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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戈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一)
  
一、似曾相识燕归来
  
中共中央虽然下达了停止串连的通知,可是,大串连的疯狂列车一下子怎能刹得住呢?上头有政策,下面的红卫兵就有对策。中共中央规定各地只能免费办理红卫兵直接返回所在学校的车票,红卫兵们就在私下搞交易。比如,在武汉串连的属于东北三省的红卫

兵,按规定领取返回东北的火车票后,把它转让给属于广州方面的红卫兵,而广州的红卫生则交换给他们到广州的车票。如此这般,广州的红卫兵可以继续到东北串连,东北的红卫兵可以到广州串连,往后也照此办理,仍可跑遍全国。
  
四季如春的昆明,自然是许多外地红卫兵所向往的地方。当我们领取到直达昆明的火车票后,有不少外地红卫兵手持前往全国各地的火车票或船票前来找到我们,要求与他们对换车票,但都被我们一一拒绝了。这种对换车票以至交换身份证明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67年3月份。直到4月份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才基本上刹住全国大串连的疯狂列车。至于强行乘车的事,整个文革期间各地都时有所闻,但那毕竟只是少数人之所为了。
  
1966年12月下旬,我们延安长征队的5个同学,终于回到离开了50多天的学校云南大学。此时的云大,再也不是官办红卫兵总部的一统天下了。红卫兵总部已经变得声名狼籍、臭不可闻。这里那里,到处都张贴有宣告自动退出昆明红卫兵总部的申明。这种声明千篇一律无须细看。倒是其中一部份申明的天头地角值得一读:有的写上“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有的写上“今日观其言,明日看其行”,有的写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写上“迼反不分先后,还是把矛头对准走资派为好”,有的写上“弃暗还需投明”之类的批语。也有骂人的诸如“铁杆老保、要改也难”、“保皇狗岂能不吃屎”、“狗虽落水还需痛打”之类的批语。批语的落款有的写“一革命群众”或“一名老造反派”、“路人”、“路见不平者”等等。
  
退出红卫兵总部的同学们纷纷加入炮兵团或共宣等造反派组织,然后被派到昆明地区的各单位或专县上进行串连造反,上演了文革初期南下串连队在昆明演出过的一出出新剧。如果所到单位的群众对本单位的领导还有所顾忌怎么办?只要这些同学一冲一闹就解决问题了。只要把中共中央首长的讲话精神一宣讲,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张贴,把外地如何炮轰省市委、火烧国家部委的“革命”经验一介绍,把本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勒令”到礼堂或会议室里回答几个问题:你对文革持什么态度?对群众运动持什么态度?对××事件、对××大字报持什么态度?三问两问,即可将这些领导人问个措手不及,就可以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再引用毛泽东的两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即可大长造反派的志气,大灭“走资派”的威风!甚至就可以摧毁这些领导干部的自信心,就可以让造反派感受到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名言实在是“革命真理”。(我的一位朋友作为部队军官当时在军事院校进修,当他作为军事院校造反派之一串连到上海时,刚好赶上参加一个批斗部队高干的大会。据他讲,刚开始时,这些全是将军级的老军人虽然被勒令参会却也不当回事。当时天气热,连军装都只是很随便地穿着。心想老子干

革命时,这些年轻人还没有出生呢,怕啥。可是,当年轻人用手指着其鼻子厉声质问:部队内务条例对军人着装是如何规定的,你看看你像话么,毛主席语录中有哪一句讲过你可以特殊么,就你这样子能带兵打战么?接连质问两声,就会把老头子们吓得大热天也汗不敢出,赶快系好军装的风纪扣,头也登时耷拉下来。
  
此时当初受压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声势显赫、鸟枪换炮,不仅左右了云大的形势,而且可以施重大影响于全云南省了。九.一四时期势单力薄的云大物理系炮兵团,已经成为云大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方向东已经成为全省家喻户晓、赫赫有名的造反派英雄。当初以我班李君、周君、卢君、石君、蔡君等人为主发起成立的小小的“共产党宣言战斗队”已经发展成为在云大仅次于炮兵团的第二大群众造反组织,名称已经由“战斗队”升格为“公社”。炮兵团和共宣公社已经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云大校党委的办公大楼,真乃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也!按说,当初的红卫兵总部里,人才多的是!只因“路线错了”,如今只有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哪里还能施展其聪明才智!

云大除了炮兵团和共宣这两大造反组织之外,各系各班级组成的战斗队如雨后春笋遍布全校,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00多个群众组织。比如,中文系62级组成一个“打活老虎战斗兵团”,意思是他们不屑于对付已经威风扫地成为“死老虎”的那些人,如运动初期已经揪出来的“黑邦分子”、“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而要专门去打击那些尚有能量,尚未引起人们警惕,尚未被打倒的“活老虎”。整个云大中文系以他们年级的人数最少,仅有31位学生,除文革初任班文革负责人的马某及一名姓阚的女同学外,其余29个同学全都加入打活老虎战斗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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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该班29位参加“打活老虎炮兵团”集体的毕业照
  
二、“活老虎”原来是李某

他们首先揪出的是原先担任过他们班政治辅导员(当时大学班主任的别称)后来是我们班政治辅导员的李某,把此人称为党棍。此

时李某尚在外地串连没有返校。他们就把勒令其归来接受批判的大字报和对联张贴到昆明火车站出站口的醒目处以及李某的家乡滇南某县城。其对联是“万炮齐轰活老虎  千刀万剐李某某”(当时的对联已直呼其名)。外地来昆串连的学生出站后看到此勒令和对联,开初还以为李某是何等大人物。过后才知究竟,不由生出几多感慨:此人若非平时积怨太多,何至如此!

几年来李某把其治下的学生们整治得够呛。在先后担任两个班的政治辅导员期间,他总会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抛出一些材料,把某个人从政治上打入另册,对此我是有体会的。我所在的团小组有一位女同学,进入大学后一贯表现积极。但李某先是对我们组的王君讲,然后又由王君向我透露,说这位女同学曾在中学期间写过反动日记,她的日记中曾写过有时她心中会产生想杀人的念头。按李某的说法,联系到这位女同学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不正好表明她对我们党和政府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吗?于是,如果不是遇上文革,这位女同学在政治上一辈子就将永无出头之日了。天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日记中是否真的这样写过;即使写过,当时所写的背景和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再者,人家日记本中所写的心灵深处的隐私,李某又是如何得知的呢。想到这些,对“打活老虎战斗兵团”的做法,我心中颇能理解。     
话及这位李某,还有两件事也值得一提。据说,李某作为尚为单身的年轻班主任,打算在其治下物色一个大学生作为女朋友,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应光明磊落而不应该搞小动作,但他不只一次地搞了小动作。其一:他先是看中我们班上一位姓董的女生。

这位女生拿不定主意,就跟同班处得较好的一位男同学征求意见。这位姓宁的男生发表看法说,看上去李某油头粉面,不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还是离他远一点为好。于是董女生照办了。也不知李某事后是如何得知这一过节的,于是到了文革初期竟唆使人在董女生的床头书写对联“杯弓蛇影宁公子,残花枯柳董小姐”以示报复。一位清白无辜的董女生,仅仅因为没有答应李某的追求,竟被如此攻击。董女生也是一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见到此对联后当即扯个粉碎,做此事的幕后操纵者毕竟心虚,此事竟然也就不了

了之。

其二,也是据有的同学讲,躲避批判资反路线风头回到昆明的李某,在回到昆明之前已经写信与我们班的班干部、当时自然也被称为“铁杆老保”的德君。于是当他下火车时,德君已经在站台接他,告知他造反派正要抓他去批斗呢。不如再躲几天看看,于是就先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其实君国家住房极为狭窄,为接待自己的班主任,只好自己每晚临时搭一张地铺睡。如此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李某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就回到学校。李某回到学校后就向造反派报到,表示愿意诚心诚意接受批判,本来这样做也就够了。可是为讨好造反派,李某竟然表白道,自己本来早就想回来向革命小将赔罪了,可是被班干部德君拉到他家把他絆住了。也怪自己的路线觉悟差,又因此拖后几天才回来。本来就被他整得很惨的造反派们自然不会因他的这种表白而改变对他的看法,有一位名为明华君的同学仍然把批判的大字报直接张贴到李某的衣服上。但德君却为此就该倒霉了,被造反派们认为是全校最顽固的“保皇派”。 德君得知此事后,所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此后李某虽然也一再对德君表示友好,可毕竟为时已晚。在那个年代,什么师生情、朋友情,显得何其苍白!

云大中文系67届的清君看过此书稿后曾就此议论道:李某作为中文系第一批上北京串连的带队者,在北京期间还佈置左派同学一对一地监视其它同学的一举一动,清君当时也是被监视的一员。而此时大多数上京的师生都已对前段时间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幡然悔悟,李某尚且如此一意孤行,可见其顽固之至。

三,我们班上的战斗队
  
我们班有近一半的人组成“鲁迅战斗队”,意为要发扬鲁迅的硬骨头战斗精神。中文系的几位中青年教师则组成“倚天剑”战斗队,其参加者为运动初期挨了整的教师,其大字报文采飞扬,别具一格。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这样那样的战斗队,(队名大多以毛诗词中的词汇得来,如“劲松”、“踏遍青山”、“只争朝夕”、“丛中笑”、“无限风光”、“在险峰”……)。也有以鲁迅诗词中的词汇如“孺子牛”、“横眉冷对”之类的。
  
总之,昔日受压制而东躲西藏的少数派,如今成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英雄,不时到校、系党团组织负责人那里索要会议记录和笔记本一类的“黑材料”。只要谁在“黑材料”中被“排队”为“右”一类的,即算是受了迫害;只要当初不同意多数派观点的,就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可以扬眉吐气,挺胸抬头。而昔日是校、系、班各级文革领导成员和官办红卫兵的,则昔日的威风已经一扫而光,被耻笑为“铁杆老保”、“保皇派”,不时被造反派“勒令”作检查交待,见人都得矮三分。
  
校园里的大字报虽然不如过去铺天盖地,但内容十分丰富,校、系党政领导们几乎全都被点名批判,对省委领导人的大字报也不少。这里那里还不断张贴有许多原先是保守派红卫兵宣布退出该组织的“严正声明”。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此时在校的同学只有一半左右,另外的一半要么步行串连外出还没有返回,要么到专县、到工厂、农村去“煽风点火”,输出革命,还有的则干脆回家逍遥自在去了。
  
我们一行人返校后就各奔东西:元君参加了他们班的战斗队,石君加入共宣公社,吕君加入鲁迅战斗队,我和龙君,因无人邀约我们入伙,自惭形秽又不甘寂寞,碰巧同班的张君、吴君此时才串连返校,于是我们4人聚在一块成立个“倒海翻江”战斗队,队名出自毛泽东诗词“倒海翻江卷巨浪”。立意是:要将旧有的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都翻之倒之,气魄不可谓不大!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
  
元月3日,北京各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指出“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对北京学生和湖南学生揪王任重和陶铸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元月4日晚,云大校园的大字报栏贴出一份醒目的“北京来电”称,:北京揪出全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称这是文革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们被这一消息震惊了。陶铸是中共8届11中全会后才一下子跃居中共第4号宝座的新贵,何以如此昙花一现就落马了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文革以来,陶铸的许多讲话是何等革命:他不只一次讲过,除了毛泽东、林彪之外,可以怀疑一切!这对文革的进展,起到不小的推波助浪作用;1966年8月31日他在首都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对外地同学讲话说:“大字报可以贴到街上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嘛!如果美国人愿意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众鼓掌)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嘛!”也曾多次讲过类似的话,对大字报上街起到鼓动作用;对红卫兵破四旧也曾表态说:“……要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落花流水过去不懂得,现在懂得了,王府井大街的招牌被小将弄下来了,真是落花了。(众大笑)”如此革命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尚且被打倒,今后革命还怎么搞,我头脑中不由闪过疑问。
 
以后的一些天里,不断有“北京来电”披露陶铸的“罪行”,校园里很快就出现了一些批陶的大字报。
  
 这段时间里,我们倒海翻江战斗队写出了两份篇幅最长的大字报,篇名是《打倒西南的土皇帝李井泉》以及《打倒刘、邓、陶、李、阎》。李是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阎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我们所写的内容,基本都是从四川等地传过来的材料摘抄出来,如讲到李的生活奢侈,一棵大白菜只吃不足一两重的菜心,吃鸭子只吃鸭掌相连处等等。然后把摘抄来的材料加上一段批判性语言,这

大字报就算写成了。大字报张贴出去后,来围观的人还挺多,于是我们又刻腊板印成传单散发开去。通过这些做法,以表明我们已经转变了原先的保皇派立场,站到造反派一边了。但我们毕竟还有些心虚,那些老造反派们也还有点看不起我们。但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先扎扎实实地干起来再说!

下图为1967年作者参加倒海翻江战斗队后在云大会泽院楼顶手持毛选的留影,身后的翠湖依稀可见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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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们也转抄了不少资料,包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食堂用餐的情况介绍在内。虽然我们的战斗队在云大众多的群众组织中算是人数最少的那一类,却也还小有影响,以致把几位中学生也吸引进来,并不时有各校的中学生登门要求参加我们的战斗队。

但考虑到我们的造反资历太浅,怕树大招风引来麻烦,我们轻易不接纳新人入队。我们的办公室,也由我们的学生宿舍迁移到红卫楼三楼,占据了原校党委的一间办公室,在当时云大的政治舞台上,算是有了一席之地。
  
四、游斗赵健民和阎红彦之死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原先算得上是一位紧跟毛泽东,以至不惜卖友求荣之徒。50年代初因揭发高岗问题有功而受毛泽东的赞赏。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刘志丹的弟弟刘锦瑞的夫人李建彤写成《刘志丹》初稿请几位老首长审阅,其中有习仲勋、马文瑞、阎红彦在内。为洗清自己,阎看后即转呈康生。康生看后认为是为高岗翻案,由康生写字条给毛泽东,于是,《刘志丹》被毛泽东批评是“利用小说反党”,习仲勋等人为此受审查,阎的顶戴则被染得更红了些。
  
然而,阎从一开始就对文革不理解,先是舍车保帅,抛出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宣传部长高治国和《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等为黑邦分子,随着文革的深入越来越怕群众运动,害怕红卫兵。1966年8月那段时间还可以培植昆明红卫兵总部来保护自己,以后昆明红卫兵总部如鸟兽散,阎的处境就一夕数惊了。虽然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类似会议上不只一次讲过:“哪有马列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阎正是这样,始终有个“怕”字。当时的大、中学生已经造反了,而对其他行业和部门,阎的指导思想还是能压则压、能捂则捂。对此,1966年11月底周恩来在接见西南地区工人赴京告状团(其中没有云南代表)时就云南情况谈道:昆明的消息很闭塞,西南工人代表团中也没有云南代表,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都有工人代表赴北京,给中央反映情况告状,就是没有昆明的工人来,不知那里的运动搞得怎样。搞得很好,那就要树立为全国的一面红旗,组织起全国的工人代表去参观取经。如果那里还没有发动起来,就必须造反,给他们点一把火。
  
云南自然算不上红旗,但周恩来的讲话却真是起到了点火的作用。进入1966年12月份,昆明的工人渐渐起来造反了,使阎红彦极为害怕和恼火,每听说有群众组织要找他解答问题,就吓得东躲西藏。哪里才安全呢?他认为当时只有部队营房最安全,其它地方造反派都可以乱冲乱闯!而部队营房造反派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何况当时的昆明军区,地处援越抗美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于是身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阎,一头躲进昆明西北郊小麦圩警卫团营房。
  
元月5日,根据云南省委内部捅出来的可靠消息,造反派得知阎躲进了昆明军区,但却不知道究竟躲在军区内的什么地方。在与军区方面一再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几百名造反派冲进昆明军区大院寻找阎。这一天,我们战斗队的几个人本来准备到邻近军区的省委机关大院看大字报,恰好遇上造反派冲进军区大院,就也尾随进军区大院观看。
  
造反派没能找到阎红彦,却找到了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和郭超。赵健民劝造反派有话好说,先退出军区大院。当时造反派率队的头领是黄兆琪,(他是早两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考取昆明工学院的研究生。八.二三时他正和同事们在乡下搞四清运动,刚听到八.二三事件时也曾呼喊过要誓死保卫云南省委的口号。如今见风转舵,已成为昆工造反派的领导人,真是识时务的“俊杰”。

)黄兆琪手持话筒,站在大巴车顶上要赵健民回答,究竟阎躲在哪里?几百名造反派(绝大部分为昆工学生)在下边跟着起哄,双方相持不下。
  
赵健民是山东冠县人,性格倔强,颇有点燕赵遗风。古语有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赵的回答是:他不知道“阎政委”在哪儿,就是他知道也决不会告诉造反派!当时赵是中共中央后补委员,在他这种级别的干部中,敢于如此与造反派对阵叫劲的,大概算得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赵的态度,既惹恼了几百名造反派,更惹恼了宣传车上的黄兆琪。此时的黄当然要显得比别人更革命些,更有造反精神一些,方可服众。黄当即用高音喇叭征求大家的意见:走资派赵健民和造反派对着干,我们把他游街示众,给他个下马威好不好?
  
我们战斗队的几个人也跟着大家一道高喊:好!好!就让他游街试试!
  
喊声未绝,从宣传车里,当即有人取出一顶足有三尺多高的的纸糊高帽要扣到赵健民头上。我估计这顶高帽当初大概是为阎红彦准备的吧,如今真是张冠李戴、派上用场了。赵健民把头扭来扭去就是不肯戴。但经不住几个腰圆臂粗的昆工红卫兵的折腾,他们三弄两弄就反扭住赵的双臂,不容分说硬把高帽扣到赵的头上,把他推推搡搡地弄上旁边的大巴车顶的货架上,后边有两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跟着,几百名造反派列队于车后,车队徐徐向前开动,把赵沿着当时昆明的主要街道游街示众一圈。而对另一位省委书记郭超则弃之不顾。游斗省委书记,这在当时还算创举,其它省市在此之前似乎还未曾有过。赵健民被架噴气式游街过程中,裤缝炸綫了,鞋子挣脱了,脚上穿着的是有多个补丁的破袜子,让周围的红卫兵好生不解——共产党的高官竟然也有如此朴素的!
  
听到赵被游街批斗的消息以后,阎思想上更加紧张,对文革更加抵触。为此,他曾和北京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通了电话,希望能由中央文革出面做云南造反派的工作。殊不知陈伯达非但不答应他的要求,反而要他迅速转变立场,消除对立情绪,到群众中去,这就使他绝望了。元月8日夜间,他给夫人王腾波留下一张字条,意思是:腾波: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尔后,他服安眠药自尽。(周恩来闻讯后曾派法医前来解剖验尸,待法医回北京向周汇报后才宣布阎属自杀,服用的是半瓶安眠药、半瓶鲁米钠。)闫红彦自杀后,周恩来在1967年1月14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明确表态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周恩来还说:“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
  
元月9日清晨,消息灵通的造反派们已经知道阎已自杀,并迅速赶到阎自杀的现场。我们这些一般造反派,知道消息已是中午的事了。据当时到过现场的红卫兵讲,阎去世后,因为腹部的脂肪过厚已自然裂开,露出白亮的脂肪来,令人目不忍睹。可叹阎南征北战一世英雄,此时却过不了群众运动这一关。
  
阎去世后,昆明军区所属一些部队的指战员为之开追悼会,痛哭“阎政委牺牲”,造反派则进一步掀起批阎高潮。
  
也是在元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曾对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指示道:“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闲饭,很多事情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元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针对云南省委滥发财物收买和拉拢群众组织的问题,对云南省委发出《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以中发(67)17号文件下发全国。通知称,云南省委:根据各地革命群众反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少数的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最近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他们以“关心”工人、青年“福利”为名,对反对他们的革命群众用金钱去笼络;同时,又给某一些被他们蒙蔽来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以特别优厚的物资享受。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实际上这通知本身也是对前阶段阎主持的云南省工作的一种严厉批评。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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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一)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二)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一)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二)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一)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二)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一)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二)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一)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二)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二)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一)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二)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一)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一)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三)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一)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二)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一)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二)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一)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二)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一)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二)
第十四章 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一)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一)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三)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一)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二)
第十八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我的入党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一)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二)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一)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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