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木戈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一）
一、大有来头的南下串连队
从8月上旬开始，每天中午从贵阳方向开往昆明的列车上，都会载来一批批北京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其人数时多时少，多的这天有几十人，少的这天也有十几人。这些学生到昆后即分赴昆明各大专院校串连，书写大字报介绍北京开展文革的情况。比如在北大，革命师生先是如何与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作斗争，然后又如何与新市委派出的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作斗争；清华大学开始如何与蒋南翔作斗争，尔后又如何与以林业部长叶林为组长、王光美等为组员的工作组作斗争。他们还到处传抄和散发中共中央领导人在8届11中全会以及在北京各高校的讲话。至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们更是用大红纸四处抄贴。此外，他们也用大字报和召开串连会、辩论会等各种形式，发表他们对昆明文革的看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昆明地区的文革搞得冷冷清清，要害是省、市委捂住了阶级斗争盖子。这种大字报的落款都是“南下串连队”，也有稍具体一点的，就是“北大南下串连队”之类，在串连队名称前冠以校名。
这些南下串连队还公开宣称，他们来云南是受中央文革鼓励和支持的。他们要来昆明煽文革之风，点文革之火，要来支持当地受压的少数派，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当时的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对南下串连队又恨又怕。省、市委也承认这些人的确是来煽风点火的，但煽的是阴风，点的是鬼火，是要把云南省和昆明市搞乱，把省、市委搞垮。他们要干的是帝修反早就想干而没能干成的事。因此，从南下串连队到达昆明之日开始，省、市委就对各大中学校作了紧急布置：要求各校、各系立即成立文革接待小组和文革接待站，要求参与接待工作的人员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对南下串连队态度上要热情，生活上要照顾好，应主动向他们介绍云南文革的情况，应防止和控制少数人私下和南下串连队接触。对南下串连队的活动要严密注意，对其言行要尽可能作详细记录，有重要情况要随时逐级向上汇报等等。
省市委如何害怕南下串连队，有一个典型事例也不可不提。1966年8月底，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传达中共8届11中全会精神并布置“防红”工作（即防止红卫兵到专县串连之简称）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就最怕被红卫兵冲击，因而开会地点经常变动。会议中把红卫兵形容得十分可怕，似乎谁个地委书记被红卫兵逮住就会不死也得掉一层皮。当会议结束后，这些地委书记一反往日会后要在昆明逗留两天的习惯，立即日夜兼程返任。其中有一位滇西某自治州的州委书记，让司机连夜开车往回赶。第二天上午小车快到当时的下关市时，发现公路上迎面走来一支擎着红旗的队伍，队伍中还有人臂戴红袖章，手执小红旗。直把这位州委书记吓得丧魂落魄，立即命令司机掉转车头，绕道200公里走另一条路返任，把司机累得要死。其实，那一队人并非红卫兵，而是养护公路的工人。当时时兴出工都得擎红旗和语录牌，而修路时为交通安全计，得有人臂带红袖章用小红旗指挥往来车辆之暂停。如此一队修路工人，竟把一位平时颐指气使的州委书记吓得如此狼狈，真是笑话！
以北京大学生为主的南下串连队刚到昆明时，出了昆明火车站，他们爱上哪里就到哪里，爱找谁就找谁，省、市委还没有防范的经验。不几天后，各校接待组已开始工作。于是每天中午，每当火车开进昆明站时，站外就一字儿排开了几辆大客车。各高校的接待人员笑容可掬地迎在站外，招呼着要去云大的乘某辆车，要去昆明师院的乘某辆车，要去昆明工学院的乘某辆车……然后是登记单位、姓名、安排住宿，这样就便于省市委和红卫兵总部对外来学生的控制。当时的工作效率的确高，每天中午究竟有多少外地学生会进入昆明站，贵州方面早已通过电话与昆明方面联系过了。所以每天负责接站的车，总能安排得恰到好处。人多时，安排的是大巴车，人少时，安排的是中巴车，从来没有出现过意外。有一次我参与过到车站接人的工作，原先得到的通知，当天要来30余人，准备派3辆中巴车。临上车站前，接到省委接站办的电话说，派几辆小车就行了，因为有近10个外地学生在曲靖车站下车了。当我们到车站后，接到的人数果然与上级的通知相吻合。
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对当时中央上层的路线斗争有所了解，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已经先行一步。作为过来人，他们对云南文革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正可谓是旁观者清。因此，他们对官方的接待，对官办红卫兵们所介绍的文革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嗤之以鼻，毫无兴趣。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去接近、去支持前段时间运动中受压制、受围攻的学生。为之提供内部的最新信息，鼓励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这些外来的北京学生，对于那些正在受压制，被围攻的学生，如云大的曹、保、方自清、以及各班级被划为“右”的人来说，他们成了“及时雨”；而对于我们这些官办的红卫兵来说，则由于相互之间的戒备和隔膜，使我们虽然和他们接触不少却听不到、或者说听不进他们带来的新信息。有时即使偶尔听到一些也由于带有偏见而根本不相信，反而对他们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习惯。更有甚者的是，不少官办红卫兵还张贴出围攻他们的大字报，指责他们“下车伊始”，就“伊里哇啦”，“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指手划脚”，“以救世主自居”，希望他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与内地和沿海相比，云南的学生显得格外老实、淳朴，更能吃苦耐劳而极少有造反精神。这历史的原因，仅举一例即可说明一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残酷打击了一大批敢于独立思考、有一腔热血要献身于革命和建设的有为青年，这是举国皆然的。云南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全国反右斗争已经收尾之时，云南还搞了个反右“补课”，把一批原先只是“内定”（即内部排队认定）的“思想偏右”者又补划为右派，使得云南完成反右任务特别突出！这就使云南的知识分子此后噤若寒蝉，谁还敢再越雷池半步。何况文革开始以来，省委工作组和校党委口口声声要大家记取反右斗争的教训是先放后收，现在是放……谁还敢轻举妄动！可以说，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灵性，已经被这种紧箍咒镇住了！除了争当驯服工具，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更不用说那些名目繁多的接连不断的运动，犹如农民犁田一般，犁不着的总要被耙着，不是整别人，就是挨人整，中间道路几乎是没有的。
再说现实的原因，就是各级领导通过政治思想工作的巨网把人们控制得那么严，以至写了封什么信、写了篇什么日记，甚至叹了口气……一切都尽在组织掌握中。思想上稍有“不轨”苗头，就要大动干戈，甚至不惜杀鸡儆猴，谁还敢乱说、乱想、乱动。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冒出个南下串连队，一口咬定说省、市委内部有鬼，应当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即用毛泽东思想之炮轰，用文革之烈火烧）对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离经判道言论，自然就会被认定是“反动透顶”了。
昆明红卫兵总部放出风声说：这些北京学生是在首都干了坏事，在原学校呆不下去了才流窜到外地来的，把这些人抓起来惩罚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是，刚开始时谁也不敢接近他们，即使他们找到的是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人家也会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随时汇报给组织。可是几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这些人没有被抓，反倒是省、市委如临大敌，越来越怕他们。这才让一部分人开始暗中接近他们，并逐渐地敢于公开和他们粘在一块了。而这部分人一旦和他们接触多了，造反的思想也就日益坚定，决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敢于造校党委和省、市委的反了。这部分人就逐渐形成有一定人数和规模的少数派－－真正的造反派。
到了8月下旬，昆明地区各高校的少数派都已形成一定的力量。在南下串连队的支持下，各院校之间暗中已有了许多串联。他们已经有可能、也有条件在云南的政治舞台上逐渐显示自己的能量了。
为什么省、市委这么害怕南下串连队却不敢动用军队和警力镇压呢？事后才知道，原来，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22日用中发（66）410号文件批转公安部于当天上报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报告称：“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此件可发至县和城市分局”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也于1966年8月24日以办（66）138号文件下发通知称：“中央八月二十一日转发总参、总政《绝对不允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我们已于二十三日翻印发到各地。七月二日《省委批发省军区关于部队在保卫文化大革命中对各种情况的处置报告》中，凡与上述文件抵触的，请均以中央文件为准。”
原来如此！有了这样的中共中央文件，难怪各级党委尽管对红卫兵恨之入骨，却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二、八.二三风暴
1966年8月20日，昆明林学院女大学生周琳接到高中时同学、当时正在西安市西北交大读书的老同学来信，称在他们那里，广大革命师生已经奋起批判压制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周琳把信给本校同学侯树勋等人传阅后，众人不由得联系昆明的实际议论纷纷。
8月23日中午，在北京南下串联队的支持下，侯树勋、周琳等人邀约本校40余名同学到云大、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等大专院校串联成一千几百名学生（以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占大多数），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牌上街游行直抵云南省委大院，被省委负责接待的干部安排到省委礼堂就座休息。大学生们强烈要求省委领导人接见并回答问题。在云南文革史上，他们首次以如此壮大的声势，响亮地提出“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的口号。不断地齐声高呼“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要到北京去”的口号。开始，省委负责人不仅避而不见，还暗中派出记者和便衣警察偷偷拍照收集资料，以备秋后算账。但这一千几百人的队伍一直守在省委礼堂里，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毫无要撤退的意思，弄得整个省委大院不得安宁。红卫兵总部闻讯后即向省委请战，要求允许总部派出红卫兵来“保卫省市委”、“赶走这一小撮暴徒”。省、市委怎敢同意呢！只有对他们安抚道：不能这样做，这会被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形成群众斗群众，要相信省、市委会妥善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强大的……
晚上11点左右，先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等人、继而是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接见了造反派。在回答问题时阎红彦不得不承认这一天学生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并当即答应了他们要到北京去见毛泽东的“革命的要求”，表示安排学生到北京串连的计划将由有关部门尽快拟定等。于是以昆工为主的近二千名造反派胜利撤走。
8月24日，云大红卫兵大队为表明自己对省、市委的忠诚，组织全校红卫兵分兵几路到昆明地区各大专校院举行“串连大会”，表明要誓死捍卫省、市委的决心。我们云大中文系红卫兵被安排到北郊的昆明林学院去召开“串连大会”。林学院的大学生在会上亦大呼“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要到北京去”的口号。最后，在林学院学生们象送瘟神一样的吆喝声中，我们不得不狼狈地离开林学院。因为有了以上行动，此后，官办的云大红卫兵在整个文革中一直被云南社会各界耻笑为是省、市委的“消防队”、“保皇狗”。这对曾经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云大，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和耻辱。
这次震惊云南，在全国也有些影响的八.二三行动，昆明工学院的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正所谓法不治众，对他们，省、市委一下子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整治，只有以退为进。为分散日益壮大的造反派力量，八.二三过后没有几天，就安排昆工学生乘上开往北京的列车，让他们外出串连去了。
而对云大、师院、医学院等参与了八.二三行动的少数派，可就不客气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把对昆工学生的怨气都出到这些院校的少数派头上。
我班的李君与小二黑和我，三人个子都比较矮小，在班上年龄也是最小的，又都是滇西老乡，以往我们相互间过从甚密。我们三人中，数李君年龄又更小些而学习成绩最好，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最严格，几年来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三好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不愧是全班尤其是我和小二黑的榜样。我们很是敬重他。李君虽然个子矮小，但每次支农劳动，无论干什么农活他都是一把好手。就是他挑的担子也要比同班的大个子还沉重得多，令大家对他十分佩服。文革以来，由于思想认识上日渐分歧，我们不再是有酒同喝、肝胆相照的朋友了。李君没有成为红卫兵，团支部的政治排队早已将他列为不可靠分子。但我们彼此之间敬而远之，尚未发生过矛盾冲突。这一次八 .二三行动，据派出跟踪、盯哨的同学回来汇报，李君自始至终都已参与，而不像有的人心虚而中途退却了。这还了得么！班文革领导小组的几位成员，找到小二黑和我，以及同宿舍的周君，隔壁宿舍的宝君，要我们批斗李君一番，对之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过这次秘密会后，我的心情极为矛盾。一方面，我和李君同为滇西老乡，还未到校报到，在中途就已经相互认识，这等缘分，又岂是别人能比得了的。我们交往近3年，相互间还没有红过脸。我的个性强、心胸窄，李君遇事总是让着我一点。但每次考试下来，我的成绩却大多只算中等，老也赶不上李君，这又往往使我心生几分羡慕和嫉妒。而在同学们面前，我又为有李君这样的朋友而骄傲。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由我来整治他、要专他的政。现在领导上说对他的这种极右行动，能否批判、监督和改造他，对我和小二黑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边是组织，一边是友谊，二者不可得兼！我感到为难极了，心咚咚乱跳，头脑昏成一团，不知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小二黑可没有想得这么多，他鼻梁上架有副300多度的近视眼镜，目光中总是透出几分狡狤的光彩。平时他缺零用钱时，常得到李君的资助。小二黑的聪颖灵性决不亚于李君，可他不大喜欢把功夫用在正课的学习上，而喜欢写小说，虽然还未达到可以发表的水平，却也有自己的文采和风格。小二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能吹笛子、拉二胡、京胡等多种乐器。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能在需要引用时信手拈来一段：诸如需要标榜自己、嘲笑别人时，来上一段“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让别人作声不得。他还擅长于模仿，每当看完一部木偶戏或卓别林的喜剧后，他立即可以把其中的人物动作和语言模仿得惟妙惟肖，以至达到神似的程度，得到全班同学的赞许。他的善于插科打诨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班上组织到郊外野炊，开饭时他左手举酒杯、右手挥舞着筷子即兴作了一篇赋。该赋先是描写当时当地的自然景观，继而追述当天活动情况。更令人叫绝的是这篇赋中把全班男女同学的姓名都逐一串写进去，比如其中有“……宝琴淘米兮云华择菜，灿忠无能兮不会生火……”之类。宝琴、云华、灿忠都是班上的同学，当天也确实做过淘米、洗菜、生火的杂事，不由得让人笑痛肚子。文革前，由于他学科成绩平平，在班上没有什么地位。这下子讲究出身，据称他家几代都是农奴、贫农，于是一下子就变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凭我对他的了解，以他一贯对表毛主席怀有最纯朴、诚挚的阶级感情论，我认为同学中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近一两年来我和李君、周君以及调到保卫科的王君4人共住一间宿舍。当我和小二黑、周君、宝君回到宿舍后，只见李君正在专心致志看毛著。李君见我们一个个阴沉着脸进来，气氛与平时大不一样，还没等我们开口，就想起身往外走。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小二黑雷鸣般大喝一声“站住！”，然后，劈头盖脸地把李君臭骂一顿，内容不外乎现在搞文革，只许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不许李君这样的“黑崽子”（李君家出身非工农，属于行医的“自由职业者”）乘机浑水摸鱼。以后李君必须安份守纪，要想离开班上到哪儿去都必须事先向班上的红卫兵报告，得到同意后方可离开，等等。在小二黑训话期间，我始终没有开口，因为我实在讲不出口来。小二黑长有一对虎牙，平时只要他发笑，就会露出那对虎牙，让人看去十分可爱。可如今他训斥人时再看他的那对虎牙，看他咬牙切齿的咒骂，就让人感觉十分凶狠可怕，似乎他可以把对方用牙咬个稀烂。
李君对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似乎已经早有思想准备。只见他鼻孔里哼了一声，冷笑着一字一句地说：“果然来这一套了！”他见我一直没吭声，他用满含嘲笑的眼光盯住我，故意挑衅性地对着我问：“现在我要上厕所，可以么？谁跟着我去？”
我有气无力地挥挥手说：“你自己去吧！”
事后，小二黑曾经对班上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说，我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态度不鲜明。但当时全班同学正在大分化中，所谓左派队伍已经不如以往那么壮大，处于观望者的中间派日众，因而不可能再苛求我了。以后又根据需要还把我也补充为班文革领导小组成员。
我们宿舍摆有两张双台床，两张床之间刚好还能靠窗横放一张两抽桌。我的床铺在靠里边那张双台床的上层，下层是思茅人周君。靠门边的这张双台床，上层住的是李君，下层住的是现已调到校保卫科的亮君。这段时间其实就只有李、周和我3个人住。
我和李君的床铺遥遥相对，其间仅有一桌之隔。几年来的抵足而眠、朝夕相处，我们之间几乎无话不可以向对方谈。我们在一块谈人生、道历史、论文学、议班上的人事，叙家乡的风情，商量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活动计划。有时还就同一题目各自作文然后互相评改切磋。最近一个多月来，我们之间由于思想认识上的距离和戒备，谈话是极少了，可彼此间也还算客气。哪想到今天晚上组织上把我推到这种尴尬的处境。我没有想到李君受训斥后会暴跳起来，我当时希望李君好汉不吃眼前亏，回话的口气能软一些，使我能小骂大帮忙地偏向李君一点。最终能替李君说几句公道话。这样做其实也是在为我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今后李君他们仍属内部矛盾的话，才便于继续相处。没想到李君已经如此决绝地把我推向对立的一边。咳，从今以后，我将失去一位我曾经十分敬佩的、可以心心相印的好朋友。想到以往，想到如今，想到将来……我心里很是难受，在床上一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睡我下铺的周君早已发出均匀的鼾声，静静地入睡了。对面床上的李君自然也没有入睡，不时传来他翻身时把床板压得吱吱的响声。我不知他究竟在想什么，有几次曾经想和他谈谈，但想起他对我轻蔑的冷笑，几次话到口边又忍住了。有一阵子，莫名奇妙地，我头脑中也曾情不自禁地闪现出高尔基的名篇《海燕》中那欢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诗句。此时在我的心目中，似乎李君已成为英勇的海燕，而我已成为胆小的企鹅！哦，其实我也不是企鹅，而是参与袭击海燕的一滴雨珠或冰雹。不眠之夜的我，想得很多很多……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