。
 
我又去到我哥哥嫂嫂的地方(她们住在我们家附近)。他们告诉我,从我走后,一切平安无事。只是有一次我的儿子凯凯受到打手心的处罚,是因为有一天放学后,凯凯去了他们家与莹莹(他们的女儿)玩,他们两人吃了点心以后,女佣将凯凯抱下椅子时,凯凯打了女佣一个嘴巴。我的嫂嫂立刻命令凯凯罚站,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然后打了几下他的手心,是让他记得这件事情。凯凯当年八岁。是江苏路第五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我的嫂嫂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生了女儿莹莹仅比凯凯小一个月。我奶水不够,但她的奶水却多得每天要泼掉一大碗。那时我们都住在重庆北碚,在一起四个月,我们两人的房间是连在一起的,她每次喂自己的孩子以后,就把凯凯抱过去,喂奶给他吃。重庆冬天的夜晚是非常冷的,她在这样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从这一次她生孩子以后,她的健康明显下降了。从那时起她一直过着多病的生活。我的良心感到犯了罪的痛苦,因为我不该让她同时喂养两个婴儿的奶,我认为这就是她身体亏弱的原因。我们刘家历来在我父母教育之中,亲手足、堂兄弟、表姐妹、都是一样地亲爱,我这个嫂嫂是我的表妹,同时又是我妈妈的干女儿,也是我的学生。(当年我在武汉第一女中任英文教员,暑假开的补习班,每当上课,她就偷偷地坐在后排,临下课前五分钟,提前离开教室,天天如此。那时她刚刚初中毕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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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介绍与评论
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一)
第三章(二)
第三章(三)
第四章
第五章(一)
第五章(二)
第六章(一)
第六章(二)
第七章
第八章(一)
第八章(二)
第九章(一)
第九章(二)
第十章 我的中年时代
第十一章 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一)
第十一章 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二)
第十二章 共产党政权的黎明(一)
第十二章 共产党政权的黎明(二)
第十三章 我参加了共产党政府工作
第十四章 我在上海的社会救济工作
第十五章 反右运动
第十六章 划为右派分子
第十七章 一个大的欺骗的游戏(一)
第十七章 一个大的欺骗的游戏(二)
第十八章 回家啦!
第十九章 在早期共产党政权领导下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来到(一)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来到(二)
第二十一章 拨开云雾见青天(一)
第二十一章 拨开云雾见青天(二)
第二十二章 我们最后相聚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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