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以（74）1号文件转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供批林批孔参考。中共中央的通知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大、清华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该材料称“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一致，都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他就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卡片，用它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该材料分为8个部分，每部分的排列都是左边一半列出孔孟语录，右边一半对照林彪言论。据材料披露，林彪床头正中墙上挂有1962年6月1日林彪书赠叶群的条幅。床头右侧墙上挂有林彪化名育容于1969年仲冬在苏州写成的“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在人主不骄故也”的条幅。此外，林彪卧室内所挂的自书条幅尚有：“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74）1号文件发到我厂还没有几天时间，1月2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74）2号文件：中共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74）1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以及杨荣国、唐晓文、罗思鼎、冯友兰、高亨、哲军等人的文章。在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有道：“我本月有两次外交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学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学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江是何等地信任。当时毛泽东的行止，在中共上层中，除了中共的“大管家”周恩来之外，就只让江青知道，连作为最亲密战友的林彪也不得而知。更为重要的是，早在文革之初，毛泽东就把对林彪的疑虑最早告诉给江青，他们作为政治夫妻的关系是何等亲密，举国再无第二人可以攀比。（也难怪江青可以如此特殊：1970年7月3日陈云夫人于若木曾在湖南衡东县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里贴出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以她于1962年春随陈云到上海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的一所异常豪华大宅的情况揭露道：“清一色的绿颜色：地毯是绿的，沙发是绿的，窗帘是绿的，甚至桌子也是用绿绒布包着。连厕所里马桶的盖子和垫圈也是绿丝绒包着。房子的所有窗户都是三米多高的落地窗，每扇窗都是两层窗帘，且系用高级质料做成，仅窗帘布就不下几十匹。陈云问了才知是专为江青整修的。现在，江青放弃住这里了，才让陈云夫妇来住。在上海，像这样布置的江青住所还有三处，陈设更是富贵奢侈……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于若木曾邀请随员以集体签名向中央反映，但谁也不敢应和……

　　

此外，江青为拍摄几张飞机的照片，可以让一个空军师的飞机听凭她吩咐应如何起飞、编队飞行和着陆；她睡觉时不得有响声干扰，为此可以命令关闭机场、停止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有时还要派人阻止田野的青蛙鸣叫！）

　　

1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74）3号文件，转发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20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的信。

　　

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称：“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

　　

中共陆军第20军党委在给江青的信中称：“我们党委对您（指江青）的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一致认为，您的信不仅是写给防化连的，也是写给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是对我们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鞭策……您在繁忙的工作中这样关心连队建设，关心战士成长，使我们深受教育。

　　

2081部队防化连在给江青的信中道：“我们怀着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对您的亲笔信连夜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正当我们在批孔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您在百忙中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量。您的来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布置，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建设的亲切关怀，为我们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74）4号文件，转发新华社广东分社内部报道供批林批孔参考。文件附有《广东省委常委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决心把批林批孔抓上去》的报道。报道最后有“省委常委决定，将召开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和江青同志寄来的有关文件”……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74）5号文件，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简报的第一句话就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简报的结尾是“总之，江青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抓大事的榜样。我们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期望，抓好大事，做好各项工作。”为什么会挂上马振扶公社中学呢，原因是该中学初二女生张某考英语交的白卷上有“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经校方批评后投河自尽。此事经《人民日报》披露后在全国掀起大波浪，因而得到江青关注。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74）8号文件，其中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74）12号文件认为“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胜利展开，逐步深入，形势很好……有极少数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这是完全错误的。”

　　

5月18日，中共中央（74）17号文件指出：“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

　　

在元月份内，中共中央就发出5个有关批林批孔文件，此后中共中央就批林批孔运动又发了多个文件。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学习材料，比如江青给防化连的信，江青给科学院感光材料研究所的信和材料，以及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于1月25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等。江青等人明确提出：“对批林批孔的问题，是批呢还是不批，是促进还是促退，是赞成还是反对，是积极呢还是消极，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同志的一个考验，是真马列主义还是假马列主义的一个试金石。”

　　

在这种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面前，东北、北京、上海等地演出了侮辱知识分子的丑剧“考教授”。据材料披露，有的教授被作弄后居然还吟诗道：“突闻考试实担心，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北大著名教授冯友兰积极撰写批孔长文，受到毛泽东、江青等人欣赏后，感激涕零地写诗道：“怪道春来花满枝，满园烂漫贺芳时。含苞才露嫩红色，便有春风着意吹。”与此同时，报刊上到处是梁效、周一良、罗思鼎、庆思、谷滋等人评法批儒的大块文章，让人目不暇接。

　　

在1974年还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11月14日云南省革委（74）135号文件的附件（云南省文化局《关于处理鸡足山问题的请示报告》）披露：“在文革初期，由于辨别不清文物与‘四旧’的界限，致使某些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遭到了破坏，大理州宾川鸡足山就是突出的一例……一九六六年九月，原大理州党委作出决定，并由原宾川县四清工作团具体执行，组织了机关干部和群众一千五百多人，上鸡足山‘扫四旧’，砸毁了金顶寺金殿和大部分寺庙。一九六七年初，原宾川县委又决定把砸毁金顶寺金殿的铜构件和其它铜器，全部出卖给昆明废品收购站，价值11万元。整个鸡足山名胜遭到破坏。这种有领导，有组织地破坏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此外，丽江县的忠义坊和潞西县的风坪佛寺及金宝塔也遭到同样破坏。”（以后则笼统地称为是被红卫兵破坏，其实，红卫兵哪里有这么大的能耐啊！）

　　

二、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

　　

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大家的突出印象是，江青可能要担任更为重要的角色了。尤其是元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谈话汇编》，第一次广泛地、公开地向群众宣传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给江青写的内容极为重要的长信。由此信的字里行间以看出，江青是毛泽东可以推心置腹的第一人甚至是唯一的人。在当时个人崇拜盛行的时候，毛泽东在信中就清醒地、不无悲哀地意识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为适应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跃进厂的上级机关云南省电子工业局向所属各企业单位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工作组。派到跃进厂的工作组长是局政治处主任郭某，他在部队的职务是团副政委，组员是宣传科、保卫科、生产计划处等科室人员。跃进厂党委制定了每周3个半天的政治学习制度，其中两个半天由厂党委吸收各车间、科室党支部书记参加学习。

　　

厂里的大批判组，由党委马书记任组长，成员有副书记兼厂长老任、副厂长老张、刚入党的新党员蔡某、小刘和我，一共6人组成。各车间的大批判组由我具体组织，无非是依葫芦画瓢，让各车间党支书任组长，加上车间主任、车间团支书和一两个文化程度较高的积极分子为组员。

　　

孔孟之道既然是林彪反党集团思想上的总根子，要彻底批倒批臭林彪，就必须对3000多年前的孔子批判开始，批判中还得联系实际。在云南，就要联系批判在组织上、思想上与林彪有密切关系的人。据查，这种人在云南突出的主要有昆明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原云南省军区政委、省委常委雷远高、原昆明空军指挥部主任马杰三和11军军长董占林，简称蔡、雷、马、董。省革委和省委工交政治部很快就向各企业单位下发好几大本批判材料。其中有一本是《蔡雷马董反毛泽东思想言论集》，其中披露道：“蔡来云南之前，林贼及其死党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都亲自接见，多次密谈。叶群指示蔡顺礼到昆明后要抓军队工作，不要管支左，不要上第一线。……做出成绩来，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你做。”“林贼一伙多次提出，雷是一个参谋长的人材，力图让雷远高当昆明军区的参谋长。”马杰三“是直接通吴法宪那个办公室的。他与林贼死党王非、刘沛丰于新野、鲁珉等人关系密切。”而“董占林是直接和黄永胜、邱会作直接挂勾的”。而对材料中雷远高所说的“过去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看是上头有人很重要”之类，大家心里都承认他道的是实情，却也不能不硬着头皮去批判。

　　

厂里的上挂下联批判可就不容易了，可是又不能不联系实际。于是一些人就瞄上老宋和政工组的老张，批判老宋在武斗期间参加过炮派的“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到跃进厂后一直不转粮食户口关系，这种做法表明他和毛主席的“三线建设要抓紧”是对着干的；批判老张整日不干工作，无所事事，他们已经堕落成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了。

　　

一天晚上，我独自在厂部办公室值班。工作组长郭某悄没声息地溜到我身边，递给我一份云南省电子工业局批林批孔简报让我看。这份简报中有一篇文章讲的是我厂的运动进展情况。里面有批判我厂原政工组长老张的文字，说老张对革命悲观失望，曾在某次党委扩大会上“大放厥词”道：“往后看山花烂漫，往前看一片黑暗。”看到这里，我不动声色地问：老张的这句话是谁提供的材料？我所以要这么问，是我得先弄清底细，才能决定我的态度和言词。

　　

郭不以为然地对我说：这材料是你们厂政工组宣传干事老宋提供的，难道还有问题么？

　　

我一听就有点火，好个宋干事，居然将老张的话胡乱窜改，这不是坑害人么！于是我把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郭讲了一遍。我说，如果省电子局的简报上这样批判老张，而老张又是个犟人，很可能会闹出乱子来。

　　

郭一再问我所讲的是否准确可靠。事实胜于雄辩，我立即从柜子里翻出当时的会议记录让他过目。郭自言自语、又像是问我道：简报既已印成，怎么补救呢？我说：大概不好补救吧，干脆这份简报别下发算了。郭说：让他考虑考虑再说。

　　

郭走后，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我该不该以如此鲜明的态度否定这份简报呢？发出这份简报，可以表明郭和他的工作组到我厂后运动取得的成绩。我如此否定，他们不会忌恨我么？可是，我总不能昧着良心任人乱说乱咬啊！

　　

真是事出意料之外，这一期简报终于采纳我的意见没有下发。这还不算，不久之后，由郭某代表省电子局在全厂宣布我厂中层干部的任命名单。在此之前，我厂干部除党委成员、厂领导成员由上级任命外，其它车间、科室干部都只是临时负责人，工作起来名不正言不顺。此次由郭宣布的名单上，第一个任命的就是我，任命为“厂部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主持办公室工作。厂部办公室没有主任，因而我就是办公室的唯一负责人。由此可见，郭和老任等领导，并未因我说了真话而忌恨我，反而更加信任我。想到这里，我的心头不由一热，更加下定这样的决心：今后无论何时何地，说话办事，一定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万万不可随波逐流，方是做人的根本。

　　

据我所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能这么顺利地入党、继而很快被提拔为中层干部，在知识分子中真是少而又少。

　　

三、令人难忘的为王副局长送行

　　

到跃进厂工作几年来，我曾为许多人送行：为厂领导的调动送行，为军代表送行，为我的朋友们送行。许多场面都随时间推移而淡忘了。唯有为省电子局王副局长送行的场面还历历在目。

　　

按说，为省电子局领导送行，本来与我这芝麻绿豆的小干部沾不上边。不过事出有因，还是让我撞上了。原因是我厂无偿占用了吴所村的山地，吴所村民长期以来对此一直有意见。因为一点小事，吴所大队的党支书带领一伙村民砸坏我厂抽水房的管道和设备，使我厂生产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厂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由我随同张副厂长立即乘车到省里反映情况。我们乘小车到昆后，先找到省电子局的石副局长反映，继而又找到吕副局长反映，以后又由吕副局长带我们找到省国防工办的赵达主任反映。最终由省委责成曲靖地区和寻甸县严肃查处。

　　

就在我们穿梭于各位领导的办公室和家里反映情况的过程中，张副厂长听说王副局长即将到北京疗养，第二天一早就要乘飞机北上。张副对我说：王副局长曾在四机部工作过，在四机部人挺熟的，她此次到北京疗养后，可能会留在北京工作。我们何不乘机联络感情，为她送行。今后厂里遇到什么困难，到北京找她就好办啦。因此，为王副局长送行就成为我们的又一件大事。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趋车赶到王副局长在翠湖边的住所时，才得知我们来迟一步，她已经乘车离去了。当我们弄清她并不是直接到机场，而是到昆明东郊关上的二炮部队转运站时，我们又趋车赶去。

　　

和站岗的士兵说明情况后，我们的小车驶进转运站大院。这里是二炮部队驻昆转运站，里面官兵不多，但库房、场地、车辆不少。在部队长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王副局长。这是一位50多岁、剪一头齐耳短发的妇女，讲一口标准的京腔。听她讲几句话就知道她是位原则性挺强的马列主义老太婆。当她得知张副厂长已先到过翠湖边的住所后才赶到这里时，竟也有几分感动。我和驾驶员老夏插不上话，只有默默地喝着茶水，静静地听着王副与张副厂长的对话。从谈话中，我们明白了在座的两位军人，一位是转运站的部队长，另一位是政委。王副在此地等待的，可不是一般的飞机，而是专门从北京飞来接她的一架三叉机（专机此行也许表面上另有名目）。王的丈夫是二炮部队的参谋长，权可大哩！

　　

两位军人几次劝王副好生休息，以免乘飞机时太累。我猜想其实是在向我们下逐客令。

　　

见我们没有起身告辞的意思，他们也就顾不得我们在场，和王副谈起了体已话：一再请求她到北京后转达对首长们的问好，同时替他们手下的一位女战士求情。请求她答应让这位女战士随机赴京，以便在途中照顾她。他们一再夸奖这位女战士在转运站如何遵守纪律，刻苦学习毛著，多次得到部队表彰和嘉奖，现已是一名共产党员……而王副坚持不答应带这女战士赴京。渐渐的我们才弄明白，这位女战士不是别人，正是王副的千金，要是一般人，怎能得到如此照顾！

　　

我们在部队长的办公室里呆了半个小时，其间转运站的通讯参谋3次报告与飞机的联络情况：一次是我们刚进办公室时，他报告说飞机已经越过武汉上空。第二次报告飞机在贵阳机场着陆一会儿，把一位搭乘飞机来的部队家属送到地面。后面一次讲飞机已从贵阳起飞。呵，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在这里为首长家属服务得何等地周道！

　　

张副厂长则一再请她到北京后要安心养病，别记挂云南的工作。需要办什么事，只需来个电话就行，跃进厂的全体职工，都没有忘记王副给予的关心。张副还说：省电子局的几位领导，将在中午到机场为她送行，到时张副也将到机场送行，现在请王副好生休息。我们起身告辞时，王副想把我们送到办公楼口，但还没走出两步，即被两位部队领导挡住不让再送。

　　

对于张副所说的王副局长对我们厂的关心云云，作为厂部办公室负责人的我，委实想不起王副对我厂有过什么关心。我对她较有印象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厂准备开除一个品质恶劣、影响极坏的青工时，王坚决不同意，原因是这个小青工的父亲是云南军区的一名领导干部，所以表现再差也不能开除。二是省国防工办的一位处长的女儿在我厂当工人，托了王的人情后，由王写一张字条要厂里为之开绿灯放行调往昆明。如此而已，谈得上对全厂职工有何关心呢？倒是几个月之后，张副即升任跃进厂的党委副书记兼厂长、再后又荣升为省电子局的副局长，是否曾得到王的关心，个中关节我就无从得知了，这是后话。

　　

当我们趋车离开转运站后，驾驶员老夏就骂开了。他大骂转运站的两个领导人拍马屁太厉害，让他在一旁全身要起鸡皮疙瘩。他还大骂王的丈夫慷国家之慨，用一架三叉机专程从北京到昆明接一个家属，这一往返得花费国家数万元钱。他大骂现在有些干部真比他妈的国民党还要厉害。张副紧抿嘴唇不吭声，双目定定地看着马路的前方，不知他究竟在想些什么。我赶快用其它话题岔开老夏的牢骚。

　　

中午要到机场送行，我借故没去，只由老夏送张副去。事后据老夏对我讲，到机场后老夏一直呆在车里没下来。只见来送行的人特别多，带有礼物来的人也不少。

　　

事出偶然地参与这次送行，使我得以窥见领导干部们的一丁点生活内幕。仅是某部队的参谋长就可享有如此特权，那么还有众多更高级的干部呢？真让人不敢往下想！我也看不起转运站的部队长和政委，他们已经是正团级干部，对待一般战士，他们也可能比当年的党德庆们还要凶狠。可是对上司的女儿却如此关照，再三再四地为之“请假”、“说情”，其哈巴狗形象令人憎恶！可是，正是这种人才会官运亨通呢！许多领导不是宁要奴才、不要人才吗！奴才可以为之效犬马之劳，让其安逸舒适，而人才可能对之构成威胁，至少也会恃才傲物顶撞他，让他不舒服，他自然就不愿用也不敢用了。

　　

两年之后，《云南日报》曾发出一条消息，称云南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王××在京疗养期间，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这是后话。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