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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一）
一、昆明高校工作组的撤离
从5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到哪里去了，整个大陆除了江青和周恩来，其他中共领导人全都蒙在鼓里。毛泽东在等着看刘少奇的好戏呢。在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住了一段时间的毛泽东在暗处密切关注着全国的动向，他觉得差不多了，该出山了。于是，7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各大报头版头条播发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等人陪同下畅游长江的消息和照片。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用套红通栏标题发表的社论《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7月18日，毛泽东突然回到已经离开50多天的北京。回到北京的毛泽东避而不见刘少奇，却放出话来：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领导的运动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一下子把刘少奇搞得不知所措。
7月20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代表团时用心险恶地提出：我们不能太天真浪漫，要搞“文攻武卫”。7月25日，毛泽东在文革小组负责人及中央常委面前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在同一天，毛泽东对各大区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指出：“学校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同时打招呼说：“你们这些人，你不要革命就革到你的头上”。“学生们停课、吃饭，就是要叫他们闹事的，闹斗、批、改的，不要怕闹事”，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也是在7月25日这一天，当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到北大时，康生向北大师生宣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康生的矛头所向，直指刘邓，在当时的北京，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了。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的表扬与批评，使江青一伙趾高气扬，让刘少奇等人晕头转向。在以后的几年里，江青无论走到哪里，都言必称“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而刘少奇等人的窘态，从8月初云南省委驻云大工作组传达的7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在会上的讲话可见一斑。其中尤以刘的讲话最为典型。刘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工作组多数同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至“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在讲到要保护少数派时，刘少奇提到北京有一个学生喊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口号，对他也不必马上抓起来，可以“保护”一下。这两句话又授人以柄，成为以后批判他公然反毛泽东的一条材料。
8月4日中共元老朱德在北大批判其工作组长张承先的大会上讲话说：“无产阶级国家办事依靠谁？主要依靠你们学生，其他人都是为你们服务的。我们的政权有十多年了，还没有无产阶级学校怎么办的经验，这次夺过来了，以后怎么办是你们的事”。“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比任何时代的青年都强”。
8月5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说：“我同意李雪峰同志说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这就给各校的工作组带来根本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学校对前北京市委领导的各学校的党政领导机构不信任，对于现在党中央指定的新市委，敲锣打鼓表示欢迎，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给各校派工作组，我们是仓促决定、仓促上阵、仓促派了工作组。没有仔细考虑工作组的根本性任务是什么，没有很好地交待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甚至党的政策也没有交待。整个北京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1万人”，“蒋南翔（当时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一小撮把清华搞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提倡旧清华传统。现在，清华园解放了，你们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
在8月5日清华园的大会上，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讲话说：许多人送条子，关心我的年龄，要让我早点休息，我不愿意休息。我为什么不愿意休息呢？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我几十年没有见过，我是来学习的，我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不是老了，我是年轻了一个甲子……
这段时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争先恐后地纷纷到北京各高校亮相，表明自己对文革的积极态度。
而在另一些场合，刘少奇等人的谈话就是另一种内容了。
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公布撤消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会主动，也使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同一天，作为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之一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大会上说：“工作组有成绩，也有缺点，抹杀不了。”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撤离前指定以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元帅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文革筹委会”。
8月2日，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讲话说：工作组“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我们还不清楚”。“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同一天，邓小平、陶铸到中国人大找到校长郭影秋，在大会上再次讲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大会上，针对学生的提问，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澄清事实”说：二月兵变“没有这回事，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种说法就与当时林彪、康生等人有眉有眼地大讲“二月兵变”格格不入。
8月4日，刘少奇同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谈话说：“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脱身”，要工作组“做点好事”。还说：“群众暂时分裂一下也不要紧，不要怕反革命上台。蛇出了洞，就好打了。刚出几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就暴露了他们”。事到如今，刘少奇毫不惊醒，还在念念不忘整治别人，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里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事后披露的材料得知，其实是毛泽东在8月2日的《北京日报》一版的左下角报纸上批的几句话，被陈伯达一伙作为大字报抄贴出来，就成为全国各地大肆造反的金牌令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陈伯达紧紧跟上，马上写出大字报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大字报。
以上许多材料，自然是事后经大字报披露才逐渐知道的。
7月25日这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只能是广播节目和报纸上报道的7月16日毛泽东由王任重陪同畅游长江1个多小时、游程30余华里的报道和大幅照片，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为之发表的两篇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然后是各地各单位盛大的庆祝毛泽东万寿无疆的游行活动和跟着毛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的滇池游泳活动。
8月6日清晨，我们才得知，头天晚上一夜之间，云南省委派往昆明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都已撤走了。工作组何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当时我们还难以理解。饭堂门口已经有些学生写出大字报，吁请省委让原工作组再回来领导学校的文革。我班的团支书王君是校文革筹委会的成员，当有人提议我们小组也应写出挽留工作组的大字报时，我找到组织上也属于我们团小组的团支书王君，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这种大字报不必写了，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工作组撤离前曾召集师生中的骨干开了个座谈会，原先座谈会的规模设想比较大，这样也将通知我去参加。后来省委决定规模小点为好，于是这个会每个系只有二、三个人参加。最后王君又压低声音告诉我，据说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组可激烈了，各系反映最近有些人已收到北京的一些来信，煽动的就是要反工作组，有的同学很自觉，把这种来信上交给组织了，我们中文系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要我加以注意。末了王君要我转告大家：驻云大的工作组对全校师生给予的支持和配合表示感谢。今后的运动，主要就依靠校党委和全校师生一道来开展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们相信大家一定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听王君这么一讲，我也就释然了。当我把需要向大家转达的意思向全组说明后，只有我们的行政小组长小李，她父亲当时是昆明空军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她显出对工作组特别有感情的姿态，还想坚持写这种挽留性大字报。因为见没有人附合，也只好作罢。
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于是我们又是成天上街庆祝游行，又是到其它高校贺喜，忙得个不亦乐乎。
8月7日这一天，云大出现了以物理系学生曹齐康、保荣卿二人合写的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我们的疑问、看法和建议》，怀疑对高治国的揭发是有人是在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把戏。其矛头所向虽未言明，但明摆着是对着高治国的上级、中共云南省委而言了。其行文彷效北大聂氏的大字报，不过口气较为平和，责问为何云大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可触怒了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胡泮生、校党委副书记袁光、赵季等一干人。曹、保大字报当即遭到有组织的全校师生的围攻。有大字报警告他们道：云大不同于北大，他们要充当“政治扒手”是没有好下场的。一夜之间，批判曹、保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式。曹、保大字报被冠以“奇文共赏之”的名目印发给全校师生供批斗用。此后，曹、保二人的人身自由受到监视和控制。幸而曹、保二人的家庭出身都不错，都出身于工人、贫农。否则，从其阶级根源上去分析和批判，其日子将更加难过。
作为团小组长，我也受命积极组织全组同学书写大字报参与对曹、保二人的批判与围攻。我们在大字报中列数种种“事实”赞扬校党委领导之正确；剖析曹、保二人的用心是“妄图把水搅浑以便浑水摸鱼”，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也有一些大字报声称尽管曹、保二人出身好，但现在已经蜕变为反革命分子了，建议公安部门予以逮捕。。在这种高压之下，曹君实在熬不过了，写出了忏悔性的公开检查。这样，剩下一个保君就更加孤立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保二人敢于写出这篇“反动大字报”，的确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可此时的云大已不再是铁板一块，6月9日，外语系的刘必新等9人写出《我们的看法》的大字报反对在辩论中无限上纲，乱扣帽子。这篇大字报贴出后，竟然有多人签名表示支持，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就在曹、保二人被围攻得最险恶、以至曹君不得不向校党委和工作组俯伏投降之时，云大物理系居然又出了个学生名叫方自清（此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但取的名字却也不俗，大概是取自古文“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之意吧。后来却改名为方向东，倒也成为云南省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这是后话。）方君一鸣惊人，在全校貌似轰轰烈烈、实则万马齐喑的高压下，写出了一篇同情曹、保，非议围攻，主张平等待人、以理服人、让人讲话，进行真正大辩论的大字报。方自清当时能这样做，需要有何等的人格力量和勇气。霎时间，全校师生的大字报矛头又都指向方君。人们指责方“貌似折中公允，实则与曹、保乃一丘之貉”的大字报比比皆是。于是方君成为众矢之的，日子异常难过。幸而方君亦出身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家庭，故而一时尚未见到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大字报。
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就是在这个文件中，也还有右派学生的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的文字。
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群众，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2日，北京公布了中共8届11中全会公报。让群众代表列席参加中共中央全会，这在中共党史上，算得上是空前绝后的创举。几天来，全校师生都沉浸在狂欢和喜庆中。
8月14日，刚从北京开完中央全会返昆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等一行人到云大看大字报，然后在校党委会议室接见学生代表20余人，我作为中文系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被接见的活动。阎红彦的讲话很简短，无非是讲“十六条”如何重要，是指导全国开展文革的纲领性文件，要大家好好学习；讲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健康，红光满面，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讲运动中要坚持一条：相信群众相信党……事后我们得知，省长周兴和省委书记处的其它几位书记，当天都分别到昆明的各高校看大字报，并与学生代表见了面。
8月15日，中共中央常委李富春对共青团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和首都部分师生讲话说：在文革中“所有中学校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有做好事情，挑动了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学生。更恶毒的是迫害了学生。”“我向同志们郑重宣布：胡耀邦同志、胡克实同志、王伟同志、胡启立同志停职反省……因为撤不撤职要由团中央全会来决定”。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配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大中学生。毛泽东问站在身边的宋任穷女儿姓名，当她回答是“宋彬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字时，毛泽东提出“要武嘛”，应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取名“宋要武”为好。当报纸和广播传出这条消息后，全国大中学生中掀起了一阵更改姓名的风潮，以卫东、向东、卫彪、向红、卫红、文革等为名的到处可见。我们小组的石君家是云南省有名的拉祜族大土司，为表示以后永远效忠于毛泽东，把其姓名改为小兵，意思是他将永远是毛泽东指挥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小兵；我组的杨君原名德赋，为表示要当毛泽东的革命闯将，将其姓名改为杨闯；我班的闻君原名正学，认为其名字文绉绉的，遂改名为飚，以表示自己将和文革一样永远作为革命的狂飚。此外，我班的绍昌改名为绍红，明灿改名为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一天的报纸上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排列上有了微妙变化，刘、邓的排列靠后了，康生、陈伯达等人靠前了。陶铸已排为仅次于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二、云大红卫兵的产生
1966年6月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在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诞生时，仅是一个以“红五类”、即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5种家庭出身的部分学生发起组成的半公开组织。经他们两次将大字报和信呈交毛泽东后，毛泽东复信称其大字报和来信“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此后，毛泽东在4个月内8次接见红卫兵共达1100多万人次，红卫兵很快成为文革中全体大中学生的代名词。全国的小学生则被称为红小兵。因为文革中所有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成员都有一枚红卫兵袖章，所以“红卫兵”甚至成为文革中所有造反派的代名词。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曾佩戴红卫兵袖章，被誉为红司令，林彪、周恩来等许多人也佩戴红袖章，以能当红卫兵为荣。当时曾排名为中共第4号人物的陶铸在接见中南地区来京串连师生及在京学习的学生讲话中说：“红卫兵的参加条件你们自己去决定。年龄限制，主要是青少年，壮年、老年一定要参加也可以，可以当个顾问么！我50多岁了也当个老红卫兵。”
而刘少奇7月14日曾在给北师大附中工作组的指示中说：“红卫兵是秘密组织的，是非法的”。对比之下，毛、刘二人的态度泾渭分明。
8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其中有道：“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
就在8月23日这天，昆明各大中学校，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种红卫兵组织与北京的有所不同，是在校党委和校文革委领导下产生的。其编制是各班级成立红卫兵小队，系成立红卫兵中队，学校成立红卫兵大队，昆明地区成立红卫兵总部。我班共有60名学生，我班第一批参加红卫兵的包括我在内共有12人。由系总支张桂华书记和文革筹委负责人在全系共60余名加入者宣誓无限忠于毛泽东之后，为大家佩戴了红卫兵袖章。
“红卫兵”三个字用黄颜色印在红布袖套上，为保持字样的鲜艳，班上的女同学们用金黄色的丝线替我们把三个字绣实了，使三个字有一种立体感，颇是醒目。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我们已经是共青团员了，为何还要成立红卫兵组织，今后红卫兵与共青团将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大家在讨论中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可谁也回答不了。我班的团支书王君荣任学校的红卫兵大队长，我和他私交尚可，当我把以上问题向他提出时，他挺神秘地说：你没看出来么，许多共青团员虽然也都写了要求加入红卫兵组织的申请书，却未被批准， 这难道不可以证明，红卫兵比共青团的级别更高么？至于今后到底会怎么调整，现在还很难说。现在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头脑可要清醒呀！对他所说的，我似懂非懂。见他忙得不行，我也不便再问什么，只有点头称是，请他今后多多提醒和关照。
此后几天，各班又接连发展了几批红卫兵，使红卫兵人数大约占到学生总数的50%左右。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组织、协调和支持下，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代表召开了几次“串连会”，酝酿成立昆明地区红卫兵总部的有关问题。
8月26日下午，在昆明军区的国防体育场召开了昆明地区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省委秘书长马文东、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副政委王砚泉、参谋长崔建功、政治部主任许志奋、昆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等省、市党、政、军要人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以鼓掌赞成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以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朱家壁少将的女儿、昆明第八中学的女生朱勉生为总队长，我班的团支书王君为副总队长的昆明红卫兵总部领导，聘请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许志奋为总辅导员。
由于是官办的组织，真是财大气粗，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始终不断。那威风凛凛的红卫兵纠察队有巡逻的、有站岗的，有维持秩序的……真是应有尽有；来采访的众多记者，把镁光灯闪个不停。高音喇叭传来王君宣读总部给全省大中学生的一封公开信的声音，亦是别有一番气派。王君虽说排名副总，但他是党员大学生，因而红卫兵总部实际上由他主持工作）王君最后鼓足中气振臂呼喊出公开信的结尾：“撼山易，撼红卫兵难！”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王君荣任副总队长后，其食宿都搬到昆明红卫兵总部的办公大楼（由省委办公厅安排共青团云南省委划出一幢大楼供其使用）去了，偶尔返校公干或回宿舍取点书籍或换洗衣物，都是轿车接送，身价可谓高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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