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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戈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二)
  
三、不眠之夜的回忆
  
我出身于一个匠人家庭,家里本来有5兄妹,我排行第四,由于我的娘娘婚姻不幸,早年离异后就没有再婚,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我的亲生父母可怜她一个人孤苦无靠,从小就把我过继给她。但长期孤独惯了的继母对我并不很好,而我的生父母又以已经把我过继给娘娘而也不再过问我,这样的特殊环境使我的性格变得很是内向孤僻,既不能过多求告继母,也不愿更多地麻烦原先的家,于是就使我的基本生活有时都落在空档上,生病也不能得到及时的医治,少年时就得下的胃病折磨了我的一生。幼年时没条件吃桔子,但要抽空捡桔皮卖给药店换两文零花钱。有时在街道上看见有人边走边剥桔子吃,就尾随在后边想要捡他扔的桔皮。吃桔子中的好心人见状后会及时把桔皮扔给你。但有几次也遇到过刻薄者,他明知你跟在身后是为了捡他的一块桔皮,可他就是不扔。让你在后边跟上一两条街后,走在前边的他还会把桔皮扔到墙头上或河沟里,让你没法捡到,他还会回头看着偷着乐呢!而我却十分地懊恼,如果我不是这样跟了几条街,在别的地方说不定已经捡到一些了。--这件小事影响了我今后一辈子的做人,此后凡是地位不如我而有求于我者,我从来不会拒绝,有时即使很为难也要硬着头皮去办,甚至为此付出过不少代价也不后悔。因为这件小事对我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12岁时我进入大理一中初中部读书就开始住校食宿,当时我的继母在当地的一位地委领导干部家里当保姆,由她每月供给我6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当时她每月在免费食宿后可得到的报酬是17元人民币,按说每月供给我6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在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是其它人作母亲,再多给一、二元零花钱也是可能的。可是有好多次由于不能按时收到当月的伙食费而使我遭受学校勒令停伙的惩罚。因为她给我的伙食费通常要托亲友转交给我,后来据我生母的揣测,继母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向亲友们表明,是她给我提供的生活费,今后要不认账可不行,于是受苦的可就是我了。停伙的时间通常从星期六下午开始,学校自然也有其道理。因为星期六下午还没有交当月伙食费的学生可以回家要钱而不会继续留在学校了。可是老师和同学们哪里知道我无家可归的窘境呢。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有一次星期六下午被勒令停伙后,从当天下午开始我就挨饿了一夜,第二天清早空腹从大理古城步行到13公里之外的下关找继母要伙食费,到下关才知道她和主人一家乘小汽车到几公里之外的温泉洗澡去了。满以为她们不会耽搁得太久就会回来的。我就这样枯坐在房前的石阶上傻等,当时也没有计时的工具,只见太阳从东边逐渐当顶了,后来又逐渐偏西,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浑身无力,可就是不见她们回来的身影。实在等不得了,只好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从下关返回大理。途中实在饥饿难当,饥不择食的我只好到路边农民的地里刨出生洋芋在水沟里洗洗就啃。生洋芋吃在口里又涩又麻,不是饿极的人怎能咽得下去,吃下去后就反胃。就这样又在学校里饿了一夜后,待到第二天早上,当周围的同学向班主任反映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上饭了,于是班主任才与膳食科交涉,让我得以再欠费搭伙。这样过了两三天后,继母托人捎来的伙食费才能送到我的手中。
  
出于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面子观”作怪,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处境向别人讲明。于是我在大理一中读了6年的初中高中,我也在大理一中度过了12个寒暑假期。每个假期我都得尽可能地打柴卖或找零工干以便挣一点钱用于新学期开学交学杂费和书费。为此,我曾在三九寒冬为一个工厂的厨房加工萝卜干,两只手被冻得又红又肿,每天仅仅能得到0.4元人民币的报酬。我也时常到苍山上砍柴卖,我的右肩头也因而磨出了一大个肉疙瘩。(以后有一位14军转业的干部在游泳时见到我右肩上有这个肉疙瘩曾感到十分好奇,于是与我攀谈说因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肉疙瘩,是小时候家里穷,从小挑扁担磨出来的。当年14军搞武装泅渡澜沧江演习,数千人赤膊上阵,当时他留心观察过,数千人中再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肩头上长有肉疙瘩的。为此他曾感到委屈,数千名官兵大多来自贫苦的边疆农村,为何就只是他如此命苦。他没想到作为大学毕业的我的肩头上居然也会长有这种肉疙瘩。这是后话。)
  
以后读大学时也是如此:每逢学校放寒暑假,同学们大多高高兴兴回家去了,我却始终留在学校里度过假期。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入大学后所经历的第一个寒假临放假前,我们几个也都留校的同学用一天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当时昆明市区内所有的建筑公司,联系寒假期间做点临时工以便筹措点新学期开学的费用,结果最终是跑得筋疲力尽却无功而返。其间有几个公司并非不需要人,开始也曾答应要用我们的。但后来得知我们是大学生后就婉言拒绝了,可能担心让大学生打工会惹来麻烦。于是我们只好静静地呆在学校里度假了。整个读大学期间,我都没有用假期回过家。有一句成语是有家难回,而我则是无家可归啊。
  
此外,在初中阶段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这么两件事。一是某天上午,我们被临时通知停课参加全校师生大会,会上宣布高中部有4个学生(三男一女)因为参加“大同党”反动组织而被公安机关公开逮捕。这4 位学兄、学姐的一生就此进入永世不得翻身的地狱,以此警示我们各人应当好自为之。那种场面,使得本来就胆小内向的我曾整天杯弓蛇影,闷闷不乐。我始终不明白“大同党”是怎么回事,为此也曾请教过一些人,但至今也搞不清楚。另一件事是我们初中时的体育教师是一位姓刘的女老师,她本来是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生,由于在学校被划为右派而被贬到我们这里来教体育。开始我们也还尊称她为刘老师。但只要我们这样称呼时被学校体育教研组长杨老师(此人长得瘦而高,随时抿紧嘴唇阴沉着脸,被我们在背后取浑名为“园规叉”简称为“规叉”)听到,他就会当着刘老师的面立即纠正道:不要称她老师,叫她小右派就行了。也在旁边听到此话的刘老师脸上不由一阵红一阵白。此后,一些调皮的同学不仅不再称呼她为老师,还会在刘老师面前大声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其中有道:“……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刘老师听到后只有低下头赶紧走开。试想,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论谁,只要政治上犯了错误,一辈子不就完蛋了么,沦到那一步即使想诚心检讨也晚了。1957年不就有一大批右派诸如费孝通写《向人民服罪》、黄琪翔写《请求人民宽恕》、储安平写《向人民投降》争先恐后地作检讨都来不及了吗?此后的国人能不时时刻刻紧跟组织么……我不由得为李君的处境深深地惋惜起来。多不容易啊,终于熬到上大学,而且所上的云大中文系是当时全国文科的一类系(因为著名的刘文典先生较长时间在此任教直至1962年去世)一着不慎就会成千古恨了。
  
后半夜,如水的月光静静地从窗口洒到床前,窗外不时传来秋虫的哀鸣, 我们俩整夜谁都没有吭一声。可以说,这是我记事以来极为痛苦难熬的一个夜晚,我巴望着天早些亮吧!让我早些从炼狱中出来!我甚至想到,如果此时我身处荒无人烟的旷野该有多好,我将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一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早早起床后,我装出一付满无所谓的、睡得挺好的样子来。
  
李君从这天清早离开宿舍后,在一长段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回宿舍来了。只是据系上其它班的红卫兵讲,曾经在这里那里的辩论会场上见过他,而当他发现有云大中文系的红卫兵在注意他时,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当我再见到李君时,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就在李君被开始“专政”的这个晚上,我班的蔡君也尝到被“专政”的滋味。蔡君家庭出身贫农,本来是“根正苗红”者,原先也担任班上的一个小组长,是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我的入党排队顺序为第21号,他的排名还要比我稍前些。遗憾的是由于他所就读的中学母校寄来一份材料,指控他在中学时代曾写过一首“对党不满”的小诗。这一“东窗事发”,使他的处境一下子变得极为困难,自然就被推到少数派中去了。他写的诗,后来我也看过,无非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已,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政治问题。其母校何以如此发难,其原因就不得而知了。而当时又是一言可以杀人的年代。所以在较长时间里,蔡君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就在这个晚上,全校的少数派(即造反派)大都受到官办红卫兵组织的围攻。这种围攻,被冠以实行“无产阶级的红色恐怖”,其间,有的人还挨了拳打脚踢。然而,这些少数派,基本上都有了北京进行路线斗争的底,他们不再买官办红卫兵的账,和南下串连队粘得更紧了。而南下串连队中的许多人,当初也曾作为多数派压制过少数派,还没有尝受过被压制的滋味。如今与云南的少数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亲自品尝受压制的滋味,满够刺激的,以后也可以以真正的造反派自居了,何乐而不为呢!
  
在南下串连队的支持下, 9月4日,云大中文系和历史系少数派成立了以闻飚为队长、有周君、李君、石君、卢君等人组成的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红卫兵。其宣言的开头有道:“一百多年以前,两位年轻人--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划时代的辉煌巨著《共产党宣言》,他们宣布要向旧世界开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让反动的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这个伟大的思想,仍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永远鼓舞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成为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思想,向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发起勇猛的进攻!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要大造特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修正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反,把整个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反出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为达此目的,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看过他们的宣言,让我暗地里不由联想到他们仿佛就是当代年轻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样目光如炬、朝气蓬勃、前途无量的英雄少年!
  
参加共宣战斗队的人,仅我班就有闻君、李君、蔡君、周君、卢君等5人。为何以闻君为队长呢?这也受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影响。因为当时正值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干子弟谭立夫的封建血统论的讲话风行之时,其核心思想可由他拟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可见一斑。虽然此对联8月初在红卫兵与红旗战斗小组的天桥剧场辩论会上,经江青亲自修正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但其流毒十分深远。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执政以来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佐证谭氏对联的内涵。而闻君出身为工人,是响当当的红五类,所以虽然他的造反精神远不如李君等人,却也当仁不让成为造反派组织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的头头。
  
诚然,在高压之下,难免也会有胆怯者退却。这位聪明过人、时有真知灼见的闻君,终于在官办红卫兵又打又拉战术进攻下,写出宣布退出共宣战斗队的声明,检讨了自己被人利用、原因是有私心杂念在作怪,起因是第一批红卫兵发展时拉下了自己……闻君的退队声明,当即被昆明红卫兵总部铅印数万份,广泛散发到全省以至全国。在当时云南造反派正在经受高压的情况下,闻君的反水变节和他“被坏人利用”的文字,对昆明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对官办的昆明红卫兵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闻君的这一行为,以后一直难以得到造反派们的谅解。而闻君虽然即刻加入了官办红卫兵组织,但其思想负担不小,整天显得闷闷不乐也就难怪了。
  
在9月4日《共产党宣言》战斗队成立的同时,云大物理系少数派成立了毛泽东主义捍卫小组。9月5日,外语系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战斗队成立。9月7日,生物系毛泽东主义前卫小组成立。9月8日,外语系毛泽东主义敢死队成立。
  
在南下串联队的协调下,9月14日云大的各个造反组织(除《共产党宣言》战斗队外)联合组成以方向东(即原先的方自清)为首的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其意思是要以毛泽东思想的重炮去轰击、摧毁一切反动势力。
  
四、八.二三之后
  
八.二三风暴过后,云南省委为达到顺其自然地瓦解造反派力量的目的,迅速安排昆工学生外出串连去了。省委认为,只要把昆工的学生们打发走,要控制住云南的文革局面就不太困难了。
  
当然,也不能只安排昆工学生去串连,云大等其它各高校,大多数学生也想上北京,这种愿望不能被忽视,否则情况有变,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再做工作可就迟了,云南省委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但对云大等这些高校的学生,可不能如同对付昆工那样,把人放走了事。只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成几批走,要留下一半左右的力量坚守岗位,才能有效地配合省、市委控制住云南的形势。于是,省委就让各高校内部自己讨论,哪些人先到北京去,哪些人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原则上是每一批都要以左派为主,合理搭配,待第一批上北京的人返校后,第二批再出去。当然也还要讨论不准哪些人去的问题,理由是“为了确保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安全,应当把不可靠分子控制在本单位内”。
  
我班的李君、蔡君、卢君、周君等理所当然地被打入另册,被列为不准外出,应规规矩矩地留在学校的名单中。(不过这种决定已经毫无实际意义,因为这些人早已脱离班集体的控制了。)而全班同学究竟哪些人作为第一批或第二批,则由班文革领导小组决定。作为班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我参加了这种决定名单的会议。按照既要留下一般同学、也要留下一部分骨干的原则,大家的心情又都想早点去,于是我自告奋勇表态第二批再去。这样才打破了讨论到文革小组成员谁先谁后去时的长时间沉默。我班的建水人吉书女士是中文系文革筹委会的副主任,工作需要她也得留下。确定了班文革小组本身的人员去留之后,其它人的去留就容易确定了。
  
9月10日,作为我校第一批上北京的近千名同学,高高兴兴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全校一下子走了一半多人,整个校园骤然冷清了许多。
  
往年的国庆节,省市委领导和昆明军区领导都要在昆明市中心的检阅台检阅数以十万计以各种方队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昆各高校的学生则组成一个个身着白衬衣蓝裤子的民兵方队。为了走好在检阅台前的那一段马路,我们从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每天下午四点以后都得到操场上练习走正步。国庆节的头天,所有参加游行的队伍还得到检阅台前预先演练一遍以确保到时万无一失,真是劳民伤财啊。此前三年我们班组成的都是马克沁重机枪方队,每台重机枪由四人一组负责。今年不再举行游行了,当然也就不再搞事前的操练了(客观地说省市委也不再具有可以搞检阅游行队伍的资格了)。这又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走了这一半多人后,他们空下的工作岗位得有人顶上去才行。这样,我被组织上安排到校文革接待室工作。
  
校接待室的工作任务是,负责接待来云大串连的外地学生,为之安排食宿,并向他们介绍云大开展文革的情况和已经取得的战果。比如已经揪出了多少走资派,已经批判了多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同时还要通过交流,了解他们所在地方和单位的文革情况,了解他们对炮轰省委之类问题所持的观点。还要尽可能了解他们的行踪,比如他们曾与本校哪些人接触过等等。这后一个任务就难以做到了,所以虽然这么要求,却基本上是空的。据我在接待站工作20多天的印象,有此类活动的仅有过一次。那是一天傍晚,我们接待室值班的几个同学因无事可干,(即使白天值班,大多也无事可干,因为愿意光顾官方接待站的人毕竟太少)大家围成一圈打扑克牌。同在接待站工作的数学系许君突然挺神秘地从外面溜进来对我们说,他发现我校的几个少数派钻进外地学生住的屋子去了,有的人手中拿着小本本,看来像是要开什么会哩!他打算约个人摸到窗下去偷听他们讲些什么,可是谁也不愿放下手中的扑克牌,于是他只好独自去了。等他走后大家也绝口不议论此事,因为接待站的成员由每个系派出一个人组成,互相间原先都不认识、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多讲点今天天气之类的话题,少讲别的为好。至于许君后来究竟听到什么没有,以及他又如何向领导汇报,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每天上午十点半钟,省委接待站开来一辆小汽车,把各校接待站的接站人送到火车站,让大家迎接到站的外地学生,把他们安排进各校接站的客车里(每个高校都有这种接站的客车等着)然后和他们一同返校。原则上这天去接站的是哪个系的人,这天接来的学生也就安排在那个系的学生宿舍住。好在外出串连的人多了,因此各系宿舍里空床铺多的是,安排起来并不困难。
  
在我接待过的外地学生中,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次。一次是接待了几位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由于我的态度很是热情周到,给了他们许多方便,使他们很受感动,临走时送给我一份《中央首长讲话集》,使我从中了解到不少北京上层路线斗争情况。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到北京时一定要去找他们。以后我到北京时,也曾按所留地址找到了其中的一个人,但毕竟已经事过境迁,他们的热情已经有限,我亦知趣地告辞,这是后话。
  
另一次是我接待了辽宁省丹东林校的几位中专生,他们来自东北边境,算是我所接待过的外地学生中来路最远、年纪最小的学生。我对他们格外关心,每天都要到他们的宿舍里看望几次,有的人生病了,我还请校医来诊视过,又为之取药倒水。有一天我去看望他们时,见有几个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问是不是水土不服生病了,他们回答说有点头昏。当我又要去找校医时,另外的人拦住我说,他们是没钱买饭票,已经饿了一餐了。当时的规定是外地学生到云大,每天的饭票收4角钱一斤粮票,供给三餐。我一听这情况 ,二话没说就跑去向校接待站的领导反映,为他们每人要来了几天的免费饭票,以后又为他们争取到30元钱的困难补助。他们中间的女同学感动得流泪了。我说,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都是他老人家的红卫兵!这点小事是谁都会做的。
  
按说,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我还在想,他们这30元用完了还回不到单位怎么办呢?我口袋里还有4元钱,4元钱对经济条件好的同学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对我这种每月零花钱不足2元的人来说,可是够宝贵的,何况国庆节过后我就也要到北京串连正需花钱哩。但我没有更多的犹豫,我决定把身上仅有的4元钱用来支持他们。我耽心他们不肯接受我的好意,因为我所穿的一身寒酸的补丁衣物足可说明我经济状况之不佳。我终于想了个办法,我写了一张字条,说明这4元钱给他们在路上添着用,以略表我的一点心意,落款是“云大一红卫兵”。然后用一张白纸包好这4元钱和字条。当我把她们送上云大门口开往火车站的2路公交车,在汽车快要开动时,我才把这纸包交给了靠窗向我挥手告别的一位学生手里。办了这件事后,心情才觉得轻松了些,尽管此时我连买一条牙膏的三毛钱都没有了。正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认为虽然此时我经济上已是一无所有,但我的精神是富有的。因为看一个人的人品,不在于看他对熟悉人的态度,而更在于看他对陌生人的态度。因为对熟悉的人而言,今天你帮助了他,意味着明天你可能会得到他的帮助。而对这几位丹东林校的小同学,过去不认识,以后也不可能再见面,我能以一个红卫兵的名义尽已之所有帮助他们。以后每当回忆起这件小事,心里总觉得有几分欣慰,疯狂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除了仇恨之外,也还有真诚的感情存在!
  
五、九.一四狂飚
  
八.二三风暴之后,作为造反派大本营的昆工,由于省委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让他们全都外出串连去了,其它各高校的学生也先后走掉一半以上。而云大和其它高校的少数派已被勒令不准外出而留在校内(至少是留在昆明,有个别人即使偷偷上了火车想外出串连,也会在中途被拦截下来)客观上就保证了除昆工以外昆明各高校造反派力量的完整。这样,如何继续炮轰省、市委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云大和其它高校少数派的头上。
  
由于昆明的各大专院校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北上串连去了,使这些院校的许多宿舍和公共场所空了出来,这又给各校的少数派进行串连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他们已经有可能不仅在校内聚集自己的力量,而且可能把串连活动悄悄地深入到中专、中学和工厂、机关了。
  
还应该看到,外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一部分北京来的学生,如北大、清华、北航等高校的学生,确实是大有来头,其志不在小。他们不像一般来“串连”的学生,来昆明呆上几天、领略了四季如春的景色和名胜古迹后,对云南的文革漫无边际地发表一通议论,有的干脆啥也不讲,就又悠哉游哉到其它城市“串连”去了。与此相反,他们到昆明后就长住不走,他们声称和中央文革的联络员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只要获得走资派的重要材料他们可以“通天”。他们能够及时听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和云南造反派一道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他们决不离开昆明。真是别有一种英雄气概!
  
云大的少数派和昆明地区其它高校的少数派,在北京学生及其它外地学生的鼓动和支持下,确实具有了一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革命气概。和发起八.二三风暴时的造反派相比,虽然其间隔不算长,但显得成熟多了。他们开始懂得“唤起民众”的重要,他们活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各高校,而是小心谨慎地深入到昆明红卫兵总部控制得最厉害的一些中学和中专学校里,在那里发展了为数可观的一批造反派,在工厂和机关里也赢得了一批同情者。于是,在他们认为已经具备一定力量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对省、市委的第二次大冲击,这一天的日历是1966年9月14日。
  
9月14日这天中午,以外地来串连的学生和云大少数派为骨干,串连有云南各高校及中专、中学生共1700多人组织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先冲击了云南省委的机关报《云南日报》社,继而冲击了省委机关大院并进驻省委礼堂。进驻省委礼堂后,省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出来接见并回答问题,但造反派哪里肯作罢,点名非要见省委书记阎红彦不可。恰好云南省公安厅派人前来拍照收集资料,以便将来秋后算账好对号入座抓反革命,被造反派发现后还诡称是报社记者要前来报道,却又拿不出记者证来,被激怒的造反派更是不依不饶,把省、市委领导人搞得一夕数惊,不得安宁。
  
这是继八.二三风暴之后的一次规模最大、战斗口号比八.二三时提得更为响亮、参加游行队伍来自的社会面更广泛(有少数工人、职工、干部也参加了)的一次造反活动。因此,在云南文革史上,被称为“九.一四狂飚”。
  
以后,当造反派得势之日,八.二三成为云南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标志和旗帜,简称八派;九.一四成了云南另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标志和骄傲,简称炮派。当云南的造反派组织变成誓不两立的对立面时,八.二三派认为最值得骄傲的是八.二三行动,因为八.二三风暴比九.一四狂飚从时间上计算整整早了20天,这就是最革命、最最忠于毛泽东的表现。其实不尽然也!
  
我这样说的理由有三:一是从人员构成上,九.一四派的骨干们几乎都参与了八.二三行动,而八.二三派的人几乎都没有参与九.一四行动(原因主要是他们都上北京去了)所以如果不看人员结构,仅以时间先后来划分造反的早晚是不准确的。且不说八.二三的主力军昆工没有受过什么压制,而云大等各高校的少数派为此曾倍受压制。二是从这几次行动的口号上,八.二三以“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到北京去”为主,所谓“炮轰、火烧”,主要也无非是“轰”省委为何不及早组织大学生上北京而已。而九.一四的口号却要响亮、鲜明得多,是在“炮轰、火烧”之外,还要“坚决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可以说从此把云南的文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三是从影响范围看,八.二三是以昆工学生为主、其它高校少数人、以及昆明冶金工校部分人参加的行动,而九.一四是以云大少数派为主、会同各高校少数派及中学生、工人、干部参加的声势更加浩大、旗帜更为鲜明的行动,对社会的影响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那些参加了九.一四行动的中学生、工人和干部,一当有被本单位的人认出的,尔后就遭受了严厉的惩罚。而各机关、厂矿单位等,与九.一四行动针锋相对,更是演出了许多“誓死捍卫省、市委”、“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省、市委”的闹剧,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看到这里,经历过云南文革的读者,有的难免会怀疑我是否在替九.一四说话而贬损了八.二三。我可绝对没有这种意思,岂但没有这种意思,对文革已经深恶痛绝的我,简直认为什么造反派、保守派,什么官办的红卫兵、造反的红卫兵,什么这一派、那一派……通通不过是毛泽东的炮灰而已。而且应该说,通通都是官办的,哪有什么民办的!哪里允许有民办的!不过要么是这一群官办的,要么是那一群官办的罢了!要真不是官办的,看你究竟能存在几天、几小时?说穿了,无非是这些官办的群众组织去与那些官办的群众组织斗争而已!这些官们通天了、胜利了,拥护他们的群众组织就执行了革命路线,这些群众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就可以升官任职、弹冠相庆;哪些官们失宠了、失败了,支持他们的群众组织就执行了错误路线!这些群众组织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们就是站错了队,就要被整被斗,这些群众组织的一般群众也就有写不完的检讨,认不完的错。整个文革中,特别是云南省革委会成立后的几年里不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么。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一)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二)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一)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二)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一)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二)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一)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二)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一)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二)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二)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一)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二)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一)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一)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三)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一)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二)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一)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二)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一)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二)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一)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二)
第十四章 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一)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一)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三)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一)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二)
第十八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我的入党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一)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二)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一)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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