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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一）
一、云南省成立革委会前的紧锣密鼓
1968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通知要认真组织学习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等文章，指出这篇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发表于1968年3月30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又说：革委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按照毛泽东的本意，革委会就是要“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要做到“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这样，就能够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能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
在云南省军管会的领导下，昆明两大派也在积极着手成立省、市革委会的工作。两派常委级别的头头和部队代表为此曾多次乘飞机到北京学习，名目是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当时中央的通行办法是每举办一个省的学习班后，该省的革委会随即诞生。比如1967年底中央举办江西班后，1968年1月7日，江西省即成立了革委会，《人民日报》为之发表《井岗山红旗飘万代》的社论。1968年1月初中央举办甘肃班后，1月26日即成立甘肃省革委会，《人民日报》为之发表《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5月份中央举办四川班后，5月31日四川省成立革委会，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的社论……
5月27日，昆明两派赴京代表在京西宾馆签暑了《昆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协议有7个部分，现摘抄要点如下：
一、关于形势的估计，“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揪出了阎红彦、李成芳、赵健民等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形势越来越好”。
二、要“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李成芳等开展主动的猛烈的进攻。”
四、要实现按行业的大联合。
五、“正确对待干部”问题。“要看干部的大节”。“对争论较大的干部，不应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党性和党的立场上，共同研究，联合调查，互相交换和核实材料，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统一认识，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来。”
六、切实遵守两派《联合拥军公约》以及两派以往达成的协议。
七、“云南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当时在一些细小的提法上都力求两派对等。比如炮派打李成芳保赵健民，八派则相反，协议中两次出现李赵姓名时，其先后顺序第一次为李赵，第二次为赵李。可见起草协议时用心之良苦。
在这次中央举办的云南学习班上，负责组织云南省两大派头头开会的召集人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罗元发，从他的几次讲话不难看出，，他对炮派较为同情。按当时的惯例，该省的召集人即将成为该省的革委会主任，炮派为此松了一口气，以为今后的日子不至太难过吧。
6月6日，中央文革对昆明两派的“大联合协议”作出批示，认为“这个协议是好的。中央文革批准这个协议。”
对这个协议，两派群众都是拥护的，因为大家都吃够了动乱的苦头。但两派内也有少数头头不满意，认为协议“太右”，八派中最突出的有杨树先，此人是云南省建筑公司八派12.6兵团的头头，八派赴京代表在《大联合协议》上名列第二签字（第一是黄兆琪）的人物，此时拉拢几个八派组织成立“八.二三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八工总。他们想掀起昆明地区第三次大规模武斗，决心消灭炮派后再讨论建立省革委会的问题。炮派方面，原先曾担任过炮派常委的炮派头头冯廷波，大概因为此次赴京代表名额中没有他而老大不满意，也在串联要成立“炮派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炮工总，但因为响应者廖廖而陷于难产中。无论是炮工总还是八工总，共同点都是对大学生领导云南文革的情况极为不满，（炮派赴京代表在协议上第一签字的是昆明医学院的炮派头头，大学生李毅）他们都认为应当由工人阶级唱主角。此外，昆明医学院的炮派头头之一，大学生赵璋等人串连一部分大中学校的炮派组织成立“炮派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炮三司”。“三司”原本是北京市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的一个造反精神最强的造反派联合组织。赵某等人此时此地成立“炮三司”，其用心也不难窥破，无非是对李毅、方向东等炮派头头表示不满、想要分道扬镳罢了。
以上情况的出现，就使昆明地区的形势陷入极其复杂的矛盾中，以至使省革委会的成立时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在“大联合协议”上签字的两派赴京代表中，许多人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后来有的死得极惨，有的度过了多年的铁窗生活。考虑到这些因素，这里将两派赴京签字的代表抄录下来，也许不算多余：
八派赴京代表签字的有：
黄兆琪 杨树先 刘殷农 金彝旦 那天佑 曹荣华 张砚平 姜月生 张奎林 王希伦 周载祥 许绍先 胡文龙 徐志进 陈中翔 安炬祥 邹思浩 张贤忠等共18人
炮派赴京代表签字的有：
李毅 沈参雄 方向东 杨凯 丁大勇 李万林 杨继铭 李元寿 贾玉玺 周律型 徐盛孝 孙荣行 赵宁 刘维孝 黄木桂 吴绪庚 汪少武 高堂文等共18人
诚然，两派中对昆明地区形势发展影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还大有人在。仅以炮派为例，比如昆明汽车运输总站的炮派头头焦云力、王守库、云大武装部的郭大尉、小坝机修厂的冯庆波等就是这样的人。只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比如有的因为指挥武斗影响较大、有的因为是现役军人不可能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等等，因而没有能成为赴京代表。
云南要成立革委会已经是大势所趋，任何政治力量也难以阻挡。最终由林彪亲自点将，将中共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公室主任谭甫仁安插到云南。有了这一步棋之后，可以说万事俱备，于是昆明军区党委在8月6日向中央呈交《关于建立云南省委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建议：
“一、省革委会由181名委员组成。除14名留作机动外，（主要是增补群众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167名委员的分配是”：
革命群众代表102名，（其中工人代表51名，贫下中农代表22名，红卫兵代表20名，其它方面的革命群众代表9名）占61%；
军队代表25名，占15%；
革命领导干部40名，占24%”。
“二、省革委的常委由47人组成，7名留作机动（主要增补产业工人和女同志）。40名常委的分配比例是：
革命群众代表20名（其中工人代表6名，贫下中农代表4名，红卫兵代表4名，其它方面代表4名，暂缺贫下中农代表2名），占50%
军队代表10名，占25%
地方革命领导干部10名，（暂缺4名）占25%
“三，省革委主任副主任11名，建议省革委由谭甫仁任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琪、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为副主任，两名余额以后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中各增补一名。”
按照昆明军区党委的建议，云南省革委常委由以下40人组成（暂缺6人）：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十三军政委段思英，十四军副政委成泽民，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左奎元，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骈引丁，昆明军区空指副主任朱刚，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原云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周兴，原云南省委书记、副省长刘明辉，原省工交政治部主任张克，原省民政厅副厅长刘鑫，原省统计局人事处长李一鸣，原省经委副主任张恩璞，昆明工学院研究生黄兆琪，昆明医学院学生李毅，省建总公司工人杨树先，云南大学学生方向东，昆明市公安局办事员刘殷农，省物资局办事员沈参雄，昆明机床厂工段长李积德，省物资局驾驶员杨凯，冶金机械厂工人高振华，昆明纺织厂工人段宝珍，市百货公司一般干部徐学惠，昆明总站驾驶员张炳林，农林学院学生姜月生，昆明西山区碧鸡公社黑荞母九队党支书杨二顺，丽江县黄山公社党支书和茂林，昆明市西山区团结公社革委会委员李莲俊，省建总公司技术员杨继铭。（以上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红卫兵代表等，无不按云南两大派对等的比例组成。比如，两位女性省革委副主任，段宝珍属炮派，徐学惠属八派；两位农民代表，杨二顺属炮派，和茂林属八派等等，不一而足）。昆明市革委会组成人员也同时确定：市革委会主任段思英（13军政委）、副主任骈引丁（昆明军区副参谋长）、郭兴（昆明警备区司令员）、肖持久（原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刘殷农、苏本忠、尹家仙（女）、傅国英（女）等。
8月10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8)128号文件批准下发《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同意昆明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及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中央对今后云南的工作提出九点希望。两大派连夜敲锣打鼓到昆明军区报喜。
8月11日19时40分至20时15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接见云南省革委常委和云南班成员，接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大楼小会议室。会议由江青主持，首先由周恩来宣读中央批准成立云南省革委的批示。继而由康生作解释说：“中央批准在云南只点了阎红彦、赵健民的名。有的会问，为什么不点李成芳，我这里解释几句。第一，中央的方针，各省点名的人不要太多，现在一大串，已经不少了。第二，没有点李成芳，不是说李成芳没有错误。李成芳的历史是要搞清楚。有些问题还需要严肃处理。不过他同赵健民性质还有一些区别，还要继续调查。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在云南类似李成芳的不止一个人。要点，就要点一大串。所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文革商量，少点名。这一步，希望同志们了解。特别是八派，不要因为没有点李成芳，就认为我对了。我保李成芳对了。同志们，过去保李成芳错了。炮派，不要因为你打李成芳，中央没有点名，心里就不大高兴。你们反李成芳，应当反……”。会议结束时由江青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康生的讲话除安抚炮派的目的外，也为了表白自己：他年初一句话置赵健民于死地，是由赵健民问题的“性质”所决定的，对李成芳他不就“继续调查”么！这就可以证明康生始终是正确的！
8月11日晚20时，谭甫仁电话指示云南：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八月六日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批示和中央的批示，今晚要连夜传达到全省。
二、今晚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首长接见军队干部和批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两件大喜事。双喜临门。今晚和明天要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活动。
接到谭甫仁的电话指示后，两派群众组织连夜组织队伍到昆明军区贺喜。
受中共中央的诸多领导人接见之后，当天夜晚，一架专机把所有需要返回云南的人员送往昆明，以便参加第二天将在昆明召开的省、市革委成立大会。
二、不做铁砧 就做铁锤
8月13日中午，昆明检阅台广场举行40万人的庆祝大会，庆祝云南省革委会、昆明市革委会成立。谭甫仁、周兴、陈康、昆明市革委会主任段思英及两派群众代表都作了大会发言。大会还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5日发表题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篇社论的题目，原先已拟定是用毛泽东的诗句“金沙水拍云崖暖”，不知何故，发表时另换了题目）。庆祝大会后，群众队伍冒雨进行了庆祝游行。
8月16日，《云南日报》发表了题为《红太阳照亮边缰》的社论和全省各地举行集会庆祝省革委会的消息。
成立革委会后，炮派在精神上就软弱三分：炮派保赵健民保错了，打周兴也打错了；而八派则相反，打赵健民打对了，保周兴也保对了。当时衡量一个群众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打对与保对，以及对军队的态度如何，炮派还有一笔围坐昆明军区的旧账，更是错上加错。在这种情况下，八派显出趾高气扬的神态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省革委的主要领导人怎么去引导。
身为省革委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谭甫仁，不是正确地处理两派矛盾，而是一屁股坐到八派一边，在省革委会会议上多次历数炮派自文革以来犯下的一连串错误，对八派则全面肯定，干出许多武斗期间八派想干而干不成的事。这种拉八打炮的勾当，被谭甫仁称为划线站队。即对每一个群众组织以及每一个人，都作一番考查，看其是否站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边，即是否站对了队。许多八派群众得意地说，毛泽东讲过：“我在云南也要参加八.二三”，更把这种划线站队的做法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更让炮派头头和炮派群众心胆俱寒。至于毛泽东是否讲过这种话或者说在什么场合下讲过这种话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8月秋风渐渐凉，炮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对炮派的打击，首先由谭甫仁、周兴、鲁瑞林等人在省革委内授意，在基层的表现是：各单位要求成立革委会，革委会成员名单报上级领导机构审批时，是否批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革委会成员的结构是否体现以八派为主的原则。如果体现了，即可批准。如果没有体现，那就肯定不被批准，报10次将打回10次来。有的单位本来就只有炮派，没有八派怎么办，临时发展几个八派都成。总之，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革命派八派手中。
在处理遗留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比如，武斗时期力量弱小的一派被迫离开原单位时期的工资待遇处理办法，如果离开的是八派，现在工资全部补发，甚至每人还可领到一笔“困难补助”；如果离开的是炮派，则以往的工资概不补发，还得一个个深刻检讨前段时间究竟干了些什么，是否充当过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赵健民之流的打手，有谁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等等。仅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这段时间的荒唐与疯狂。
某厂有位八派工人，武斗后还保留有一枚手榴弹，本想用去炸鱼，但一直没有机会。现在革委会成立了，眼看今后留下这家伙甚是不妙。此时把它上交吧，又担心领导从此不信任自己，以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还藏有其它武器，到时全身是口也难以说清楚。不上交吧，继续留在身边迟早是个祸害。左思右想，终于让他想出个“好”办法来：何不在上公厕时把手榴弹悄悄扔到厕坑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麻烦事了结掉呢。
也是合该有事，这位老兄在往厕坑扔手榴弹时，不知怎么搞的，鬼使神差地竟把手榴弹弄爆炸了，把他的屁股炸得血肉模糊不说，身上也弄了不少粪便。当人们听到爆炸声后赶来时，这位老兄急中生智，编出一套骗人的鬼话想蒙混过去。他说正当他蹲下解大便时，炮派小分队的人向他扔手榴弹企图炸死他。大家问他看清是谁扔的么？他说天太黑，没看清，只看出是个中等个子。他当即被送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并得到很好的护理。
这一下可好，本单位的炮派职工统统被隔离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有人能证明当时不具备作案条件的人，以及个子高大或矮小的人逐渐被解脱出去。最后剩下两个个子中等且除自己家人之外无人可以证明其行踪的人，这两个人当时正在一道散步发牢骚，他们要互相证明当然不顶用。为审问出个结果，这两个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两人的门牙全给打落，其中一人的肋骨被打断2根，一人的脊锥骨被打残，最后只有屈打成招，供认是他们仇恨那位八派，所以要用手榴弹炸死他。但事情到此并不算完，因为他们两个既然胆敢干这种蠢事，肯定还有后台，而且家中肯定不只有一枚手榴弹，他们必须彻底交待其后台以及还藏有什么武器。
当屁股被自己炸伤的老兄康复后返回单位，得知两个炮派小头目的遭遇，心里十分不安。最后终于良心发现，写出澄清事实真象的检讨交给革委会主任、一位连级干部军代表。读者可能以为事情到此总算可以了结了吧。其实哪有这么简单，军代表当即一目三行地把检讨看过一遍后，划根火柴就把这份检讨烧为灰烬，板着脸对这位老兄说：“你所反映的情况到此为止，你不得再与任何人谈起这件事，否则为此造成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你负责。这是党组织和革委会对你的要求，我们只能将错就错，不然怎么向上级和群众交待。不过我们会心中有数，以后对他们宽大一点好啦！”这件冤案直到1975年批判派性时，由这位屁股被炸伤过的老兄再次提起，那俩个受冤屈者才得以平反，这是后话。由这件冤案可以说明当时炮派处境之险恶！
大搞阶级斗争，势必引出如此结果：一部分人的地位上升了，另一部分人的地位下降了；上升了的就要敲打下降了的，压迫下降了的。谁不想做铁砧，谁就得做铁锤！你不是充当绞肉机上的一枚齿轮和螺丝钉去折磨别人、绞杀别人，那么你的心灵和肉体就要被折磨、被绞杀，你的膏血就得去润滑绞肉机的齿轮和螺丝钉。这就是大搞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炮派既然在这场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成为铁砧，作为炮派成员的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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