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这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离开接待站，我们计划赶出10多公里路后才吃早点。

　　

我们走出10多公里后，终于饥肠辘辘地进入一个名叫禹王集的小镇。路边正好有块“国营禹王集工农小吃部”的招牌，店里刚出笼的白面馒头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让人馋涎欲滴。负责全队钱粮的石君抢上前去，准备为大家买些馒头。谁知一位精瘦的中年伙计把粮票退回给石君说，这小店卖的是议价食品，不收粮票，但要多收一点钱，即不收一两粮票而要多收4分钱。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是红卫兵，粮票按月有份，钱却不多，请他还是收下我们的粮票，少收一点钱。

　　

这瘦子连说几声不行之后，把头扭向一边，再也不耐烦答理我们了。而一当另有人来买馒头时，他才又转过头来做生意。

　　

这时，从后边又来了一队红卫兵，从队旗上看，是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长征队。提起这八.一八还颇有来历哩。据说，当初南开大学的学生造反受压，决定步行进京反映问题，中共中央文革闻讯后，派出列车到杨村车站把大学生接上火车，说是毛泽东派车来接的。大学生们欢声雷动，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革万岁的口号进了北京，接受了毛泽东第一次对全国各地师生和红卫兵的检阅。这天正好是8月18日，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们把造反组织定名为八.一八。他们头晚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接待站时曾相互问好，此时也是空腹赶到这儿来准备用早餐的。当他们得知这儿只卖议价馒头，不收粮票时，纷纷责问瘦子怎能如此。那瘦子只好又耐心解释说，他们的面粉是议价从自由市场买来，而不是国家供应的。他们的小食部是自负盈亏的钣店，历来不兴收粮票，红卫兵又怎能特殊呢！

　　

我们一听自负盈亏的提法可就上火了，这不是早已被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的“三自一包”（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包产到户）的货色么，这里居然还有人在搞。于是我们队伍中有人大声说，这是搞资本主义一套的黑店，应该砸烂他的锅灶！这瘦子一听可气坏了，高声嚷嚷道：“有种的今天就来砸吧，锅灶全在这儿哩！不敢砸的是孬种。”他用手指了指里面。屋里的一口大锅里，汤水正翻滚着，水蒸汽弥满了整个屋子。

　　

我们被他的态度激怒了！此时的红卫兵，说成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何曾受过这种鸟气。何况现在是两支长征队，正是人多势众。当然我们心里也清楚，那黑不溜秋的锅灶不宜砸，那不过是我们的气话罢了，但总要整治这个瘦子一番才行。

　　

我们七嘴八舌地改口嚷道：我们要砸的是你这挂羊头卖狗肉的“工农小吃店”的牌子，要砸的是藏在你头脑中的专门经营资本主义货色的锅灶！

　　

南开大学的一位高个子红卫兵（后来才知道是他们的队长）抢上前一大步，一把扯开盖在馒头上的白纱布，号召大家说：大家自己动手，来吃馒头呀，吃饱后咱们再用平价算还给他钱粮。此时大家又饿又气，谁还顾得了许多，于是一踊而上，抓起馒头就大吃大嚼起来。

　　

这瘦子更是气极恨极，但也没有忘记要数被我们吃了多少馒头。却哪里数得清人数和被吃的馒头数，不由脱口骂道：简直是一群土匪！

　　

听他如此骂人，倒把我们惹得哈哈大笑起来。等我们笑够之后，才突然厉声吼道：你真是吃了豹子胆啦！好啊，你竟敢骂毛主席的红卫兵为土匪，今天非要你说个清楚，不死也要让你蜕层皮！

　　

这瘦子一看这阵式，有点傻眼了，一会看看这个，一会又看看那个。红卫兵的厉害，他大概早已听说过，正不知今天会怎么被收拾！

　　

南开的那位揭纱布的大个子上前两步抢到瘦子面前，指着他的鼻尖呵责道：本来，我们吃完馒头就会按平价算回给你钱粮，一分钱一两粮票都不会少你的；既然你骂我们是土匪，那这钱粮可就不能交给你了，我们交到你的县委书记手里去。

　　

我们在店外排好队伍，前边是两面队旗，后边排成两行纵队，我们已经走出了几步，有的同学突然提出说：光我们去怎么行，得把这块“国营禹王集工农小吃店”的牌子也带去。又有人说，仅仅这样也还说不清，应该把这瘦子也带走。于是我们的队伍又停下来，有的上前把店牌摘下来，有的进店把瘦子扯出来。瘦子直气得脸色铁青、横身颤抖，口里还不服气道：去就去，你们白白抢吃了我的镘头，难道反而怕你们不成？

　　

我们就这样走了一会后，石君提议说：这招牌干吗由我们的人来扛呢？应当由瘦子自己扛才对呀！大家齐声道好，于是不容分说，原先扛招牌的那位南开同学便把它压到瘦子的肩上。

　　

气嘟嘟的瘦子走得挺快，扛着又长又宽且极厚实的店牌一下子就蹿到我们队伍的前边去了。擎着红旗的元君笑嘻嘻地对瘦子说：你想和红卫兵较量谁走得快么？那你还差得远呢！你刚走几步算啥英雄，咱们已经从北京走到这里。咱们要走的路还正长，还看不起和你拼这几里路的速度呢！元君明明是在骂瘦子，却还一直笑嘻嘻地、细声慢气地说话，且眼角眉梢满是笑意，真是有趣极了。大家忍住笑，喝令瘦子走慢点。瘦子无奈，只有放慢脚步。

　　

不一会，瘦子赌气落在我们队伍后边一大段路，慢腾腾地拖起碎步走，我们只好停下步子来等他。南开的一位女同学问他：磨磨蹭蹭地落在后边，难道是想悄悄溜走么？这下子，把个瘦子弄的走快也不成，走慢也不是，只有闷着头乖乖地紧跟在我们队伍后边。

　　

这样走了一会后，又有一位戴眼镜的南开同学发话道：这瘦子紧跟我们的队伍算个啥，难道他有资格和红卫兵排在一支队伍里走么？何况他骂大家是土匪，他也不宜与我们这群“土匪”为伍呀。 怎么办呢？有人提议说，我们的队伍靠路的右边，让瘦子走在路的左边，岂不就可以了么。于是，我们又喝令瘦子与我们的队伍并排地走到公路的另一边。这样走了一会后，又有人提出，我们是左派，瘦子是右派，走路怎么能走在我们的左边呢，他只能走在我们的右手边。于是又让他走到我们的右手边。经过这么几次折腾，瘦子原有的傲气已经一扫而光，显得晦气极了，懊丧极了。

　　

我们就这样走着，互相交谈着各自学校文革的情况和长征的路线和计划。不时侧目看看瘦子扛着招牌不紧不慢地走在我们队伍右边的狼狈相，大家都忍俊不禁，不由得意极了。

　　

正走着，迎面来了个骑自行车的胖子，看上去年龄有40多岁。想必他和瘦子熟识，见瘦子扛上店牌赶路好生奇怪，就下车来问个究竟。当他听过瘦子委屈的叙述后，不由脱口骂了句：没有见过这样的红卫兵！说罢就要翻身上车而去。可我们怎能容忍他这样骂人。当即一把扯住他的车架，喝令他道：你还没有见过我们这样的红卫兵么？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吧。你必须跟我们往县里走一趟，看看县委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胖子一看势头不好，连声说他还有急事，就想一走了之。我们哪肯轻易放过，抓住他的衣领，一把掏出他上衣口袋里的工作证来看，见是禹王集供销社的干部，我们冷笑着强迫他一定得跟我们走。

　　

这胖子自认晦气，只有与瘦子并排跟我们往前走，胖子骑上自行车慢慢地蹬着。吕君见了嚷道：不能让这家伙骑车！咱们都是步行，他却骑车！哪有这种道理！于是大家呵责他只能推上车走。又有一位南开的同学顺手把他他自行车后轮的汽门芯给拔了。

　　

两队红卫兵边走边谈，谈得很是投机。胖子和瘦子也在边走边谈，只是声音放得极低。不知什么时候，乘我们不注意时，胖子骑上后轮已经癟了的自行车溜回禹王集去了。我们有的人后悔道，当时应该把自行车前胎的气也放掉，看他还能逃跑不！

　　

来到县城后，我们先找到县委办公室，把瘦子交给办公室主任，表明我们想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意思。

　　

办公室主任告诉我们，大体情况他们已经从禹王集打来的电话中知道了，（显然是胖子已经打电话向县委汇报过了。）县委十分欢迎我们外地红卫兵来帮助本县找问题、闹革命。现在县领导正在开会，晚上就和我们见面。

　　

那瘦子还想讲点什么，还没开口就被主任给呵斥住了：你还有啥好讲的，你对红卫兵的态度很成问题，才让小将们生气了。你好生反省自己的做法和态度去吧！

　　

晚上，县委书记和一位副县长把我们两支长征队的全体同学请到县委会议室里。当我们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后，颇有心计的石君还掏出一个馒头请县委书记看看：这么一点馒头有二两粮的份量么？那位主管财贸商业的副县长把馒头接在手里掂了掂，口中连声说：这份量是不足，是不足点！

　　

当我们把早上所吃馒头应交的钱粮交到县委书记手中时，县委书记把龟缩在角落里的瘦子好生数落了一顿：你耽心红卫兵会白吃你的馒头，毛主席的红卫兵是这样的人么？你们这些人，成天只知道做生意赚钱，眼睛只会盯着钱看，一年到头不读书、不看报，犯了错误都不知道。你点点钱粮，人家少交一分了没有？

　　

那瘦子哪里还敢认真去清点钱粮，只是忙不迭地点头弯腰向我们赔不是。请我们原谅他也是贫苦人出身，过去没上过学，缺少知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与早晨盛气凌人的态度相比，真是判若两人了。

　　

县委书记见状对瘦子说：好吧，你先下去反省着，你的问题，还有供销社那个干部的问题，我们以后再研究怎么严肃处理。现在让我们向红卫兵小将汇报我们县上开展文革的情况。瘦子点头躬腰、唯唯连声迅速退下。

　　

接下来县委书记除了介绍开展文革的情况外，还向我们介绍了县上由于前两年受灾严重，一些工作上不去，经请示上级后，在饮食部门搞了一些自负盈亏的经营。这种饭店全县约有40多家，今后准备逐步纠正云云。

　　

我们则用中共中央首长讲话的精神，分析搞自负盈亏可能会滋生资本主义的大道理。希望他们不要再犹豫观望，应当迅速加以纠正。

　　

县委书记说，县上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指县、公社、大队三级）他邀请我们第二天都去听听大会发言，以便多了解情况多提意见。

　　

考虑到我们走了一天路，一定累了，这个会进行不长时间就散会了。当我们回到接待站后正准备休息时，那位主管财贸的副县长到接待站看望红卫兵来了。尽管在这个接待站住的红卫兵有百人以上，但他重点看的是南开和我们云大两个长征队。他不断嘘寒问暖，问我们生活上可缺啥？

　　

南开的同学们说，他们啥都不缺，因为他们是从本校出发进行长征的。而云大的同学是从北京长征，困难一定很多。于是副县长一再暗示我们，只要我们提出要求，县里可以给我们每人补助一件棉衣，补助一部分钱粮。（大概他看见我和吕君的棉衣都太破，已露出许多棉花的缘故吧）。当时我们在经济上确实已有危机，我们让牛君给我们寄钱粮的地址是武汉大学接待站。如今远水解不了近渴，如能额外得到补助，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但我们决定不要这个县一分一厘的补助，这个思想我们是明确的。我们要有红卫兵的志气！因为我们刚刚造了县上的反，紧接着又接受其补助，岂不会玷污红卫兵的光荣称号么！（应当承认，由于我们是一个集体，何况还有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长征队在旁边，如果是我一个人处此环境，或者说我们队伍中有谁首先提出愿意接受资助，那我或许会接受或立即会附合的。因为和众人相比我的确太穷了，真是有点人穷志短的味道啊）。

　　

我们婉言谢绝了这位副县长的好意，但副县长大概是奉了县委意图来的，一再坚持要我们接受补助，大有不完成任务决不罢休的意思。南开的同学也在一边鼓动我们接受。后来，这位副县长得知我们都不准备参加县上的三干会，不会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三干会有任何威协且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南宫县南下时，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喜悦的火花。他不再坚持给我们补助了，又寒喧一会后，他轻松地离开了接待站。

　　

第二天一早，我们和南开队相约上路了。路上，我们议论起这位副县长的态度，大家都认为，开初他坚持要给我们以补助，是以为我们会在县上参加三干会闹几天，会造他们的反，会给他们造成麻烦。于是想用物质利益把我们的口堵住；后来不再坚持这样做，是因为得知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县城的准确消息，说明对他们已经没有威胁，他们无须太客气了。咳，这些当权派如果不是心中有鬼，何必如此用尽心机呢！只是我们哪有精力去和他们斗法哟！

　　

南开队的同学们知道我们的钱粮即将告罄的窘境，很是同情我们，责怪我们过于老实。但他们也很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于是提出由他们支持我们一部分。“这是红卫兵之间的友谊，可不同于当权派的收买”，南开的大个子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是长征队的队长。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都是穷学生，用了他们的，势必造成他们的困难。

　　

同路一程后，由于两个长征队行走的路线不同，他们要往东南方插山东冠县和阳谷方向，我们要往南插南乐县和濮阳。于是互道珍重后分手了。

　　

如今，禹王集造反已事隔近50年，我对当年禹王集的那位经营者表示忏悔，也向禹王集供销社的那位干部致歉！我们这些红卫兵的蛮横与霸道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历史已经证明，他的经营方式是正确的，而且他已经走在了历史的前头！当然，那两位当年的县太爷，对红卫兵的卑躬屈膝与实用主义，以及对属下的压制，至今也让我看不起。套用一句毛泽东的名言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我们到达濮阳县城时，已是下午4点左右。听说濮阳县城离濮阳古渡口还有近20公里路，是在县城住下呢还是继续往前赶，我的意见是就在县城住下算了。但其它人都希望能赶到黄河边，在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边住上一个夜晚，一定会别有情趣。于是我们又继续上路了。天黑后，我们来到名为龙王庙的小村子。听说这里距黄河边还有5公里左右，我们打算继续往前走。但龙王庙接待站的人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黄河边已无人烟，我们只好在龙王庙接待站住下。

　　

当天在这里投宿的红卫兵有50多人，其中有10多人的一支队伍是从黄河南岸过来要到北京去的。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后，一个劲地打听毛泽东什么时候还会接见红卫兵，他们还赶得上么？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其实我们又哪里知道究竟呢。不过也只能鼓励他们说，会赶得上接见的，但步子得加快一点才行。他们听了大为高兴。

　　

夜里，听到隆隆的响声，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雷声，后来听其它红卫兵讲，这就是黄河的涛声。这涛声时高时低，时有时无，引发了我们的几多情思，使人难以入睡！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接待站里就热闹开了。这里没有电灯，几盏马灯却也把院子照得通明，大家都纷纷起来赶路了。当我们踏上大道时，天上的月亮还发着清冷的光，把路两边草地上的浓霜照得冷幽幽的，冷风送来透骨的寒意。走不了多久，已经能清楚地听到黄河轰隆轰隆的涛声了。

　　

这里的景观与昆明真是大不相同：因为是平原，这里的天显得特别地高，月亮也显得分外地小；因为是北方，虽然季节还只是初冬，但霜已显得特别地厚、格外地冷；因为是走向远离家乡的称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之滨，心情显得格外地新奇而庄重。

　　

到黄河边后，天光大亮，看得清那浑浊呈黄褐色的黄河水了。

　　

黄河边上渐渐聚集起几十个红卫兵。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省份，渡河之后要去的方向也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把大家聚一到一块来了。这个理想，在当时就是要将文革进行到底，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我们这群萍水相逢的红卫兵，面对着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哗哗向前的黄河图景，沐浴着从上游吹来的强劲北风；猎猎的队旗被风扯成平展展的一片。我们聚在一面面红旗下，唱起了悲壮的《黄河大合唱》：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这歌声，这情景，使我们眼眶含满泪花而不能自己！中国今天之革命、明日之希望，不正担在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肩上么！

　　

唱得累了，饿了，我们把队旗插在柳丛中，开始到河滩上农民已经秋收后的地里寻觅。寻找那没有被挖尽的小胡萝卜，在浑浊的河水里胡乱洗洗就大嚼起来。此时，这算得上是给大家充饥的美味佳肴了。

　　

等了1个多钟头后，渡船顶着风浪，从对岸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靠近了。我们默默地注视着渡船上吃力撑篙的两位老梢公。他们长年经受黄河上的风吹日晒雨淋，皮肤黑得发亮，在高高卷起的衣袖下，露出一块块隆起的肌肉和一根根突出的青筋，这是力量的标志啊！我们内心充满了崇敬之情！

　　

渡船把一排排浑浊的水波推向岸边，这些浑浊的水波又迅速地翻转身急忙退去。渡船上载来了一队队红卫兵和过往行人，以及他们的货物和几辆自行车。

　　

对岸来的人和货物卸下后，我们立即上船。两位梢公又一刻不停地把船撑离岸边。

　　

船到中流，风浪显得特别大，浑浊的浪花不时飞溅进船里，打湿了我们的衣服鞋袜。但我们满不在乎，我们为黄河的雄浑伟岸折服。我们站在船头，时而远眺黄河的上游，时而远眺黄河的下游。我们放声朗颂毛泽东的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们手挽着手，此时在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狂风暴雨的渴望，充满了对旧的一切的愤怒的力量，也充满了年轻人热情的火焰和对胜利的向往！

　　

木船在黄河中流的漩涡里打了两个转，才从漩涡中艰难地挣扎出来，继而平稳地驶向南岸。在黄河中流时，老梢公也曾因紧张劳作弄出一身大汗。只有我们满不在乎，巴望着在黄河中多呆一会才好。

　　

上了南岸，登上高高的黄河大堤。河堤上种满了郁郁苍苍的老柳树，河堤外有一长洼积水，据说那是旧河道所在。当天下午，我们投宿于山东省东明县城接待站。

　　

第二天，我们来到河南兰考县的涸阳镇。又用了半天时间，我们来到向往已久的兰考县城。兰考是当时全国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生前工作的地方。到这儿来学习的红卫兵特别多。焦裕禄生前的助手前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此时任兰考县委书记。为满足红卫兵学习焦裕禄事迹的需要，兰考县委安排了几位当年与焦裕禄接触较多的老贫农，让他们向大家介绍焦裕禄的动人事迹。几位老贫农怀着对焦的深切的感情，每向红卫兵讲述一次就要痛哭流涕一次，台上讲的人哭了，台下听的人也是一片抽泣声。没过几天，几位老贫农早已弄得眼睛红肿、嗓子干哑。我们原先就认真学习过焦裕禄的事迹，如今身临其境，听了老贫农的介绍，参观了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办公室和简朴的宿舍，亲手抚摸了他为减轻肝痛而用钢笔抵通藤椅的窟隆……看着县委办公大院简陋的平房，我们感受良多。如果我们全党全国的干部，都能像焦裕禄这样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何必搞什么文革呢！只可恨嘴上满口马列、行动上另搞一套的各级党政官员太多，而像焦裕禄这样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太少太少！

　　

就一件小事，也曾引发过我们的一场讨论。事情是这样的，文革前对焦裕禄的通讯报导中，有一个细节写焦裕禄去世后在他的床头发现有一部毛选和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导说这是焦裕禄病重后仍爱不释手的两本书。而我们在兰考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焦去世后在他的床头只发现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种违背真实的通讯报导应当怎么看？有的说，文艺作品本来就应当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样才更具有教育意义。何况像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平时肯定是最爱读毛选的，只是病重时没有放在床头罢了。也有的说，通讯报导的生命就在于真实，如果可以凭空增加，让人知道有假，还有什么教育意义可言。双方各执一辞，谁也不能说服谁。

　　

焦裕禄遗言有道：生前他来不及和兰考人民一道把全县的沙丘治好，死后就把他葬在沙丘上。他要看着全县人民是如何治好沙丘的！何等悲壮的遗言！何等高尚的情操！

　　

兰考人民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坟墓葬在县城外的沙丘上。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沙丘祭奠这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经济已经困难得没钱买一个现成的花圈了。我们分头做准备：石君负责找纸笔，牛君和龙君准备竹片和麻线，我和元君、吕君负责准备可以扎花圈用的松柏枝叶。

　　

此地栽种最多的是焦裕禄生前提倡种的泡桐树。时进初冬，泡桐树的叶子已经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县城里根本见不到松柏一类的树木。我们只有到郊外去找。郊外铁道的远方有几棵墨绿色的树影，那大概就是柏树一类的树木了，我们欣喜地往前赶去。

　　

走了2公里多，果然见有4、5株柏树兀立于铁路边，树干有小桶般粗细。我和元君分别爬上几株树，让体质瘦弱的吕君在下边收集我们折下的柏枝。柏树枝既结实又有韧性，我们没有工具，全凭双手去攀折，很是费了不少劲，才弄了一些下来。

　　

因为这是铁道边的树，树叶上积满了煤烟和灰尘，把我们满身满脸都弄得黑糊糊的。元君是位挺开朗的人，见我满脸黑灰，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由于他的脸也是黑糊糊的，把他本来就白亮的牙齿衬得更白了！我也忍不住笑道：你光知道笑我，你也不比我好多少吧。吕君没有上树，自然显得干净些。他让我们歇着，要一个人把柏枝扛回去，我们不让他扛，反正我们的衣服已经脏了，何必再把他也赔进去呢。我和元君一人扛一些，3个人有说有笑地往县城走去。

　　

回到接待站后，龙君、牛君和石君早已把花圈的架子扎好，还制成几朵纸花，石君正在书写硕大的“奠”字。我们把灰蒙蒙的柏枝用清水一洗，登时露出水灵灵的翠绿色。大家一同动手，很快就扎成一个漂亮的花圈。

　　

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天中午，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我们自制的花圈献到沙丘上的焦裕禄墓前时，其它那些由红卫兵花钱买来的花圈全都显得逊色多了。

　　

在烈士墓前，龙君带领我们学习毛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的用意是，要我们把步行串连走到底。其实，除了牛君之外，这不也正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么！我们共同向焦裕禄的英灵宣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当天晚上，我们把牛君送上到郑州的火车后，接着就去拜访焦裕禄的遗孀徐俊雅，请她在我们每个人的笔记本上题词。她给我的题词是：让我们都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据她说，焦裕禄生前最爱看的两本书就是毛著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临去世时枕头边放着的是《论修养》，为了有利于宣传学毛著，报道时改为床头上放的是毛著了。当时我们对这种报道方法也满习惯，不以为有什么问题：宣传要为政治服务，为宣传毛思想服务！许久后想起这件事，才觉得当时的政治以及所谓为政治服务，可以不顾事实，真是荒唐得很！

　　

由兰考往南，我们经杞县、太康、项城、新蔡、息县后，进入湖北省的罗山县，继而经过湖北的红安县境，再穿过黄陂县后进入武汉。其间，有时我们所住的接待站里没有行李，5个人好不容易借到两床被子横着盖。垫的是光木板上放一层薄薄的麦秸，顾得了盖上身却顾不了盖下身，挤着缩着取暖。不知怎么搞的，5个人睡一宿下来，原先铺得虽然很薄但还算均匀的那层麦秸，经过一夜的翻动，竟聚成了一小堆，堆在5人睡的木板中间，几个人其实都睡在了光木板上。也有时，天黑了我们还在赶路，华北大平原的路与南方不同，路和两边的田地几乎一样平，很少有沟呀坎的。在漆黑的夜晚赶路，什么时间误走岔到田地里也不知道，还是走啊走的，最后只有见到哪里有灯光就往哪里走。这样才最终走进村庄，用旗杆当打狗棍，边往前走边打狗。找到生产队长后，草草地弄点吃的，胡乱倒上一宿，第二天清早又起来赶路。

　　

由于气候、水土不服，我们每个人途中都生过病。至于我的脚痛，到杞县以后才算逐渐康复。论吃的，只有进入湖北的罗山县后，才见到了久违的大米饭。进入湖北后的第一餐大米饭，我们每个人都胃口大开，吃得特别多。而在进入湖北以前，有时吃几块红薯、一两个窝头就抵一餐是常事，如能吃到馒头或面条，就算不错了。

　　

我们到达武汉之前，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用中发（67）40号文件发出停止串连，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大中学师生应立即返校闹革命的通知，该通知已在各地接待站广为张贴。该通知称：“几个月来，广大革命师生热烈响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号召，进行步行串连，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广阔的发展。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当回到本地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战。

　　

“目前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由于前去的革命师生过多，拥挤一起，天气寒冷，食宿、交通安排极为困难，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的地方还发生了传染病，影响了革命师生的健康。这些问题，急需加以解决。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一，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步行串连队，凡停留时间超过三天到五天的，请迅速返回原地。在县以内进行步行串连，也要防止过分拥挤，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一律停止前往串连和参观。

　　

“二，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目前，为了使远离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迅速回到本地本校闹革命，参加斗、批、改，实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夺权斗争，在十五天内也可以免费领取直达票乘坐火车和轮船。不靠铁路沿线的，应当步行到邻近的铁路线上乘坐火车。

　　

“三，为了响应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反对经济主义，防止铺张浪费，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在串连和回程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粮食定量可适当增加。宣传费、医药费只在必要时可给予少量补贴。

　　

“四，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凡是吃饭未交费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

　　

“本通知可在全国城乡各有关单位和地方张贴”。

　　

我们到武汉大学住下后，很快就从接待站收到牛君替我们寄来的300元钱，我们立即从邮局汇出我们向太康县接待站借过的100元。

　　

我们在武汉逗留了4、5天。其间，我们到一些高等院校看大字报就用了不少时间，以此弥补在这段步行串连期间我们对形势发展认识的欠缺。我们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以往的大字报是用“×××”的符号来代替，现在已经直呼其名，说明运动又往前深入了一大步。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各高校和机关都有全文转抄的中发（66）540文件。文件转发了刘少奇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前已提及），已经把刘少奇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于小邓小平的问题。最有份量的一篇大字报是全文转抄的中发（66）541号文件，文件转发了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其中邓小平认识到“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的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是密切相关的。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谨慎，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

　　

看过这两篇篇大字报后，对我们的震动是很大的。

　　

我们也看了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他们又没有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许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先要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毛泽东还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

　　

大字报也传抄了周恩来在11月27日于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师生代表时讲话，关于串连问题他说：“今天《人民日报》讲了，暂时停止乘车到北京串连，等明年春暖后，再组织未来北京的大中学师生、未见毛主席的来京串连，冬季进行徒步串连的试点，明年春天推广”。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停止串连的通知，我们经过讨论，一致决定改变原先计划在武汉休整几天后就继续步行，经湖南、广西、贵州返回昆明的计划，决定从武汉乘火车径直返回昆明。

　　

正是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当初，我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步行串连。在全国大多数红卫兵南来北往、乘车串连时期，我们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北、山东、河南、湖北5个省市30余个市县，历时近1个月，行程1500多公里到达武汉。虽然说不上历尽艰辛，却也一步一步地丈量了这些地方，使我们对人生、对社会、对民间疾苦……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如今，毛泽东号召要停止串连，我们得研究该怎么办了。

　　　　　

（待续）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