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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戈


第十八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我的入党
  
一、邓小平复出                         
  
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以叶剑英主持工作的军委办公会。1971年11月,邓小平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邓小平认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近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在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解放邓小平,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业已混乱的思想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林彪《“571工程”纪要》亦是最有力的批判:毛泽东并不是如《纪要》所说的“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于是,在197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73)14号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引用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的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本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文件称:“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邓小平在1967年6、7月间向中共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作为中共中央(73)14号文件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下发全党。
  
附件(一)、邓小平同志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国家重新沦为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每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在揭发了林彪在长征途中和彭德怀搞在一起反对毛泽东以及解放后拒绝到朝鲜作战等错误之后又自责道:“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七年六、七月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总书记以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汇报,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这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其它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待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
衷心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附件(二)、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一九六八年六、七月)
  
《我的自述》中回顾在红七军工作时承认:“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向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络的两部分部队还没有汇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69年4月23日晚,在中共9大部分召集人会议上毛泽东曾对此批评说:“刘邓要有区别,邓小平做了很多坏事,在红七军时临阵逃脱,到北京后也做了很多坏事,这个人打过仗,有人说他这个人打仗也不怎么……”。
  
关于邓小平离开红七军一节,早在1945年4月,中共召开7大之前,为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曾委托陈毅等人召集原红七军干部举行座谈会,在会后编写的《红军第七军简史》里有这么一段文字:“而邓斌(即邓小平)、邓岗、陈家人(后来脱党)等人未能与士兵同艰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从文革中披露的材料得知,揭发此事的红七军干部曾受到邓小平的打击。对此,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有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附件(二)的最后称:“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做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通过学习以上文件和附件,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思想上产生了很大震动。9.13事件后我们不是曾经怀疑开展文革的必要性,不是怀疑毛泽东是否一贯正确么?如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的邓小平都已经衷心拥护文革、拥戴毛泽东、愿意悔改和对文革表示“永不翻案”。这就足可证明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文革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我们不应当再有任何胡思乱想。虽然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都是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结果,都应该看成是前进中的问题。
  
二、我递交入党申请书
  
1973年4月12日,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消失8年之久的邓小平又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重新露面。由于早几天之前已经学习过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大家对此已经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邓小平的复出,使我对文革业已动摇的信念又变得坚定起来,决心继续积极投入到文革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和考验,决心争取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同时,离开云大几年来的经历也使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大陆,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能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你就得入党,就得当干部,否则你有心无力。
  
诚然,我产生这样的要求,也与当时我所担任的工作有关。我担任厂部秘书后,不时需要参加厂党委会议,担任会议记录员。列席厂党委会议的人不是党员,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否则于我自己和厂党委都不方便。
  
我列席参加的第一次较为重要的会议是批林整风的厂党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除张代表、冯代表、老任、宋老当、大老王等5位党委成员外,还有一位姓李的军代表、各车间、各科室的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由党委书记张代表主持,要求与会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参加会议的人都特别能抽烟,整个会议室里烟雾腾腾。会议中能作自我批评的多,能开展互相批评的少。在众多的自我批评中,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厂政工组长老张,老张是山东鲁南人。他的发言襟怀坦白、诚挚感人,大有燕赵鲁遗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果然名不虚传。他简要地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抗战初期就参加革命,50年代部队授衔时,他是13军里最年轻的大尉。当时他工作何等出色,接连几天不睡觉也不知道疲倦。参加文革几年来,尽管自己没有受过冲击,没有挨过整,但却感到异常疲劳,干啥也提不起精神,革命意志明显衰退。正所谓往后看,山花烂漫;往前看,心有余而力不足。老张最后表示,通过这次会议,他将振作革命精神,不吃老本,要为人民立新功。
  
在开展批评的时候,许多人都把矛头对准宋老当。有的批评他自从胡代表调走后就失魂落魄,工作消极,情绪抵触;有的批评他人到此地工作,户口、粮食关系还一直保留在昆明,缺乏在山沟安心干革命的思想;有的批评他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光明正大而搞阴谋诡计。而所列举的事,大多系捕风捉影,难以说服我,更不用说被批评者宋老当本人了。
  
政工组毕竟是专搞阶级斗争的部门,原先的徐某,张某调走之后补上的组织干事和宣传干事,这次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老张。他们别有用心地质问老张:大老王过去犯过生活作风错误,老张的儿子怎么会知道,在背地里骂老王是“日烂×的”。这几句话,表面看只是批评老张不该把老王档案中的历史材料让一同在厂里当工人的儿子知道,其实也刺了大老王一刀,使大老王脸色很难看,一阵红来一阵白,连脖子上的青筋都一根根暴起。更主要的是挑起大老王对老张的不满,不由也把矛头指向老张,要他向大家说出个究竟来。把个老张弄得很狼狈,只有用党籍保证他并没有向儿子讲过什么,不知道儿子是从哪儿听来的。
  
在这次会议上,宋老当被搞得灰溜溜的,老张也被搞得很狼狈,要不是张代表时时加以引导,还不知要演出什么戏来。
  
这次厂党委扩大会议就这么乱糟糟地开了3天。会后,张代表要我写成一份会议总结上报。他没有具体指示应当怎么写,我猜想大约有点要考核我的意思吧。我想,这种交到上头的报告不宜太长,也不宜太具体,但必须写出会议的概况、收获和特色,用词必须平和稳妥。本着这种考虑,我很快就写成一份近3000字的初稿交给张代表,他对个别字句稍作改动后就要我去打印。我问还要不要让其他领导过目,他说没有这种必要。我这才知道书记在党委一班人中所具有的权威性。这次报告由我连夜打印出来,第二天即由专人送交省军区和省工办党的核心小组。由此,张代表对我的工作能力和效率很是满意。
  
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不几天,又召开了党委通气交心会,列席者只有李代表和我。这次会议又开了3天,其间有一个下午因张代表夫人病发走失,大家只有休会去协助四面寻找,最后在距厂10多公里的农村中找到。这次会上真正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者更少,只是热衷于对厂里的中层干部进行评论,而主持会议的张代表也因家庭的后顾之忧而难以集中精力组织讨论,只有听任大家漫无边际地瞎扯,似乎胡扯一通即可沟通大家的认识似的。这种闲扯,于写总结没有用处,用不着我去认真记录,倒使我觉得轻松些。原先我对党委会挺神秘,以为必定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与会者态度必定十分坦率诚恳,分析问题一定十分深刻敏锐,解决问题一定十分果断而正确。通过这次会议,使我比较失望,也对张代表的处境甚为同情。他的家庭负担实在太沉重了,而要把这一班党委成员团结起来却又是何等地困难。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应该尽力把工作搞得好一些,少让他操心才是。
  
这次会后往上报的总结,也由我一手写成,经张代表过目后即打印上报。从此以后,我逐渐学会写这种让领导满意的官样文章了。
  
以后,凡有党委会就必定让我作记录和写总结。几位党委成员在会下都向我伸出友谊之手,要我抓紧时间写入党申请书。在他们的鼓励下,1972年6月,我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由于我的犹疑徘徊,我递交入党申请之时,已是我厂贯彻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和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之时,几位军代表即将离厂归队,我的入党问题只有留待下一届党委会解决。
  
三、我实现了加入中共的夙愿
  
许多文艺作品中的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勇于流血牺牲,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令人无限敬仰!让我早年就立志要当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我于1964年即向云大中文系党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文革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的材料中透露,在全班60多名同学中,我被排为第19名候选培养对象。我大体核算下来也差不多,先排列团支委、班委成员,然后是三代出身贫农、苦大仇深的红苗,最后才排得到我这名团小组长。以后渐涉人世,耳闻目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共产党人不过是披了一层红色外衣而已,让人迷惘和困惑!及至文革,要清除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响亮的口号大有振聋发馈的作用,使人依稀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以后接受“再教育”,几乎被打入地狱,哪里还敢有此非分之想。如今群众信任,领导器重,我的入党要求也就较为迫切了。
  
军代表撤走后,新任厂党委书记的是原铸造二厂党委书记,姓马,副书记兼厂长是老任。从715厂调来的副厂长老张,从东山厂调来的副厂长老和以及厂政治处副主任老曹等3人为党委成员,大老王调红星厂任副厂长,宋老当调回昆明。
  
我选择的入党介绍人,一位是厂部办公室管机要文件的任厂长夫人老宋,一位是厂供稍科长老张,他早年在个旧锡矿当过“砂丁”(一种比牛马还苦的背矿沙工人)。任夫人为人像位贤淑的老大姐,工作上与我配合得十分默契。老砂丁在旧社会有悲惨的经历,于是每年一度厂里举行“阶级教育”,必定由他唱主角进行“忆苦思甜”。
  
为什么我不选择厂的领导人,而选择这两位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做介绍人呢?我的考虑是:任夫人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请她当介绍人,从感情上讲最恰当,何况他的丈夫老任对我亦很关心,请任夫人当介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相当于请了老任。而老砂丁是全厂受“阶级苦”最深的老工人出身的中层干部,我的家庭出身是小商人,这是一种容易让别人作文章的阶级成分,何况我的社会关系较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讨论时有老砂丁立场鲜明地支持我,即可力排众议取得成功。
  
选择了合适的介绍人,就等于事情成功了一半。何况党委成员都从工作需要出发,愿意较快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因此可以说已经水到渠成,只等着发往家乡的调查回函材料了。
  
这次全厂计划发展的党员有4人,这是跃进厂自1970年建厂以来第一次发展党员,工作准备特别严肃认真。准备发展的4人中就有我和友君在内。如果没有节外生枝,那么这4个人都已经没有问题了。偏是从友君家乡宣威寄回来的调查材料与友君平时提供的情况有一小点出入。友君过去说他尚未结婚,而材料上说他早已结婚并已有2个小孩。友君为何隐瞒自己的婚姻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仅此一事,就使友君的入党问题搁浅了。朋友们对他是既气愤又惋惜,送他一个悼号曰“骗子”,因为朋友们曾为替他介绍女朋友而操过不少心,他却滴水不漏对大家保密,莫棱两可地对付被介绍来的异性,这使大家愤愤然!继而想到他在入党上的搁浅,难免会影响到他的“进步”,又不禁为他惋惜:本来不成其为问题的事,竟成了对组织不忠诚老实的问题。友君有苦难言,只有自认晦气,从此再也打不起精神。正是秀才没落,下乡教学。过了一年后他调回宣威老家乡下教书,一直未能解决入党问题。得知他家里粮食紧张,告别前我把仅有的20斤粮票全送给他,(当时这种有价证券价值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大家为他送行后,回到家乡的他再也没有给我们来过一封信,我们的关系就此画上句号。
  
跃进厂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实际上就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人。我们于1974年4月先后被党支部、厂党委讨论通过。按照1973年8月中共10大通过的党章,党员没有预备期,一经通过即成为正式党员。于是,从1974年4月份开始,实现了我多年来的夙愿,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我的朋友们:浦君、高君、铭君、斌君、许眼镜、王医生等,都给予我热情的祝贺。因为当时的整个大气候是知识分子被压被整,知识分子能入党者算是凤毛麟角,少而又少。他们都希望此后我能为知识分子们多讲点话。遗憾的是我未能替朋友们办过什么事,而朋友们却大多先后调离出厂了。
 
四、我的婚姻生活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加入党组织,解决了自己的政治生命问题。接下来,已经老大不小的我也应当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进大学以后,或者可以说得更早些,在高中阶段,进入青春期的我,早就有了对异性的向往,也曾有过一段堪称美好的初恋。可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个人性格内向,加之身材矮小形象平庸,对此有自知之明的我因缺乏勇气而主动退却了。在想象中我可以凭她女性的曲线把她想象一番,但却不敢与她的目光对视。如果偶有与某一异性独处一室的片刻机会,即使我与她平时关系尚可,也会紧张得面红耳赤,口干舌燥,胸闷气短,半句得体的话都说不出来。为打破难堪的沉默而硬着头皮讲出来的也只会是些不很得体的废话。而如果是平时本来就不认识或不熟悉的女性,那我就更加狼狈了。天长日久,内心越是喜欢女孩子,行动上越是要回避女孩子,真是不可思议啊。这样年复一年,自己的岁数也就拖大了。
  
本来,由于我们厂是电子器件厂,厂里的女孩子很多,职工总体比例是女性多于男性,在厂里找一个女朋友并不困难。但厂里的女孩子大多是从初中直接招来的小女孩,年龄比我要小好几岁。尽管其中也不乏有对我主动表示好感者,比如,当我生病躺在我所住宿舍的床上时,为使我得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可以在我的床前跳舞给我欣赏,只要我不叫停,她们就可以不断地跳下去。女孩子都有爱吃零食的习惯,只要家里给她们捎来零食,她们总是自己舍不得吃也要让我先品尝,只要我表示喜欢吃,她们就会借口自己不爱吃而全部留给我。这还不算什么,更能表示亲近的是,家长给她们的来信,总要让我看过,还请教我应当如何回信,如何才能按照来信要求的去做等等。但我总感到比她们大了七八岁且自己并不优秀,耽心今后万一有变化,她们年纪小熬得起可我熬不起,于是总觉得信心不足而不敢贸然行事。
  
对于我的婚姻大事,其实更比我着急的是我的亲人们。我的大哥当时在下关的一所中学任教,在他和他的同事黄老师的撮合下,就把黄老师的侄女名为玲的女孩介绍给了我。当时玲在洱源县右所乡的农村当插队知青。通过一年多的书来信往,关系基本确定下来,而她凭自己的努力也争取到下关某工厂参加工作的机会。
  
当时我28岁她24岁,按说都早已超过法定的结婚年龄,但由于她刚进工厂当学徒工还不满一年,要由她那里开结婚证还不可能,于是就在她用请事假到我处时,由我厂一次开出证明到我厂住地所属的寻甸县羊街公社革委会办理了结婚证。(按规定结婚证明必须由工作双方所在单位开给,但我在厂里就管公章,由我开这么个证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当时的结婚证上也时兴刊载有毛泽东的语录,其中稍能与此沾边的一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当时结婚时兴的三大件是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我能给玲的就只有一块上海表。新房里除了床上的行李是新添置的外,其余几件简陋的诸如桌、椅、床之类的家俱全都是借用厂里的,属于自己的仅有一个由朋友们临时动手给我赶做的极为粗糙的木柜。(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纪念意义,这只木柜几经搬家我一直舍不得丢弃,将一直陪我用到我生命的尽头。看到这个木柜,可以窥见自己的历史,可以勾起自己对往事的回忆。)
  
1973年7月12日晚上,我们的婚礼在厂部会议室举行。党委副书记兼厂长老任作为我的证婚人在婚礼上作了热情的讲话。全厂干部和职工几乎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也几乎都送了礼物。因为厂里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此后举行结婚典礼的事时有发生,但以后的所有婚礼从参加人数、气氛的热烈、收到的礼物数量等等都不如我的婚礼了。这也难怪,因为我是建厂以来在厂里结婚的第一个。我心里清楚,这并非我有什么能耐,而主要是人们图新鲜、赶热闹,如此而已。
  
这是一个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时代。全厂共有几百号职工,可都送了些什么礼物呢?处得亲密的送了绸缎被面、被套、床单之类的东西。处得一般的就送保温瓶、枕巾、搪瓷脸盆和玻璃茶杯之类的,几乎把厂小卖部的存货都买光了。这样,本来空空如也的新房就摆满了保温瓶、搪瓷盆和一纸盒一纸盒各式各样的玻璃杯,好像新开张了一个商店似的。而我能感谢来宾的,只有一杯清茶,一盘葵花籽和几枚硌牙的坚硬无比的水果糖而已。那是一个物资极为短缺的时代。凡生活必需品诸如粮、油、肉、糖、茶叶、肥皂等等,几乎都得凭票供应。我所购买的茶叶和水果糖,还是凭结婚证到县商业局特批的,不足部分又找女工们要了若干张茶叶票和糖票。否则,按当时每人每月只发一两茶叶票和二两糖票的政策,我连招待宾客的茶水和水果糖都成问题。
  
按当时每人每月发五两肉票的政策,我也无法宴请宾客。好在嵩明县一位姓郑的朋友神通广大,居然为我搞到五六斤新鲜猪肉,让我得以感谢热心为我帮忙的的铁哥们。
  
婚后,玲和我在几个铁哥们的陪同下搭乘浦兄押运木材的卡车经路南到师宗走了一圈,途中还在石林逗留几个小时,此行倒也愉快。玲在我这里一住就是两个月,后面一段靠的是从我厂医务室开给的病假条向其厂里续假。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怀孕的玲怕其所在的工厂为难她,不敢要小孩,硬是坚持找医生做了人工流产手术,让我好不懊恼。但即使如此,当她回厂上班后,由于她请假过长,更主要的是没有经得所在工厂的组织同意就结了婚,还是遭到其所在车间团支部的多次批判,让她思想上压力很大。使我不得不时时牵挂她、经常写信安慰她。
  
这样两地分居近两年后,在她即将生小孩之前,她被调到我厂工作。原本她的工作是安排到技术科。由于她的档案中有一笔“关、管、杀”(即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押、管制、处决的简称)的社会关系,技术科是去不成了,能安排到厂后勤科托儿所都是厂党委给我很大的面子了。其它许多人想照顾关系调到厂里工作都一直办不成。她的所谓“关、管、杀”的社会关系,其实是一门与她八杆子也打不着的远亲,她的其它几位同胞姐妹都没有被记上这笔帐,却在她的档案中挂了这一笔。这笔帐是如何挂上去的,让她百思不得其解,为此很是苦恼了一段时间。许久之后才弄明白,原来是在洱源一中工作的她母亲的对立派在划线站队运动中搞鬼。这又是档案对人伤害的一例。别看档案只是一个小小的牛皮纸袋,在文革中的中国其作用非同小可。对档案的作用,供销科的刘副科长曾在中层干部会上有一个比喻。他说,这就好比仓库里堆放着各种各类的钢材,如果没有标签,你无法知道是什么材料,你如何使用它呢?人也如此啊。

其实,钢材是死的,人可是大活人啊。怎能把人比成物呢!如果不是我在厂部工作得以知情的话,那她还一直蒙在鼓里呢。此后,我们家只要一提及档案之类的东西都会谈虎色变,也是事出有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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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1973年7月12日婚后,我们乘坐浦君所带车队的车辆到路南石林的留影。这是我们婚期的唯一一张合影。)
  
五、李庆霖信件和知青问题
  
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73)21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于一九七三年四月廿五日对李庆霖的来信作了重要答复,现将毛主席的信和李的信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群众中。
  
毛泽东的信抄录于下: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4.25
  
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成的。李在信中先是自报家庭出身和职业:“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育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随后叙述他有个孩子是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11个月之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不够吃……,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此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此信在叙述又一个孩子即将面临初中毕业上山下乡这一不敢想的问题之后结尾说:“毛主席,我知道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文件还附有5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的通知》,其中福建省委在肯定对知青做了大量工作之后承认“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知青管理、教育抓得不紧。有的政策不落实。有的招工、招生走后门,造成不良影响。有的对破坏上山下乡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进行及时处理和有力的打击。特别突出的是,对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吃、用、住房、治病等实际困难,关心不够,解决得不好。对这些问题,各级党委必须引起重视,要以毛主席的信为指针,采取积极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在全国传达后,到农村的知识青年的疾苦得到社会的关心。1973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73)30号文件,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其中披露“全国已有八百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数字,称赞此项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号召各级组织都要十分关心知青工作。
  
1973年8月11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国发(73)104号文件:《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案件的通报》。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6团团长,李是该团参谋长。黄、李自1969年调兵团以来,利用职权,为非作歹,以种种卑劣手段奸污女知青多人,调戏猥亵数十人,有的先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致使许多女知青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特判处死刑以平民愤。
  
1973年12月初,云南省革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发(73)23号文件:《关于公开处理张迪青、贾小山、张国亮等七名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罪行的通报》。7犯的判刑结果是死刑3人、死刑缓期2人、无期徒刑2人。
  
在这段时间里,各省几乎都有因奸污迫害女知青而被处死或判刑者。但是我们心里明白,当时知青们的处境,特别是女知青的处境,真是苦不堪言。枪毙几个人岂能震慑得住各地色胆包天的知青命运的主宰者!
  
我们也在窃窃私议,李庆霖的信何以能通得了天呢?有小道消息说,是李庆霖拜托一位在国家体育运动队工作的人转交的,也有说是通过某种渠道呈交的,总之,不是通过邮局能送达天庭就是了。
  
不管怎么说,人们都感谢李庆霖。是他敢于冒死向毛泽东提出知青问题,从而使知青问题得到社会的关注,使知青的处境或多或少得到一些改善。
  
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应当是人民的公仆。知青的疾苦,不是由共产党的某一级干部先行关心,而由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员告御状而引起重视,这又说明什么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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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一)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二)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一)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二)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一)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二)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一)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二)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一)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二)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二)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一)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二)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一)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一)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三)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一)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二)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一)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二)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一)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二)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一)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二)
第十四章 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一)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一)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三)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一)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二)
第十八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我的入党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一)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二)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一)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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