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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
一、红卫兵最听毛泽东的话
10月18日毛泽东第6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每天都有数万名外地学生源源不断地涌进北京来，北京接待红卫兵的任务显得格外繁重、简直是吃不消了。这就要求已经被接见过的红卫兵迅速离开北京，才可能减轻首都的一些压力。当时北京的原则是，只要能把人送走，送到哪儿去都成，可见情况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
北京体院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每天都捧上一摞摞火车票来找我们。这些火车票，有到新疆乌鲁木齐的，有到沈阳、哈尔滨的，有到上海、杭州、厦门的，也有到广州、成都、昆明方向的……总之，可以任我们挑选，我们爱上哪儿去都可以，只要尽快离开北京就成。
而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本地本单位的文革搞好，如果随便到这里那里去，必然是假革命串连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我们自己决不这样干，我们也鄙视别人这样干！我们甚至对首批上北京的同学不是从北京直接返校、而是取道上海返校大有意见，认为他们有悖于离校时的初衷。
当我们即将接过直返昆明的火车票时，《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改变了我们的整个计划。
10月22日，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1个月，行程2000多里，从大连步行来到北京。《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为此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指出：“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毛泽东“一直是支持大串连的，并且主张把这种革命行动大大推广”。社论号召红卫兵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步行串连，深入群众，向工农兵学习。
我们先是从广播中听到这篇报道和社论，然后赶快找来报纸逐句逐段地进行认真学习和讨论。经过讨论，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到一块来了：主要有我班的龙君、石君、吕君、牛君和我，另外还有比我们低一年级的元君，化学系有位姓名为何玉珠的女同学也要求和我们一道行动。如果同意让这位女同学和我们一道跋山涉水，总会有诸多不便之处，于是我们坚决不答应她的要求，弄得她很难过，还为此哭泣了两次。当她知道我们的坚决态度后，她要捐给我们10元钱，让我们在步行串连途中添着使用，说这也算是她对步行串连尽的一分心意。这真诚的友谊，使我们十分感动，但考虑到她也并不宽裕，我们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她捐的这份钱，当时不得不收下后，又很快设法归还了她。
我们同班的其它同学，虽然没有参加我们的队伍，却也十分关心我们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有的人，平时一贯以“左”派自居，使人以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人情、友爱为何物，此时竟然也透出一股浓浓的人情味来，一再嘱咐我们路上要多注意冷暖，即将来临的北方的冬天，霜雪定然很大……使我们感到很亲切。
云大校文革筹委带队的同学也挺支持我们的计划。他悄悄告诉我们说，他可以为我们开证明写公函，让我们到云南省委驻北京联络站（又称办事处）求得帮助，离开昆明之前云南省委的领导已经告诉他有关地址。他要我们不妨去试试。
我们心里想，这不正是对云大学生保省委有功的又一种关照么！我们真不愿去找，可我们又不得不去。因为我们已经囊空如洗，如果不能解决经济上的一些困难，我们势必寸步难行，那么再雄伟的计划也将无法实施。
持着云大校文革筹委的介绍信，我们顺利地找到地处僻静街道里的云南省委驻京办事处李主任。李主任原先曾任昆明师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对我们这一行不速之客的造访还满热情，让我们写出借条后，每人借到25元钱和45斤粮票，（这欠帐以后没有任何人向我们追缴，办事处亦已撤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这是后话。）
我们6人共借到150元钱和270斤粮票，集中到一块后由石君保管。我们6人都没有手表，作为一个集体，没有个计时器很不方便，于是我们集体买了1只7元钱的小闹钟，还买上一把3元多钱的理发剪，这也是很实用的。钟表柜的售货员听说我们买小钟是为了步行串连用，格外热情细心地帮助我们挑选，帮我们选购的小钟真是价廉物美。它走时准确，一直没有毛病，以后一看到这只小闹钟，就使人回忆起那位满腔热情的北京售货员。
我们从北京体院要到一面红旗和一点黄油漆。石君写得一手好字，大家推举他用黄油漆在红旗上写出我们议定的队名：云南大学红卫兵延安长征队。前面的7个字为拳头般大小排于上方，下一行的5个字要大得多。为什么用这个队名呢？因为我们向往革命圣地延安。然而因为用这个队名，后来的行军途中还闹过误会：一些粗心的人往往不注意看上面的7个小字，误以为我们是延安来的学生。
延安曾是我们最为向往的圣地之一。图为我班周君此时在延水河畔的留影
上图为我班马君此时在延安张思德墓前的留影
这支由6人组成的小队，正二八经地选举了正副队长。队长由白族的龙君担任，他是位个子高大的青年，文革前在班上任体育委员，对各种体育活动都能来两下，有较好的组织能力，为人本份、正直，也是最早一批加入学校红卫兵的人。大家推举我为副队长，我推辞道：这么五、六个人的队伍，没有必要设副职了。但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听任大家的安排。事后我想，大家坚持推选我为副队长，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认为我能热心为集体办点事，二是因为来北京前我是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而这后一点，其实正是当时北京已经轰轰烈烈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们头脑中还未得到彻底肃清的缘故。否则，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恰好不应该再担任长征队的领导了！
红卫兵最听毛泽东的话！经过这么两三天紧张的准备工作，我们即可开始步行串连、雷厉风行地实践毛泽东的号召了！
二、而今迈步从头越
毛泽东在描写红军长征的诗中有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时代，我们未能赶上，为此我们常常扼腕叹息：否则，我们要么已横尸雪山草地，要么战死于金沙江畔、大渡河边。如果还能幸存到如今，则可以在各级重要岗位上报效国家，而不至于浑浑噩噩，虚度此生。此前，我们也曾羡慕过当年延水河畔的热血青年，有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的历史机遇；如今，毛泽东又给了我们新的机会——我们肩负的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各国人民！毛主席号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我们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经受磨练的豪情，我们怎能不踊跃前往呢！
10月28日清晨，我们云南大学红卫兵延安长征队从北京体院出发了！我们火红的队旗由高个子的白族青年元君擎着走在队伍的前边，我们成单行纵队紧跟其后。大家步伐坚定有力，体现出胸怀大志的年轻大学生们才可能有的豪情壮志。
当我们的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面对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龙君率领我们庄严宣誓：我们是毛泽东的红卫兵，我们一定要永远读毛泽东的书，听毛泽东的话，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穿过天安门广场后，我们顺着大道经正阳门、珠市口、永定门、丰台一直往南走。在我们的队伍穿过北京市区的时间里，曾经好几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路上的行人停下来为我们鼓掌致意。特别突出的是有一位中年工人，当他看了我们的队旗，知道我们是云南的红卫兵时，拉住我们问长问短，坚持要龙君记下他在北京的单位地址。他认为，我们一路上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如果我们需要帮助，可以随时与他联系，他将竭尽全力支持我们。我们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地址，在心坎上铭记住他的情谊，记住北京人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就这样充满希望、充满憧憬地离开了首都北京！
当我们跨过永定河大桥——即历史上有名的卢沟桥时，掏出挎包中的小钟看看，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此时已是枯水季节，整个河床除底部稍有流水外，其它地方都是干涸的。尽管如此，宽阔硕长的卢沟桥两边那石雕的栏杆，却也显得十分壮观！呵，这就是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中华民族又一次发难的地方！此时，匆匆行进中的我们，难以引发思古之幽情，但我们决不会忘记那一段国耻！永远不！
当天傍晚，经过40多公里的行军，我们住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城黄村。紧靠县城边有个河北农业大学园林分校，当晚我们就住在园林分校。
园林分校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学挺热情，他一直陪伴我们洗嗽、吃饭、休息，向我们介绍他们学校开展文革的情况和大兴县的情况。他还介绍说，就在我们当天走过的路上，有一个名为“红星”的人民公社，这是颇有名气的中朝人民友好公社。那里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社员收入也不错。他建议说，既然是步行串连经过此地，不可不参观一番。
此时如果要参观红星公社，就得走10公里的回头路，往返就得多走20公里路了。我穿塑料凉鞋才走了第一天，脚上就磨了一串水泡，到底还往不往回走呢？经过反复权衡，大家认为，我们长征可不是为赶路而赶路，是要通过步行串连熟悉社会，了解社会。从这样的认识高度去考虑问题，多走点路也是值得的。
第二天吃过早餐后，我们踏上了回头路，走了近两个小时，来到红星公社社委会。社委会主任听我们说明来意后，对我们很是热情，把我们邀进会议室里介绍情况。由于来这里的外宾较多，所以他着重介绍了“反帝反修”斗争的情况。特别是怎样根据所来外宾的政治态度，有针对性地用毛泽东语录布置会议室，从而收到一种在交谈及其它场合难以取得的效果。他指着墙上的一幅毛泽东语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合的余地！”对我们说，这是前些天才挂上去的。因为来的是越南外宾，他们对苏联只讲团结，不敢作斗争，这种中立能持久么。在这里了解到的许多情况，在报刊上是不可能见到的，让我们感到挺新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原来竟也如人与人的关系、家庭与家庭的关系大同小异：既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斗争，又离不开团结、妥协与协调。而平时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报刊上提供给我们的极其有限的、冠冕堂皇的那么一点点而已！
离开会议室后，我们参观了养鸡场。养鸡场有4千多只鸡，鸡舍还算干净，但所有操作都由人工进行，看不到有什么机械化设备。至于全公社的收入，由于有规模较大的拖拉机站和社办工厂，加上全公社种植的蔬菜都由市区包购包销，所以每个社员年收入可达5百多元。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算是相当可观的了。联想到云南贫困地区一个劳动日仅可收入几分钱，只能按照毛泽东指示的“农闲吃稀、农忙吃干，瓜菜半年粮”的广大农村生活相比，这里堪称大跃进时民歌所描绘的“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了。
参观了红星公社，我们又往大兴方向走，傍晚住到大兴往南20多公里的固安县境内一个名为柳泉的农村。这里有个农业中学，我们就到农业中学寄宿。
我们这个长征队，由于离开云南时没有步行串连的准备，每人只随身带了套换洗衣服，晚上住到哪里，就得临时借行李用。这晚上借到的被子过于单薄，把牛君冻坏了。第二天一早牛君开始发高烧，无法继续赶路了。
怎么办呢？难道大家都停留在柳泉等牛君么？毛泽东诗词中有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脚上的水泡也肿得越来越厉害了，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我陪牛君在柳泉住下，其它4位同学继续往前赶。待牛君病好后，我和牛君乘汽车与他们在前方的衡水相会。衡水必定有红卫兵接待站，这就是很好的相会处。
就这样，龙君等4人往前走啦，而我和牛君留了下来。牛君在班上学习成绩算得上是最好的那一类，但因家庭出身“地主”，尽管他也积极靠拢团组织，但总也未被接纳，因而思想上常有一种压抑感。那双藏在眼镜片后的目光里，表面看似豁达开朗，细看就不难发现不时会闪出一种难言的忧郁。
我请来农校的医生为牛君注射青霉素针水后，牛君安静地入睡了。闲着没事干，我来到打谷场上参加社员们的打“棒子”劳动。
这里距北京市不过有6、70公里远，可这里劳动条件之简陋，生活之匮乏，使我吃惊不已！打“棒子”劳动，就是把一堆剥了皮的干玉米棒子，用一截榆木棍子猛敲不停，使得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脱落下来。用这种方法干，很长时间也敲不下多少玉米粒来，还有不少玉米粒给打碎了。我敲了一会后，忍不住问身边的一位老头：这玉米是你们一年的主粮呢，还是杂粮？他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慢吞吞地回答说：这么好的粮还算杂粮，那还有什么可以算主粮！这玉米也只够半年的数，还有半年多得掺和着瓜菜吃哩！他见我不相信，用棍子指着远处的一位老人说：那边的王老汉还当过八路军的营长哩，现在还不是一样成年跟我们吃稀糊糊。
于是我走过去挨着王老汉席地而坐，和他一边敲打玉米棒子一边搭讪着问他真的当过八路么？他说那还有假么，还有证书藏在褥子下边呢。他是负伤后不能作仗了才回家的。我问他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他说，跟大伙差不多呗！他还说，政府原先计划按月给他补助，被他拒绝了。我提出想到他家看看，他说没啥可看的，但后来还是带我去了。他家只有两间极为简陋的小屋，除了床铺、锅灶外，几乎一无所有，他还有个快成年的女儿，此时下地干活去了没在家。我看着这有许多缝隙的破屋问：冬天住着受得了么？他淡淡地回答说：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的。那些通风的地方，过些天找点旧报纸糊起就成。
从他家走出来，我的心情很沉重，在抗日战争中为革命负过伤的八路军营长，如今能拒绝政府的照顾，与乡亲一道过着这么贫寒的生活，真是匪夷所思。不是步行串连，哪能看得到这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今后，当我们遇到个人不顺心的事情时，不该多记起这些革命前辈么！
这天晚上，我参加了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会议的内容主要由我介绍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情况和文革的发展情况，然后由我教大家唱了几首用毛泽东语录谱写的歌曲。
这是我觉得近一段时间以来过得很充实的一天！
第二天一早，牛君说他已退烧，可以上路了，于是我俩又踏上了征途。
牛君的病好了，而我的脚却更痛了。水泡破了的地方引起感染一直肿到大腿根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就是咬紧牙关，一天也只能走30多公里路。这样，经霸县、任丘县、河间县、献县、从富庄驿岔衡水，按说5天就可以了，而我们不得不走了7天。牛君有几次提出要陪我乘车到衡水，我却坚持要步行。照我的偏激之见，认为步行串连途中如果乘了一次车，那还算什么真正的步行串连！我的这种思想牛君当然接受不了，但他也无可奈何，只有陪着我慢慢走。其间我的思想何尝没有过斗争，每天夜晚当牛君入睡后我都会在接待站昏暗的灯光下学习毛著，而且是用林彪关于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办法来学。学过之后就会觉得横身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当时走路的样子一定十分狼狈，所以每当对面遇到红卫兵长征队时，他们往往都要齐声朗颂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来鼓励我。还有几次，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拖拉机、马车都会主动停下来，要让我和牛君搭车，牛君自然乐意，但我坚决不肯，甚至还说：牛君你想搭车就一个人搭车好啦，我是一定要坚持步行的。牛君当然不可能一个人去搭车，而驾驶员也只有叹息着把车开走。当时我就这么固执得不近人情。这和以后牛君与我们长征队的分道扬镳大概不无关系吧。虽然他没有这么明白地说起过。
但有一次，我终于被迫不过，坐了一会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是一位青年农民，他见我走路的狼狈相后，要我骑上他的自行车往前走。他骑的是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这在当时全国城乡算是时髦的、甚至是奢侈的交通工具了，车架上带有一大包新衣服，我猜想也许是准备结婚用的吧。他竟然这样信任我，执意要让一个他从不认识的我骑上他的车往前走，他在后边跟着。对红卫兵的这种信任使我很感动。当我一再表示我确实还不会骑自行车，请他不必客气之后，他二话没说，把车架上的那包衣物塞到我手里，把我扶上自行车后架，然后他骑上车带我走。对于这种真挚的情意，实在是却之不恭，只好任他带吧。
北方的马路，笔直而平坦，因而，看他骑车的样子还不太吃力。一路上，他劝我到他家住两天，他会弄草药给我敷好伤口。还说，他家院子里有两株枣树，今年挂果特多，可以让我们吃个够。他所在的村庄，就在大路前方4公路多往左拐不远处。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这样，到了他需要拐弯的路口时，我下了车，把那包衣物替他放好在车架上。互道再见之后，他骑上车往左边拐去了。这种真挚的情谊，常使我感动不已，也教会我在此后遇到陌生人有困难时，一定要多给予一些帮助。我始终认为，一个人能帮助熟悉的人并不困难，因为今天你帮了他的忙，明天可能他也会帮你的忙，这种感情投资于人于已都不吃亏。而帮助陌生人可就不一样，你帮助他之后，今生今世你们之间可能再也不会相遇了，这种帮助堪称无私的奉献，这种关爱给人的温暖是持久的，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啊！
三、衡水的民主生活会
我和牛君赶到衡水市时，龙君他们已经在此住下有3天了。龙君到衡水市后也病倒了，由元君背负他到医院看病，诊断为扁桃体发炎引发高烧，喉咙肿痛得喝口水也难以下咽，吃不下接待站里的馒头和玉米面糊糊，只想喝点大米稀粥。在衡水这种典型的北方城市，当时要找点大米可真难。难为石君他们分头跑遍了整个衡水市，最后总算找到两斤大米，让龙君美美地喝上了大米粥。
我们在衡水接待站相遇，虽然大家只分开7天时间，但好像已经分开许久似的，互相问长问短，很是亲热。可是没过多久，大家发现牛君言语不多，心神不定。正是一人向隅，满座不欢，大家也就都沉默了。
当牛君外出时，其它几个人问我，牛君是怎么了，我说我也弄不清楚。龙君沉吟着道：是不是因为他病后，我们没有一块等他，使他病后匆匆追赶我们而有意见？石君冷笑道：情况肯定没有这么简单，最好是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谈谈吧。
石君在班上算是一位很聪明的人，琴棋书画几乎无所不能，尤其是他的书法和篆刻，在班上是首屈一指的。许多事情，他确实能看得比别人更深刻些，大家都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都同意采纳他的意见。
这是我们离开昆明以来第一次举行如此认真严肃的会议。会议既有往常有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味道，又有经过串连之后，打破了原有种种顾忌后的随便，基本上都能真正地敞开思想。牛君发言说：当前正是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时期，而我们长征队几个人，要么以往是整过人的，要么是受过压的，都应该积极投身到本校的大批判中去，去触及各自的灵魂才对。而现在整天就这样在路上走啊走的，客观上是回避了本校的尖锐斗争。他希望我们一块放弃这种步行串连，迅速赶回学校投入大批判中去。但他认为这是无法说服大家的事，那么，他个人决定随大家按既定路线到达兰考后，就要放弃这种步行了。
石君也对我们长征队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在我们长征队里是有表现的，比如长征路线的确定，每天的食宿计划等，龙君一人说了算的时候居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很不够。还批评我未尽到副队长的责任，时常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了。
元君性格活泼开朗，每当他讲话之前，都要先嘻嘻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来，给人一种挺乐观随和、让人容易接近的好印象。他没有批评谁，只是表明态度说，步行串连是毛、林提倡的，他认为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最时髦的语言之一就是看大方向是否正确）如果大家继续走下去，他也一定不改变主意。说完这话，又是嘻嘻一笑。他是他们班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是红卫兵，而对牛君的尖锐发言却不置可否。
吕君是宣威人，出身较为贫苦，也是班上最早加入红卫兵的。他的发言肯定了牛君的部分意见，他同意现在是批判刘邓路线的重要时期。但他相信在校的同学们能做好这件事，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
我的发言，列举了我在柳泉村与群众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说明我们这种步行是能够学到许多东西的。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肯学习就成。至于学校的大批判，我们可以寄回大字报稿参与。总而言之，我希望能把已经进行的长征坚持下去。
听了大家的发言，龙君有些坐不住了。他先是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工作中有不够民主的地方。他要求大家重新选举队长，他本人难以胜任这一工作。
可大家批评归批评，队长还是要他干，他也只好服从。
大家都同意到兰考后牛君退出长征队乘车返校，并经大家讨论后由石君执笔，写出一份我们长征队集体批判云大校党委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情况的大字报稿，交由牛君返校后抄贴。大家希望牛君要言而有信，到兰考后迅速乘车返校参加运动，切不可离开我们之后就乘机四处游山玩水，违背我们步行串连的初衷。（后来的事实证明，牛君离开兰考之后，一路上哪儿也没有逗留，径直返校参加运动，并迅速给我们邮寄来了各人在校应有的钱粮。）
接着，我们讨论了以后沿途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使我们的步行串连如同毛泽东赞扬过的红军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计划印刷一些毛泽东语录 沿途散发，而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事。由于我的脚还没有好，大家决定让我乘车到前方的南宫县联系印刷事宜，他们在后边步行赶来。
在北京体院时，云大校文革筹委会带队的同学还给了我们一张已盖有印鉴的空白介绍信，这下算是派上了用场。我填写好介绍信后，找到南宫县委文革领导小组，提出我们要印刷毛泽东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想法。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于是经过县里安排，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县印刷厂完全无偿地为此加夜班干。当龙君他们到达南宫的第二天下午，按照我们选定的内容，南宫县印刷厂已给我们印制出7万张毛泽东语录卡片。卡片纸质厚实，颜色呈粉红，语录的四周还套了一道小五星镶成的花边，下方还有云南大学延安长征队的落款。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很满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没有让我们花费一分钱，就把事情给我们办好，为此，我们用大红纸写出感谢信，对南宫县文革小组、县红卫兵接待站和县印刷厂，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此后在南下途中，我们不断地把这些语录卡片散发给沿途遇到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在公路两边扫树叶的农村孩子们。据说他们每天扫几筐落叶回家，就可以作为烧火做饭的燃料。看到这些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大声朗读我们送给的卡片，我们很是高兴。
从南宫县出发，我们经清河、临清、馆陶进入大名县。计划到濮阳县后，从濮阳古渡口乘木船渡过黄河进入山东省的东明县。
在地图上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从南宫出发，经威县直插馆陶，路线要直得多，为什么我们要绕临清这条弯路呢？因为那里有个东留善固大队，大队党支书吕玉兰，当时是全国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已当选为中共中央后补委员，荣获了许多称号，我们决定绕道到她那里学习、取经。
我们在东留善固大队住了一宿，这里没有接待站，我们被安排分散到社员家里食宿。我的房东饭后在与我的闲谈中，曾很自豪地向我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有个叫赵健民的人是军分区政委，打游击时经常住他家，听说赵健民当过山东省长哩，也不知后来到哪去了。我赶快说明：他现在是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听到赵的下落，老房东显得挺高兴、挺满足的样子。
这段时间，每天到这个地处偏僻的大队来的红卫兵还真不少，都是来学习吕玉兰的，但许多人都乘兴而来扫兴而去。何以如此？正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吕玉兰出名后，到外地开会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时间特别多，许多人来了都见不到她，能不扫兴么！我们还算幸运，我们进村的头天，她刚从省上开会回来，她在村上呆不了两天，又得上地区去。现在正好让远道而来的我们碰上了，总算不虚此行！我们在心里暗自庆幸；真是心诚则灵啊！
大队领导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吕玉兰将与我们见面，将给我们介绍学毛著的体会。
早上8点多钟，我们来到生产队的打麦场时，那里已经坐有100多名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了。此后，又陆续来了几十个人，当时的红卫兵真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在啊！
吕玉兰的学毛著讲用报告作了1个多小时，主要讲她中学毕业回乡后如何带着大家一道，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当时称为老三篇）文章的思想，与生产上的困难作斗争，怎样热情地帮助思想退坡的老党员，怎样狠抓阶级斗争……她的讲用，列举了许多数字和典型事例。虽然她手中持有稿子但她却很少看稿子，能滔滔不绝地讲，正是熟能生巧。由于她讲得多了，已经成为一位有经验的讲演者啦。
看上去她有25岁左右，短头发剪到齐耳根，一身道地的北方农村姑娘打扮，使她显得很有精神。她的语言朴实无华，比起以往我们听到的过多堆砌华丽词藻的学毛著讲用，要中听得多。
当天中午，我们离开东留善固大队，继续南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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