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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二）
四、邓小平的整顿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发（73）43号《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为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特此任命：
李德生同志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陈锡联同志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许世友同志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丁盛同志为南京军区司令员，
杨得志同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曾思玉同志为济南军区司令员，
韩先楚同志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皮定均同志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上述对调的军区司令员，自接到命令之日起于十天内到职。
传达文件时说，8大军区司令对调是毛泽东采纳邓小平的建议而作出的决定。
同一天发布的另一个中共中央文件是中发（73）44号：“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学习这一文件时还向厂党委成员传达了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时说当年毛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余、付，肯定了朱德是“红司令”。
从8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不难看出，邓小平一旦参与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他就要搞整顿以力挽狂澜，因为当时的形势实在不妙。但是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迫使邓小平只有谨慎从事。这样，在1974年，邓小平所干的工作，突出的只有两件，一是4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二是促成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以及促成中共中央关于9月29日发出（74）25号文件《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此外只能是调查研究、熟悉情况、等待时机罢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75）1号文件：“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元月8日至10日，中共10届2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在传达中央以上决定时，还向厂党委成员传达毛泽东曾在有关会议上热情洋溢地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向大家介绍邓小平是有柔有刚、绵里藏针的难得人才和最合适的总参谋长。
毛泽东重新重用邓小平的原因，除了要用行动驳斥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的攻击之外，一是可以用邓小平的现身说法，证明开展文革的必要性：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包括“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在内，以显示毛泽东的政策历来是有区别的。二是也确实需要邓小平来搞整顿，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全面收拾文革以来形成的烂摊子。政治上仅举一个文件即可说明当时问题之严重。1973年6月16日，中共中央（73）22号文件，转发《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会议情况报告》，其中披露：“空军党委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璋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海军的情况、各省市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不整顿怎么行！
从经济上，以当时我们普通老百姓所经历的一两件小事也可以说明问题：一是有的人至今还保留有当年的结婚证背面上，签有当地商业局长的批示：凭此证供给水果糖2斤、茶叶四两。看到过这份结婚证的人都感慨道，应当把它放到博物馆以教育后人，否则后辈们如何想象当时物质生活匮乏的程度。二是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的困难。当时外出购买车票得有单位开给的出差或探亲证明，否则你有钱也走不了。当时偌大的昆明市只有三个旅社住宿介绍所，其区位倒也大体合理：一个在南窑火车站旅社，一个在西站大旅社，另一个在市中心的三市街中段。你要在昆明住宿，得持有介绍信到其中的一个介绍所登记后，介绍所安排你到哪里住宿，你就只能到那里住宿，你去晚了，介绍所说无法安排了，你就是有钱有证明也找不到住处了。因此，你若想当天晚上在昆明的旅社有个床位可住，你就得赶早到昆明，或者事先托人替你去登记好，否则过时不候。我就遇到过这种尴尬事。有一天晚上在一个亲友家耽搁晚了，原以为可以在他家挤着住一个晚上，不料没法挤。当时时间比较晚了，临时再去麻烦别人也不好，凭经验满以为到西站大旅社弄个走道上的加床应当没有问题。谁知我到西站大旅社后硬是连弄个走道上的加床都不可能了。莫非就在旅社大门外蹲一夜不成？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走投无路之时，恰好遇到几位昆明师范学院的大学生送两位亲友到西站大旅社投宿，他们的旅社票是早已买好的了。见我走投无路，便邀约我到昆明师范学院学生宿舍让出给我一个床位，还坚持不收我的钱呢。当时昆明的饭馆很少，吃饭也得赶早，而且最好有3人以上一道才比较方便。这样，一个人排队用粮票和钱买饭菜票，一个人排队准备端饭菜，另一个人看哪一张饭桌上的人快吃完了就赶快占座位，这样才能以较少的时间吃上饭。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吃饭，那可就惨了，你得花费许多时间后可能还得站着吃。从以上这两个日常生活中的小例子不难看出，当时的国民经济糟糕到何种程度，再不整顿实在不行了。
邓小平任中共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后，即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有一次马书记向厂党委传达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时，讲到的一件事对大家震动特别大：当组织上要调动某位军级干部的工作时，这位干部拒不服从调动。邓小平知道此事后作出批示：“要去快去立即去！”可是这位干部把令箭当鸡毛，仍然没有服从命令。于是邓小平下命令撤销其一切职务，这下子这位干部才发觉问题的严重，痛哭流涕作检讨，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向全党全军县团级以上党委成员传达这一材料，为此后的整顿工作起到一种很好的惩前毖后作用。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75）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调动派性严重的人的工作。此类人调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如果继续闹派性，将再行调动其工作岗位，此后如果继续闹派性，将再行调动其工作以至严肃处理之。总之，要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局，仅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中央要求，9号文件不仅适用于铁道部门，也适合于全国各行各业遵照执行。
以后又传达了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上关于整顿领导班子的讲话，其中有道：“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样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各级领导班子纷纷检讨自己是否有软、散、懒的问题。我厂马书记在厂党委讨论后总结说：厂党委班子明显存在有软、散的问题，表现是有的党委成员遇事不敢挺身而出，甚至有遇事绕道走的情况。在维护党委的团结与统一方面，在谅解、支持与友谊方面，也是有问题的，这就是软、散的表现。但是大家都能兢兢业业地完成所分管的工作，所以跃进厂的领导班子“懒”的问题表现不突出。其它党委成员都同意马书记的分析。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任务。邓小平分析部队有“肿、散、骄、奢、惰”等5个问题。根据邓、叶讲话精神，11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纪律条令》、《内务条令》。
7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浙江省委报告时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其中有道：“三月以来，工业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这份报告的数字足可说明邓小平主张的整顿已初见成效。
8月3日，邓小平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代表讲话中，强调“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组织建设。”其间还传达了毛泽东最近讲的“老九不能走，还是要”，意思是对知识分子还得要使用。根据这一会议精神，云南省国防工业系统在安宁温泉宾馆召开“75.8”会议，认真学习全国国防企业会议文件，当即迅速调整全省国防系统29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并规定所调整的干部必须在7天内到职。涉及到我厂的主要是老任调回楚雄燃料二厂任党委书记，我厂的张副升任我厂党委副书记兼厂长，我厂机修车间党支书兼车间主任老高提为厂党委成员、副厂长。我被调到机修车间任党支书，原车间副主任彭某任车间主任。由于工作一时无人接手，所以我到机修车间任职一事拖了一段时间，而老任则匆匆到楚雄上任去了。
8月11日，胡耀邦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在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后，形成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被转发到全国。
9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要在各方面进行整顿：“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10月7日，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学习理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写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提纲》，批评了“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要求“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晴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然而，毛泽东让邓小平进行的整顿是有限度的，是以维护文革为前提的。当邓小平放开手脚搞全面整顿，使毛泽东难以驾驭时，邓小平必将再次失宠！
五、中共云南省委（75）26号文件的震撼
1968年云南成立革委会后谭甫仁在全省搞的“划线站队”运动，把八派捧上天，把炮派打下地狱。在肯定两派大多数群众都是好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炮派各级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头头中，大多数家庭出身都比较好，于是在文革初期其思想都倾向于保守；而八派各级组织大大小小的头头中，大多数家庭出身都不太好，于是在文革初期其造反精神往往比较强。这样，在“划线站队”之后，云南省各级党政机关中就形成这样一种矛盾：要讲阶级斗争，就得依靠炮派；要讲路线斗争，就得依靠八派。而当时的情况是既要讲阶级斗争，又要讲路线斗争。而各级组织中几乎全都是八派占上风，这就使各级组织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使本来就难以开展的各种工作更加缺少效率。天长日久，这种情况不能不有所改变。于是，在中共中央的过问下，乘着邓小平大搞整顿的东风，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之后，1975年5月29日，中共云南省委终于形成中共云南省委文件 ： 云发（75）26号。由于这个文件对云南省文革发展影响特大，现摘录要点于下：
关于印发《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的通知：
中共云南省委于二月十七日——四月十九日在昆明召开了中共云南省委扩大会，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十一军、十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报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会议情况。会议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了云南省的路线是非，总结了经验教训，周兴同志、陈康同志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分别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表示欢迎。
二、统一认识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云南形势问题。……只看到大好形势，而看不到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听到批评，就认为是否定大好形势，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当然，那种只看到问题，不分主流与支流，甚至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同样也是形而上学的，是片面的，错误的。
（二）、关于云南的主要矛盾问题。云南同全国一样，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反映在党内，即马克思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三）、关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以人划线，层层站队”这是一个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的反动口号。这个口号是林彪死党提出来的，毛主席早就作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云南在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曾一度搞了“划线站队”，严重地影响了党内、军内和群众之间的团结，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这个错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应由我们省委承担责任，下面各级党组织是没有责任的。对“划线站队”遗留下来的问题，应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政策，有步骤地加以解决。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认真纠正，是不对的；不顾大局，不讲团结，想趁纠正错误之机“翻烧饼”，同样是错误的。
（四）、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云南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有的人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省委少数同志也有资产阶级派性，有的还很严重。资产阶级派性是一种顽症，是同无产阶级党性水火不相容的。
（五）、关于落实党的政策问题。要按照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六）、关于注意防止两种偏向的问题。一种是怕字当头，怕人家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人家一提，就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成绩。另一种是，口头上也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实际上在那里拉山头，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
（七）、关于谭甫仁同志的问题。要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错误。比如，他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是有严重错误的，云南“划线站队”的严重错误，他应负主要责任。为了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联系到谭甫仁，把他的问题说清楚，是必要的。但提出批谭的口号，或者把批林批孔与批谭平列起来，就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偏离斗争大方向，是不利于团结的。
（八）、关于少数回民闹事问题。
三、今后工作意见。
（一）、认真抓好理论学习。
（二）、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四）、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
（五）、加强对敌斗争。
（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七）、要有一股革命的劲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应当承认，这个文件的许多提法都是好的，如果认真照办，云南的面貌一定会大为改观。可实际情况往往不以良好愿望为转移。你叫不要干的，人们偏是要干。当时文件曾三令五申不能走后门（如参军、招工）么，但实际情况是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云南全省贯彻落实（75）26号文件亦然。你叫不要“翻烧饼”么，偏要翻。于是，许多前些日子还在台上红火、进入革委会的八派头目一下子成为阶下囚。往日夹着尾巴做人的炮派群众可以扬眉吐气了，而大大小小的炮派头目们则更是一下子趾高气扬起来。真是祸福相倚，世事难料啊。
八派头目对此变化当然不能容忍。进入1976年元月，黄兆琪、刘殷农及其核心人物之一的涂晓雷等人策划，由涂晓雷执笔，化名“秦臻”、“姚雨”等，书写《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字报在昆明闹市区张贴，声称贯彻省委（75）26号文件“造成一种贯彻修正主义纲领的恐怖气氛，”是“对新生力量大砍杀、对复辟势力大举大请”。声称“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牢固地建立一个文革式的领导体制”。人们看过这些大字报后一时人心惶惶，搞不懂形势会如何发展。
六、沙甸事件
1973年10月,个旧市沙甸区回民愤然而起，打开清真寺，要求恢复民族宗教政策。1974年1月，此行动被云南省革委会视为反革命宗教复辟予以打击。
讲沙甸事件也就不能不讲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金桂仙。金桂仙在文革中是如何发跡的呢，事情还得从1969年玉溪地区峨山、通海大地震说起。当时年仅19岁的金桂仙在大地震中不顾父亲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惨景，胸前抱着的是毛主席的石膏像。她的行动说明，毛泽东才是她心目中最亲最亲的亲人，毛泽东的地位超过了自己的父母。她的这一举动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各级领导的重视，被树为全国学毛著标兵，一下子就走上云南省的政治舞台。1975年年仅25岁的回族女青年金桂仙，她既是馆驿大队的党支书、又是全国4届人大代表、云南省革委常委等。但她不可能代表回民的利益，甚至也不能反映回民的愿望和要求，致使回民问题一度在云南成为大问题。当时昆明的大街小巷曾贴满受压制的回民书写的标语：“金桂仙不能代表回民”、“金桂仙是回民的叛徒”、“金桂仙不是回族是贵族”等等。以后事态越演越烈，于是在1975年7月5日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发（75）1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指出：“现在，只有沙甸等个别地方的少数回民闹了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派人民解放军和工作队进驻沙甸，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而沙甸的少数闹事头头，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和利用下，竟然蒙蔽和威逼部分群众，构筑武斗工事，埋设地雷，打伤解放军和工作队员，阻挠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这是根本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是极端错误的……。”
197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召集沙甸回民代表马伯华等一行10人到北京学习。1975年5月17日，千余人 的武装工作人员荷枪实弹，四方包围，欲强行进入沙甸被拒。于是，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于1975年7月13日印发通知，将十个回民代表在北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决心书印发，“使各级党委了解他们的态度，向回民做工作时参考”。现将此决心书摘抄如下：
一、我们应尽最大努力，本着安定团结的原则，做好工作，让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落实政策……
二、关于武器，我们做工作，全部交清。解散武斗组织，拆出武斗工事。
三、群众抓了人就放出，因为群众组织无权抓人。
四、我们愿意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抓革命促生产；但我们也应对各级领导进行革命的监督。
五、在外面的部分干部和群众，要自觉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少数人等做好群众工作再回去。
六、按照中央规定，停止串联活动。
七、关于抓人问题，我们认为要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避免影响团结。
以上七条是我们的认识和决心，而这七条中关键的关键，就是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落实15号文件强调提出的六条和认真落实各项政策……
此呈
回民代表 马恩俊 马国寿 马贤禄
马少美 马志强 马孝福
马开山 马伯华 马先庆
郑全书
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
上图为回民代表在京期间到天安门广场的留影。右一为通海古城马孝福、二为蒙自沙甸马开山，三为蒙自沙甸马先庆、四为玉溪马恩建、五为蒙自沙甸马少美、六为蒙自沙甸马伯华、七为蒙自沙甸郑全书、八为文山茂克马国寿，九为华宁盘溪马自祥、，十为昭通马贤禄。（29
1975年7月29日凌晨，沙甸村民于梦中被枪炮声惊醒，霎时间沙甸村庄被夷为一片废墟，马伯华、郑全书、马恩俊、马开山、马志强等5名上京代表和全村老少900余人当场死亡，另有数十人伤残，特别恶劣的是其中有162名村民在举手投降从坑道出来后还被射杀，酿成全国文革期间罕见的沙甸血腥事件。我们跃进厂的干部也在事后乘车到寻甸县委礼堂听取了关于事件前因后果的介绍和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沙甸事件的平反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79年2月15日终于得以平反昭雪，国家先后下拨2000多万元抚恤金并为沙甸幸存者另盖新屋，建成新的沙甸村才平息了此事此事也成为文革中十大血腥事件之一）
（30（1989年12月，在沙甸村后的凤尾山上建起经162级台阶拾级而上抵达的“沙甸事件舍西德纪念碑”。纪念碑四周勒石镌刻有碑文、马伯华小传及死难者名录等。此外还有诸多悼念性诗文。这里仅录其中的一首：
满江红
题沙甸舍西德纪念碑
林松
血雨腥风，硝煙起，群妖乱舞，八昼夜，漫山遍野，殘骸焦土。重炮机枪发万弩，忠魂义烈逾千古。民何辜，闭门家中坐，遭屠戮。
澄玉宇，消迷雾，昭雪史，重新谱，望回辉光芒，锦团花簇。巨厦高楼绕寺建，丰碑伟，塔沿村竖。念烈雄，殉道勇牺牲，重千古。
旧诗有道：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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