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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戈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一）
一、滇西挺进纵队的覆灭
据同学们介绍，昆明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武斗，始于1967年12月中旬，突出特点是老干部插手指挥两派武斗的情况更为公开和露骨。以攻打西郊黑林铺八派11·30兵团为例，战役刚打响时由炮派常委杨凯等人负责指挥。结果炮派群众武装攻不上去，反而伤亡不少。以后不得不前线易帅，改由商业厅长侯良辅和轻工厅长林亮指挥。侯良甫50年代曾任过14军政委，林亮曾是解放西藏后的第一任拉萨市委书记，二人在部队多年，颇得指挥要领。加之他们重用昆明军区后勤部驻军医卫校的301、302工程部队，这两支部队此时已经不穿军装，人员全部是集体转业的班排长和老兵。这两支搞建筑的部队都目睹过1967年5月30日军医卫校发生的事件，思想上早已种下同情炮派、厌恶八派的种子。此时握起枪杆，真是人人勇猛善战，弹无虚发。加上有林、侯指挥，更是相得益彰。仅是几个小时功夫，就把11.30打得鬼哭狼嚎，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腿。除打死的百余人之外，剩下的几百人全都成为俘虏被押到云大等处。夜晚被刑讯时，常能听到其凄厉的惨叫声，使同学们不忍猝闻。
昆明的再次武斗，引起中共中央的震怒，责成云南省军管会务必尽快调停。否则就要追究军管会领导的责任，还要在两派中抓坏头头。只要中共中央严厉起来，地方上哪有办不成的事。到1968年1月中旬，昆明地区两派互相释放俘虏，基本上实现停火交枪。
可以说，在昆明地区的第二次大武斗中，炮派是占上风的，如能见好就收，问题还不致太大。偏是利令智昏，以为既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啃掉八派王牌之一的11.30硬骨头，何不乘胜前进，打通西线，支持滇西地区受压制的炮派。于是1月10日，以炮派主力部队之一的工役制部队8团为核心，组成滇西挺进纵队向滇西方向进发。
所谓工役制部队，是文革前为贯彻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大西南的三线建设（即国防建设）而组建的一支不穿军装的部队。其成员主要从山东、河南两省招来。招收的政治条件几乎等同于征兵，一律要贫下中农子弟，政治上要求十分可靠。经济待遇比普通士兵稍好一点，任务主要是修筑国防公路，其任务十分艰苦。云南省内当时诸如320国道、214国道等几条新干线公路的建成，是与他们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联系在一块的。
滇西挺进纵队（以下简称滇挺）于1月14日到达滇西重镇下关。下关地区的炮派称为“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合”。下关地区的八派称为“4.20”兵团，简称“4.20”(以纪念他们开始造反的日子)。如同昆明地区的情况一样，属于云南军区管辖的地方部队大理军分区支持“大联合”，属于昆明军区指挥的14军支持“4.20”。师一级建制的军分区当然斗不过14军，因而“大联合”在下关受了不少气。滇挺抵达下关后，情况发生急剧变化。1月16日下关发生规模空前的武斗，在滇挺直接参与下，一举把“4.20”赶出下关，打死打伤八派群众百人以上。余下的只有狼狈逃到14军军部所在地大理古城内，此举大大得罪了14军。14军军长梁中玉、政委王玉昆联名急电中共中央称：以工役制8团为首的炮派土匪武装正在下关屠杀革命左派，妄图打通西线叛国而去，请予紧急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了解滇西事件的全部真象，当即责成昆明军区予以武力解决，其实就是武力镇压。
昆明军区以省军管会命令的形式要滇挺立即返回昆明，滇挺接到命令后即启程返昆。1000余人的滇挺队伍分乘40余辆卡车返昆。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早已坐镇滇挺返昆必经的禄丰县境内一平浪镇附近名为干海子的山头上，调集有13军、14军部队的若干个团，以3000多解放军埋伏于干海子四周。当滇挺大队浩浩荡荡进入地名称为“石门坎”的包围圈后，机枪、冲锋枪、手榴弹齐发，一下子击毙滇挺200多人。滇挺的主要负责人李国政亦当场被打死，有一部分滇挺成员已经举手投降也不被放过，仍然被打死。剩下跪在地上求饶的几百人通通被捆绑起来押上汽车拉走。不久之后，这些被刑讯逼供弄清情况后的“滇挺分子”，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回原籍监督管制。为此，山东省革委和河南省革委曾经表示不服。其理由是，当初把好端端的贫下中农子弟送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怎么全都弄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给送回来！由于中央文革发文件定了性，山东、河南两省也没有办法，只是此后这些人的处境就苦不堪言了。不少人被迫无奈寻了短见，至于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更是难计其数。
此后，云南的炮派群众送给鲁瑞林一个绰号叫“鲁屠夫”。叫得顺口之后，他的真名反倒被遗忘，以致八派的许多群众也跟着称他为“鲁屠夫”，这是后话。
就在鲁瑞林血腥屠杀滇挺的同时，即1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云南两大派代表和云南驻军领导干部以及原省委领导周兴、赵健民等人。接见开始不久，康生就指着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40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康生说完，看了看公安部长谢富治。经心领神会的谢富治示意，公安人员当场就把赵健民逮捕带走。赵健民还想分辩几句，谁还允许他讲半个字。接见会场一下子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炮派代表和支持炮派的军队干部张力雄等作声不得。八派代表十分得意却也不敢有丝毫表现。此后康生大讲云南有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赵健民执行的就是这个特务组的计划”云云。
赵健民是中共8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康生是一个省的老乡。仅凭康生的一个“敏感”，就蹲了10年监牢，算得上是文革中又一桩荒唐冤案。
1月22日，云南两派代表在京西宾馆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两个协议。
第一个决议指出：正当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正在迎接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在走资派少数坏人的挑动下，云南地区再次发生严重武斗，干扰了斗争大方向”。以后要“充分发动群众，坚决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制止武斗……”这里讲的“走资派”和“黑手”，指的就是赵健民“之流”(之流是文革俗语，即一类人之意)。
这个决议共有8条：“一、双方保证于2月16日18时起，在全省范围内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以任何借口作任何形式的武装进攻（包括火力袭击、伏击、小分队出击等）。禁止任意呜枪。”二、双方所有武器、弹药（包括抢夺解放军装备的；军事工厂和国防仓库的；民兵使用的；地方机关、厂矿企业自卫的；公检法业务用的；国防体育运动用的；外地流入的、私自制造的等）和其它武斗凶器，立即由两派负责自行清点，分片集中封存，双方应及时将封存情况、地点和数字如实报告军管会，由军管会组织检查，限于2月23日以前全省封存完毕，限于3月4日以前按指定地点全部上交军管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留一枪一弹……。三－八略。
第二个协议共有7项。其中主要内容有：坚决执行……（中发（68）26号，即2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畅通的命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准破坏铁路、公路、桥梁；不得无票强行乘车；不得以任何借口对运输车辆进行拦劫、袭击，对已抢劫的车辆和物资，必须立即全部退还。双方必须立即拆除在交通沿线设置的哨卡、路障，保证驾驶员和旅客的安全。如再有破坏铁路公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和运输车辆、杀人劫货者，应立即宣布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土匪行为，该派要积极协助解放军采取行动，使其立即猛醒，反戈一击，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和凶手，揪出幕后操纵者。“任何群众组织不准私设电台和使用报话机，不准窃听电话，不得私拆扣压信件，不得阻拦和检查邮车，严禁破坏通讯设施。对检修通讯设施和传递邮件的人员，不得借故刁难和扣留，要切实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常工作。”
两个协议的最后都有八派和炮派赴京代表和军队代表签字。在两个协议之前，都有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对协议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同意云南两派达成的协议，希望你们按照协议，条条落实，认真贯彻执行。……”
两个协议在云南贯彻后，云南全省的局势有所好转，但小规模的武斗仍在全省各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以至还发生过群众组织滇南鸡街武装伏击执勤部队，造成一部分士兵伤亡的事件等，这里不再赘述。
二、校园一片冷清
昆明地区第二次武斗之后的云大校园，也和当时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一般，到处是一片冷冷清清的景象。武斗期间集中到云大的众多工厂的群众组织，已经先后返回各自的单位，许多学生也纷纷回家去了；教室和宿舍的门窗大多已经损坏，电路也因前段时间人们接电炉烤火、煮饭弄得乱七八糟；往日热闹的大字报栏前，每天新张贴的大字报已是寥寥无几，无非是“某专县炮派告急”、“某反动学术权威不老实”、或转抄中央某领导最近讲话之类，但无论是什么内容，都难以激发在校同学的热情，人们大多已经麻木不仁。
谈到看大字报，这本来是同学们自文革开始以来养成的一种癖好。但此时我和周围的许多同学，对炮派头头愚弄本派群众的宣传已经很反感。即使想要看大字报，也只是喜欢到街上去看八派张贴的。撇开其中对炮派的辱骂和攻击部分，倒可从中得到一些在炮派内部难以听到的信息。比如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京西宾馆接见云南两派赴京代表时，康生当场认定赵健民为叛徒并当场将赵逮捕的情景和对话细节。其中有道：“凭我参加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我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叛徒……”我们最先就是从八派贴出的大字报中得知的。炮派头头们对此讳莫如深，有时被下边问得急了，也只是羞羞搭搭地应付大家几句。使我们许多人都或多或少产生逆反心理。但自己的命运既然已经与炮派联在一起，却也撕不开情面去投靠八派，只有无可奈何地混着。
这段时间还看过的几篇被转抄的大字报也给人印象深刻。一篇是贺龙女儿贺捷生在其大字报中揭露贺龙是一个大土匪。其“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化的臭味。平时只要贺龙起床的电铃一响，贺家工作人员就为他一人忙碌，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服、穿袜子、穿鞋；医务人员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龙处精密计算食物所含热量。贺龙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常要老婆、秘书、护士、警卫人员陪同，因怕冬天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将原来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专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时到体育馆去散步，由于那里人多吵闹，贺龙就将体育馆的人全部轰出来。这个挥霍无度的贺龙还喜玩猴子，给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从东北带回一只价值几千元的警犬，狗病了还请医生看、吃药、打青霉素，甚至还住医院，狗吃的饭比人还好，顿顿有肉有鱼，堂堂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竟对猴子和狗如此关怀备至，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资本家整天无所事事，玩猫、玩狗没有什么区别。贺龙这个土匪头子，干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这样的一个腐烂透顶的修正主义分子，我们非把他打倒不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三反分子贺龙虽被揪出来，伹贼心不死，贺龙的走狗还通电话对我的母亲进行威胁、恐吓。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坚决把贺龙斗倒！斗臭”！
文革中像这样子女揭发父母、下级揭发上级、夫妻互相揭发的大字报不少，让人见怪不怪。但凭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也遭受如此揭发，真让人不可思议啊。
一篇是披露在全国开始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年底，刚刚当上国家主席不久的刘少奇，置中共早已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的有关决定于不顾，带着王光美到海南岛为自己秘密祝寿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负责人陶铸等在广州定做一个直径一公尺的大寿桃蛋糕，专机送往海南岛，并指定歌舞团前往奏乐，并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出席作贺。让人不由联想到文革中江青曾揭发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各国时，每次所带衣物“十二大箱”之多，每天更衣时间达数小时之久，所佩戴的项练等饰物价值十分昂贵等等。江青所言，纵因政治需要而有夸大之嫌，但也不致于全无根据。如果这些都嫌距离我们甚远的话，那么云南人、特别是昆明人中看过有关大字报的人都不会忘记，刘少奇和王光美在从专门供她俩使用的“天下第一汤”安宁温泉谊华浴池出来后，只因王光美偶然打了一个喷嚏，此后有关部门耽心元首和夫人再次游幸此地时会受凉，就急忙修成一条命名为“光美”的走廊。
另一篇是文革中学生到桃园调查时发现：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四清运动时虽已化名“董平“，但以其气派不凡和生活之特殊，人们很快就知道她的尊贵身份——是国家元首的夫人，因而对其百般拥戴，临走时还要勒石刻碑于村口曰“永不忘记”！文革中桃园的农民砸了这块碑，并且议论道：这含糊其辞的碑刻，也不知说的是她王光美会“永远不忘记俺们这些泥腿子呢，还是要俺们永不忘记她”？
“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大冷天让干部脱了衣服在外面受冻。工作队动軋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所住的四队武斗最是厉害。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到赵彦臣正在被罚跪，就鼓动大家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愈演愈烈。文革中体罚的“喷气式”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
只有派头头们一直显得挺忙碌。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他们把云南省委、省政府内处以上干部逐个地进行排队分析：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动摇的，对动摇者如何尽可能拉过来；哪些是必须打倒的，如何采取行动等，不一而足。继而是分头谈话，既找本人谈，也找其家属、子女、秘书、下属谈。真是上窜下跳，忙得不亦乐乎。必要时还炮制一两份大字报，制造出这样那样的舆论。这些舆论，完全以本派的需要为转移，有的“走资派”原先受八派保护，曾被炮派一批再批，一当做通工作，跳槽到炮派营垒中来，马上就会被炮派赞扬为革命干部。而八派则一反常态，针锋相对地斥之为“死不改悔”！正如毛泽东讲过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复课闹革命和教育改革都搞不起来，想看几本书么，心情也静不下来。何况除了马列著作和毛著外，所有的书都已经被批判为“封资修”，看了又有何用呢！我们百无聊赖，只有虚掷光阴了：一些人成天成夜下象棋、打扑克；一些人天南地北瞎吹牛，以至神鬼、女人等各种题目都无所不聊；一些人则堕入情海之中，花前月下，树荫深处，就成为谈情说爱的好地方，最终是有人愁来有人乐。谈成恋爱的自然快乐，而失恋的就格外痛苦了。
我班的李君，因为是有影响有地位的老造反派，为人也极聪明能干，虽然个子矮小但聪明绝顶、知识渊博，气质特佳，所以对他表示好感的女同学比较多。李君看中其中一位家在昆明市内的孙女士。两人在人前从不露出半点迹象，所以尽管二人已经打得火热，但同学们却还都没有发现。直到某一天李君到女生宿舍没有找到孙女士，就顺手把一本书放到孙女士床头后离开了。同宿舍的女同学无聊之极，翻了翻那本书。无意间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没头没尾的字条，约定当晚8点在老地方见。这几位女同学把书放回原处后，在孙女士面前没露半点声色，一个恶作剧却已经酝酿好了。晚上8点之前，当孙女士乘大家不注意往外溜后，同宿舍的几位女生也跟踪前往，终于发现李君和孙女士约会的地点在一片芭蕉丛中。调皮的女同学们从水池泼水过去，吓散了李、孙二位。此后，“雨打芭蕉”就被称为“老地方”。不仅如此，以后“老地方”就成为“对象”的代号。比如要问某君的女朋友在何地何单位，往往就问“你的老地方在哪？”
我们同宿舍的周君，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就读于楚雄州卫生学校。以往虽有鸿雁往来，但各人忙于学习，信件来往不多。现在闲极无聊，信件来往就颇为频繁，周君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中。他把这秘密全都告诉了我，把来往的信件、照片都摊给我看，让我分享他的欢乐。正是一个快乐分给别人，就变成两个快乐。我由衷地替他高兴，也十分羡慕他。
可是，此事好景不长。毕业后分回思茅的这位卫校女毕业生，被所在单位的支左军代表看中，先是调她为办公室秘书。几个月后恩威并用，她不得不与军代表先是发生两性关系，继而就与之结婚了。这可苦坏了我们的周君，让他为此有好几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时常只能拉胡琴解愁。他拉得一手好琴，那如诉如泣的琴声，常使路过的人驻足，几欲催人泪下。作为知情人的我，更有责任宽慰他：“天涯何处无芳草！天下好女孩多的是，今后还会有更好的女孩在前面等着他哩”。好不容易才使他的情绪稳定下来，正值“共宣”要组织名为“井岗火炬”的宣传队到各地进行文艺演出，周君作为难得的人选，就参加此宣传队到文山州去了。
在这种校园里继续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毛泽东不是讲过，社会才是广阔的课堂么！我们文科学生，应该到社会去，到农村去。我把这一想法讲给同班的苗君、黄君、昆君、刘君等人，他们亦有同感。此时的中学生们也正无所事事，刚听到我们要组织文艺宣传队的风声，就有众多的人前来报名参加。我们从中选择了十几个人，组成一支20多人名为“延安火炬”的文艺宣传队。组成宣传队后，还不断有人前来报名，但我们一概不再接收。因为我们的宗旨主要是到农村去，人太多反而不方便，再者我们也难以把握住太多人的队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吸收了一个本不该吸收的人。此人姓鲁，自称曾经担任过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的警卫员，能讲傣语。在宣传队里，他时时借机向女队员大献殷勤，博取女队员的欢心。时间长了，还不知会出什么事哩，这是后话。
我们的乐器实在太简陋，只有中学生小骆吹的笛子还算可以，此外就是黄君的胡琴和我的三弦琴了。黄君和我，平时在宿舍里凑合着娱乐一下尚可。一旦要进行变调多、节奏快的伴奏，实在是滥竽充数。
由于昆君有较好的社交和应酬能力，苗君办事踏实可靠，我们推选他二人担任正副队长。但每有较为复杂的事，则由我们几个同学共同商定。
我们在校园里才排练三、五天节目后，就准备出发了。我们的想法是：到社会实践中去边练边演，这样提高会更快些。
我们准备了一套理发工具，决心向当时提倡的内蒙古文艺轻骑－－乌兰牧骑学习，为所到之处的贫下中农义务理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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