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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戈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二）
三 、思想大转弯
这些天里，白天看大字报，尽可能把新获得的信息装进头脑里，夜晚躺在铺有苇席的水泥地上，像过电影般地回忆和思考白天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很晚也不能入睡。
毛泽东决定开展文革，然而开展文革的目的是什么？打击对象为谁？具体方法和步骤如何等等，看来，除了江青和康生等极少数人知道外，其它人一概不明白，包括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不例外。林彪在某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说过：现在中央有威信的干部，都是毛主席事先交了底的。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刘、邓处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高位，却不知道文革应当怎样开展，其处境是十分尴尬的，而毛泽东却有意避到外地让刘、邓充分表演、充分暴露。正如刘少奇本人面对学生们所自嘲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明明不知道文革应如何开展却又不得不加以领导，于是就只有按以往的经验办事：一方面采取舍车保帅的办法，从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中打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黑帮”和“三家村分店”，以显示文革已经深入开展；另一方面是让各省、市、地、县委向所有的大中学校派出级别颇高、阵容可观的工作组，和所驻单位的党组织一道，对全体师生和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排队，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计划通过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以转移斗争大方向。刘少奇为此曾作出指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何等地杀气腾腾！
按刘、邓的旨意，各地工作组和学校党组织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途径收集“右派”师生的黑材料，甚至对“中间派”师生也不放过，谁个在什么问题上曾经产生过动摇等全都记录在案，以备秋后算账。按照各地所排出的右派师生人数，已经大大超过1957年划出的右派人数。经历过文革灾难的人，谁也不会忘记被毛泽东的大字报斥为“白色恐怖”的那50多天吧。（在北京是50多天，在各省则大大超过50多天！）
如果文革一直按刘、邓的旨意发展，则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被打入18层地狱中，大陆神州将不知是何情景。
有人可能会问，文革中不是还批判过刘少奇有“阶级斗争熄灭论”么，何以他会对知识分子如此大打出手呢？联系到他以往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邓不是曾经主持制定过简称为《后十条》的中共中央文件么，其中就曾经规定要将那些与地富子女结婚的党员开除或劝退出党以纯洁组织，被本来已经很左的毛泽东斥之为“形‘左’而实右”并下令将《后十条》收回作废么。如此看来，文革初期如果要“围剿革命派”才能保全自己，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要借铲除特权阶层和克服腐败现象搞倒刘少奇，同时也为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而决心发动文革时，立即得到天真纯朴的亿万青年学生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拥护。在文革初期，大家都以为从此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能深入发展的新曙光了！特别是联系到毛泽东的许多精典性语录,诸如毛泽东号召：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号召对犯了错误的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要求党委一班人团结时说“谅解、支持与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见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 毛泽东提倡党和国家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要做一个高善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年毛泽东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中这些全国老幼耳熟能详的名言，说得何等地好啊。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不能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应当“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要成为人民的公仆；提倡要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事业，要“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的需要”以及“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提倡“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既然如此，是打倒刘少奇好？还是把数百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打成右派好？广大的青年学生，即当时的红卫兵们，当然义愤填膺要打倒刘少奇。所以当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革命师生无不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为纠正刘、邓路线整学生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幼稚无知的青年学生们能为打倒刘、邓这一战略目标冲锋陷阵，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66）505号文件指出：“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教职员工原原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在其附后的军委和总政的“紧急指示”中有道：“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退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鉴于不少党组织和工作组以为他们当初是按刘、邓旨意办的，今后总有对“右派”师生们实行秋后算账的一天，因而纷纷转移、复制黑材料。为此，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再次就此问题发出补充通知指出：“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其它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之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同月27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师生代表时讲话也再次指出：“首先，要原工作组负起责任，把五月十六日以后的材料集中起来，上报的、分散在学校革委会、筹委会的集中起来，连工作组员的笔记本也要集中。所谓集中就是封存，等各派学生，首先是左派学生都回来了，选出代表，上级党委也派人参加，当众烧毁，一烧了之。有的同学说：这样不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烧掉了吗？我们说不会的，因为工作组、校党委所犯路线错误，在群众是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列了名单，由一部分同学监视另一部分同学，本身就是错误的。过去排队，把革命派打成‘右派’，这种政策就是错误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在于形式，要抓本质问题，如排队（左中右）就是错误的，不一定要知道几个名字，把材料公布了反而会有负作用。因此，主席、林彪同志，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再三研究后，主张一烧了之为好。”
从以上简要回顾不难看出，只有在毛泽东的大字报发表后，在中共8届11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三令五申要清理黑材料并为被打成“右派”的数百万革命师生平反后，广大革命师生才得以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投身于文革，才可能出现中南海外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
如今有人写文章道：当初要真有一条刘少奇路线该多好！我敢断言，写这种文章的人当年一定没有吃过被划为“右派”的苦头！
既然刘邓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些年来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发觉呢。一直萦绕于我们头脑中的这个问题，直到几个月后看了一份转抄周恩来讲话的大字报后，才得到一些启发。周恩来于1967年4月15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讲话说：1949年“四月我们进入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这像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像话嘛……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廿三条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廿年的帮助，扶不起来。这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这是后话。
四、接受毛泽东检阅
文革开始以来，毛泽东、林彪已于8月8日、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先后5次接见了几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现在，北京又聚集了百万以上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大家都在议论：被接见的“幸福时刻”快要来到了。
10月17日晚，我们得到通知：明天中央首长要接见外地红卫兵，要我们凌晨2点起床吃早餐后出发到指定地点。
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将是毛、林等中央首长的接见，有几位女同学一听到这消息，顿时激动得流出了喜悦的泪花。
这天晚上，大家几乎都没有入睡。平时瞌睡好的同学一再请求别人，到集合时如果他还没醒来，可千万别忘了叫他。话是这么说，其实这几位同学当晚根本就没有入睡过。
离凌晨2点还早着呢，大家全都起来了，洗嗽、梳头、换上干净的衣服，配戴好红卫兵袖章，早早就等候在食堂门口。当热气腾腾的馒头刚一端出来，大家一拥而上抓起就吃，生怕吃得慢了赶不上集合。
队伍集合好后，没有汽车来接，而是让我们步行去。大家心里挺纳闷，前几天我们已经到天安门广场留过影，天安门离体院远着哩！难道就让我们这么一直走着去么？
我们就这样时紧时慢地走着，走了1个多小时，来到一条大马路边。这条马路两边，分别已经排满了4列队的红卫兵。我们挤进安排给我们的地段。先到的红卫兵们介绍说，这次接见不同以往，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将乘小汽车穿过两边挤满红卫兵队伍的街道。
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马路两边到马路中间的距离不过10米左右。能在10米左右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而如果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我们的位置又安排在离城楼较远的地方，那我们不是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么！
可是也有的同学耽心说，如果是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即使距离远，看的不大清楚，但我们毕竟可以和心中的红太阳有较多时间在一块，那才是最大的幸福哩！而在汽车上检阅，如果车速太快，还没等你看清楚，汽车已驶向远方去了，岂不是太让人遗憾了么！
对这种说法，大家也作了小声的分析。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是检阅我们，那毛泽东的汽车就不会开得太快。
大家心里都在默默地祈祷着，希望毛泽东的车开得慢些，再慢些，让我们能看个够！
北京的晚秋季节，已经够凉的了，刚才从体院出发后紧张赶路，倒还不觉得怎么冷。如今站定在马路边，就感到寒意袭人了。我们这些衣服本来就穿得单薄的南方学生，冷得上牙嗑下牙，几乎要颤抖了。只好不住地蹦着、跳着，不住地跺着脚，巴望着天快些亮，让“幸福的时刻”快些到来。
天终于亮了，东方的天际，变幻出耀眼的红霞，四周的景物也看得清楚了。我们所在的北太平路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马路。这条马路长得看不到尽头，而马路两边密密匝匝的红卫兵队列当然也就没有尽头。
打从天边出现红霞开始，红卫兵的歌声就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紧邻我校队伍的，是一批四川音乐学校的学生。其中有一名女生，着装为标准的红卫兵打扮：头发扎成两把小刷子，穿一身半新的草绿色军装，腰间扎的宽皮带束住斜挎的绣有毛体“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的军用黄挎包，臂带红卫兵袖章，眸子黑亮而机灵，睫毛很长，一幅飒爽英姿，看了令人又敬又爱。有了她和她的同伴们，我们这一带不用齐唱了。她的歌声甜润悦耳，热情奔放，字正音圆。更重要的是，她的歌声来自灵魂深处，展现了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感情。她唱的几乎都是各族人民歌颂中共和毛泽东的歌曲，有蒙古族的、藏族的、维吾尔族的、朝鲜族的、还有彝族、壮族、赫哲人的……
她的歌声不断地在我们上空旋绕：有时节奏急促，颤抖的音阶时而升起时而落下；有时跳动着落在最高的音符上，并且极准确地拖长着尾音，使你想到那在空中忽高忽低、又突然在高空停止不动的百灵鸟；有时她的声音低沉缓慢，有一阵没一阵的，好像声音不是来自你身边，而是从远处什么地方飘来，像在倾诉心里的秘密，又似有几分凄惋，使你会想到那“月上柳梢头，人约黄后后”凉风习习的夜晚；有时她的歌声激越、高昂、扩展，使你仿佛置身于高耸入云的雪山之巅，置身于一望无垠、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大草原……
我可以断言，她的歌不仅是唱给我们这些红卫兵听，更重要的是想唱给毛泽东听！只有怀着那种纯洁的、神圣的虔诚，怀着即将见到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时所产生的激情，再配有一副上天赐于的好嗓子，才可能唱出那种使人终生难忘的歌！那种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歌！那种让人情不自禁地哼哼叽叽小声跟着她唱的歌！
除了她的同伴有时替换着唱上几支歌、让她稍作休息外，几乎一直都是她在歌唱。她的歌声如此动情、如此感人！这种发自心底的歌唱赢得周围红卫兵们由衷的赞扬，让许多人的眼眶里都噙满了热泪。
充满希望的等待，本来是一种使人很难熬的事。可是，有了她那动人的歌声，这种等待就成为一种很好的艺术享受，甚至北方晚秋清晨的寒意也感觉不到了。
8时45分左右，远处传来一片片“万岁”！“万寿无疆”的声浪，我们都踮起脚尖，翘首眼巴巴地望着马路的东方。终于，在几辆摩托车的护卫下，毛泽东和其它中共中央领导人乘坐的敞篷小汽车驶过来了。第一辆车上站着毛泽东，他身着绿军装，看上去身材魁梧、神采奕奕，头发梳向脑后，面孔呈古铜色。他把军帽握在手里，不断地挥动着军帽向两旁的红卫兵致意，的确是气概不凡。第二辆车上站着身材精瘦的林彪。以后的车上分别是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江青、头发灰白的刘少奇、矮胖个子的邓小平以及一些当时一下子认不出姓名的领导人。
这次检阅的实际车速大约是每小时30公里左右，当我们把目光追踪着多注意于毛泽东的瞬间，后边的车队就一闪而过，只能看个模忽的身影，来不及细看一眼了。而我们还在不停地欢呼着毛泽东“万岁、万万岁”之类的口号，手中还不断地挥动着毛泽东语录小红本。
当车队过去后，有手表的同学立即把见到毛泽东的时间告诉大家，8时47分。当天日记中，大家全都写有这样的字句：从这“幸福的时刻”开始，我们的心中“就升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第一条消息就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150多万人的消息。第二天全国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显要位置套红刊登这次接见的报道和照片。
我们这次到北京，目的十分单纯而明确：一是要见毛泽东，二是要学习首都开展文革的经验。为达到这两个目的，我们到北京以来的10多天里，除了有半天时间到天安门广场留影作纪念，另有半天到革命军事博物馆接受传统教育之外，首都众多的名胜古迹，我们哪都没有去。虽说故宫、颐和园、北海、香山、八达岭……早已为我们所向往，但我和许多同学都没有去其中的任何一处。因为我们认为：伟大领袖毛让我们到北京，是让我们来学习的，不是让我们来游山玩水的。我们应该把整个心思都扑到文革上，尽可能地多看些大字报，多抄些资料。云南真是太落后了，我们这些见到大海的井蛙，头脑中旧有的保守思想，已经得到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已经为过去所干过的保守派的蠢事深感愧悔！我们决心把云大的文革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我们也要投身到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战斗中去！
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最能表达我们见到毛泽东后的心情：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
我们当时就是这种心白如纸的年轻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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