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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戈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二)

四、在北京参与的炮派会议
  
在北京期间,我们曾到天坛公园的草地上参加炮派在京人员串连会。
  
我们是怎样得知开会的时间、地点的呢?原来在离校之前,学校的派头头们单独对何老师作过布置,要他记下云南炮派设在北京某部招待所内的驻京联络站的地址。要他在北京期间与联络站联系一下。何老师只身前往联系之后,得知有这么个串联会要通报云南近况,这可是我们都很关心的事,于是我们按时前往了。
  
开会的时间是元月8日下午3时,地点是进天坛公园大门后右手边林间草地。当时北风正紧,地上落有一层积雪,整个公园游人稀少,显得格外冷清。到会者约有50余人,互相间几乎都不认识。主持会议的是云南民族学院的青年教师、炮派常委李光辉。他在两天之前刚从昆明乘飞机到北京,要向中共中央文革的联络员反映云南情况。
  
李光辉头戴一顶黄呢军帽,身穿一件崭新的军大衣,手戴一副雪白的绒线手套。他不时翻动着一本红塑料壳的笔记本。据他介绍,从1967年12月下旬开始,昆明地区发生第二次大规模武斗。许多炮派工人群众组织被赶出单位,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元旦前后,昆明地区下了一场多年少见的大雪,炮派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八匪”发起攻击,拔掉昆明西郊黑林铺的“八匪”钉子——昆明汽车修理厂11.30(即于1966年11月30日造反的)八·二三战斗兵团,打死打伤对方数十人,俘虏数百人。一举打通了昆明前往滇西方向的西线……
  
从战况通报不难看出,第二次武斗的规模和残酷程度果然超过第一次武斗。李光辉希望炮派在京人员,能把炮派受压制的情况写成大字报,张贴到北京街头,把炮派的舆论造到北京。只有如此,才对得起在昆明浴血奋战的炮派战友们。
  
李光辉要大家在北京写大字报的要求,我看谁也没有认真去办。至少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我们自己没有写过这样的大字报,在闹市街头也从未看过这样的大字报。现在已经不是仅凭派头头讲几句话就得照办的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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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为1968初作者在天安门广场前的留影

在北京期间的某一天,在西单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巧遇到中学时代的好朋友、现在是昆明工学院学生的施君。他是八派小头目,此时正在北京公干。我们之间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诺大个北京,人海茫茫,此时竟能在这个小饭馆相遇真不容易。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形成默契,只讲生活和友谊,不把本派的观点亮给对方,更不就这些观点进行讨论,以免伤和气。
  
虽说都是穷书生,难逢难遇也要喝两杯。在喝酒中间,他向我讲述了串连时在北京的一段往事:
  
施君参加过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3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活动。这次接见的秩序比较乱。红卫兵们为尽可能接近“红太阳”些,都纷纷往天安门的金水桥边涌去。结果施君左脚上的布鞋被后边的人踏落,只有赤着左脚让人们继续推着往前走。施君出生于大理洱海边上的一个白族农村,家境甚为清贫。他穿的布鞋是母亲在夜晚油灯下一针一线纳制成的。他身上没有余钱买鞋,最后只有硬着头皮等待百万红卫兵被接见完从四面八方散去之后,才设法去找他失落的一只鞋。为此,他在天安门广场等待到夜间10点多钟。一直看着天安门广场的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失落的东西集中成一堆,以便让红卫兵们认领。这堆东西有语录本、红袖章、毛巾、手绢、腰带、挎包、钢笔……但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鞋子,总共有70多只,而赤脚站着要找鞋子的红卫兵不下30人。施君终于在那大堆鞋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只布鞋,然后才转回所住的接待站去。当时公共汽车末班车早已停开。他硬是步行到凌晨2点多钟才回到接待站,全身已经酸痛得不能动弹。但只要一想起见到毛泽东的“幸福情景”,心里就热乎乎的。
  
呵!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红卫兵,他们是穷得连2元钱一双的布鞋都买不起的大学生。但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怀有无限的希望和敬仰!他们在物质上虽然一无所有,但精神上却是如此地狂热。
  
分手之前,他问我身上带的钱够用不?我说带的虽然不多,但还够用。我也问他,带的粮票够用不?他说这次外出带的钱还较为宽裕,粮票却不多了。于是我给了他20斤粮票,这是我能尽的最大能力了。因为我所带的其实也不多,只是估计以后可以向何老师告借而已。我还把身上的一份云大炮派的出差证明给他,要他带在身上,或许以后有用得上的时候。他也回赠给我一张昆工八派的证明以备不时之需,我们互道珍重后分手。
  
回到旅社后,我把这张八派证明藏到衬衣口袋里,又用一枚别针卡住袋口,把它看得比钱粮还要重要些。因为武斗期间,如若被对立派抓住,这证明可以成为护身符哩!
  
诚然,武斗期间,此类护身符如果不是万不得以是不能轻易抛出、更不能用错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位炮派工人偶然得到一张八派的身份证明后,遇到一个需要检查证明的路口时,他凭以往的经验知道这个路口一直是八派控制,于是挺得意地呈上那张八派的证明,满以为这下可以通行无阻了。岂知这个路口头天已被炮派控制,此时见到竟然有人还交验八派证明,即被一顿乱棒打翻在地。当他明白是炮派战友打他时,真是哑子吃黄莲,有口说不出。事后打了他的炮派战友知道此事,不但不同情他,反而骂他是“明炮暗八”的投机者,挨打是活该!打死了也如同打死一只赖皮狗。
  
想到这里,我身上的这张八派证明让我思想上甚为矛盾。开始时曾经有过的高兴已经不复存在。开初曾认为以后返昆途中,特别是经过八派控制的地区时,毕竟多了一分安全感。继而想到此时昆明的两大派正在刀兵相见,此时本派的阶级弟兄正在被打被杀,自己作为炮派派出的骨干人员出差在外,竟然干出和对立派互换证明以图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勾当,顿时感到自己所作所为甚是卑鄙。被这种认识压迫着,我被弄得吃不安睡不宁。
  
以后,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内心的折磨,我把这情况告诉了何老师,思想上作好被他狠狠批评的准备。谁知他竟在听过之后不当回事地笑着说:“这有什么不好的?这次出差之前,我就设法弄了个八派的证明,证明上开的有3个人,以便我们小组遇到困难时可以对付一下。这个点子还是头头们出的哩!这是斗争的需要嘛。把你得到的证明让我看看,看以后遇到情况时我们是否用得上。”
  
当我取下别针,从衬衣口袋里掏出证明交给何老师后,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仔细地审查了一会后笑着说:“可以派上用场的,这张证明上写的是4个人出差,到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办完事后有一人留下探亲不就成了么。你可要把证明放好。”何老师把证明还给我,接着又补充一句:“这两天我看你有些心神不定的样子,原来就为这事么!”何老师眼镜后边的目光中,透出一种能看透一切而自己却高深莫测的笑意。
  
此后,我的心情才算平静下来。我的内心从此闪过一种难以打消的念头:政治斗争太过于错综复杂,似我这等忠厚老实之辈,以后尽可能不要卷入其中,否则定然凶多吉少!
  
五、返滇途中见闻
  
元月中旬,我们离开北京乘火车西行到西安。我们在西安逗留3天,其间曾到陕西大学、西北农学院等高校了解教改情况。无论走到哪所学校,校园里全都冷泠清清,使我们难以有所收获。我们曾慕名想到碑林游览,却因其早已被封闭而不能遂愿。只有把空余时间都用在逛街上。此时西安的两派之间对立气氛虽然也比较紧张,但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只能从街头论战的大字报中嗅到一些火药味而已。
  
当我们登上西安开往成都方向的极其拥挤的列车后,很快就听人们议论说成都正在搞武斗,社会秩序很混乱。为此,我们在成都站下火车之后,就不敢往各高校去。只是在车站附近的街上随便转了一下就赶快龟缩到车站里。这里那里不时响起的枪声让人心惊肉跳,巴不得能尽快乘火车离开此地。
  
从成都站挤上开往贵阳的火车,又有一番惊心动魄的场面。数千人蜂踊而上,一个劲往入站口挤去。虽然站口也有检票的工作人员,但哪里管得了秩序。有的人已经挤进去了,其手提包却被后边的人卡住,他在前边拼命拉包也无济于事。而他在前边拦了道,使后边的人难以再挤过去,于是你推我、我扯你,乱得一塌糊涂,不堪入耳的咒骂声、小孩和妇女被挤被压的啼哭声、执勤人员粗鲁的呵责声……使人真是难以忍受。
  
当大部分人已经气喘吁吁挤上列车,剩下少部分人实在无法挤上去,只有无可奈何地站在站台上时,执勤人员抱起一个被踏坏的小孩。小孩看上去还没有10岁,其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也不知他的家长挤到哪儿去了,还是他本来就没有和家长在一块。小脸蛋上被踏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实在让人不忍多看。
  
我们总算挤上了列车,因为我们经过多次挤车的锻炼,已经有一套挤车的经验:无论是挤火车还是公共汽车,亦或是挤售票窗口,一般都不宜从正面去挤。如果从正面去挤,即使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已经挤得靠近门口或窗口了,很可能突然又会被挤到外面来。而如果从两侧紧贴着车厢边往门里挤,既省力又最易取得成功。成都站的挤车经历再次印证了这条经验的可靠性。
  
当我们从贵阳站转乘81次特快列车返回昆明时,采用的是在上海站时的上车办法,即从出站口绕进去上车。只是当我们上得车厢时,车厢里已经挤满人。上了列车后,我们满以为可以安全顺利地返回昆明了,谁知还有劫难哩!列车到达水城站后,当地造反派派人上车检查。执行检查任务的两三个臂戴“执勤”红袖章的人,迅速地穿过一节节车厢,既不检查行李也不验看证明,不知他们这是例行公事呢还是有什么具体的目标。他们趾高气扬的态度,着实令人反感。也是合该有事,某节车厢中有几位造反派看不惯他们目空一切的态度,就借故把这3名“执勤者”狠狠揍了一顿,让他们抱头鼠窜逃下车厢去了。这可就闯了大祸。几分钟后,满载当地造反派的几辆大卡车驶进站台。说时迟,那时快,那边机车头鸣响汽笛,这是即将发车的信号。我们都庆幸着即将开动的列车,可以把这几百名来者不善的人们甩到后边,心中不免很是得意。谁知手执棍棒之徒竟已料到可能会有这一手。登时就有几个高大的汉子飞快地冲向火车头,一下子跳上已经徐徐开动的机车。紧接着,列车紧急刹车停下,火车司机被揪下来。一顿拳打脚踢后,火车司机被打倒在铁轨边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每节车厢都冲进一群手执棍棒的壮汉,这些人满脸杀气。在此之前,我已听得他们在下边互相小声打招呼道:特别要注意戴军帽和眼镜的人,刚才打人的就是这种穿戴。于是我赶快提醒何老师和小张,要他们马上摘下军帽和眼镜。
  
不一会,从一节节车厢里抓出一个个戴军帽和戴眼镜的乘客。每抓到站台上一个就不容分说地乱棒齐下,被打者哀嚎着,本能地用双手护着头部逃跑着,跌跌跘跘地东躲西藏,可是哪里逃得了呢!很短的时间里,就有20多个乘客头破血流地被打翻在地。有的在痛苦地呻吟,有的则已经奄奄一息。那种惨状,让人看了头皮发麻。还在车厢中的旅客,全部吓得大气不敢出,祈祷着千万不要被扯下去挨揍。
  
经过列车长和水城车站之间长时间的交涉后,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水城公安局开来一辆小车,公安局的造反派来着手解决问题。当地医院也开来两辆救护车,那些手执棍棒的造反派,把被打得昏迷不醒的伤员像扔麻袋般扔上救护车。没有昏迷的人挣扎着坚决不上救护车,艰难地爬上列车。火车司机也挣扎着回到机车上。
  
当地公安局和造反派与车站负责人、列车长和当地负责执勤的造反派头头一道,召开解决问题的座谈会。办法是按照毛泽东前段时间的最新指示办事:“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于1967年8、9月份视察大江南北时的那些讲话,已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81次特快列车和水城造反派居然变成了两派。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列车长检讨不该按时发车,干扰了当地造反派的执勤;当地造反派检讨说抓坏人是对的,但不该扩大打击面。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地解决了。受伤的火车司机咬着牙关坚持把火车开动。
  
当旅客们确信列车不可能再被截住时,从车窗里纷纷掷出汽水瓶、罐头瓶、果皮、冷馒头……一股脑儿掷向站台上的造反派们,以发泄几个小时以来受尽的窝囊气!
  
列车开到宣威站时,已经是凌晨2时多。宣威站同样是乱糟糟的一片,许多人挤到车厢门边,擂着门要钻进来。本来在里面就被挤在车厢门边的人怎肯开车门呢,只有不停地解释说:“这儿实在挤不进来了,到别的车厢去试试吧”。因为这儿始终不开门,而其它有的车厢的车门总算开了,于是车下的人们纷纷涌到那开了门的地方去。唯有两个年轻人却始终不肯离开我们这里,他们手握一根扁担威胁道:今天谁敢不让老子上车,老子就要揍死他!
  
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被镇住了,特别是在镇江站的印象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想起来就让人后怕。我对拦在门边的两位中年人劝道:算了,大家挤挤吧,外边就只剩两个人,干脆放他们进来,免得又惹出事来。
  
何老师也附合说:挤一点没什么,只要不再出事就算好喽!
  
两位中年人斜了我们一眼,极不情愿地打开车门。两个年轻人刚上得车来,火车就启动了。
  
车门里边的小小空档里,原先已经挤有十几个人,全部是中青年男子汉,大家或蹲或站。此时大伙的目光都仇恨地盯住刚进来的两名不速之客。刚才他们不是威胁说要用扁担揍车上的人么,不知他们究竟有何能奈。
  
靠近车门的两位中年人向大家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说:现在轮到咱们收拾这两个家伙了!
  
两位中年人忽然推开车门:车门外是漆黑的夜幕、是呼呼的刺骨寒风、是列车滚压铁轨发出的节奏急促的、有规律的 “哐当——哐当——哐当当当”的响声。两个中年人踢了两个不速之客几脚,破口大骂道:“两个小杂种,刚才在宣威站时咋咋呼呼要打人,还自称是“老子”,你们是谁的老子?难道车上的人都是你们的儿子么!你们有啥能奈?有多少人马?莫非还想把水城演过的戏再演一出?现在看老子们把你们扔到车下喂野狗去!”
  
俩位中年人的话的确有煽动性,何况大家在水城车站早已憋有一肚子气没处发泄。于是人们全都站在两位中年人一边,指着两个不速之客的鼻子和额头臭骂道:“是该把这两个小杂种扔下车去。”“两个臭东西就想镇住车上这许多人,真是瞎了你的狗眼。”“不必跟他们啰嗦,现在是混乱时期,把他们扔下去,还不当是摔死两条狗么!”……
  
大家都为刚才被他们吓唬而感到无此气愤,全都用眼睛恨恨地斜瞅着他们并七嘴八舌地骂开了。
  
还不待两位中年人动手,就有两个鲁莽的大个子青年一人对付一个,先是抢过他们手中的扁担扔到车下,然后就扯住他们的衣领,像提小鸡似地把人给提起来,要把他们扔下车去。
  
两个不速之客吓得面无血色,紧紧地用手扣住门边,不让自己跌下车去。口中大声求情,说他们一个是因为有70多岁的老母在昆明住医院得赶去照护,另一个是老婆快生孩子,现还住在集体宿舍,急着要去租房子。他们在宣威站已等了好几趟车都上不去,所以才不得不胡说八道。他们才真正是大家的儿子、孙子,请各位饶过他们吧。
  
待两个大个子把手一松,他们跪在车上向大家磕头不已。用“叩头如捣蒜”来形容此时二人的丑态,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叩了一阵响头之后,又跪着膝行向大家敬香烟,然后向大家展示昆明拍来的电报。那种摇尾乞怜相,与在宣威站时气壮如牛的凶狠相对比,反差何其鲜明。
  
其实,两位大个子也未必真要把此二人扔到车下。于是就以征求大家意见的方式来下台道:“现在事事都时兴讲究大民主,我们这些人有缘在一块乘车,也算是一个临时集体。我们听大家的,是把他们扔下去还是饶了他们?”
  
两个不速之客可怜巴巴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这是决定他们生死的关键时刻呀!
  
有的说:既然是急着到昆明照护老人和媳妇,也算是有孝心、有良心的人,饶过他们好啦。
  
也有的说:这次算是遇到好人,饶过他们。看他们能学乖点不。
  
两位中年人冷笑道:这次教训你们,其实也是为你们好。出门在外,还是把尾巴夹紧点的好。人是靠吃大米饭长大的,不是靠被吓唬长大的!两个不速之客诺诺连声,赔礼不迭,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终于,火车顺利经曲靖、塘子车站稍作停留后到达昆明,全车人的心才算落了下来。我们走出昆明站后,让我们明显感觉到,昆明地区的第二次大武斗已经成为过去。街上行人神色平静,既没有听到枪声,也看不到有手执枪杆或棍棒的造反派。
  
此番我返校时的心情,与文革初期大串连后返校时大不一样。上一次意识到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参与过对少数派的压制,内心总在考虑着如何才能与当初的少数派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因而思想上是比较压抑的。此次返校,尽管历尽艰辛,可也基本完成造反派组织交给的任务;虽然体力上已十分疲劳,而精神上却比较轻松。正是此一时、彼一时也。19.jpg
  
回到学校后,和班上的同学们聚到一块,大家都感到分外亲切。这是只有经历磨难之后又得以重逢时才会有的感情。

当时的合影除胸佩毛像章、手捧红宝书外,还得捧毛的巨幅画像。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一)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二)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一)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二)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一)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二)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一)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二)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一)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二)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二)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一)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二)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一)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一)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三)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一)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二)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一)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二)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一)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二)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一)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二)
第十四章 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一)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一)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三)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一)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二)
第十八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我的入党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一)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二)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一)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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