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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戈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二) 四、我领到一支枪 我和苗君、黄君从炮派占领的五华山返回宿舍躺下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2点以后的事了。人虽然疲倦得很,但由于所经历的事太紧张、太刺激,反而难以入睡。迷迷糊糊到了天亮,正想蒙头大睡时,班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龙君来通知我和石君等人到校武装部去参加紧急会议。 等我洗漱后到校武装部会议室时,里面已经坐有40多个同学。校武装部部长郭畅声大尉向大家介绍情况说:“八派已经占据了火车站、工人文化宫,近日百货大楼、春城饭店、东风百货大楼、黑林铺、茨坝等地方,控制了火车交通和大部分公路交通。在李成芳、鲁瑞林、周兴等人的支持下,八派已经拿起枪来,企图消灭炮派。如果我们还不赶快拿起枪来保护自己,我们的脑袋什么时候丢掉就很难说了。炮派迫不得已,已于头天晚上顺利占领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这样就可以和炮派控制的省公安厅、云南饭店、昆明医学院、云大、师院等互为依托。现在云大的红卫兵应当紧急行动起来,实行文攻武卫。校武装部现有一部分枪支,今天召集来开会的人都是被炮派组织认为是最可靠的,会后将把枪支发给大家。如果有谁敢来侵犯我们的学校,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打!”郭部长把右手用力挥了一下。“我再说一遍,如果有谁敢来侵犯我们的学校,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打!打死多少人都不用怕!以后一切责任由我郭某承担!”郭大尉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郭大尉是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北方人,平时对大家挺和气。虽然取消军衔已有1年多时间了,但同学们还是亲切地称他为郭大尉。听他如此慷慨激昂的动员,我们一个个都热血往上涌,好像你死我活的拼杀场面就在眼前! “可是,不准打到外面去,在外边打伤打死了人我绝不负责!”郭大尉补充说。 在场的炮派常委、化学系的周律型也讲了话。这位周君和炮派的常委、医学院的李毅等人,曾于7月13日参加省军管会召集两派负责人的会议上,被八派打伤而住进昆明部队总医院后又住进云南省军区的首长家属小院。他向我们介绍了全国形势和省内形势。他用自己曾被打伤的现身说法,要我们再也不能书生气十足了! 会后,我班发到两只步枪,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一支小口径步枪、子弹共计300余发。我和龙君、石君被编为一个战斗小组,由龙君和石君负责扛机枪、填子弹夹。我背小口径步枪,作为助手配合机枪行动。另外扛步枪的两个同学,与其它班的持枪同学混编为另外的战斗小组。我们每人领取的枪支号码和子弹数目,都一一作了登记和领用签名。从此时开始,规定战斗小组必须集体行动。只要学校广播站播出《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曲,即是约定的集合信号,各战斗小组的全部成员必须立即到校武装部集中待命。 班上其它同学突然见我们扛枪回宿舍来,都十分羡慕我们,纷纷要求派头头们想办法给大家弄枪。 9月14日中午,终于等来了这种机会。当时大家正在午休。突然共宣派头头、我班的蔡君在院子里喊道:“要拿枪的快去上汽车”。登时就有几十位同学从我系的宿舍里应声而出,翻身上了马路边停着的大卡车。这支车队一共有近20辆卡车,不一会就全部挤满了人。我和龙君、石君等人手中已经有枪,自然就不必去了。心里说不出是有一种优越感、轻松感呢,还是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责任感。 这天夜里,去拿枪的同学们没有返校,我们心中不免为他们担心起来。这里那里,整夜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个不停,整个昆明像是一锅烧开了的粥。 第二天下午,头天外出拿枪的同学们都平安返校了,一个个显出筋疲力尽的狼狈相。我们同宿舍的周君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据周君和其它参与了这次行动的同学讲起,这一天以来他们所经历的事真够可怕。头天下午,当车队穿过西郊黑林铺时,昆明汽车修理厂的八派11·30兵团就曾向他们的车队开枪射击。只因车速极快,对方又缺少射击经验,所以还未曾伤人,车队即已驶到炮派控制的一个国防工厂停下来,让大家在这里休息和吃饭。一餐饭还没有吃完,从外边抬进几具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据说是刚刚牺牲的几位炮派战友,一下子把这些要去拿枪的同学吓的不行。但看到这个厂的工人眼中噙着泪花、在枪上拴起一朵小白花后又勇敢地走上阵地的情景,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雄气慨,又受到一种鼓舞。自己是血肉之躯,难道别人就不是血肉之躯么!事到如今,已经成为过河小卒,只能进而无法退了。 按照这次行动的指挥者、一位派头头的要求,参加这次行动的几百名学生和工人得连夜摸黑上山。据说这样比较安全些,不易暴露目标。大家高一脚、低一步摸到小麦圩军械仓库时,已经天光大亮。这仓库距离年初阎红彦自杀时所在的昆明军区警卫团已经不远。 到仓库大门时,只见虽然也有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大门却是敞开着的。大家蜂踊而入时,站岗的士兵犹如泥塑木雕一般,毫无阻拦的表示。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上级、上级的上级,早已通知他们应该如此支持“革命左派”! 这实在有些滑稽!就在9月5日,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照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国务院4家联名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的中央文件。可是,哪里是群众组织抢枪,分明是部队在发枪!那种“命令”真是欺人之谈! 进入仓库后的几百名炮派群众,任意挑选那一箱箱一排排的枪支。挑选一会后,大家失望了,原来这所有的枪枝都没有枪栓。有的工人走到站岗的士兵面前,拍拍士兵的肩膀说:“老解,(对解放军的狎称)这枪没有枪机,还不如吹火筒哩,让我们怎么自卫哟!” 这战士不动声色地悄悄说:你们不会背上枪出来后往两边走走看看么! 经他这么指点,原先当过几年兵的几个工人这才想起:部队军火仓库历来的规矩是:枪杆放一个库,枪机放另一个库,而弹药又放在其它库,怎么搞忘了呢!于是大家随心所欲地挑选着自己喜爱的枪。开始时,大家都希望能找到手枪,多数人只能挑选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来一趟多不容易,每个人至少扛了两支枪出来,也有力气大的人,干脆一人扛上四、五支枪出来。 走出装枪杆的仓库后,往北走1公里多路,找到了收藏枪机的仓库。这里虽然也有士兵站岗,但也形同虚设,仓库大门早已敞开,任凭大家进去配上各自所需要的枪机就是。配备好枪机后,经站岗的士兵指点,大家又往回走,绕过装枪杆的仓库再往前走1华里多,来到装弹药的仓库。这里照样有士兵站岗。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大门没有敞开,而是虚掩着,大门上挂有一块醒目的牌子写道:严禁烟火!有的工人不由笑道:部队首长想得真周道,担心造反派缺少军事知识,在里面抽烟会出乱子,事先提醒咱们! 走了一夜山路,又这么来回折腾半天,这几百人早已又饿又累。于是在扛枪往回走的路上,一些当初贪心而扛了太多枪支和子弹的人们,只有边走边往路两边的草丛中扔,像羊拉屎般地洒了一路。也不知这些枪支弹药,以后又落入谁人手中。 这几百人转回头天歇脚的国防工厂后,吃了顿饭,就又乘上一直停在这里的汽车,穿过黑林铺封锁线回到云大来。此时叙述起这段经历还让他们后怕不已! 我们同宿舍的周君,算是这次去拿枪的人中最走运的一位。他居然找到一支极其小巧的勃兰宁手枪。这支手枪乌黑发亮,只有平时所见手枪的1/3大小,一支手掌可以把整支枪捂得不露半点出来。枪旁的红绸里还备有十余粒极小的子弹,让大家看后爱不释手,周君于是很为得意。 我得感谢周君,因为他竟然还记挂着我有一支小口径步枪,为我带回200发小口径步枪子弹来。据他说,弹药仓库里小口径步枪子弹多的是,可谁也不想要,而他则顺手给我捎来两盒。 另有一位同学,送给我一颗三秒爆炸的手榴弹。我把它放到枕头边,以备不测。 从这天开始,云大的学生大多数都有了枪。可是,也还有一部分云大和师院的学生还没有枪。然而,这部分人既想得到枪,却又不愿跑到小麦圩仓库那么远的地方去拿。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毕竟太苦太累太危险了。这样,只有从近处想办法,经过炮派指挥部联系后决定,就到云南军区大院内去“抢枪”,时间是9月27日中午。 这段时间,由于校武装部给我们这班人发过枪,视我等为可靠之士,这就使我们和校武装部从感情上接近了。有事无事我们都爱往校武装部跑,只要里边不是派头头们正式在开会什么的,我们就进去坐坐聊聊。去的次数多了,我们才发现一个秘密:炮派的指挥部,表面上设在校党委原先办公的红卫楼,实际上就设在校武装部的小楼上。影响全省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小楼上形成的。同时我们也才发现,此时炮派真正的参谋长不是别人,而正是校武装部的郭大尉!虽然他名义上没有参加炮派,是一名现役军人!更不是炮派的委员、常委之类的人物,可他的实际作用却异乎寻常! 在校武装部的小会议室里,我们也常能见到赵健民。虽说此时他已经没有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时的威风,却也自有他作为老干部的气派。由于过去我们已有过一定的交往,所以现在见了面也能聊上几句。 9月27日这天到云南省军区大院“抢”枪,由炮派一把手方向东带队。赵健民坐镇云大校武装部守候。我和另外两位同学陪赵健民闲谈。大家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都悬挂在这次到云南军区的行动上。只是反而都不提这个话头,以免大家都更加心绪不宁。因为云南军区位于昆明北郊的穿心古楼,那一带既不是炮派的有效控制范围,也不是八派的有效控制范围。如果八派事先得到情报,出点乱子是可能的。 下午4点多钟,方向东跌跌撞撞冲进小会议室后,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不住地大口喘气。只见他脸色苍白,神情沮丧,手中拿着的一顶小草帽也不知该往哪里放。我们忙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把草帽扔到办公桌上,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信纸说:这封信倒不需要,昨天挂的电话就顶事了。今天的事情坏在我们自己人闹误会,自己打死了几个人。还有几个重伤、轻伤的送医院去了。 我们一听全吓坏了,端给他一杯茶喝,赵健民要他慢慢把话说清楚。 我顺手拾起茶几上方向东扔下的信纸,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张政委:炮派革命群众受压制、被包围,为能实行文攻武卫,请您部借给枪弹。由此事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将由我负责。赵健民 1967·9·27 我刚刚看完这张便函,就被赵健民接了过去,划根火柴点燃后,霎时间化为乌有。他的这一做法,刺激我的头脑像摄影般留下这一镜头,包括字条的内容在内。 据方向东讲,他率领的车队进入云南军区前,为防止八派乘火打劫,方向东在两边路口布置了一定的障碍和火力。进入云南军区大院后,没有见到军区的张力雄政委,但见到了张政委的秘书李生尧。李生尧示意可以动手,因而就没有讲更多的话,也没有必要出示那万不得已才出示的赵健民手书。 云南军区内的枪弹不太多,能拿到的都让拿了,指战员们的态度很友好。不巧的是昆明师院的几辆卡车,没有按照约定时间按时来云南军区“抢枪”,而是来晚了一个多小时。当这几辆卡车自环城路西边向云南军区方向急驶而来时,守候在路口的炮派火力以为是八派的偷袭部队来了,机关枪哗哗地就猛烈扫射过去。当场就射死师院政治系专修科的4名河南籍学生和2名工人。那几辆卡车上也带有一部分武器,以为此时是遭受到八派的伏击,于是也迅速开火。当弄清是一场误会时,已经死伤多人。弄出这种事来,作为总指挥的方向东怎能不急不气!于是只有带人迅速撤出军区大院,安排车辆送伤员到医院后,把尸体拉了回来。 赵健民听了以上情况,很久没有吱声,过了好一会后才恨恨地埋怨道:你们真是瞎胡闹! “见到军区的哪位领导了?”停了一会,赵健民又问。 “就只见到张政委的李秘书。他说,今天这种场合,首长回避为好。你们需要的,给你们就是,如果还不够,以后再联系。”方向东说完,用眼光扫了我们旁边人一眼。 我们马上意识到,我们不应该继续呆在这儿了。于是我们悄悄下楼,退出武装部。 五、最受苦的是老百姓 在炮派占领五华山之后几个小时,八派也从昆明军区以及第13野战军驻宜良的某师部领到了枪。相比之下,炮派从云南军区方面得到的枪,基本上都是用于民兵武装训练的旧家伙。而八派从昆明军区和野战军那里得到的,却都是比较新式的家伙。因此从火力上看,炮派就处于劣势。 每天晚上,在整个昆明的上空,枪声不绝于耳:既有连续发射的轻、重机枪声和冲锋枪声,也有零散射击的步枪声,还有那红色、绿色的曳光弹一串串地划破夜空。不时能看到各种颜色的信号弹,也能听到手榴弹和炸药包沉闷的爆炸声。开初一些天,我们紧张得难以入睡,过些日子后就习以为常,照样可以呼呼大睡了。 在这次武斗期间,昆明形成了炮管区和八管区两个不同的辖区,以及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大体范围是,五华山周围到翠湖、云大、师院、民族学院、西站一带为炮管区;近日百货大楼、春城饭店、工人文化宫、塘子巷到昆明火车站为八管区。正义路、长春路一带为中间地带。 由于东风百货大楼一带两派呈犬牙交错状态,东风大楼就成为八派安插到炮管区内的一颗钉子。炮派的人,不时被抓进东风大楼拷打。有时已是半夜三更,从东风大楼里还会传出受刑人的一声声惨叫,让人听了毛骨耸然。于是炮派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攻打东风大楼的时间是9月下旬的某天中午。据我班目睹了这次行动的同学介绍说,当时只见一群炮派敢死队员朝天放了一排空枪后就往东风大楼冲去。当时守卫东风大楼的八派人数不多,见势不妙,匆忙间从后门逃跑。只有三五个在大楼顶层的男女来不及逃跑,成为炮派的俘虏。这次战斗,不到一刻钟就全部结束,炮派敢死队中只有一人受轻伤。而市民们已经见惯而不惊,以至有上千人在远处看热闹!当然,这里说的是居住在东风大楼附近的胆大的市民。就一般市民而言,即使是大白天也不敢轻易上街。因为即使是两不管的中间地带,也常有两派的手枪小分队出没。一旦两派的小分队碰上,难免就要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遭遇战。那时附近的居民和行人就要遭殃了。 到了夜晚,市民们只有紧闭门窗躲在家里。即使如此小心,有时还会祸从天降。比如说,翠湖边上有户人家,三代单传有一个小孙子。爷爷和父母不敢让小孩住在楼下,怕万一有歹人冲进家来会惊吓了孩子,就把孩子藏在楼上睡觉,认为这样要安全些。可哪想得到,某天早上母亲上楼要孩子起床吃早点时,只见孩子已被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流弹击穿脑袋,早已死硬在床上。一家人呼天抢地嚎啕大哭,闻之使人肝肠寸断。偏是八派和炮派都不放过这一不幸的家庭,还要借此大做文章。先是八派广播上大造舆论说:请大家看看,炮匪何其狠毒也,连7岁小孩都不肯放过,真是杀人成性的恶魔!还请来小孩的爷爷和父母在广播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炮匪的滔天罪行。 两天之后,炮派又把这位爷爷和孩子的父母找来播音,说原先是八匪恶人先告状,残杀了无辜儿童还要嫁祸于人,请求炮派阶级弟兄为之报仇雪恨云云。于是又有一番与前两天目标完全相反的血泪控诉,让人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这个家庭为避免再生麻烦,只有举家回避到远方的亲戚家去。 武斗中的某一天,一颗流弹打断了中间地带的一根高压线,造成一大片居民区停电。因为省供电局由八派控制,省军管会出面要八派把高压线接好,以便输电。八派说不是由他们打断的,怎能由他们来接?于是省军管会转过来又要炮派去接线。炮派回答说,这高压线本来就是被八派的高射机枪打断的,但要炮派去接本来也并非不可以,因为毕竟关系到众多群众的切身利益。但问题在于,这高压线的电源在八管区那边,炮派安排的人如果正在接线时,八派突然通电过来,岂不要把接线的人给活活烧死!说到底,这线不能由炮派接。 这一扯皮不打紧,只有让这片受影响的居民们一直不能用电了。后来,事逼人为,有居民站出来出主意说:两派都不愿负责,总不能让市民一直受苦呀!干脆由省军管会到监狱里提出一名重犯来接线吧。重犯不属于哪一派,估计两派都不至于对他下毒手。等这犯人把线接好了,就算他立了一大功劳,是死刑的可以免死,是无期徒刑的可以减为有期,有期的则可减刑,对他个人将大为有益。万一他被高压电烧死也就算了,他本来也就该死嘛。即使不死,他在监狱中不也要受一辈子罪么!死了倒也是一种解脱。 迫于无奈,军管会采纳了这个意见。而且总算顺利,这个犯人终于把高压线接好可以通电了。他的刑期也由无期减为10年。 武斗期间,停水、停电、买不到粮油、煤炭和蔬菜,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生病也成为市民们极痛苦的事。八派的生病了,只能到八派掌权的医院诊治;炮派的生病了,只能到炮派掌权的医院诊治。而不属于哪一派的市民,任你到哪一派的医院去就诊,往往都得受气。你说你不属于哪一派么?谁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反而以为你可能是对立派的,以至还要收拾你一顿。你要冒充是本派的么,那就查验你的身份证明,哪怕是一个战斗队的证明也行,甚至一个红袖章也可以。没有证明么?没门!有时难免小病给拖成大病,甚至有时病没看成还挨了一顿拳脚! 一些市民不堪忍受这种痛苦,写出打油诗贴到属于中间地带的正义路街头,其大意是: 八爷爷,炮奶奶,请听市民诉苦来。家已断炊若干次,膝下小儿皮包骨。囫囵苞谷实难咽,怎奈停水复停电。八爷爷,炮奶奶,请听市民诉苦来。爷奶生病有派医,市民有病在家挨。更怕土匪乘火劫,旗号还打爷或奶。…… (注:由于当时交通瘫痪,难以从专县调运粮食到昆明,粮食部门按规定供应给市民20%的杂粮有时就只能配给苞谷粒作为口粮。) 至于长时间的交通运输中断和邮电瘫痪给群众造成的困难,更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封信或电报,可能几个月都收不到;多少人有家难回,因为汽车停开,人们只有结伴步行,途中遇到的关卡盘查和种种困难,使人一言难尽;正在恋爱中的双方,由于邮电不通而闹出误会,另觅对象者有之;本来和睦亲密的家庭,由于遇到重重困难而得不到亲人关心、让第三者乘虚而入,使家庭名存实亡者有之…… 也还有这种情况:丈夫是这一派,妻子是另一派;儿子是这派,父亲是另一派。开始时谁都希望能说服对方弃暗投明,退出另一派而加入到本派来。说服不成后,先是冷嘲热讽,以后不惜撕破面皮,大打出手,最后是妻离子散、各奔东西。原先有句歌词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此时已被人们改为“爹亲娘亲不如革命左派亲”。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要数昆明西郊的一个武斗场面:炮派要攻打八派占领的一个山头,冲锋过程中有的战友“牺牲”了,被抬了下来,后边的人,在枪杆上拴上一朵小白花,誓死为死难烈士报仇!正是两军相逢勇者胜!杀红了眼的炮派终于攻上山头,断墙边倒有几具八派的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就是此时冲上山来的一位炮派老工人的儿子。这位老工人瞅了一眼儿子的尸体,啐了一口唾沫,提着枪杆又继续前进!那情景,何等地“壮烈”! 在昆明汽车总站的宿舍,还曾经发生过儿子亲手打死父亲的事情。某位炮派的小头目,头天晚上指挥武斗一整夜。第二天清早回到家里,脱了外衣准备洗漱后好生睡个觉。当他正抹上一脸肥皂沫的时候,他的6岁左右的小孩从身后窜上来,一下子拔出爸爸腰杆上插着的手枪。孩子用两只手紧紧握住手枪,用枪口顶住爸爸的背脊说:爸爸你快投降,你再不投降我就要开枪了! 抹了满脸肥皂泡沫的父亲赶快车转身来,两手高高举起,笑嘻嘻地连声说:“爸爸投降了,爸爸投降了,小宝宝别开——”后边的话还没说完,枪响了,子弹射穿了父亲的心脏。当孩子的母亲听到枪声,从卧室跑过来时,孩子的爸爸已经倒在血泊中死啦。孩子把枪丢在一边,吓呆了,竟没有哭。 那段时间,市民们最讨厌的还不算八派或炮派,而是那些打着八派或炮派旗号的土匪。这种歹徒4、5人一伙,时而打着八派小分队的名义,时而打着炮派小分队的名义,手持短枪乘火打劫。半夜之际,他们以搜捕对方为名,敲开一些民房后抢劫财物、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无恶不作!使市民们苦上加苦。市民们被逼无奈,只有在白天互相约好,并与距离较近的两派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一旦夜晚有歹徒要图谋不轨,立即敲响脸盆等发音物。一家敲响后通街立即响应,满街敲响后则附近的群众组织或军管会的巡逻队等即迅速过来,于是歹徒只有闻风而逃。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全国可能也是一道绝无仅有的风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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