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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一）
一、云南省成立军管会 省委书记阎红彦自杀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发出通知，由省长周兴主持云南省委工作。尽管如此，云南省委和省人委的工作实际上几乎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而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是当时援越抗美的前哨，全省有25种少数民族，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云南的实际情况，决定对云南全省实行军事管制，以迅速控制住云南省正在日益混乱的局势。 云南省军管会成立于1967年3月5日，当天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前边的检阅台召开近20万人的庆祝成立大会。省军管会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中将为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少将、军区副政委张子明少将、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少将、丁荣昌少将等为副主任。地方干部赵健民，薛滔等也参加军管会工作。赵健民分管工业和交通，薛滔分管农业。 省军管会成立后，立即认真组织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月23日特急电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发（67）27号）文件。文件指出：文革“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17年来猖狂进攻的总攻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在这场夺权斗争中，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文件还做出几项决定：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以及其它违反此文件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的夺权斗争。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和坚持资反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反路线斗争的教育。 文件最后要求“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同时，省军管会还认真学习和贯彻毛泽东的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其中第一条里有道：“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第五条说：“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按照以上文件精神，省军管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昆明以及在整个云南，在这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中，究竟哪些是左派组织，哪些是右派组织或反革命组织呢？如果分不清楚，又怎么谈得上支持谁反对谁呢？ 为此，省军管会当务之急是组织精悍的人力首先对昆明地区的群众组织作摸底调查，同时也布置各地驻军对当地的群众组织进行相应的调查。其调查的主要内容有：群众组织的政治态度；人员构成状况；是否有走资派在背后操纵；该组织成立的时间和所从事过的主要活动等等。 初步调查的结果使军管会得出这样的观点：参加八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老，造反精神特别强，所做出的过火行动比较多；从人员构成上看，其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多，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受过冲击的人多；从年龄层次上看则年轻人居多。参加炮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浅，造反精神较差，其中不少组织与“当权派”、“走资派”暗中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组织则干脆就是由官办的保守组织改头换面后转变过来的；从人员构成上看，其中家庭出身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多，老党员、老模范、老积极分子多；从年龄层次上看则中年以上的偏多。 在形成以上倾向性观点的基础上，省军管会组织力量重点审查了八派所属的昆明机床厂“11.8”战斗兵团、昆明黑林铺汽车修理厂的“11.30”战斗兵团、省建筑公司的“1.26”兵团以及省砖瓦厂的八派组织等共17个群众组织，并将其中的15个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至于各大中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则无须调查就成为当然的革命左派。 当时的省军管会自然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内部也形成有派别。早就与陈康等人有隙的鲁瑞林一伙，迅速将省军管会内对以上认定的情况捅给八派。八派上层经与鲁瑞林的秘书等人策划后，认为一下子就把矛头对准陈康还不妥——于上于下都难以通过，先砍去他的一只左膀或右臂再说。于是在省军管会成立还不到10天的时间内，一份洋洋万言的批判省军管会副主任丁荣昌的大字报就贴到昆明市区的各主要街道。这份大字报的题目是《请丁将军下马》。大字报列数了丁荣昌的家庭出身、少年时代的所作所为、参加革命后的种种“劣迹”。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字报揭露丁在我驻某国使馆任武官期间，曾丧失国格人格去逛妓院的丑事。这篇化名为“八.二三缚鲲鹏战斗队”写的大字报，能够详细引用我军高级干部的绝密档案材料，显然不是出自等闲之辈。该大字报的结尾是：丁将军，该下马了！ 《请丁将军下马》的大字报问世后不久，丁将军果然下马了！丁荣昌迫不得已引咎辞职，从此离开云南政治生活的舞台，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 省军管会内部有派别，而且其分岐逐渐公开化，这在当时是极为正常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北京2月份有了个“二月逆流”问题，即2月26日，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叶剑英等一班老帅在中央政治局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大闹。当时谭震林质问张春桥等人：“上海为什么不保陈丕显？陈丕显要是反革命，砍我的脑袋！什么群众路线？今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形而上学”。这次会上，老帅们对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对延安整风，对文革以来的种种做法都提出怀疑或否定，对1966年《红旗》第13期社论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对中共中央1966年10月5日的紧急通知，对中共中央文革等都作了激烈的批评。老帅们的意见，必然对全国特别是全国各地的军队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二是3月8日，北京农业口和部分高校造反派组织召开“击退资反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揭批谭震林领导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提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农业口”的口号。3月20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逆流大会。周恩来、陈柏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并讲话。这些情况，也必然对云南省军管会和云南的造反派造成影响。三是云南的紧邻贵州对云南的影响。当时的贵州省革委主任、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再含少将，过去与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有积怨，文革给他带来可以发泄的机会。他经常以“西南的春雷”的导演者身份来影响云南省军管会和云南的炮派。他不断向炮派提供攻击李成芳的炮弹，这种给群众组织提供李成芳材料的“串连会”，我参加听过一次。会议的地点在当时的红卫楼一楼西南角的一间教室里，讲的是抗战时李成芳在山西参加的抗日义勇军决死队是一个曾经投靠过阎锡山的机会主义组织，（实际情况是当年中共派薄一波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搞统战，成立“抗日牺牲同盟会”，下设武装力量“抗日决死纵队”，后来中共“二野”大军的班底几乎都出自于此。）还通报说，李成芳生活不检点，曾染过梅毒。参加过这种决死队的还有省军管会副主任张子明、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等人。在“串连会”上抛出这种材料的是炮派“作战部”的头头们。他们都显出挺神秘的样子，言必称“再含同志说”，真不知他们和李再含何以亲密如此。我所参加的这次“串连会”，时间是3月17日，也正是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的日子。该批示指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店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与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按照当时的逻辑，薄一波是当年山西决死队的头头，他自已叛变了，他下边的也好不了。张子明、胡荣贵已被点了名，以后的矛头就该对准李成芳了。果然，“串连会”后不几天，昆明市的主要街道上就出现许多批判李成芳的大字报。 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省军管会的态度变化也特别快。省军管会原先内定八派所属的15个组织为反革命组织还没过几天，突然又宣布这些组织是左派组织。这样一来，八、炮两大派都有气。八派认为军管会一成立就想镇压造反派，想拿八派的组织开刀，这一下是不得不转变立场，这样就可以把旧帐一笔勾销么？不能！炮派则认为军管会是不负责任地乱表态，把反革命组织也算到左派一边来了。炮派口头上当然讲得比较策略，不会这么明白直露。这样，已经开始分裂中的两大派居然又可以临时联合起来采取一次统一行动：3月22日夜晚，两大派一同封闭了实行军管后的《云南日报》，揪斗了报社总编辑薛波和军代表(也是《国防战士报》（昆明军区机关报）主编)的王传安。封闭后的《云南日报》由造反派主办，每天只出两版，即只出原先的一、四版，一、四版刊发的是新华社要求各地统一编排的栏目和新闻，而属于地方版的二、三版便停刊了。（在此之前两派也曾为地方版上出过对某派有利或有害的文章而扯皮过）（薛波系文革开始后省委把报社主编李孟北定性为“三家村分店”黑邦后新派到报社的总编。） 封闭军管的《云南日报》，这是云南造反派对省军管会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冲击，是对省军管会权威的一次挑战。从此以后，云南省军管会的威信和地位，就一日不如一日，直到它的终结。
二、造反派裂痕的扩大和干部的分化 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这就使云南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省委、省人委这种高层次上开展，而只能在省属厅局一级中进行。于是，某派的力量在哪些厅局内占上风，就形成由那一派在这些厅局夺权和掌权的既成事实：八派掌握的主要有冶金厅、教育厅、省委办公厅、昆明铁路局（辖贵阳分局）……炮派掌握的有交通厅、粮食厅、公安厅、省地质局…… “夺权”的结果给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带来许多原先做梦也想不到的各种利益：进出可以乘小轿车，亲戚朋友可以因一人得道而一荣俱荣，各种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实惠可以源源而来。这一切又加倍刺激起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们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权力、从而获取更多利益的野心；而把另一派群众组织视为自己能获取更多利益的最大障碍，于是更加不择手段要搞垮对方。 1967年2月下旬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和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山东省成立革委会时发表的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无不向造反派提供一个重要信息：要有效地夺权，必须联合革命的领导干部。 为此，云南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很快分别成立审查老干部的各种调查组，通过内查外调，弄清“老当”们（对各级当权派的狎称）哪些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革命干部，哪些是应予坚决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这种内查外调工作，规模甚大，耗资甚巨。有时为落实某人的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件事，甚至不惜三番五次派出调查组跑遍全国各地。但最终要团结和争取谁、要打击谁，其实往往并不根据所调查的结果，而只是把所谓的调查结果用来作为说服本派群众统一思想，并作为攻击对立派所保护的干部的“炮弹”罢了。各派在考虑这一问题时的出发点主要是根据本派的利益需要。 比如说，八派开始时也打算支持赵健民为“革命干部”，但赵健民因为被黄兆琪曾指挥造反派给他戴高帽游街、肚子里一直憋着气，不愿意与八派合作。于是八派变支持为打倒之，转而支持省长周兴去了。而此时的周兴还被造反派冷落在一边，有如热锅上的蚂蚁般惶惶不可终日，一见有八派愿意表示支持，当然一拍即合，联为一体。 为八派所支持的干部主要有省长周兴，省委书记处书记薛滔、郭超，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王砚泉、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野战军陆军第13军军长吴效闵、政委陈泽民、野战军陆军第14军军长梁中玉和政委王玉昆等人。 为炮派所支持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王银山、朱家壁、熊奎、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李明、昆明军区参谋长王非等。 此外，还有一批干部是两派都没有敢轻意发难的，如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副司令员徐懋功少将、参谋长崔建功少将等人；也有一批干部是两派都攻击的，如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孙雨亭、刘明辉等人。（后来高、刘二人的观点倾向于炮派）。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中上层干部也在迅速分化和重新组合。由老干部李清祥发起，以农业厅长张振军、商业厅长侯良辅、轻工厅长林亮等为头，成立了有数百名全省中上层干部参加的“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其办公地点设在翠湖宾馆，许多参加该站的干部也长期食宿于此。该站依附于炮派，进而成为炮派的“黑高参”（八派语）。另外也有旗鼓相当的一批中上层干部加入八派组织，这批人以薛滔、郭超为头，行动尤为诡秘，故而世人对其知之甚少。 诚然，干部的这种分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个人恩怨，还有一些偶然性因素也起作用。这种干部的分化，刚开始时许多活动是暗中进行的，阵线不很分明，甚至有的干部在一段时间内脚踏两只船，既参加这一方的活动，也参加另一方的活动。4月26日夜晚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4月26日晚上，炮派为显示自己的力量，在昆明市检阅台召开有近10万人号称有20万人参加的批判“走资派”周兴、赵健民的群众大会。为防止临时找不到周、赵二人，云大的造反派一早就把周、赵二人抓到云大红卫楼看守起来。当共宣的红卫兵把周兴带来时，恰逢我和同班的苗君、黄君在楼口聊天。那几位红卫兵把周兴带到楼口的小会客室后，让我和苗君、黄君替他们看守几个小时。他们声称为找周兴，已经一夜没合眼，累得要死了。我们横竖没事干，何况看守的是大名鼎鼎的原省长，挺新鲜的差事，我们就一口答应了。当时我们觉得，和周兴这种“老走”（当时造反派对“走资派”的又一简称）没什么可讲的，于是虽然同坐在一间面积不过7、8平方米的原先是云大校党委的小会客室中，却都只顾自己闲聊，没有搭理周兴。周兴则神情萎靡，低头不语，不知他在想什么心事。到了吃中饭的时间，由苗、黄二位先去吃饭，并捎带我和周兴的饭来。当我们问周兴能吃多大点饭时，他表示不想吃饭了，他的牙痛。待苗、黄走后，我细细地看了看周兴，与1964年7月我们见到他时，果然衰老多了。当时我们在滇池边的海埂沙滩见到他时，正值他去游泳。大概是经常游泳的缘故吧，他的皮肤黑里透红，一身强健的肌肉，体现出他的意志和力量。他一直往滇池里边游去，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都有些替他耽心，毕竟是我们的省长啊。还是眼尖的同学说：远处不是有两只橡皮舟么，那里边有省体工队的游泳好手，有他们保驾哩！和当时他在滇池游泳时相比，间隔还不到两年，他的容貌和神态仿佛衰老了10多岁。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十分复杂，既有对他所遭遇的同情，又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是呵，他当时来去以小车代步，水中有强手保驾，到滇池击水自然是欢愉无比！而我们这些穷学生，从云大到海埂，需要步行往返20余公里，在水里不可能有多少力量去搏击了。而如果当天返校晚了，过了开饭时间，那么这天的晚餐就没有着落了。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平等地、甚至我还能“从精神上比他高出一头”地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只要我想提什么问题，他就得老老实实地作出回答，至少是得装成老老实实的模样作出回答，令人何等快乐啊。真是世事难测，两年之前，谁会想到也有今日？ 待苗君黄君回来时，已经替我捎来大米饭，也给周兴捎来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面条。周兴边吃面条边说：“谢谢红卫兵小将，谢谢你们的关心！”苗君挺严肃地回答说：对这点区区小事你不必连连称谢。我们是要通过大批判触及你的灵魂，而并不想伤害你的身体。周兴连连点头称是，那模样显得挺为滑稽。 中饭后不久，我们看守周兴的差事被其它红卫兵接手，我和苗君等人便看大字报去了。 4月26日晚上，炮派在检阅台召开批判周兴、赵健民大会后，接着举行火炬游行。所谓火炬，有少部分由木柴扎成，更多的是用一截细钢筋头上扎一束棉纱，用棉纱不断地浸透机油来燃烧。（事后据八派的批判材料称，这天晚上耗费的机油和棉纱在10吨以上）我们云大的学生，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和游行。 八派事先已经得知炮派要召开这次大会的消息，并作出冲击大会的部署，只是发现炮派所布置的保护会场的工人纠察队防守较为严密而未能在大会中间下手。而当炮派的火炬游行开始，游行队伍拉得过长，而纠察队也放松了戒备，只顾在最前边开路时，人人手举火炬呈火龙般的炮派队伍突然被八派拦腰截断，一顿拳脚和棍棒、铁尺，把炮派队伍冲击得一塌糊涂，哭爹喊娘，呼兄唤弟。此时的我们散漫惯了，大会结束后没有参加游行，只是跟在队伍后边看热闹，看到发生冲突后就赶快返回学校了。但我们毕竟对当时的事态不能不管，所以回到学校后不停地向后面返校的同学打听街上的情况，听说斗殴还在进行中。于是我和苗君等人忍不住又到街上去看事态发展。为防止被打，我们摘下云大造反派的红袖章作为旁观者到了青年路。此时已是4月27日凌晨2点多，游行队伍已经散去，街上到处洒有黑糊糊的机油、燃烧后的木柴、棉纱以及遗弃的鞋袜和撕碎了的衣服，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焦糊味……那情景触目惊心，令人不忍多看。最令人气愤的是，这里那里，还有一群群手执木棍、铁尺的八派“武士”，在殴打被抓住的被称是态度不好的炮派工人。这些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炮派工人，口口声声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慨，俨然是在捍卫人世间最可宝贵的革命真理，不由使我等肃然起敬。 这天晚上，炮派被打伤送医院的约200人以上。事后，炮派要求省军管会严惩八派的打人凶手，而八派则指责炮派召开的这次大会是造反派与保守派同流合污的“大杂烩”，是对走资派“假批判、真包庇”的黑会。火炬游行被骂成是“鬼火游行”，八派的漫画把炮派的火炬游行丑化成面目可憎的手执黑扫帚的群魔乱舞！ 这就是震惊云南全省，在全国也有些影响的昆明4.26事件。 通过4.26事件可以看出，当时炮派就打倒谁和保护谁的“干部政策”上，还没有明确的抉择，否则不会如此批斗赵健民。 4.26事件后，原先一大批骑墙于中间，一派也不得罪、一派也不亲近的干部们，渐渐加快向两派靠拢和分化的进程：向某派靠拢，即可得到某派的保护、总比讨两边打要好！也有个别干部，无法理解和接受这种形势的变化，只有一死了之。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在昆明西郊岷山坡上用手枪自杀之前两天，我和班上的另一位同学，曾到刘林元的官邸和他作过一次长谈。他的官邸在青云街半坡西侧的一个小院里，楼上是副省长刘披云的住所，楼下是刘林元的住所。我们边谈边作记录，着重了解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这是一位态度和善、生活简朴的干部，剃有和尚般的光头，穿一件如农民衣着般的对襟白褂。他的夫人徐克是昆明师院的党委副书记，为我们沏茶后也静静地坐在一边听。 我们谈话的目的十分明确，我们受炮派的派遣，第一步想弄清他的历史，然后希望他和炮派联起手来共同进行文革。他的态度是：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领导干部不能介入群众组织，在中央有新文件之前，他将坚持这样做。我们还想多谈谈，但突然闯进的两位不速之客使我们不便再谈，只有起身告辞了。这两位不速之客，一个是八派昆工的学生，一个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以当时我们和刘林元交谈的印象，他的精神状态满不错的，何以两天后突然自杀了呢？我总怀疑是否与那两位不速之客对他施加了什么压力有关？但这个疑问只有一直埋在心底，因为我多了一层顾虑是，如果我说出这一情节，万一有人倒打一耙，说他的自杀其实与我们有关，那不是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么！但我内心也一直很不安，老是责备自己可能也在不经意间给他增加了压力。现在讲出来，算是对他的在天之灵和对他的家人作一忏悔吧。 刘林元死后，省军管会成立一个有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参与的调查组，对刘是他杀还是自杀的问题开展了历时数月的调查。我班的张君作为云大的代表进入调查组，得以配备了一辆供工作用的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同班的许多同学，包括我本人在内，原先都没有条件接触自行车，现在大家都凭借这辆车学会了骑自行车。只是我付出的代价要大一些，因为能骑车的机会有限，总想快一些学会，加之骑车在下坡后急转弯时没有经验、没有握紧刹车而重重地摔了一跤，弄得手肘关节跌破流血，疼痛了好几天。 刘林元专案组最后的调查结论：刘林元是自杀，而调查工作也因两派武斗的升级而有头无尾地告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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