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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二）
三、冲向社会“扫四旧”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好得很》的社论，高度赞扬北京红卫兵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解放军报》也在同一天发表《做得对！做得好！》的社论说：“这几天来，首都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在广大革命职工、革命群众热烈支持下，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展开猛烈进攻，横扫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一切名称、牌号、书刊、装饰、陋规、习俗。它使资产阶级威风扫地。它使革命的人们精神振奋，耳目一新。真是热气腾腾，‘一天等于二十年’”。
在这些社论的煽动下，我们云大的红卫兵也和其它学校的红卫兵一道冲向社会扫四旧去了。这种活动一般分为几班人马，一班是白天上街横扫有封、资、修色彩的名称、牌号等。其间也闹出过笑话：有的店铺为争取主动，自作聪明改了个时髦的牌号，殊不知反而被红卫兵给砸了。比如有一家服装洗染店改名为“革命洗染店”，红卫兵一见就火冒三丈，居然胆敢洗染革命，那岂不是要把红色染成灰色、黑色么。另有一家金马肉食店改名为“工农兵鲜肉店”，亦被红卫兵砸了，理由更是明白不过，这个黑店难道想屠工农兵之血肉出售么！这几家商店见招牌被砸，还想发作哩，听红卫兵数落出不是来，吓得冷汗直冒，认错不叠，恭请红卫兵另取店名才算了事。
在这种改名换姓以示革命的风潮下，翠湖被改名为红湖，文林街改为抗大街，青云街改为红青路，长春路改为常青路（因为江青主持制作的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有一位革命英雄叫洪常青），光华街改为红星街，正义路改为朝阳路，顺城街改为解放路，宝善街改为燎原路，护国路改为民兵路，白塔路改为红卫路，金碧路与拓东路合并改为解放路，大观路改为工农兵路，南通街与东寺街合并为工农路，海埂公路改为爱武路，盘龙路改为胜利路，艺术剧院改为红星剧院，园通公园改为昆明动物园，翠湖公园改为红湖公园。
学校改名更为时髦：昆二中改为抗大附中，昆三中改为昆明抗大战校，昆五中改为燎原战校，昆六中改为反帝中学，昆七中改为遵义中学，昆十一中改为九一五战校（以纪念其最早在校内成立的造反派组织诞生日）昆十三中改为红卫战校，昆十四中改为东方红一中，昆十五中改为延安中学，昆二十三中改为红锋战校，昆二十四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昆二十五中改为东方红战校，昆二十六中改为东方红二中，昆三十中改为红卫中学，昆一女中改为要武中学，盘龙中学改为红卫兵半工半读中学，五华中学改名为昆明市红旗半工半读中学，五华工读中学改为昆明市东方红半工半读中学……
云大的会泽院改为红卫楼，映秋院改为向阳院……
（过后才知道，当时连中南海里周恩来所住的西花厅都被改名为向阳院，其余就不在话下了）。
那个时间，红卫兵最时兴唱的歌是《革命造反歌》，其歌词是：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它见阎王。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永远跟着毛泽东，
定叫世界一片红。
……
每当想起这支歌，就会想起那疯狂的年代。只是现在已全无当初的壮志豪情，心中充满的是曾被愚弄的苦涩！不是么，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我们这些官办的红卫兵，却忠实地执行了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而且干得更大胆、更放手了！
四、我抄别人的家
我没有参加过白天的扫四旧活动，但参加了夜间的行动。我带领夜间行动组出去过3个晚上。
第一个晚上，我们去当时地处昆明市中心的顺城街（此街道已于2005年被房地产商开发后在昆明市不复存在）。从在云大校园集合人开始，就看得到数十支小分队的身影陆续从学校大门和后门分散出去，在大街上也不时能遇到其它学校派出的这种小分队。大家全都戴有红卫兵袖章，全都紧绷着脸面无表情，互相一看就都知道执行的都是同一种任务。我们到顺城街后，先找到其街道居民委员会，该居委会正副主任和治保委员都是几位“马列主义老太婆”，早就在其办公室恭候我们了。
送过茶水后，几位老太婆分别介绍了该居委会所管辖街道内的阶级斗争情况并摊开一张早已列好的长长的属于该扫四旧的家庭名单，不外是出身资本家、地主、富农、旧官僚、旧职员、右派、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之类的。同时还介绍哪些家庭不仅有历史问题且还有现实的不良表现，让我们自行决定当天晚上去抄哪几家。正谈着，负责该街道治安和户籍的民警也来了。我们就一道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我的态度是首先要拿还有现行表现的人家开刀才行，这算是作为抄家的红卫兵小队负责人的我能有的一种选择权吧。于是我带来的红卫兵小队被分成3个行动小组，分头前往刚才选定的几家去“破四旧”，实际上就是去抄家了。我们当然记不住这些家庭的具体住处和户主姓名，全部按警察和居委会领导的安排去办。由她们把我们一一带到被抄人家的门前，当门敲响之后，她们就迅速隐退了。这也是事先商量好的，据说这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为了便于她们今后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敲开门之后，我们即声明我等是云大的红卫兵，是来破四旧的，希望他们主动交出家里所保存的属于四旧一类的东西来。
这一类家庭成员，见到我们后一般都双眼低垂，大多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有的能迅速主动交出他们认为是四旧一类的东西，如古玩字画、香炉神龛、身着西装的发黄了的旧照片、民国时的纸币等等，有的干脆说没有什么可交的。把头扭朝一边，我们则不管他们能否主动交出点什么，都要翻箱倒柜统统搜查一遍。不过对那些能主动交出点东西的人家，我们讲话的口气要平和些，翻查时也会客气些。而对那些我们认为态度不好的人家，我们就会乱翻一气，甚至把箱子里的东西乱扔得满地都是。
我们把认为属于四旧之类的东西集中到一块，一人点物、一人登记、另外一人在中间核对。这种登记一式三份，让主人签字后，我们也签上字，留下给主人一份后，我们把实物和清单一齐交到居委会。居委会干部又按清单一一清点验收，签字后，剩下的两份清单，居委会保留一份，我们带回一份作为战果上报给校红卫兵大队部。当然，在我们带上抄出的实物离开该户人家时，按规定我们还得对其家庭的所有成员训话一通，无非是警告他们切不可乘文革之机轻举妄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接受改造云云。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的是距离云大不太远的北门街，其过程和头天晚上完全一样。当我们到居委会时，居委会的正副主任、治保委员、户籍民警等人都已在等候我们了，以后是照样的例行公事。
这样折腾一个晚上，在一个居委会范围内抄上7、8家“有问题”的人家，往往也能抄到一些东西，比如金银手饰、蒋介石的画像、青天白日旗的图画、匕首、可能作为药用的一小包鸦片、已经生了锈的零星子弹、有可能用于封建迷信活动嫌疑的书刊……
在这种抄家活动中，我们也曾出过洋相。有一次，我们在抄某家时，其家庭成员态度不太好，而最后我们也实在抄不到可算为四旧之类的东西，我有些不甘心。想起有的人家曾有过把“变天账”（有一位年轻的同事看了我的文稿后不明白何为“变天账”，我只好向他解释道，据说解放后有的地主把哪些农民分了他家的哪一块田地都专门记了一本账收藏好，以便今后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时，好按账本把土地再要回来，这样的账本就称为“变天账”。）一类的东西藏到墙壁里的传说，于是我就四处用手指敲击墙壁。这一家的墙壁是砖墙，外面糊了一层沙灰，表面刷了一层石灰。我敲了几个地方后，感觉响声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声音较为沉闷，让人感到那里沙灰层和砖墙贴的较紧；而有的地方敲击时感到声音较空，似乎表层的沙灰与砖墙并未紧贴在一起，那中间会不会藏有什么呢？（几年以后我曾又试敲击过一些墙壁，我这才发现一个道理：表面的沙灰与里面的砖墙之间难免有的地方贴得紧密些，有的地方贴得疏松些，这样敲击时声音当然会有所不同。但我当时并不懂得这个道理）我让跟我一道去的两位同学也试了试，他们也和我有同感。于是我找来一把铁锤，把我认为可能藏有东西的地方敲烂一块，可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既然如此，就反过来再试，我又敲烂一块原先认为不会有东西的地方，但还是啥也没有发现。一气之下，我把整面墙壁都砸得一塌糊涂，然后 生气地扔掉铁锤，按说事情本该到此为止了。可是另外几位同学还不过瘾，拾起铁锤又乱敲一气，结果把这家的墙壁敲得惨不忍睹，但始终一无所获，于是又用铁锤砸烂了他家的一只土陶水缸。硬着头皮教训了他们一番后才悻悻而去。事后不久，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这家人，但我没有勇气去赔礼道歉。时至今日，常有愧疚之情折磨着我，如今讲出来，心里才好受些。
在这种抄家活动中，除我之外，其它人也干了一些蠢事。比较突出的一次，就是在我们敲坏人家的墙壁而一无所获的那个夜晚，当我们返回居委会后，迟迟不见另一个小组回来。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同时我这带队的也担心会有什么意外情况，于是我又让居委会的人带我到那里去看看。当居委会的老太婆指明院子退下后，我进了院子。只见里面火光熊熊，原来，这个小组的3位同学，干得正起劲呢！他们抄不出更多的东西，就把抄出的一堆堆书籍放火焚烧，我拾起几本看看，其中有《茅盾文集》、《巴金选集》之类的，这些书过去曾让我爱不释手，就是现在也还摆在我们一些同学的书架上(按当时学校的设施，每间学生宿舍内置有一个书架，让每个学生可以分到其中的一层放置图书。有的同学从校图书馆借有《茅盾文集》、《巴金选集》之类的书因为开展文革后图书馆关门了，这些书至今还在宿舍的书架上放着呢。如今眼看着它们就这样化为灰烬，内心委实不忍，却又不便多说什么。眼看着这些书页吐着火舌渐渐变黑、成灰，也有的随着上升的气流变成一只只大小不一的黑“蝴蝶”在小院中飛舞，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因为这里面有位阿文君，是纳西族人，（因他个子矮而皮肤黑，被大家称为“小二黑”）小二黑出身响当当的贫农，左得极为可爱，即使是我身为左派骨干，和他讲话都得格外小心，以免什么时候被打了小报告。我只有催促他道：时间太晚了，把余下的书弄到居委会算了，别烧啦！他意犹未尽，咬牙切齿地把手里紧抓着的一叠白纸送到我眼前晃了晃，我看清了这是几张公文纸，上面已盖有某中学的公章。原来这户主是某中学的教师，1957年划为右派，不知他何以会有几张学校的空白证明。（后据他说是某次出差为方便联系工作学校让带的，后来夹在书中就忘记交回学校了）。这次偏是遇到小二黑，抄得特别认真，每本书都细细地翻过才烧，竞给他找了出来，成了一大罪证。经不住我们劝说，小二黑才骂骂咧咧地和我们一道抱上幸存的几摞书籍回居委会去。小二黑的“左”是没法说的。在另一次抄家之后，小二黑曾得意地对我们说，他抄家的主人是两位妇女，她们的房间里有一股莫名奇妙的香水味。抄不出更多的什物，他就用穿着胶鞋的脚在她们的床上踏了几个脚印。末了，小二黑引经据典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是讲过，闯进地主家的农民也敢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么！咱们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愿意在有资产阶级香风毒雾的牙床上滚一滚，踏上一只脚总可以吧。让人听了作声不得。
另有一次是比我们低一年级的红卫兵到本系老教师家中抄家，烧了一大堆古书后，其它没有啥可抄的，干脆抄走了老教师的一辆旧自行车，理由是“牛鬼蛇神还有啥资格骑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却没有交公，变成了全班的“公车”，全班许多人凭借这辆车在校园里互相搀扶着学会了骑自行车，这是后话。
参与抄家算是我在文革中丑恶的一页。事后每当想起此事，良心总要受到谴责。被抄人目光中或惊惧或怨恨、或不敢怒亦不敢言的神态，似乎还在眼前挥之不去，还像针一样地刺着我！可是，往深一层想想，什么红卫兵冲向社会扫四旧，还不都是上级领导安排的么！否则，何以户籍警察和居委会的老太婆都早早等着我们呢？何况，我们该去哪条街不也是按通知办的么，我们不过是炮灰罢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居委会的领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居委会管辖的范围内，“有问题”的人家可以数出不少，因为建国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伤及了数量可观的人们，而被施以抄家的毕竟是少数人家。于是乎到底抄谁的家，不抄谁的家，就全在她们口中一句话。只要她们说谁家“有问题”，谁就在劫难逃；只要她们说谁家表现好，则即使有问题的也可幸免！其间她们掺和了多少个人恩怨，只有天知道！
这段时间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广东省有一个蛇展在翠湖公园举办。里面展有各种各样的毒蛇,这本来是一个向人们普及科普知识的好机会，来参观的人们一时络绎不绝。组办者计划在昆展出后还要到全省的一些地方展出。可是有一天被我班的几个同学前去勒令其限期离开。理由是现在全国各地正在大张旗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展览居然在这里展出各种蛇类，真是胆大包天。组办方当然不敢以卵击石，只有不作任何辩解地在红卫兵规定的时日内匆匆返回广东去了。
（昆君在看了我的书稿后议及抄家所得时，向我披露了当年抄家阶段的某日，同班的德君曾带他到胜利堂的地下室，里面堆满抄家来的实物：包括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和各种各样的“四旧”物品。德君与昆君私交甚好。此行的目的是今后要昆君负责看管这个地下室，但被昆君婉拒了。此后这批东西的去向，昆君当然也就不得而知了。由是也才得知，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德君，竟然是组织内最受倚重的一位人物啊，难怪当年班主任李某串连返昆时让德君到车站接他。）
（当然，与其它地方相比，昆明扫“四旧”所得也许不算多，比如1966年11月15日夜，康生与伍修权参加阿尔巴尼亚党的活动后，在接见新疆大学红卫兵讲到抄家活动时康生说： “这次抄家，仅仅北京、上海就抄出黄金120万两（伍修权插话称，折合6000公斤、）白银120吨，这还是20多天以前的情况，这中间还不包括银元、美元300多万、美钞500多万，有些红卫兵小将不认识还把它烧了。大小枪支一万多支，其中包括有炮、机关枪，收发报机几百架。还有一些材料，因不在手头，记不起了……”）
五、别人抄我的家
事隔35年之后，我读到一本名为《淑良传》的记述张淑良先生生平的小册子。我这才知道，当年就在我被派去这里那里抄别人家的时候，我们云大中文系党组织又另派人去抄了我的这位最亲的亲人的家。真是报应啊！
张淑良虽然是我的非嫡亲伯父，但由于我命途多舛，亲人不亲，血缘本不是很近的淑良伯父就成为最关心我、也是我最为尊崇的长辈。我作为云大中文系的一名学习尚可的学生，在学习上有什么疑难之处，只要我肯向淑良伯父请教，他都能立即给我以正确而详尽的解说，足见其知识之渊博，记忆力之惊人。我在云大的五年学习和生活期间，许多节假日都是在他家里度过的。
为了让性格内向的我在他家里能自在一些，他用心良苦地多次当着全家人的面向我列数我的父辈、母辈都分别与他家结有的亲戚关系，说我们这是亲上加亲的关系哩。
淑良伯父是一位学贯古今中外的饱学之士，曾致力于云南早期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多年，有建树、有作品、有声望、有品格，在当时的教育界堪称楷模。后来又为云南的图书文化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解放前因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解放后在肃反运动中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论作品，淑良伯父曾邀约马子华（曾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的秘书直到70年代卢汉在北京去世后，方从国务院参事室岗位上离休返昆）、吴德光、吴家骏、李子培等人创办过由淑良任主编并由他命名为《碧绿酒》的文艺刊物。他偏爱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的诗。当时象征派的作品在中国还很少见，全国只有上海的一位诗人李金发先生推崇和提倡象征派文艺，且由李创办了致力于提倡象征派诗歌的《美学杂志》刊物。淑良伯父读了该刊物的第一期后，当即去信祝贺并附上自己写的两首诗歌。李金发回信中引用古诗“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表达问候。说看了他寄去的诗，觉得很有创意和诗境，已列入下一期《美学杂志》发表。
此后，淑良伯父的诗就不断地发表于《美学杂志》。他与李也就结成深厚的友谊。在以后的日子里，淑良伯父一直在进行着新诗的创作。他把自己的痛苦和追求，用象征派的手法渲泄出来，又埋藏在这些诗歌里，先后创作有300多首。这些诗歌除了一部分发表在云南的报刊杂志或投寄给李金发外，有的则与好友一同欣赏。他将创作的所有诗歌用工整娟秀的钢笔小楷誊录在一本自已装订的册子上，题名为《冰壶集》，大概是取“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用意吧。作为云南第一部象征派的诗集，其价值很难估计。然而在文革中被云大中文系的红卫兵抄家时掳去，至今无法追回。
在一生清贫的淑良伯父家，其财产除了书还是书，别的还能有什么呢？如果真有什么“四旧”的话，那么必定就在这些书中了。果不其然，这些红卫兵翻箱倒柜折腾一番之后，将淑良伯父多年珍藏的许多书抄走了。这些被抄走的都是颇有价值的书，其中有的是朋友送的，也有的是他花高价买来的。《淑良传》的作者人示先生议论道：“这些来抄家的红卫兵并非一般的中学生，而是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云大中文系学生，他们抄家的目的不为别的，就是冲着书而来，名曰扫四旧，实为夺人之爱。但这些红卫兵怎么会了解张淑良的情况呢？我怀疑是图书馆内的某些人所为。他们不便露面，只是躲在背后策划，实在是卑劣之极啊！”
淑良伯父听我讲过我曾经率领同学抄过家后，沉默良久。可能是怕增加我的思想负担吧，最终只是要我今后少参与这些事，但对自己家也被抄过的话绝口不提。而我也真该死，当时忙昏了头的我对此竟也毫无查觉。
只是此后，淑良伯父更加关心我的情况，就是在昆明发生大规模武斗的间隙里，都要让其孩子－－我的传乐表弟冒着危险到云大找我，看我是否安好，要我如果遇到困难就到他们的家里去住。而我当然知道他们的家当时相当狭窄，这种关怀体现出的是何等的关爱啊。而我文革期间也的确曾先后多次在他家住过。当时我内心曾不止一次地念叨过，今后一定要好好孝敬他老人家。但我欲孝而亲不待，还未能让我略表孝心，伯父已经作古。
伯父至死都未曾让我知道我们云大中文系的红卫兵、也就是我的“战友们”对伯父一家犯下的罪恶。过去浑浑噩噩的我还只是对被我抄过家的人心存愧疚，现在我知道了这件事，更是让我愧悔难当。我抄别人的家，别人又抄我的家，真是报应啊！
这种最先源于北京继而迅速遍及全国的抄家活动是得到各级党委认可的。1966年9月16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翻印后下发各地的“红卫兵发出的几个政策性通令”也可作为佐证。该资料开头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最近一连发出了好几个政策性的通令，表达了一部分红卫兵对若干政策问题的看法，现在摘要如下，供领导同志参考。”该资料中涉及抄家问题时称：”我们查抄，政治是主要目的，经济是次要目的。查抄的物品，主要是反动证据、枪枝弹药、行凶利器、剥削来的金银珠宝、巨款、脏物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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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