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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戈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一）
一、平静的校园和无形的巨网
写大学生的文革经历，不能不涉及作为文革背景之一的文革前的大学校园生活。否则，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将不可思议。
我是1963年毕业于滇西大理一中并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的。中学时代，我的各科成绩在年级上都能名列前茅。大理一中本届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人考入云大文科，而我是2人中考分最高的一个。这曾使我一度为之自豪。可是，进入大学后很快就发现，大学真乃人才荟萃之地，能进入这座殿堂的几乎都是全省各地的佼佼者。相形之下，我就显得平平了。但同学们还选举我担任《文学概论》课的科代表和第二团小组的小组长，这又要占去我的一些时间和精力。为了每学期考试能取得好成绩，全班同学从入学开始就谁也不甘落后，一直是你追我赶，紧张异常。
清晨，校园里到处书声朗朗。课堂上，除了教师讲授的声音和同学们记笔记的沙沙声外，几乎安静得掉下一根针也能听到。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文体活动时间，运动场上到处都是大学生们生龙活虎的矫健身影。晚自习前的读报和整个晚自习期间也都安静极了。学生宿舍的灯光由学校统一管制，按时开灯熄灯。就这样，还有不少人有的借走廊上的路灯、有的用烛光想方设法苦读到深夜。
至于那些同学们都得积极参加的学习团章小组、学习党章小组、学习毛著小组、学习雷锋小组、以及党团组织生活什么的，更是把大家的空闲时间占用得所剩无几。
可以说，文革前的云大校园是平静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勤奋好学堪称当时的云大校风。
前边提到我担任团小组长占去我的一些时间和精力，读者可能不以为然。认为当团小组长算个啥，竟然也值得一提，这可就大错特错了。当时团小组的划分依附于行政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的团员数也大体相当，这当然不是巧合 ，而是班主任查阅全班学生的档案后分成的小组。学习小组长主管全组的学习和生活，主要对班委会负责；团小组长主管全小组（包括团员和一般青年在内）的思想动态和思想工作，主要对团支委会负责。这种组织形式和划分办法，文革后至今也都沿用，但其内容和工作效率可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当时要求团小组长要负责掌握全组同学的思想动态。一般情况下，团支委会每两周向团小组长收集一次汇报：某人某天课间休息时间没有往日活跃，原因何在；某人收到哪儿的来信后有何异常表现？某人课外阅读的兴趣是什么？某人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的去向……团小组长都得掌握并能清清楚楚地汇报出来。否则，本小组的情况自己汇报不出来，却被别的小组长或支委讲出来，那是要受到严肃批评的。
而本小组的团员和非团员，包括本小组的团支委在内，都有义务积极向我这个团小组长汇报思想。我所在的这个小组有7名团员、有5名非团员青年。这5位青年出身都不大好：有两位女孩出身分别是地主、资本家，另有有一位拉祜族的石君出身大土司家庭，其他两位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的思想压力都比较大。这也难怪，因为从大跃进的1958年至文革前，仅是1962、1963两年的高校招生中的政审口子放松了一点点，于是这两个年级的大学生中才得以有了一批出身不好的人。而此前和此后的几届大学生中，出身不好的只占极个别，只是表明还在继续执行“重在政治表现”政策的姿态而已。这种害人非浅的政审，压抑的人才之多，真是难以计算。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几位青年同学为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求加入共青团的愿望都十分迫切，于是几乎每周都要自觉地、主动地向我汇报一次思想，包括家里来信后需要汇报的内容，与亲友之间的交往，父母觉悟低的表现以及他们是如何与之从思想上划清界线的。此外，一些虽属细微但尚值一提的思想活动，甚至那些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以及他们所了解的其他同学的各种情况……都要向我作详细汇报。我呢，要认真听取，要帮助分析，对认识尚“肤浅”者要批评和引导，对认识好的要肯定和鼓励，还要指出其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对团员和其他青年的要求也同样如此，这就要占据我几乎所有的晚自习前的时间。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作用下建立起来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巨网，简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其效率之高，反应之灵敏，如果不是身在其中，那是很难想象的。我当时作为这张巨网的最末一根细丝或者说最末一根神经，需要付出多少精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张巨网是何时形成的呢，可以一直追溯到1957年前后。在整风反右斗争之前，虽然已经有了这么一张网，但是当时尚能网开一面，网眼还较为稀疏。1957年一下子打出那么多右派后，各大专院校党团组织开始苦心经营，把这张巨网越织越密，越收越紧，其成效也日益显著。凭借这张巨网，刚开始的文革运动可以一呼百应，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指向东，全校师生就奔向东;学校党委和工作组指向西，全校师生就奔向西。如果有个别人竟敢不服从指挥要另搞一套，就必然要受到孤立、围攻和谴责。1966年10月出版的《红旗》第13期杂志社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表以后，这张巨网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而一当这张巨网被彻底破坏后，在所有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就变成难以驾驭的野马，让毛泽东在文革中发了几次脾气也不顶用，这大约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真是破网容易织网难，这张由中共各级党团组织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织成的巨网，一旦破坏就再也无法重新织成了。这是后话。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5年10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但当时人们对其隐藏的杀机还缺乏应有的认识。
1966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为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为组员。该小组形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要求“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云南省委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纷纷跟上，于同年5月8日以中共云南省委文件（66）135号向全省下发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迅速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指定由高治国、许志奋、王甸、张世桢、任大卫五同志组成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高治国任组长，并设立办公室。”当时，高治国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许志奋少将任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王甸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制定了在全国开展文革的《二月提纲》。按此提纲要求，各种报刊都应展开一些学术性问题的讨论。其间讨论时间较长，讨论范围较广的是历史上的清官问题。开始是讨论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清官，以后争论的焦点是清官在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云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也积极组织了这样的讨论。此类讨论的规模一般不太大，往往在系会议室即可进行。每次参加会议的人数不过三、五十人，发言者主要是老教师和中青年教师，一部份有兴趣的同学也前往参加。
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原因是的确没有精力参与这种可参加可不参加的活动了。
虽然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但报纸上关于清官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我还是清楚的：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许多清官人品官德皆好，能够秉公办事，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所推行的改良措施，或多或少会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当时生产的发展，应当予以肯定。尽管他们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而且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王朝统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清官和赃官相比，有更大的欺骗性，会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使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不是通过起义斗争来改变受剥削压迫的命运，而是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现，因而更应当批判之。
这两种意见，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让人莫衷一是。但我心里有时也不免会犯嘀咕：照后一种意见去推理，岂非清官比赃官更坏了么！那么评价封建社会官吏好坏的标准究竟应当是什么呢！
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把文革引向学术讨论的方向。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找康生、江青、彭真谈话，其间批评以彭真为首的5人文革小组道：“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
各大专院校党团组织迅速组织师生学习2月份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该《纪要》3月份经毛泽东3次修改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党）明眼人一看就知，《纪要》和《二月提纲》可谓针锋相对。
5月8日，江青以高炬为笔名在《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彭真所谓“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的“阴谋”。5月10日，《解放军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接到要求迅速组织学习的通知后，各大专院校党团组织立即组织全校师生进行认真的学习讨论。
全校师生开始轰轰烈烈书写大字报批判历史学家吴晗、廖沫沙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开初，云大校党委规定大字报只能张贴在学校内名为“至公堂”的小礼堂里。除了张贴在小礼堂的四壁外，又在中间拉了好多根铅丝，使大字报可以从两面长幅地张贴在一根根铅丝上，形成一道道由大字报形成的“巷道”。这段时间的大字报，其内容几乎千篇一律，都是照抄报纸上姚文元和高炬的话：凡是反对毛思想的，不管是“大师”还是“权威”，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都要全部揭露出来，批臭他们，踏倒他们，剥开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画皮……联系到自己思想实际的，无非是众口一词地声称：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谁要让我们受二遍苦、遭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云云。此类大字报，实在没有由单个人书写的必要，所以一般都以小组的名义发表。
5月10日，《解放军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11日全国各种报刊纷纷转载。5月11日出版的《红旗》第七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于是全国各地开展声讨北京的三家村和各地小“三家村”的高潮。
5月11日，全国的报刊都同时登载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为副书记的决定。通知中批评前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全党全国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5、16”通知》。该通知决定撤消以彭真为组长的原中央文革5人小组，收回原先已被刘少奇认可的《二月提纲》。5月底又重新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和陶铸为顾问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从此开始，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由原先的部分停课闹革命转入完全的停课闹革命阶段。我和同学们一下子从以往紧张的教学秩序中解脱出来，既有些不习惯，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和轻松。
6月1日晚8时正,中央新闻联播节目全文播放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偑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这份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宋硕、陆平、彭偑云领导的北大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陆平等人所代表的“党组织”其实是反党集团。凡是反对毛主席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它彻底摧毁。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触击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全国各地纷纷发声援电、信给北大的聂元梓。
上行而下效，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高治国。先前，为联系云南省实际配合全国批判“三家村”，由高治国提议，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通过，抛出《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依样画葫芦，模仿北京批判邓拓在《北京日报》副刊《燕山夜话》专栏上的杂文一样，把李孟北在《云南日报》副刊《滇云漫谈》专栏上撰写的几十篇杂文，定性为是北京“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认为《滇云漫谈》与《燕山夜话》是南北遥相呼应向党进攻的毒草。（当时供批判用的《滇云漫谈》资料迅速发放到全省大中专学校的各班各小组（每组2份）。与云南相邻的四川省揪出的“小三家村”是马识途、李亚群、沙丁。
《滇云漫谈》中批判得最多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官僚主义问题。其大意是作者某次要找领导人汇报工作，先是乘自行车去，被大门警卫呵斥退了；继而乘吉普车去，也被挡驾了；最后设法乘轿车去，于是一路畅通无阻。用此文的话说正是“轿车骄也！”于是引来连篇累牍的大字报批判此文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形象和干群关系云云。中共中央撤消了彭真为组长的前中央文革小组，云南省委自然也要紧紧跟上，于是很快也撤消了高治国的一切职务，把高治国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让全省批判之。
在云南省，批判高治国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由云大政治部副主任尤某为首的17名左派联名写出的。高治国荣升省委宣传部长之前，曾经任过云大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高治国离开云大之前把尤某从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提为校政治部副主任。可以说，高治国对尤某是有知遇之恩的。尤某等人现在敢于这么写，即可表明他与高治国划清了界限，更重要的当然是因为事先得到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授意。
高治国在云大主持工作期间，是一位位显而不骄、且有一定独立见解的干部。比如，60年代初，全国高校师生劳动普遍过多，但当时举国上下万马齐喑，谁也不敢吭声。高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长文作针砭，引起全国高校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此后各高校的劳动量也果然有所减少；他能抓紧工作之余的时间自学《资治通鉴》，并定期请老教授为之讲课。他的两个小孩在昆明师范学院（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下同）附中读书，平时在校食宿，星期六晚上回家住宿得背上自己的行李回来才行。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行李。有时他的孩子要到大观楼公园游玩，往返都只能步行，。每次只给一人一角的零花钱，其中5分购门票，另外的5分买一杯清茶喝。他升任省委宣传部长后，他的夫人黄某仍然留在云大数学系任党总支书记，他的秘书沈某则留校任政治系党总支书记。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如今他一旦被抛出，其夫人、秘书也就立即被株连了。这两位系党总支书记，昨天还分别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指使该系师生如何写大字报“火烧”教授、讲师和干部，今日沦为阶下囚，变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世事无常，使人真是难以适应。
对于批判高治国，我们许多同学心里是想不通的。为此，校、系各级领导做工作说：不应该被高的假象所蒙蔽。试问，他为何不热心学习毛著，却热衷于学习封、资、修的《资治通鉴》；他为什么不拜工、农、兵为师，却要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脚下……这样一来，我们心中的疑虑才逐渐冰释。于是进而责怪自己的阶级斗争觉悟低，自己的立场观点有问题。于是决心以更积极的姿态投身到革命大批判中，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锻炼和改造自己。
云大校党委自然也要紧跟云南省委。省委抛出了高治国，校党委则抛出了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广田。李广田是一位在全国也有名气的文学家和诗人。其著作等身。校党委将其在解放前至文革初发表的“有问题的文章”汇编成册发到全校各班组供批判用。其中有一篇名为《花潮》的散文，赞美的是昆明圆通山的樱花。文中引用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古诗。文中又有“天气冷了，想要一顶帽子”的文字。联系到此文写作于1960年前后的3年困难时期，很快就被人们无限上纲，“春泥”被认为是“反党的决心”死而不改；“帽子”被分析为是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是要甘当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的殉葬品。“冷”被分析为是要影射1959年前后全党全国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社会气候。大字报的结尾往往是“李广田不是想要一顶帽子么，给他一顶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正合适”一类的刻薄话。此时，全校在小礼堂“至公堂”张贴大字报显然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经校党委决定把大字报张贴到学生食堂的墙壁上，便于学生边吃饭边看边议论。从此开始大字报中被点名批判的老师越来越多，所批判的内容也越来越离奇。
当时的大字报，大多以小组集体署名的方式来撰写。只要某人先提出想写谁，其它的人一附合，马上就可以拼凑出初稿。大家围拢看看、议议，再多上纲一些，文字再尖刻些，哪些地方还可以引用一两句合适的毛泽东语录、古诗词或成语……于是略加修改后，就由毛笔字写得较好的同学执笔写成大字报，落款处由大家签名后张贴出去。由于大多是集体签名，真是人多气壮，或者无中生有、夸大其词；或者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或者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都满无所谓。仅举我所在小组写的几篇大字报即可说明这种情况。一篇是写讲授《现代汉语》课的郑月蓉老师的。有一次在课堂上她曾经讲过：只要有人类，就会有人类的语言。如果有一天太阳熄灭了，人类不存在了，人类的语言自然也就消失了。以此来讲人类语言的生命力有什么错呢？但当时我们将它无限上纲地分析为是“恶毒攻击红太阳毛主席”。不是么，长期以来全国人民都把毛泽东比成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她却说太阳会熄灭。事后想起这篇大字报，我觉得很对不起郑老师，可是我至今没机会向她道歉，文革后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在这里道声：郑老师，对不起！（此书稿初成后，我曾请大学时同班的蔡君审阅提意见。蔡君的意见是：当时的郑某的确值得同情。但是，正是这位郑某，以后也伤害了不少同学。蔡君是云大的老造反派，也是有名的炮头。1969年初云南全省进行凶残无比的划线站队运动时，进驻云大的工宣队、军宣队穷凶极恶地组织一部分师生斗争另一部分师生，蔡君是被整得最惨的一个。其间郑老师也曾落井下石。因此蔡君认为，向郑某道歉就大可不必了。可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各人有各人的账。不能用郑老师后来的错冲抵她原先受到的伤害。我该道歉是我的事，郑老师对她的行为如何认识又是她的事。文革本身就是一部绞肉机，人们在其中互相倾轧、互相出卖、互相伤害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情况，无需回避也回避不了，还是各人自己去反省吧。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应当反省。这是一种道德的反思与忏悔，一个良心被洗涤过的国家，今后才可能对集体罪恶更具有免疫力。）
另一篇大字报是批判讲授《古代文选》的江逢僧老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封建社会里的官吏被贬谪时，江先生为了让大家便于理解，说其意思有如现在的干部下放，某人原来在领导机关当干部，后来下放到基层当干部。古代就称为贬谪。当然，二者性质是不同的，江先生曾就此专门作了说明。大字报于是就批判江对党的干部下放政策不满，把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混同于封建王朝的统治，是恶毒攻击……大字报还说，江最后说的二者不同不过是欲盖弥张罢了。如今江老先生已经作古，我要道歉已不可能，我的忏悔只有直到永远了。
还有一篇大字报是写校卫生科的中医师潘某的，说他对生病就医的男同学态度冷淡，甚至不耐心听完病情诉说就已胡乱开个药方把人草草打发走了。而对来看病的女同学，总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听、闻、问、切格外认真，切完左手切右手，对病情总是问长问短没个完……这篇大字报出自我组周君之手。周君不愧是中文系的，文字异常刻薄，把潘写成是一个老不正经的无赖。大字报张贴出去后，曾吸引众多的人前来围观。整个文革期间 ，潘都难以抬头做人了，这是后话。
云大当时近3000多学生，每天得张贴多少大字报哟！有时找不到可以张贴的地方，不得已就要复盖先前别人所贴的大字报。为此，新贴者与被复盖者之间不时会发生冲突。有不少人则干脆在张贴时就直接写上“5日之内不得复盖”的字样。
为了让一些“有保留价值”的大字报不致因被覆盖或被风雨破坏而湮没，校、系两级都分别成立“大字报组”，负责拍摄、抄录各系所张贴大字报的标题、要点和作者姓名，并且负责抄写那些他们认为有保留价值的大字报的主要部分以至全文，编撰成册由校印刷厂油印出来。除了留档外，也分发给各系各班组，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这段时间的大字报，表面好似全由学生作主，学生爱写谁就写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其实也不全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当团小组长的心里就更清楚了。这时的大字报基本还处于校、系党组织的控制之下。其表现 ：一是大字报该写谁，我这个当组长的就时常得到班主任（当时称为政治辅导员）李某的授意。这种授意的方式很多，有时是由班主任或党、团支部直接召集组长开会作布置，面授机宜；有时是见面时暗示几句，我们即能心领神会去执行；有时是以闲谈的方式谈到某某教师的某件往事，谈者看似无心，其实这往事就正是可以用来写大字报的好材料。比如有一次班主任闲谈中讲到某位女教师可爱跳舞啦，有时晚上跳舞回来晚了，学校大门已经关闭，只有翻墙进来。于是这就成为我们批判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字报材料。文革前到过云大的人都知道，当时云大大门两旁的围墙是极矮的花墙，很容易翻越。学校大门关闭后，许多回来晚了的师生都翻越过这花墙，这算什么事呢。可是经班主任这么一点拨，我们的大字报中就把它夸张为这位女教师翻墙时把高跟鞋的高跟也弄坏了，脚也扭伤了。一付狼狈相跃然纸上。二是这段时间的大字报，批判的都是“三家村”及其分店，都是上级党组织抛出的少数“有问题”的干部，再有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对校党委、系党总支领导则还很少涉及。三是这段时间对学生的思想控制特别地严格。党团支部三天两头都要召集我们这些团小组长汇报所有同学的思想动态，要给所有的同学在政治上排队：（按毛泽东的说法，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哪些是左派，哪些是中间派，哪些是右派，并且分组制定如何扩大左派，团结中间派，控制、孤立和打击右派的行动计划。有时，上一次排队是中间派的，下一次排队时已经变成左派或右派也是常有的事。
这段时间，且不说学生之间在急剧地分化和重新组合，就是在校党委内部也不例外。校党委副书记、校政治部主任赵季，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此时陶已成为中央文革顾问，正红火得很，所以赵某也春风得意。他不屑于当着众人的面看大字报，曾向人声称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也开始坐立不安了。因为了解他的陶铸毕竟相隔甚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啊。于是，他开始不仅每天都得经常看大字报，而且担心看漏了有关他本人的大字报，因为当时的大字报也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不得不时常问周围的人，可否看到有关他的大字报。于是有人取笑他道：“你不是曾经宣称自己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怎么现在也有所畏惧了呀？”赵某怔了一下，狼狈地答道：看来我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心中尚有不踏实之处。赵某的以上言行，自然也被作为大字报材料被披露出来。联想到以往他在台上作报告时何等地威严，如今又是何等地狼狈，真让人好生感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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