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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一）
一、彭德怀被公开批判
先前从大字报中我们已经得知，1966年12月23日深夜，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红卫兵从成都永兴巷7号院、即国务院三线建委的家属院内把彭德怀抓走，押解到北京后彭德怀就不停地被批斗。这位当年曾被毛泽东写诗称赞过能站在前线指挥抗日“谁敢横刀勒马，唯我彭大将军”，如今的日子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也不为过了。196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大作：《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文中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这是报纸上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彭德怀。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果然，8月15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广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 这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一时间，全国各地包括云南在内纷纷掀起批判彭德怀的高潮。但此时云大的大字报专栏内，批判彭德怀的大字报并不多，无非是炮兵团和共宣组织内写手们的应景之作罢了。毛泽东向来是以秦始皇自居的。许多人都不会忘记，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中共8届2中全会的首次讲话中赞扬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时林彪曾插话批评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毛泽东立即反驳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在此外的一些场合也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毛泽东的这些话，不正是给自己画了一幅当代秦始皇的画像么！毛泽东也提倡民主和群言堂。声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道：“让别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别人讲话么，总有一天会垮台”云云，讲得何等地好啊。然而，能言者未必能行！他自己做的又是另一回事。既然是当代的秦始皇，那是千万不能反对的么！读过党史的我们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原本是要反左的，只因彭德怀写万言书建议纠正前几年“头脑发热”的左，惹恼了毛泽东，于是就让会议立马转变为继续反右，这就不由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一段旧事：记得战国时期秦王与蔺相如曾有一段精彩对话：秦王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相如回道“庶人之怒，伏尸二人，血溅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天子之怒，何其凶残；庶民之怒，何其悲壮！向来以秦始皇自居的毛泽东之怒，让中国大陆的百姓在人祸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伏尸数千万，正是数天子之怒，“还看今朝！”果然了得啊！二、在“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 昆明地区的武斗始于4.26火炬游行，继而是5.29、5.30事件。我作为这两次事件的目睹者，所看到的一般只是拳脚并用的争斗。其中最恶劣者也不过持有一小截铁尺、木棒或砖石之类“武器”，其它省、市当时的武斗水平也大体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中央文革能采取断然措施严令禁止武斗，则事态尚可控制。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并没有采取这种果断态度。 7月11日，中央文革成员谢富治、王力乘专机飞来云南。当天晚上9时，计划在昆明市拓东体育馆接见3000名两派代表。我班分到两张入场券，我得到了其中的一张。我们去得很早，可以对号入座。那天晚上挤进会场的人越来越多，计划最多能容纳三千人的体育馆，至少涌进8000人以上，馆外还被围得水泄不通。会场秩序不太好，只有解放军代表所坐的那一片秩序要好些。 谢、王二人的讲话，经常被群众的口号声所打断，口号无非是“坚决拥护中央文革”之类。对云南已经出现的武斗现象，二人讲话中虽然作了一点批评，但只是隔靴搔痒，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口气也较为平和。有一炮派代表递上字条问：“4.26火炬游行是不是革命行动？”王力回答说，有那么多造反派组织、有那么多革命群众参加，而且批斗了走资派，当然是革命行动。至于火炬游行的方法是否恰当，以后值得总结。王力的讲话，博得炮派代表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 大规模的接见之后，谢、王又在连云巷宾馆接见两派的常委一班人。 下面话分两头。一是谢、王方面。第二天即7月12日，谢、王即乘专机赴成都、重庆。7月14日，谢、王又乘专机到武汉，晋见了同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不几天后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此后，报刊上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首当其冲提出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18勇士之一）和军区政委钟汉华。与此同时，被中共中央宣布为“保守组织”的武汉“百万雄师”成员，被打死、打伤、打残者达万人以上。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造反派过火的武斗行动：“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的非常巨大的成绩，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信中还号召说：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轨道，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系两个所谓保守派群众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武汉大规模的流血武斗，直接责任者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文革。 江青在7月22日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团时，提出“文攻武卫”口号，说什么“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7月23日，上海《文汇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论坛”专栏里，发表《文攻武卫》为题的文章，解释说“武卫者，武力自卫也。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坏人拿着武器对着我们，我们应当拿起武器自卫……否则，我们就要上大当、吃大亏”等等。“文攻武卫”口号在全国迅速传播，使得本来已经此起彼伏的各地武斗迅速升级、愈演愈烈。 另一头是云南方面。从7月12日送走谢、王之后，按照谢、王临走前的指示，云南省军管会从当天开始召集八、炮两派常委坐下来谈判有关制止武斗的问题。谈判才进行了一天，到7月13日，八派数十名工人抬着几个“伤员”冲击谈判会场，指责炮派为何开始谈判了还让手下人打伤他们的八派战友。炮派头头李毅、周律型等据理力争，说真正被打伤的是炮派弟兄，对方是贼喊捉贼，只是他们没有让弟兄们到谈判会场上来罢了。争执过程中，八派头头黄兆琪别有用心地点名道姓称呼道：李毅、周律型你们两位说话可得有根据，不能信口开河。以此点水让八派工人知道当时对方嚷得最凶的是有名的李、周二人。于是八派寻衅者一拥而上，当着省军管会众多领导人的面，把李、周二人打成重伤，李被打成脑震荡。其它炮派头头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两派的谈判也就此无限期地终止。（为使李、周二人在疗伤期间不再受到新的伤害，出院后李被接到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熊奎家养伤，周被接到云南省军区政委张立雄家养伤。这两个炮头在两位省军区首长家里养伤期间，始终受到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照顾。这是两位炮头后来时常引以自豪地向常委们讲述过又由常委们向我们介绍的。常委们去看望两位炮头时也亲眼见过一些情景，以至有的常委后悔当时挨打的要是自己就太好了，此时也就可以享受如此的礼遇。一些被照顾的细节还被讲得很是肉麻，因为无法核实，这里就不再赘述。） 进入8月份，在“文攻武卫”口号的鼓动下，昆明地区和云南各地州、县两派群众发生武斗的消息时有所闻。云大的同学们纷纷行动起来，自制棍棒准备“武卫”。我和龙君、石君、苗君等一班同学，和大家一起拥到学校后勤处的水管仓库，那里堆满备用的各种型号镀锌水管。经过挑选，我们认为口径一寸的水管握在手里比较合适，就找来钢锯把这种铁管锯成我们需要的长度（基本上与各人的身高相似，这样挥舞起来比较自如）。我们的决心是，只要有人敢于来侵犯我们学校，我们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当时，全校就防卫区域也作了大体的划分。我班主要负责守卫会泽院（当时称为红卫楼）、即法国式建筑的原校党委办公大楼。此楼除地下室外虽然只有3层楼，但实际高度相当于普通楼房的4层以上。该大楼与学校大门之间，是96级左右的石台阶，使大楼显得分外雄伟气派。云大当年作为一二·一运动时的民主阵地，如今成为群众组织之间可能的争杀战场，当年的死难烈士如果地下有知，将作何感想！ 几天后，与“共宣”挂勾的昆明机床厂炮派五.一兵团（八派称之为一打就垮的“乌鸦”兵团）被赶出机床厂。他们扶老携幼、走投无路，只有住进云大来。此后，不断有像五.一兵团似的炮派工人群众组织被赶出原单位，住进由炮派掌权的云大、师院、医学院、民族学院等单位。这些被赶出的工人，其工资自然领不到了，食宿也极为困难，境况十分凄惨。好在进6月份后，由于两派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许多同学担心留在学校会丢掉小命，纷纷回家去了。只有那些不愿当逍遥派、决心坚持参加文革的人才留在学校。此类学生为数甚少，使各学校空出的宿舍甚多，这才使客人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 也有一部分单位，两派势均力敌，于是你占一片楼房，我占几个车间，不时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往往双方都各有伤亡。偏是八派的舆论来得特别快，每次发生冲突后，总是八派的大字报率先上街、八派的高音喇叭率先响起来：要求省军管会严惩炮派“一小撮打人凶手”和制造武斗的“坏头头”。真是恶人先告状！这就使炮派工人既挨了打，又得背上恶名。渐渐地使炮派工人对炮派的大学生们产生很多意见。他们写成大字报贴到云大等学校，恳请大学生们替他们用纸笔把事实真象公诸于世。他们列数了某月某日在某厂矿，有多少炮派阶级弟兄被打伤，以至被打死，可是在舆论上一直没有得到反映。他们在大字报中还说，大学生们的生命当然比工人的要值钱得多，这在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大学生们愿意到工厂进行调查，为之澄清事实真象和申雪冤屈，则他们将绝对保证大学生们的安全，哪怕用几名工人、乃至10名工人的生命来保护一个大学生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这类大字报的字里行间，透出炮派工人的多少血泪和对炮派大学生们的几多哀怨和希望！我们再也无法呆在学校了。我们也是有血气的青年人，我们也可以置生死于不顾，可以到武斗现场作实地考察！ 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刚把床单洗净后晒到宿舍院子里的铁丝上，广播里传来号召大家乘车到工厂去的通知。我和另外几十名同学登上卡车就出发了。车到目的地我们才知道，我们来到当时两派斗争激烈的位于交三桥附近的昆明纺织厂。 昆明纺织厂是云南最大的纺织企业。当时全厂有5000多职工，分化成不相上下的尖锐对立的两派，每派都各占据了一部分楼房和车间。我们来到炮派占据的楼房里，昆纺负责接待我们的人给大家每人发了一顶藤条编织的安全帽，以防对方发射过来的砖石。楼房外边，炮派的一些男女工人正把砖石集中成一堆堆，作为攻击对方的“弹药”。几株分叉的大树，被利用作为硕大无比的弹弓叉，树叉上绑有极宽的橡皮筋，每次可以发射一块砖头。由于对方楼房距离较远，这种砖头大多射不到对方的楼房就坠落了。只有很少数的砖头能射到对方楼房的窗户里，每有这种时候，窗玻璃的碎裂声和对方屋里的惊恐的尖叫声，听了令人毛骨悚然！对方的楼房显得特别高大，他们居高临下，不时也有砖头飞射过来，砸到我们所在楼房的墙壁上，发出一声声沉闷的响声，让人心惊胆颤。如果这砖头砸到人身上，岂不要将人打成肉酱。我们怎敢在外边多逗留，赶快进到楼房里。楼房里的光线极暗、空气也极污浊沉闷。楼房里满地都是女工：有席地而坐的、有互相背靠背坐着的、有斜躺着的、还有痛苦呻吟的。加上有几个待哺的小孩的嘤嘤哭声，使人不忍多听多看。 我们走访了昆纺炮派的几幢楼房，情形大同小异，景象很是凄惨。这天夜里，我们与昆纺炮派的负责人座谈了一夜，了解了昆纺两派的产生、两派武斗的开端直到眼前的艰难处境，弄明白了他们当前的希望和要求。我们边谈边记，初步形成了我们准备写的大字报稿。 第二天中午，省军管会派出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前来制止昆纺两派间的武斗。这些士兵呼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毛泽东语录，手中挥舞着毛泽东语录小红本，勇敢地冲到两派对峙的中间地带。有两名士兵被楼上掷下的砖块砸伤也决不退却，最后终于把两派的武斗给制止住了。我们也徒步返回学校。 返回学校后，我才急忙去收头天晒出的床单，结果哪里还找得到呢？大概是被进驻云大的工人弟兄“借用”去了。一块床单三、四元钱。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当时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了。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能铺床单，只有直接睡在棉毯上。 进入8月下旬，两派之间的武斗冲突更为频繁、激烈。两派群众组织都打制了不少梭镖和红缨枪，有条件的工厂还制造了土枪和土炸弹。我们班上还留校的男女同学，用了半天的时间，在会泽院楼顶上堆放了不少砖石。还没有“武器”的男同学也赶快到学校的金工车间找了适合自己用的一段段钢管作为自卫武器，以备不时之需。 昆明地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三、炮派抢占昆明制高点五华山 8月30日下午，炮派群众数万人在昆明东风广场检阅台举行大型集会，愤怒声讨八派“暴徒”打死昆阳磷矿4位炮派战友，决心为死难烈士报仇。4位烈士的棺木前，分别绘有烈士的大型炭粉素描画像，并配有其简要的生平介绍。这天参加大会的每个人，胸前都佩戴白纸花志哀。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播出阵阵哀乐。参加大会的人们心情都很沉重，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惨烈。我和班上的同学们都参加了这次大会。 会上，炮派头头方向东、杨凯和几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分别发表了决心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的慷慨激昂的发言。死难烈士家属的发言催人泪下：有的死者，丢下娇妻弱子；有的死者，结婚未满一载，妻子不久就要临产；有的死者，尚未结婚，但家有老父老母需要赡养……这些遗属今后依靠谁？ 往常，群众集会结束后，各单位的人就相继散去了。这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人们大多还留在原地，手中一般都执有棍棒一类的“武器”，使我们很是诧异。我们学校的同学，不知不觉间已经没有踪影了，只剩苗君、黄君和我，还呆在那里想看个究竟。 傍晚，突然间开来200多辆卡车，会场上的工人们纷纷上车，卡车队载满人后，即由一辆大巴车改成的宣传车为首，呼啦啦全都开走了。其行动之快，组织之严密，还没等我们这3个书呆子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刚才还挺热闹的会场，一下子就冷清极了。我们看见还有一辆装有喇叭的大巴车正在启动，赶快跑过去要问个究竟。恰好看到车上有位医学院的施君，他是我中学时的老同学，此时是医学院炮派的一名常委。见到我们他吃惊地说：怎么你们还没离开这里，过一会八派的来了不把你们捶死才怪呢！快上车吧！ 我们也不管这车要往哪儿开，稀里胡涂就上了车。人到车上还没坐好，车就呼地往前开了。我们喘过气来后才留心把车内打量一番。这才看清车上除驾驶员和施君之外，还有一男一女两名播音员，看上去都是中学生模样。大巴车中间置有一台大功率的收音、播音设备。我这还是第一次登上这种宣传车兼指挥车。我悄悄问施君，此时汽车要开到哪儿去？施君双目炯炯地直盯着马路前方，低沉而坚定地回答说：占领五华山！ 宣传车加大马力，很快就追上前面的车队。这支浩浩荡荡的车队穿过青年路、长春路、正义路，径直开上云南省人委所在地、昆明市的制高点五华山。据我们大概测算，这天晚上冲上五华山的炮派大约有5000多人。
炮派占领五华山后，迅即封锁了五华山的前门、后门和围墙。五华山后门离云大不太远，下了宣传车后，苗君、黄君和我当即要从后门返回云大去。但负责守卫后门的工人说：已奉炮派指挥部命令，没有炮派的特别通行证，任何人都不得出入。我们亮出我们是云大学生的身份，这在平时是挺管用的，此时却也不灵了。我们只好退了回去。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才惊奇地发现，有一部分工人手中握着的，已经不再是平时看到的梭镖、红缨枪之类，而是步枪、冲锋枪和手枪等真家伙了。
既然无法出去，只有在里面乱闯。这五华山我还是第二次进来哩。第一次是4.26之前，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找到赵健民家，通过与赵健民交谈以了解赵的历史。赵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因为我提起步行串联时曾到过抗战时赵的房东家，所以大家谈得还算投机。中午在赵家没有交谈完，下午上班时，任省军管会工交组长的赵健民需要到五华山办公室上班，我们就和赵一道乘车上五华山办公室继续交谈。那是我第一次上五华山。如今是第二次。第一次作为客人来，由赵亲自为我们开的车门（过去还从来没有坐过小轿车，不知道当时开车门得按住把手外侧园型的钥匙缝。连车门都不会开，说起来真是笑话），然后又亲自为我们沏茶。当我们走时又把我们送到办公楼口。此次上五华山却成为不速之客。听到办公楼上有乒乒乓乓的玻璃破碎声，我们3人壮着胆子上了楼。
办公楼里呈现的是此起彼伏的刺耳的玻璃破碎声和一片可怕的打砸抢场面。许多工人用棍棒、用枪托砸烂一间间办公室的玻璃门。他们就这样一间间依次砸过去。砸碎玻璃之后，从破烂处伸手进去把门锁一一拧开，每闯进一间办公室后又接着撬柜子和砸抽屉锁。我们上前质问几个正砸得起劲的工人，干么要这么乱砸一气！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们。当我们表示要找方向东等炮头反映时，他们才没好气地对我们说：正是头头们让我们一处处搜枪来武装自己的。你们爱找谁就去找吧。
“真的吗！”听说这办公楼上可能藏有枪支，苗君来了精神。他带着我和黄君，也砸开了另一间办公室的门，然后又砸开里面的柜子和抽屉——希望能找到手枪！柜子和抽屉都翻了个底朝天，文件、资料乱扔了一地，可哪里有枪！抽屉里倒是有些钱，大多是角票，估计是党费、工会费之类的款项吧。我们一下傻眼了，3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苗君先回过神说：算了算了，找枪干啥！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才行。于是我们3人像做贼似的，赶快拉上这间已被我们砸坏玻璃的门，三步并成两步离开了办公楼。这是我在文革中参与过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行为。当时我们已经有条件抢，只是没有抢到个人腰包而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和苗、黄二位始终在一块，否则，贫困已极的我是否经得住诱惑，我自己确实也没有把握。以至后来每当想起当时土匪般的丑陋形象便惭愧不已！
出得办公楼来，见到指挥车还在楼口，于是我们又上了指挥车。对正在忙着翻看所搜到文件的施君说：请指挥部注意，这些办公楼里可能有钱、物，可别让坏人钻了空子。（我们可没有说出自己也砸了抽屉见到过钱的事）。施君听后笑了笑，用嘴努了努旁边，我们顺着他示意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原先装纸花的大箩筐里，现在已经没有纸花，而是装有一堆钱了。那位女播音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工人们搜枪时发现后交来的。指挥部的意见是正好可以接济那些可怜的死难烈士的遗属！指挥部想的真是周道，我们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下了指挥车。我心里不由在想，在这种混乱的时候，天才知道究竟搜抢到多少钱？能落到遗属手中的究竟又能有多少！
凌晨1点多钟，云大的一辆大卡车开上五华山，这是给大家送饭来的生活车。我们都已紧张了一整天，此时又冷又饿，这生活车真是雪中送炭了。可是我们想吃饭却苦于没有盛饭的工具。只见工人们一踊而上，用一顶顶藤条安全帽撮了饭就用手抓来吃。我们也顾不得许多了，我和苗君都没有戴帽子，只有黄君戴有一顶汗渍邋遢的旧军帽，由黄君揭下帽子来也抢上前去盛了一军帽米饭。于是苗君、黄君和我用手抓起米饭就大嚼起来。后来许多工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吃饭时，一卡车饭早已被抢得干干净净，没有他们的份了。
看到几十只盛饭的竹箩都已经底朝天，而大部分人还没有吃上饭。我3人便灵机一动，把这些空竹箩一只只拾起来送上卡车，然后我们也登上车厢。卡车开动了，要继续拉饭去。对这种生活车，警卫当然得放行。只是在临出后门时，几位负责警卫的工人拦住车对我们说：下次送饭来时，应当先在门口停一下，让他们也拿一些吃的，他们快要饿昏了。
卡车开出五华山后门后，并没按我们估计的路线从青云街径直回云大，而是顺着翠湖边的马路插到大观街。路上遇到一队手执棱镖巡逻的八派小分队，幸好车速较快，对方尚未有什么反应，我们的卡车已疾驶而去。
卡车停到大观饭店门口。饭店里灯火通明，一伙人正紧张地工作着。
从卡车驾驶室里走出两位押车的工人，他们招呼我们一块进饭店去。只见里面已经蒸好一筐筐、一笼笼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我们和饭店里的人一齐劝手，把这些馒头全部抬上卡车。把车装满之后，两位押车的人还要我们跟车再上五华山，我们表示不愿再去。他们倒也不勉强，关上车门后车子就开走了，我们3人则取道回云大。
在路上，肚子饿得咕咕叫，黄君跺脚后悔道：刚才只顾抬馒头，怎么就没想起我们自己也该享受两个呀！苗君比我和黄君要成熟得多，他已经考虑到因为这晚上的遭遇，将来可能会带来麻烦。他郑重地对我和黄君说：今天咱们曾经有过可以发点小财的机会，但咱们一分钱都没去摸。对今天的事得定个君子协定，到此为止！权当今天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今后谁也不许再对别人说起！否则以后可能跳下黄河都洗不清哩！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此乃真言也！我和黄君虽然要迟钝些，但也一下就意识到苗君话中的份量！当时正好吹来一阵冷风，我们都同时打了个冷颤！（以后的事实证明，苗君果然有先见之明。如果我们轻意说出这段经历，那不死也得蜕一层皮哩，这是后话）。
这天晚上，云大校门通宵没有关闭，在雪亮的灯光下，看看岗亭边的小钟，正好是清晨1时30分。我们总算平安地回到学校。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昆明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以八派挑起的局部冲突为前奏，以炮派占领五华山为正式拉开帷幕。对于这次大武斗的内幕，只有那些居于党、政、军部门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和少数处于核心地位的造反派头头们才是最知情者。是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对于一般群众、包括像我们这样由于好奇和误会卷入其中的人，究竟又能知道多少呢！这种情况，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就更为明显。
对于一般的昆明市民而言，得知昆明全面展开武斗是炮派占领五华山后设立的“红炮手电台”广播的两个声明和八二三的大喇叭发布针锋相对的声明之后。炮派的两个声明，一个是《云南毛泽东思想炮兵团革命派武装占领五华山的严正声明》和《云南毛泽东思想炮兵团革命派武装保卫昆明的严正声明》。两篇文章均出自昆明医学院炮头李国栋之手。其开头引用毛泽东的诗词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颇有煽动性。其开头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军阀就是张子明，军阀就是李成芳。军阀已向红炮手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听后让人摩拳擦掌，热血沸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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