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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戈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二)
  
二、文革的组织基础
  
通过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意识到,仅仅依靠党中央高层内部拥护自己的力量,就要和刘少奇一伙摊牌较量是吉凶难测的。为搞掉刘少奇一伙,毛泽东暗示康生开始审察刘少奇曾经被捕过的历史问题。并随之布置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在哲学界批杨献珍,在经济学界批孙冶芳,在史学界批罗尔纲,在文艺界批裴多菲俱乐部。更重要的是通过所谓“林彪委托江青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由中共中央将其会议纪要批转全党,一箭双雕地达到两个效果:一是向全党全国表明,关键时刻林彪是支持毛泽东的;二是让江青得以其特殊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前沿,以发挥特殊作用。为了借历史问题搞刘少奇,毛泽东一反过去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把瞿说成是叛徒。当戚本禹写出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受到党内外批评正准备写检查时,毛泽东让江青转告戚:戚文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文章应当写下去,可找康生请教。此后,有恃无恐的戚就开始连连发难了。江青的这种传达密旨、网罗亲信,以及干对了算毛泽东的、干错了算江青的缓冲作用,又岂是别人替代得了的。江青对此曾讲过一句有名的话道:“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要我咬谁就咬谁。”
  
要能稳操胜券击败对手,还必需组织起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为此,毛泽东选中了全国的大中学生。学生的任务本该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如何才能使学生不屑于学文化、反感于正常的教学秩序,进而把兴趣转移到政治上来呢?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做了许多文章,下面引用毛泽东颇有影响的几段话为证: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指示:“现在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你答对了,我抄你的,抄下来也算好的……先生讲课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不如睡觉,还可以养身,可以不听,稀稀拉拉。”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以及此后毛泽东的诸如此类的讲话都被要求迅速传达到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全体师生。
  
1964年7月,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指出:“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会见老挝文工团时谈话说:“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侄女王海蓉谈话指出:“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开会,也敢星期天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哪。”“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要破坏学校制度。”毛泽东还说:“学校就应当允许学生造反”。
  
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在谈到军事院校工作时指出:“军事学校办得一塌糊涂……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份报告批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的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
  
至此,年轻、单纯、热情、幼稚的大、中学生都逐渐从正常的教学秩序和严密的组织控制中解脱出来,对毛泽东的关怀感激涕零,不再沉迷于书本和“象牙之塔”,自愿成为毛泽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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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作者所在的第二小组,从左至右后排五人分别为团支书王君、作者,宦君、闯君、班主任李某,前排从左至为女生小张、小杨和学习组长小李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重用了林彪、江青一伙,在大中学校,毛泽东解放了数以亿计的“小鬼”。于是,文革的始作蛹者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组织准备工作业已大功告成。

三、文革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的各种会议、文件和报刊文章,都有一个习惯的提法:1957年以后党内有了左的思想影响,或曰50年代后期产生了左的思想倾向。这种提法并不符合实际,似乎“左”的思想在50年代初期、中期还没有产生,只是后期才产生,似乎初期和中期一切都正确无误。
  
其实,远在40年代的延安整风期间,受毛泽东重用的康生其左的思想就曾经猖獗一时,也曾伤害过包括周恩来、许世友等在内的不少人。只是当时大敌当前,被迫迅速纠正而已。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在延安有一位被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王实味。王实味实际上是延安时期一位最优秀的中共党员。能吃小灶、穿干部服的王实味在其备受批判的《野百合花》中仅仅是善意地批评当时延安“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此外王实味还批评了当时延安不顾前线正在流血牺牲的艰险环境,每逢星期六杨家岭礼堂就要举办交谊舞会表现出来的“歌唱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如此而已,王实味就被打入地狱并最终被残酷杀害了。(事见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王实味全传》)
  
到了50年代初期,左的思想更是大有市场,政治运动也就连绵不断了:
  
中共执政后所进行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被整治的往往是群众和基层干部,虽说每次运动都声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每次被打击的对象尽管姑且相信只占百分之五,但每次被打击的对象不同,天长日久,被打击的群众和基层干部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就决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直到1952年底才基本结束。
  
1951年底在学校教职员工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运动,以后这一运动又扩大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直到1952年秋才基本结束。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作为社论刊发由毛亲笔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拉开批判开国第一宗文化罪案的大幕。同年7月下旬,《人民日报》多天连载由江青起草经毛修改定稿的长达4万5千多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与文革中骂刘少奇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何其相似乃尔!毛、江的政治夫妻关系此时即已开场。)
  
1952年开始三反五反运动。
  
1953年开始农业初步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直延续到1956年。
  
1954年开展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的斗争。文艺界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的批判运动。
  
1955年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有关胡风的材料撰写序言和编者按。
  
1956年反对“小脚女人”,掀起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以上这些运动,除了反高、饶集团斗争局限于党内,其它都是全局性的,也全都打上了左的烙印。以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来看,打击面无疑是过大了。当时我刚进小学读书,每天早上到学校后,都能听到同学们议论,头天某同学的家长或被作为“地主分子”、或被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处决“镇压”了。刚开始,这种其家长被“镇压”了的同学,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有的只有避风头缺课躲在家里几天。过一段时间后,每班同学中至少有5、6人的家长被“镇压”或“自杀”,这部分学生的队伍扩大了,也就变得无所谓了。1981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以下简称《年表》)在讲到1951年的镇反时也不能不承认“一些地区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
  
关于教育界,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号召大家要毫无保留地向党组织“交心”,当知识分子们以赤诚之心作交待认识后,却都被装入档案袋,成为一辈子都得挨整的材料。《年表》承认“有的单位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三反五反运动中,受伤害的人数之多就难以计数了。人人都得过关,凡与钱、物打交道者都得被审查,以至都得先吊打一番再说。即使没有贪污,也还得要审查思想上有没有动过想贪污的念头。这更是玄而又玄的事,全凭领导者口中一句话来决断。只要账目上反映贪污或挪用了几元钱,即要受到严厉制裁。只有经过吊打、审讯、清查、分析之后,认为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才予以解脱。《年表》不得不承认“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过“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
  
至于株连众多人的所谓“胡风反党集团”冤案,文革后已予平反。
  
出于革命热情,出于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广大群众接受了左比右好的“党的领导”。可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广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见多识广,考虑问题深刻,对民主与法制的追求执着,他们渐渐对中共领导的失误持有看法。尤其是其中能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在中共各级党组织号召帮助党开门整风的1957年,勇敢地、善意地对各级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等,提出了诚恳批评;对人民群众和知识界的某些疾苦,作了一些暴露;对于应当如何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这善意的一切先是被毛泽东用“阳谋”“引蛇出洞”,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你不想提意见都不行;继而就与发生在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联系起来,当成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而予以迎头痛击。在许多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和单位,划右派是下达指标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云南省还搞了反右斗争补课,又多划出了一批右派。)按公布的数字全国划有55万人以上(实际数字远不止于此,有资料披露在100万人以上)。曾有这样的情况,学校教职工中的右派由校长划出来后,县委书记把校长划为右派,继而地委书记又把县委书记划为右派,以后省委组织部又将地委书记划为右派,(云南的某些地区就是如此)。一级整一级,处处皆陷阱。事实证明,1957年所打击的众多“右派”实际上是我国上一世纪50年代社会中最富有正义感、最善于独立思考、最具有真才实学的我们民族的精英!这一运动对我们民族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1957年反右斗争后召开的中共8届3中全会上毛泽东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中左的思想和左的实践初步上升为左的理论。
  
1958年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年表》承认:“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9年搞反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持续更长时间。”(见《年表》)
  
1960年有4千多万人因饥馑得水肿病饿死,中共中央的文件中还坚持要办公共食堂,认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
  
1961年国民经济频临全面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在政策上不得不进行某些调整。到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进一步将建国以来左的思想和理论系统化。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寓意深刻地讲道:“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此话其实已经隐含有导演文革中许多闹剧、悲剧的深意,已经让人们可以放开去想象(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许多人在文革中不就上演了一出出别姬的悲剧么),只是当时除了江青,又有谁能知晓其潜台词呢。
  
1963年开始,在农村和城市分批分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在这一运动中形成的左的判断是: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工厂企业有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全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左的思想和理论,并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中宣讲这些理论,为这些左的理论推波助浪。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进而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内都有他们的代理人。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只有下决心搞一场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彻底揭露阴暗面的“大革命”,才能防止已经迫在眉睫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
  
以上种种运动,挨整的人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包括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资产阶级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遣送回乡管制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种异已分子和偏右分子、……以及这众多“分子”的亲属和社会关系……挨整的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了所谓百分之五,有的地方累计近半数,有的农村生产队甚至要选个政治上可靠的、合格的干部都困难。所有挨整的与被株连的人,大多不得入党、提干、参军和参加工作,更不得参与机密工作,甚至也不得报考中学和大学。大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使得“出身好”的人天生就要高人一等,拥有许多优先权;而“出身不好”的人,站着比别人矮三分,开会只能缩到角落处,讲话只能低声下气,干活只能干最脏、最苦、最累、最难而所得工分和报酬最少的活。(1965年我们云大中文系在大理凤仪参加四清运动,当时我们所在的云浪公社--相当于后来的生产大队,其中有一户被管制的旧军官的儿子虽然读书不多,但在写作上颇有天赋。他投给当时的《边疆文艺》刊物一篇小说稿已经准备刊用了,但程序上得事先向当地组织了解此人的政治面貌。结果可想而知,他的这篇作品就被枪毙了。此人的天份就此也被扼杀了。)如若有两个人同时办了一件错事,其中一个是“出身好”的,则可以被开脱对党是有感情的,只是“认识上的问题”或是“被坏人利用”而从轻发落;而对“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另一个,却要从阶级根源上进行分析,认定为“骨子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被打下地狱。尽管其中许多“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他们在中共执政时刚刚出生或呀呀学语,甚至在中共执政后多年才出生,他们也得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付出惨重的甚至是终生的代价。这种封建血统论的做法,在文革初期曾经达到疯狂的地步。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生中的高干子弟谭立夫在残酷打击“有问题的人”时曾撰写过一副臭名昭著的对联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一对联的出笼,使红五类红卫兵对出身不好的人大打出手的活动找到“理论根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被称为“谭式路线”。各地“有问题的人”中被红卫兵打死、打伤、打残者难以计数。由于这种做法打击面过宽,影响太坏,不得人心,江青不得不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把“谭式路线”的对联修正为“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
  
如此众多的人长期受压,心里早已憋了一肚子的气,只是不敢表露,更不敢发作而已。出身好的人中,大多亦是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只有少数人为个人的既得利益不惜对“出身不好”者大打出手,而多数人则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希望能保持住于己有利的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给“出身不好”者以较为公平的待遇。
  
长时期阶级斗争的结果,使众多挨整的人和同情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潜在社会力量,蓄之既久,其发必烈!当毛泽东提出开展斗争矛头向上的文革时,这股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阶级、反对社会不公的社会力量,终于获得发泄机会,成为文革的先锋队和生力军。他们在文革初期体验到的快乐,首先是生存环境的改善,其次便是对压迫者的报复。这些压迫者包括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社会名人、权威等等--这些人都几乎或多或少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过自己的顶子。比如著名作家老舍在文革中被迫害而自杀(但当年他整胡风又是何其英勇),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作为“四条汉子”被批(但自50年代以来他又整了多少人)!这种上升为快乐的报复情绪,很快就造成人性的扭曲,从而把报复行为推向极端化和扩大化。试分析各地各单位造反最早、造反最坚决的人物,大多是这种潜在社会力量的代表,这绝不是偶然的!
  
文革的确是造神运动,却又不是普通的造神运动。亿万人在手举小红本塑造了毛泽东这尊大神的同时,也借这尊大神的神力打倒了或打击了众多的各种各样的小神小鬼。正如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所说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实正是如此!这应当看成是毛、林一呼百应,亿万人闻风而动投入文革的一种极为深刻的社会背景。毛、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利用了这股社会力量,这股社会力量也拉起毛、林的虎皮作大旗去打击各种头面人物。原先封住魔鬼的西方神话中的“潘多拉”瓶塞一旦打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本人也难以驾驶这股力量了。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目录、前言、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一)
第一章 文革的酝酿和准备(二)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一)
第二章 卷入文革的飓风中(二)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一)
第三章 中共8届11中全会和昆明红卫兵(二)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一)
第四章 八 .二三风暴和九.一四狂飚(二)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一)
第五章 串连到北京去(二)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
第六章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二)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一)
第七章 粪土当年万户侯(二)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一)
第八章 成立省军管会后的云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一)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二)
第九章 公开批判彭德怀与昆明地区第一次武斗(三)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一)
第十章 旅途步步难(二)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一)
第十一章 炮派的失宠与失望(二)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一)
第十二章 八月秋风渐渐凉(二)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一)
第十三章 部队农场也搞划线站队(二)
第十四章 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一)
第十五章 时刻不忘“接受再教育”身份(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一)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二)
第十六章 工厂隐藏于深山(三)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一)
第十七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跃进厂(二)
第十八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我的入党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一)
第十九章 批林批孔与邓小平的整顿(二)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一)
第二十章 学理论与反击右倾翻案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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