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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戈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一)
   
一、 我被解除副班长职务
   
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规定“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为了使毕业生很好地得到锻炼,决定安排一部分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在那里可以和解放军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农、学工、学军、学文、批判资产阶级,并接受解放军优良传统的教育。”
  
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68)158号文件“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要求“除了继续安排到解放军农场、国营农场外”,可以按照各地实际情况,“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加改造盐碱地、兴修水利等改造大自然的斗争。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分配一部分毕业生到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插队试点……”
  
继而,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当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下面立马跟上,各大报刊迅即刊载城市居民“群众”的表态:“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主动要求上山下乡,为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又加了一把火。
  
中共8届12中全会已经开过,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刘少奇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正是“狡兔死,猎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红卫兵从此多难矣!按照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毕业生则到解放军农场去劳动改造。
  
在云南当时的大专毕业生中,只有昆明工学院的大部分人因为路线斗争觉悟高,可以不下乡,直接分配到省、市委机关当干部,或分配到各大中城市的企、事业单位工作。因为他们站对了队,是省革委主任谭甫仁的依靠力量,我的好朋友施君就直接分配到常州某大型国有企业工作直到退休。
  
其它大中专毕业生,只有走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这条路。我们这几届大学生,实在是时乖命蹇的一代青年!多灾多难的一代青年!当我们正处于身体发育年龄,赶上国家的3年困难时期,许多人得了营养不良症;当我们迫切要求多学些文化知识的年龄,却又遇上教育革命、勤工俭学、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以至许多该学的知识没有学到,不该学的,丑恶的东西却见识了不少,有意无意间也学到了许多。比如如何对别人无限上纲地搞阶级斗争,如何时时处处防人暗算,如何当面说好话,背后踢一脚……看来,如今只有到部队农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此外别无出路。
  
当时正值部队换防,原先驻川东的54军换驻滇西,原先驻滇西的14军换驻滇南,原先驻滇南的13军换驻川东。按照云大工宣队、军宣队的安排,我班60个同学将平分为两半。30人到滇西剑川部队农场,另外30人到滇南开远附近的麻堡部队农场。自愿报名的结果,恰好分成均等的两半,从人员结构看,文革前的班干部,包括以后参加八派的少数人在内、以及逍遥派(即对两派都不感兴趣)居多的这部分愿到滇南接受14军的再教育。而在炮派中积极工作的人、以及大大小小的炮派头头,则愿意到滇西接受54军的再教育。
  
我选择了滇西方向。作出这种选择的因素有二。一是我们认为54军刚从四川换防过来,没有卷入云南的文革和武斗冲突。这样,部队的派性会少一点,炮派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二是为当时充斥昆明街头对14军军长梁中玉的舆论宣传所反感。当时八派出于政治需要,到处传抄肉麻吹捧梁中玉的长篇大字报,什么“百战百胜的梁军长”、“战功赫赫的梁将军”……你越是吹棒、我越不买账,以是决定西行。
  
应该承认,54军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搞派性。这从几件事上可以证明。一是我们所在学生连的谢连长和姓党(名德庆)的指导员,以及徐副连长、王副指导员在处理云大工、军宣队交涉想扣留我班几个同学时的态度是同情炮派的。当时云大的当政者想把我班同学扣留几个作为划线站队的靶子批判用。但学生连几位领导不同意,最后勉强让留下李、蔡、石三位,终于保护下别的几位来。二是对学生连内正副班长的指定,不受划线站队的影响,指定我班5名同学任学生连的正副班长,其中我也被任命为三班副班长。仅这两件事曾使我们暗自庆幸,我们西行的选择是何等正确。
  
可是,天真的我们高兴得太早了。1月6日我们乘坐的卡车抵达剑川县城东郊的135师炮兵团部后不几天,连部领导就将原先任命的正副班长撤消,统统换成四川分来的大学生以及云南农林学院等校的八派学生,声称只能让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人担任此项工作。连部领导和排长们(排长也由54军的军人担任)对我们云大学生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似刚接触时的亲切热忱,而是冷若冰霜了。而对四川来的原先就观点一致的学生比如重庆大学8.15派的学生们,以及对云南八派的学生,他们变得倍加亲切。过一段时间后,我们才弄清发生这种突变的原因:原来13军、14军和54军3家领导已经达成一项君子协定,简而言之就是“友军支持的我支持,友军反对的我反对”。具体讲,13军和14军都是支持八派的,54军到滇西后也将支持八派、反对炮派;54军在川东是支持“8.15”派、反对“反到底”派的,13军到四川后也应继续支持“8.15”派,整治“反到底”派。呜呼!派性这东西亦是可以交换、可以承前启后,还可以美其名曰“巩固文革成果”,我们这些人的书呆子气不是太重了么!
  
剑川的冬天是寒冷的,刚泼到地上的洗脸水,出早操回来时,已经在地上结成冰;而挂在铁丝上的毛巾也变得硬梆梆的。自然界的滴水成冰还可以对付,而我们内心的冰冷却就没法治了。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当初我们如果不对54军期望过高,此时也许不至于如此失望吧!
  
二、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
  
在团部我们被集训10多天,除了像刚入伍的新兵们一样操练队列队形外,还得接受部队传统教育。我们被告知,54军是一支由林彪亲自指挥的部队,这支部队的炊事员都知道:黄永胜(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邱会作(当时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长)、丁盛(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等高官都出自54军,这支部队的军容风纪不同一般。比如在54军,干部战士也有穿补巴军装的,但补巴布的颜色深浅必须与所补的军装相同,以至不注意就看不出是补巴来。他们到云南后对14军中有的人新军装补块浅色布或旧军装补块新布的做法嗤之以鼻。他们也看不惯14军一些部队和地方拉拉扯扯的关系。
  
此外,我们更多的是接受划线站队教育。
  
1月中旬,我们学生连开赴距团部6公里多的剑湖边部队农场,开始了白天劳动、夜晚写检查的“军垦”生活。
  
剑湖是剑川坝子东部的一个天然湖泊,湖水由穿过剑川坝子的金龙河以及四周的山泉水汇集而成。剑湖水面有5000余亩,秋汛时可涨达8000多亩。部队农场在剑湖西面,从农场到团部的路,要顺着金龙河堤走,每逢下天,道路泥泞溜滑。
  
剑湖农场有旱地1200多亩,此时已经全部种上小麦和油菜。此外,在剑川坝子的西面有一个名为西湖的小湖泊,那里有300多亩水稻田,也归剑湖农场耕种。
  
我们学生连120多名大学生,将承担起所有这1500多亩田地的耕种任务。这120多名大学生中,有近30名女生,她们的任务主要是为全连拆补从团部领来报废后的旧军服(这样每个大学生就可以分配到一套作为工作服)和养猪、养鸭、种菜。这1500多亩田地的耕种,主要由90多个男性大学生承担。
  
每天的劳动是繁重的,要薅锄这么多麦田,为了不违农时和提高工效,就只有组织分排分班搞劳动竞赛。90多名男生分为3个排9个班,(女生为第4排,2个班)年轻人都有一种好胜心,都有一种集体荣誉感,也都想在劳动中好好表现一番,以图今后分配工作时连队领导能另眼相看。(连部领导和几位排长随时跟在学生们的后边监视着哩!)谢连长别出心裁地用厚纸片卷成一个土喇叭,不住地在同学们身后高喊“加油啊,×排已经干到前边去了……”各班、排之间的竞赛,既是一种体力的拼搏,劳动技巧的比试,也是一种意志的较量。每天劳动下来,大家都筋疲力尽,但还得打起精神参加天天读毛著活动,然后是联系实际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错误。
  
那时我们中间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文革初期,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号召我们听党的话,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保卫党,要立场坚定地和“右派学生”斗争。到头来我们保的是阎红彦一类的“走资派”,斗的是革命左派,我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第一次受蒙蔽站错队。批判资反路线后,我们通过反省自己,坚决加入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满以为此后跟上“老造反派们”一道进行文革,该不会再错了吧,谁知却又一次受蒙蔽站错了队,所犯的错误比第一次受蒙蔽时还要严重得多,是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行动计划,充当的是“赵健民的小爬虫”,于是又第二次站错队。今后,我大概还会不断地受蒙蔽、不断地站错队。我太恨自己了,恨自己的时运不济,恨自己的愚蠢,恨自己的懦弱,恨自己的一切!
  
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工农兵干部整治知识分子,其手段不可谓不狠,其后果亦十分可怕,这已经是众所周知、勿庸赘言的事。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体会是,连部的领导党指导员和谢连长们采用的“以夷治夷”办法,即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去整治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就是让一部分大学生去整治另一部分大学生的做法,其效果果然了得。因为其更熟悉知识分子的特点,所以整治起来更能得心应手,更能击中要害,手段亦更为歹毒,真是令人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记得《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有道:“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白天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已经把人的肉体折腾得要散架;夜晚的批判和政治攻势,还要将人从精神上彻底摧毁。白天的劳动,同学们之间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凡是学生都得参加,无非“站对了队”的,可以泡病假,偷点懒而已。而晚上的政治学习,情况可就大不一样:“站对了队”的就成审判者,而我等“站错了队”的,就成为阶下囚;我们得日复一日地作检讨,日复一日地被迫交待文革以来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武斗期间的一言一行,日复一日地被盘问、追查、讽刺、挖苦……让人不由想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大概和地狱也差不多吧。(中国有句古话道:祸福相倚。苦难过后可以变成财富。经历过这段时间的炼狱磨炼,今生今世,我再也没有过不去的沟坎了。)
  
这段时间,如果我们云大的同学白天在一道讲两句闲话,即可能被指责为是在搞“黑串连”,是在订立“攻守同盟”。弄得我们云大来的同学,平时不敢在一块多讲话,不敢多来往。路上相遇时也只能默默地对看一眼就匆匆闪开。而每天临睡前的晚点名中,连长和指导员总是在不断地敲打我们,不时还含糊地暗示说有的云大学生通过学习已经有所觉悟,已经开始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不仅开始交待自己的问题,还揭发了别人的问题。然而有的人还顽固不化,拒不交待,自以为得计、到头来罪加一等,后果自负……这样训话的结果,使本来就已经十分险恶的环境,又增添了几多杀气。大家都不免你怀疑我,我提防你,为表明自己的彻底革命立场,都只有竹筒倒豆子,把凡是认为有问题的东西,统统交待出来,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加以无限上纲地批判和臭骂一通。而处于“审判者”地位的“站对了队”的人们,则可以任意地作弄我们,他们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愉快和满足,大概足可以帮助他们解除白天劳动蒙受的所有疲乏了。
  
记得《忏悔录》第六章里病中的卢梭有道:“我们生来本不是为了在世上享受幸福的;灵魂与肉体,如果不是二者同时在受苦,其中必有一个在受苦,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差不多总会对那一个有所不利。”卢梭的话无疑是对的,忆及此话对我也不无安慰,但相对而言,当年的卢梭实在是神经过敏,无病呻吟。此时此刻,我所感受的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岂是当年卢梭所能比的。只不过他是名人,出语即可惊人,而我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小百姓,只有祈求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保佑罢了。
  
当时我思想负担最重的一件事就是是否交待我和苗君、黄君在武斗开始时上过五华山的事。这件事算是我在文革中所犯错误中最大的一桩,也是让人极容易上纲上线的一桩——参与了打砸抢,即可凭此定性为“打砸抢分子”。有先见之明的苗君当时已经说过,以后谁也别提起这件事。此时他们二位和我没在同一个军垦农场,苗君在滇南的麻堡农场,黄君在临近剑川的洱源右所农场。(黄君原先和我同在剑湖农场,后来在新组建右所农场时作为成建制的班被调到右所农场。以是我们三人各在一地。)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交待了甚或他们两人都交待了,而我却没有交待又如何是好;如果我交待了而他们没有交待,那我岂不是坑害了他们。是否可以通过写信来沟通一下呢?绝对不行!当时同学们收到的来信大多已经被拆开检查过,这样做岂非自投罗网。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没有交待。事后看来,苗、黄二君态度也和我一样,所以总算没出什么纰漏。这种政治高压下的互相信任,比什么都宝贵。尽管现在黄君在昆明某中学退休,苗君在滇南某县委机关退休,我们各在东西,我和他们两位来往不多。但一想到这段往事,心情总是难以平静: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我曾经有过这么两位可以在危难时刻互相信任的朋友,这是一笔多么可贵的精神财富啊。如果当时无论谁自己招供出来,其后果势必是当时划线站队运动的一个新胜利:同时在不同的三个军垦农场揪出三个“打砸抢分子”,那么我们此后所受的苦难就将无穷无尽了。正应了一句俚语所说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通过我班另一半同学所在的麻堡农场发生的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当时站错队者压力之大。一位站错队的云大校友在泰山般的划线站队压力下,精神恍惚,竟向所在农场的首长交待了他的不可告人的家丑: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旧军官,解放后被镇压了。他的守寡的母亲有一位情夫,对方可能早已有家室,但两人还时有往来。不巧的是有一次他母亲正和那相好的在床上做爱时,被偶然回家的他看了个正着。他母亲为堵他的口,以后竟设法让他和他的在纺织厂上班的妹妹也发生了两性关系。当时要求站错队者向组织交心要“竹筒倒豆子”般完全彻底,他竟将如此家丑也抖落出来 ,可见其紧张、害怕到何种程度。幸而农场的几位当官的大概也觉得此事真假难辨且讲开后既影响不好说不定还会干扰斗争大方向(即把人们的兴趣引到两性方面再去刨根问底),就把此事捂住没有再讲。如果当时讲开了,这位校友很可能会自杀。而如果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那么农场的官员们终究也有干系。几个当官的一贯是整人的高手,此时竟然捂住不讲,大概也想到此事讲开后可能发生的后果吧。此事是我们分配工作后在昆明相遇时才由一位当时在麻堡农场的同学对我讲起,听过之后都让我害怕不已。我们在军垦农场过的是什么日子哟。这是后话。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一)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二)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一)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二)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一)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二)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一)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二)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一)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二)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二)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一)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二)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一)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一)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三)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一)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二)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一)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二)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一)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二)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一)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二)
第十四章 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一)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一)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三)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一)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二)
第十八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我的入党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一)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二)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一)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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