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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二)

三、中共云南省委及其工作组的引导
  
为能有效控制文革的发展,中共云南省委一方面向昆明地区各大专院校派出阵容可观的工作组,另一方面则及时编印简报和大字报专辑下发给各单位以左右群众。省委编有简报和大字报专辑,省委驻云大的工作组也编有简报和大字报专辑,云大各系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成立的大字报编辑组也编有大字报专辑。只不过省委和省委驻云大的工作组编的简报和大字报的专辑是铅印的,而各系编的则是刻腊纸油印的。现摘录几份与云大前校长高治国有关的简报和大字报专辑的目录如下:
  
文化大革命简报(三十二)
中共云南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 1966年6月30日印
云南大学贴出了揭发高治国同志的大字报
6月29日下午4时,政治部副主任尤正发、杨家寿、组织部代副部长谢世宗、政治系副主任徐学铣、政治课教研室副主任刘西芳、人事处副处长苏宝光等6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广田为什么能在我校横行一时》,揭发了高治国、赵季、施群等人在云大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的反动教育路线,指出他们干了许多坏事。如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排斥打击工农干部和反右倾斗争时的积极分子,积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广田翻案;重用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等等。
这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引起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注意,反映十分强烈。成群结队,冒雨前往观看,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不少人激动地说:“这是彻底革命了”,“云大的总根子找到了”,“捉住了大鲨鱼,我们系的问题也好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简报(四十)
中共云南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 1966年7月2日印
云南大学揭发高治国同志的大字报迅速上升
……继尤正发等人贴出第一份对高治国的大字报后,大字报成批上升,署名的人数成倍增加。至七月一日上午七时半,共贴出对高治国的大字报503份1818张,署名2552人次。至七月一日下午6时,共贴出对高治国的大字报732份2972张,署名3532人次。这两天来,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广大革命师生职工热情高涨,整个学校热气腾腾,一些高治国的知情者,如党委副书记赵季,原高治国的秘书沈震寰(现任政治系总支书记)等人,在群众的压力下,也被迫开始揭发了高治国的一些问题,据学校党委常委、总务长、老红军程明轩同志揭发:1963年上半年的一次常委会议正式开会前,不知为什么惹发了李广田的反动思想,说了许多对党不利的话。这时高治国指着李广田说:你这张嘴巴,经常讲些反动的话,今天我高治国在云南大学又是党的第一书记,又是校长,我不是那样的人,假若是别人的话,随便把你的问题集中起来,就可以划你李广田大右派” ……

文化大革命简报(六十七)
中共云南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 1966年7月9日印
云大革命师生继续揭发高治国反党反革命罪行
被高治国摘掉弃置4年的“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的牌子又重新挂起来
到7月8日下午6时,揭发高治国的大字报增至2220份11811张,署名11837人次。赵季揭发高治国为了打击排挤左派和工农干部,策划组成云大的右派核心,在金殿召开过一次秘密小会。于是云大副校长寸树声也进一步揭发道:1962年春,高治国邀约李广田、施群、赵季和寸树声以“郊游”为名,在金殿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把“与党委意见不一致的陈捷、李一鸣、柴希孝等人”赶出云大;又提出“今后学校的领导核心就是今天来的这几个人”。 寸树声回想起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受宠若惊”,因为“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既不是党委委员,更不是常委,高治国把我列在领导核心,我当时的确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这次秘密小会后不久,高治国就把陈捷、李一鸣、柴希孝等一批同志排斥出了学校。
云南省委云大工作组 1966年7月9日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省委文化革命小组
大字报选编(1)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编印 1966年7月2日
目录
高治国为什么包庇《滇云漫谭》……王  甸  吴琦珍
“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是高治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林建中 史锋
揭露高治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抗拒省委指示……曾世荣(系高治国的秘书)
高治国反党又一罪证……杨西文 张家驹 鲁宗敏 刘光茂
高治国为什么要竭力冲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曹贤桢
高治国大肆放毒野心何在……林啸
高治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又一铁证……岳邦荣  周永棋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省委文化革命小组
大字报选编(2)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编印 1966年7月2日
目录
高治国在云南大学的反革命真面目……何跃华
彻底揭露高治国的反党罪恶活动……金  澎
听其言  观其行  高治国是道道地地的伪君子……林建中等6人
高治国狂妄吹嘘自己  打击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穆雨生
撕开高治国的假面具……陈树安 刘瑞斌
高治国在一处两次会议上向党射出的毒箭……张家驹等3人 
群起攻之 斩断魔爪……岳邦荣
反党分子高治国放毒几例……穆雨生
“打击别人  抬高自已 ”是高治国贯用的手法……金澎 刘光茂
    
从第三期起,还选登了省委各部委包括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一部分大字报,使大字报的内容更为“丰富”了。

云南大学
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编(1)
中共云南省委云大工作组编 1966年7月2日
揭露高治国大字报选
目录
揭露高治国在云大几年来干了些什么勾当……总务处 陈明轩
把李广田的后台高治国揪出来……外语系 西竞强
撕下反党大阴谋家高治国的画皮……中文系 张桂华等(包括了系总支领导、副系主任、各教研组长等骨干共10人)
高治国同志的立场和品质……赵季
揭露高治国的真面目……沈震寰
高治国在云大期间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政治部李凤瑜等8人
    
四、杀鸡儆猴到白色恐怖
  
每天都要认真组织大家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简称两报一刊)的我们这些小组长们,都发现了报刊上的一个明显变化:从6月2日开始,每天各种报纸的右上角报眼处都加框印出一条毛泽东语录,报纸上的某些提法已更为尖锐了。比如评论员文章称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等人所代表的党组织其实是“反党集团”。而凡是反对毛泽东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权力,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彻底摧毁。”
  
一时间,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发声援电报给北大的聂氏,我们自然也不例外。
  
6月3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组成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为书记、吴德为副书记的新北京市委。新北京市委迅速派出众多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各高校领导开展文革。云南省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样马上效法,也往昆明各高校派出阵容强大的工作组。派到云大的工作组组长是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马文东,副组长是省委委员、省纪委副书记贾敦芳。
  
省委工作组到云大后,全校的领导工作就以工作组为主、校党委为辅了。
  
在全校加强思想控制并用心良苦地辅之以简报、大字报选编等对运动加以引导的过程中,云大中文系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思想苗头--云南省委不是抛出高治国了么,于是有人就联想到高是近两年内才从云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升任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进而成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的,高得以连连升迁的黑后台是谁?是谁如此重用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这种怀疑的矛头所向自然是直指中共云南省委了。对如此危险的思想苗头,云大各级领导十万火急地逐级往上汇报。云南省委则及时研究了对策。于是,在云大中文系,有的学生就得倒霉了。
  
黄君是我们班上较为活跃的一位同学,他的父亲在旧社会曾任银行的高级职员。他性格开朗,有说有笑,空闲时爱吹笛子、拉胡琴。

6月9日上午,也是合该有事,我班的团支书王君双手翻着一张报纸进宿舍时,正在吹笛子的黄君要与王君开个玩笑,把王君捧着的报纸当成靶子,把自己正在玩弄的笛子当成枪杆喊道“缴枪不杀”就向王君刺去,结果他的笛子把报纸戳穿了一个洞。如果一般的报纸被戳穿一个洞也不是什么事。偏是这段时间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毛泽东的“光辉形象”,而黄的这一“枪”正好洞穿了毛的“光辉形象”。王君和当时同在宿舍的杨某当即对黄君进行了指责,黄君也不断地作了自我批评。满以为事情到此就算了结了。哪想到此事被逐级迅速汇报到云南省委。当天下午4时,云南省公安厅开来一辆警车,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逮捕了黄君。把人抓走之前,面色灰暗的黄君被押进会场,由中文系党总支突然召集我们全班学生在一块临时开批判会。会上先由杨某情绪激动地当众揭发黄君仇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滔天罪行,事情被描绘成是黄君怀着刻骨仇恨用笛子当作枪杆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咬牙切齿地刺去。此外还有会前临时安排的几位积极分子发言进行揭发批判,也有未经安排而主动要求发言以向党组织表示忠心的人。比如我班的蔡君,此时已被内定为“右倾”,此时为了自保,竟也对黄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批判(待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查抄“黑材料”时,蔡君才在同班一位“左派”当天的日记上看到这样的文字:“姓蔡的反革命早迟也要抓起来才解恨呢”。当然这是后话了);又如与我同宿舍的周君也踊跃要求发言,主动起来言之凿凿地揭发道:有一次黄君曾向他打听从其家乡思茅到边境还有多远,要经过哪些地方等,现在才明白这是黄某要为以后叛国投敌打听好出国的线路。其实他们二人这次交谈时我也在场。当时纯属无话找话的聊天,因为周君是思茅人,而黄君自小在昆明长大,没有到过思茅,出于好奇随便问问而已,绝对没有其它意思。可此时此刻,我哪里还敢讲半点不同意见去引火烧身,只要不把我牵连进去就好。同时也暗暗提醒自己,今后与周君相处可要格外小心,以免到时又让他抓住什么小辫子。总之,这次批判会上的发言者全都是落井下石,把黄君平时说笑话讲的只言片语全都无限上纲,扣以一顶顶可怕的政治帽子。更有两三位积极分子不时带头呼口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决镇压反革命”、“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不知怎么搞的,此时头脑中会突然冒出三国时代曹植的两句诗: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面对此情此景,被我改动为:
  
“本是同窗友,相煎何太急”了。
  
整个批判会场的气氛杀气腾腾,阴风惨惨。打从进入会场开始,我的心就狂跳不已,一边跟着大家高呼口号,一边在头脑中飞快地回忆着这些天来我与黄君的交往。倒不是在想是否有什么可以揭发的,而是在想我自己这些天可曾说错过什么,做错过什么。最糟糕的是当天中午饭后我还和他一道有说有讲、搂肩搭背地从食堂走回宿舍,这段路途有几百米远,难免已被别人看到,不知别人会怎么看我呢?
  
想到这里,两腿发软,喉咙发干,身子便不由微微颤抖起来,额头和手心也不知不觉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批斗会结束,黄君在一阵阵让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中被带出会场时,我偷偷看了黄君一眼,只见黄君的眼睛充满了绝望的忧郁。
  
事后许久,每当回想起此情此景,我都会为自己的卑怯羞愧不已。(特别是黄君被平反回到学校后我刚见到黄君时,看到昔日聪明、活泼、开朗、健壮的黄君,此时呈现目光呆滞、反应迟缓、皮肤浮肿、沉默寡言的病态时,这种愧悔之情尤为强烈。)是啊,当时处于这种胆小怕事、避之唯恐不及、唯恐牵连自已的心理状态,还怎么可能替黄君想想他所遭受的冤枉,又怎么可能去深究杨某揭发的荒唐呢 。但我可以断言,以我当时处于的“左”派地位,尚且如此自危,则当时与我一样持有如此卑怯心理的,就决非少数人了。尽管后来造反派得势后,其中有的人竟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英雄自居,又岂能抹杀得了当时曾经如此卑怯的实际情况。高我们一届的银清兄看过我的书稿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道:当时他们几个班的同学也被系党总支安排站在我们班所召开的批判会场外接受教育。此前我还一直以为他们只是来看热闹的呢。我和银清兄也都认为,如果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厚道些,能把枪口抬高一分,此事也就可大可小,则黄君未必就会成为可杀之“鸡”了。
  
6月9日下午与黄君同时被捕的还有化学系一位姓名为鲁坚的同学。其罪名是他的一个在昆明工作的老乡是反革命分子,而他与这个老乡曾经有过往来。
  
黄君和鲁坚被捕后,校党委抓住这一典型“案例”,布置全校师生认真讨论,要求大家要时刻警惕个别混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还说什么文革胜利之日,就是阶级敌人灭亡之时。而敌人不会坐以待毙,必将狗急跳墙,因而阶级斗争将日趋复杂云云。一时间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说话做事都得格外小心谨慎。于是这股最早出现在云大、也是最早出现在云南大专院校的怀疑云南省委的造反思想苗头,这股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在当时属于最可宝贵的“造反精神”,就以黄君和鲁坚的被捕而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工作组进校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全校师生的控制。其手段主要有二:一是从思想上控制,向骨干和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向大家打招呼: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当年毛泽东不是讲过:“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能锄掉”么?要大家记住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教训。现在也是引蛇出洞,搞先放后收,让坏人充分表演。文革开始以来的诸多中共中央文件不是都有这样的话么: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也就是说,以后会算总帐的!到秋后算账时就有好戏看了。二是从组织措施上制造“红色恐怖”气氛。在各种会议上散布说随着文革的深入,阶级斗争必将日趋尖锐复杂,原先隐蔽很深的阶级敌人很可能兴风作浪、狗急跳墙。因而需要左派学生组织起来在夜间值勤巡逻。这种值勤要巡逻整个校园而又不能让其他同学知道,只能是内紧外松,秘密进行。巡逻的方法是将校园分区划片,落实到各系实施。为避免发生误会,每晚由校保卫科制定口令。巡逻的人手持木棍作为武器以防意外。为此,校保卫科的工作量明显增大了,何况原保卫科的人员未必都可靠。于是,我班的亮君和理科的一位左派同学被临时吸收到校保卫科协助工作。此时身处运动中的校保卫科的干部已是人人自危,两位左派学生的进入,无疑就成为其最可靠的骨干力量,大有喧兵夺主、取而代之的架式。和其它高校一样,云大师生的校徽区别是,教工的是红底白字,学生的是白底红字。我们不时向亮君开玩笑说,以后他必定会留校工作,因为此时他的校徽有一半已经是红色的了。我也被列入参加巡逻的名单中。我们中文系“左派”的巡逻路线是从本系男生宿舍映秋院出发,绕过校图书馆大楼,从女生宿舍楼边走过,拐入一院教工宿舍,穿过走廊进入校卫生科小院,然后又往回转。每班值勤时间为2小时,一般也就是这么来回走上两趟,就该叫醒下一班的人来接班了。
  
这段时间的巡逻中,也曾闹了些笑话。带着“敌情观念”巡逻,难免就会草木皆兵。有几个晚上的巡逻中,我们似乎听到无线电收发报机接收信号的嘟嘟声。这种声音似有似无,忽远忽近。当我们站在图书馆大楼附近侧耳细听时,这嘟嘟声似乎来自女生宿舍楼一带;到了女生宿舍楼前竖起耳朵听时,这嘟嘟声好像又在卫生科小院和教工宿舍院之间;当我们穿过一段林荫道进入教工宿舍院时,这嘟嘟声却又听不见了,或者听来仿佛又在图书馆那边了,也有时又像是来自女生宿舍楼后边(其后边已是学校围墙外的偏僻马路。)这种嘟嘟声并非一直都有,而是时有时无,一般在夜间两点钟以后才出现,这就弄得我们疑神疑鬼,经常得踮起脚尖屏声静息地从这里走到那里,又从那里走到这里地瞎折腾。轮到交班时,还得详细向下一班介绍情况,提醒他们继续注意。第二天还会煞有介事地向校保卫科反映情况。为查清此事,有两个晚上,已经到校保卫科工作的亮君也参与我们的巡逻。每逢这种时候,他配带的校徽已经换成红底白字的了。见我们都好奇地看着他的校徽,他笑着对我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因为如果有事要突然检查教职工的家,以校保卫科的身份出现,这样要方便些。
  
为了这十分可疑的“嘟嘟”声,我们每天夜晚的巡逻,心情总是既紧张,又兴奋,总希望能发现点什么情况,以至因此能成为保卫文革的英雄。可是,直到8月中旬巡逻活动告终为止,我们徒费了许多精力,也出了一些洋相,但始终没有能弄清楚。
  
受保卫科的指示,每当巡逻到教工宿舍时,我们总是格外认真。哪一扇窗子夜间还亮着灯,或者夜间开过灯,我们都要记录下来。有的同学甚至还要蹑足到窗下去窃听一会儿,听听里边有何动静:是否在搞收发报,是否在销毁罪证,还是要转移“变天账”……可是,每次都让这些积极分子一无所获。比如有一次有一位同学靠上窗前听了几分钟后回来悄悄告诉我们:开始,他听到里面有擦火柴的声音,满以为里面的人在销毁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听到女人的声音说:半夜三更的抽什么烟哟,把屋子搞得怪闷的。以后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了,灯也熄了,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一情况还是汇报给了校保卫科:这一个教工思想紧张可能有问题,否则为什么半夜三更睡不着要吸烟呢。这样,保卫科就会按方位查出这个教工的姓名和所在的处室,通报给情况,让他们安排人密切观注其动态。另有一次,有一间屋子的灯半夜亮了,又有一位同学靠上前去,过了一会后回来对我们说,是那户人家的小孩拉肚子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头天晚上被人窃听了的教职工,第二天还会跑到校保卫科反映情况说,头天夜里,他们似乎听到窗外有动静,不知是怎么回事,请保卫科加以注意。保卫科只好解释说,那是我们保卫科巡逻的同志巡逻中发出的声响,请他们放心睡觉好啦。同时还得表扬他们的革命警惕性高,希望他们以后遇事多与保卫科联系。事后保卫科又要求我们,以后巡逻中尽可能不要弄出响声。而打这以后,在教职工宿舍院,半夜里几乎再也看不到亮灯的窗子了。这也难怪,谁还敢引火烧身啊。
  
参加这种夜间巡逻后,第二天还得照常跟全班同学一道进行政治学习、搞大批判,不能让其他同学知道我们头天晚上曾经干过的工作。这段时间可真够累人的。但当时满以为是组织上的信任,充当的是学校的革命卫士,年轻人多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事后想想,我们所充当的这种角色实在不光彩,客观上使校园里笼罩了一层白色恐怖的阴森气氛。
  
这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内容特别丰富。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传达得最为及时。其中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6月初中共中央对开展文革的8条规定:包括“大字报不要上街”,“要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头,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
  
6月中旬传达了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批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给予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即扣给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
  
6月下旬,各高校传达了6月24日刘少奇针对“6.18事件的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要用通报形式发给全国,”以期通过典型事例,制止在揪斗“黑帮分子”时普遍存在的“过火行为”。在同一个文件传达会上,还传达了当时在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意见认为:“6月20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
  
事后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北京的24所高校在刘少奇讲话后的50多天里,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上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云大则有上百人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分子。
  
以上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讲话的传达,让我们明白无误地接受了这样的信息:一场类似于1957年然而规模更大、被打击的人数将更多的新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全国酝酿中。现在还仅仅处在“引蛇出洞”阶段,好戏还在后头哩。能进大学真不容易,可千万不能走错半步,否则这辈子就完了。这种教训我们听的见的已经够多了。

下图为洱源县八派宣传队划綫站队宣传途中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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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一)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二)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一)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二)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一)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二)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一)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二)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一)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二)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二)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一)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二)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一)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一)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三)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一)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二)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一)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二)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一)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二)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一)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二)
第十四章 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一)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一)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三)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一)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二)
第十八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我的入党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一)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二)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一)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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