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后屯村往事(续) 》(22)-(25)
分类:

000.gif

                                      ----作者:陈广松

(22)供仰桌

少年时期,像我们这些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家里的农活忒多:烧锅、做饭、推磨、割猪草、拾粪等。只要是家里的农活、又是孩子们干得来的,父母们都会催着、逼着你去干。天真爱玩的我们有时也会躲着父母,和玩伴们到那比较偏僻的地方去玩。有了农活,父母就会想到我们,那父母就会把一个村子翻了个底朝天,直至把你找到为止。父母还会揪着你的耳朵连打带骂,嘴里还不停的大声说:还不赶快死去家干活去,就知道玩,家里的活准备撂给谁?家里又没打张“供仰桌”来供你……

如果家里娶了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既死懒又不会做农活的媳妇,那公婆会借着鸡啊鸭啊,影射好吃懒做的儿媳说,“我们家没有供仰桌,整天只知道吃,滚一边去”等一些不雅的言辞来。

那么什么是供仰桌?供仰桌是什么样子?大概我十二三岁、可能在六三、四年时我才弄清楚什么是供仰桌,也真正知道供仰桌是用来干什么的。

在文革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家家都把已故先人一生的简历全刻在一个长方木牌上,这个东西我在电视上曾看到过,说叫先祖的牌位。可在我们这个地方,则称“亡人牌”。那个时期,你随便走进一个农户家,在主屋的后墙,都会看到一张大八仙桌,上面摆放着先人牌位。

那个年代我们家很穷,没有钱置一张八仙桌,就把我们家应该供仰先人的牌位,放在我的父亲堂兄弟家里了,到了逢年过节或该祭祀的日子,父亲就会带着我们全家到祖先的牌位前,依照长辈的顺序一一给他们磕了头,就这样年复一年,年年像例行公事一样机械的照父亲的吩咐去做,至于为什么磕头,那时的我们还小,哪知道其中的道理。

有一回,我的父亲和堂叔发生了矛盾,两家吵得不可开交。在争吵当中,我的叔婶把我家应该供的牌位,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还有我父亲的弟弟(烈士)的牌位一股脑全清理出了他家,嘴里还不断大声说,自家打不起供仰桌,就算了,还把自家的亡人给人家(供)……就这样我知道供先人那张桌子,原来叫“供仰桌”。

到了文革期间,红卫兵们自认为是迷信的东西,绝对是不会让它存在的。像村里的土地庙,还有一些村民们收藏的古玩、古书、古剑,通通作为“四旧”上缴或清理掉了。供仰祖先的“供仰桌”也在清理范围。就这样,人们把“供仰桌”改为饭桌或为它用了、那些先人的牌位一夜之间,后人纷纷送到他们的坟上埋了,也有的把祖先的牌位偷偷的收藏起来。

不久前,我曾看到过我们村里孙姓的后人收藏的祖先牌位,那上面记录着他的先人生卒年代,还有一些个人简历。从文革到现在也过去四十多年,能把自己的祖先的牌位保存下来实属不易,在我们村里可能独此一家了。

小小的木牌上面记录着每个家庭先人的历史,作为他们的后人有义务也更想了解先人的过去,可惜在文革中就这样被毁了,真的感到遗憾!

(23)劝人行善,反误性命                                 

只不过是讲了一句劝人行善的话,却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性命,这事您能信吗?在现实版中,自然我也不太相信。可是在我们这儿的的确确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不由得你不相信。                                 

话说在我家地头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坟,平时我们做活谁也不去考究坟的主人。直到有一天,坟前竖起了一面石碑,这倒引起了我的注意。好奇的我不由得走上前去看了一下碑文,那上写着“张大公”字样。我倒有些心生疑窦,怎么会有人叫这个名字?                                 

不久遇到坟主的后人,我就特意采访了他们。他的后人说,因要为此公竖碑,可是又不知道此公的真实名字,只好用兄弟排行的顺序来立碑了。于是,在那个碑文上只能刻下"张大公"三个字,在此我也只能称呼他为张大公了。后来听村里老人们说,此公身上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呢,下面我就来讲讲。                                 

张大公生于大清年间。据我所知,他的孙子张开必如果还健在的话,现在约110岁。若照这样推算,张大公现在冥寿约140岁~150岁之间。                                 

此公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种田庄稼汉,平时中规中矩,与人为善,也好劝人为善。如若村里的小年轻们做出了违背道德规范的一些事情,他难免要多唠叨几句,劝君要行善积德事,要做一些“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事,留个好名声给后人。                                 

按理说,劝人行善积德,他绝对没有做错,可关键是他是不是劝对了人。如果是有心悔改之人,那定是能够使浪子回头。如果是顽固固执之人,也许自己就要碰钉子了。如果是个无赖土匪呢?那效果可能要适得其反了。                                 

在民国初年,可以说,中国每个地方都狼烟四起。那些盗匪也顺势四处横行乡里,我们这个地方也不例外。那官府已经无法控制地面的安定,一切都是土匪当道。老百姓没有办法,只能看土匪的眼色行事。土匪说往东,老百姓就不敢向西,土匪说向西,老百姓自然也不敢往东了。不然,丢财丢物不说,还会有生命之忧。                                 

此公对土匪不以为惧,他觉得,只要对方是人,就一定要讲道理,而且一定会感化他们。话说在某一天的傍晚,土匪们正在为了防御什么还是搭建什么的忙碌着,需要一些木材,就用锯子把大树拦腰截断了。正巧,被此时路过的张大公看见了,他一看不得了呀!这不是造孽吗?要用木材你就把整棵树锯了呗,你这从树腰上锯一刀,这不是毁坏好木材吗,将来这些秃头树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呀。于是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他,马上走上前去,心平气和地跟土匪讲了一通大道理。就连仁、义、礼、智、信等话语都用上了,无非劝君做应该做应该的事。                                

可是土匪就是土匪啊,他可没有道理和你讲。他的道理就是刀和枪,所以土匪没有闲功夫听他在那儿说道,继续锯他们的树。一看土匪这样的态度,张大公不干了,情急之下冒出一句:“花开能有几日红?”一听这话,土匪们停下了手中的活,个个都对张大公怒目而视。突然,土匪拿起本地犁地用的两齿笊钩。可怜张大公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土匪一路笊钩下去,当场就一命呜呼了。                                 

“花开能有几日红?”从头数到尾不过七个字,为什么就激怒了土匪呢?西方有人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道理,不同的人对这句话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张大公的本意是说:从花开到落地也不过三五日的时间,而那昙花也只不过是一现。如若比作人生,也不过几十年的光阴。还是多行善事为好,留个好名声,也为自己积点德,不要做出那些危害乡梓的事情。不用说,这也是一句劝人行善的好话。                                 

但是在土匪听来就不一样了,花开能有几日红,不就是咒我当道没有几天活头吗?还不是希望我们早点死吗?土匪们这样一想,此公的好心也变成驴肝肺了,自然也难逃生命的厄运了。                                 

有些话不是这样说么,“送饭给饥人,话说给知人”。面对无知蛮横的土匪,讲如此高深的道理,不丢性命才怪呢。不过,在后人听来,也算是警醒的故事吧。做人不能太固执,不然总有一天会碰得头破血流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不人不鬼的说阴阳话”,也不无道理,您说是不是?

(24)村里一桩离奇的失火案

记得在大集体时,特别是在冬天雨水稀少的干燥季节,很容易发生火灾。那个年代,村民们住的都是泥坯房子,房顶缮上比较硬的麦草、稻草,最好的是红梗子的山草。

那时人们做饭烧的是草,于是在房屋的四周围储备了大量各种草料,堆成了各种形状的草堆。秸秆比较长的,像玉米类的可堆个长方体;比较矮的像黄豆、麦草秸秆可堆圆柱体形;像高粱杆这种超长的,只能把它丛起来了,像个高高的圆锥体。可以说,人们居住的环境是:头顶是草,四周围起来的还是草。一家老小全都被包裹在易燃的草堆里,一旦发生火灾,其后果是很难想象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可能在六四年吧,一队的张开兵,那时他还是生产小队的会计,一场无名大火把他全部家当烧得精光。后来,还是村民们捐了些粮食和衣物,帮助他一家人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

话说在一九八一年,土地刚刚到户不久,村里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火。那是在一个深秋的晚上,秋高气爽,天气非常晴朗,月亮非常明亮,小孩子们都在月光下互相嬉戏,大人们有的聚在一起聊天,还有的聚在一起赌钱。大约七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喊叫,陈广志家失火啦!陈广志是我远房的一个堂哥,那时我们家在庄里,他家在庄外,离我们家约三四百米地,中间还隔着一个大沟。只见他家的方向火光冲天,人们听到了呼救的声音,好像听到了命令似的,聊天的闭上了嘴,那些赌钱人也都放下了赌具,纷纷拿着顺手的救火工具,急匆匆的跑去帮他家救火。等火灭了,那些救火的人,就开始嚓呱起来。有的说,哪儿来的火?另个说,是啊,他家又不卡(靠)路的?还有的说,莫非是人放的火?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揣摩这场离奇的失火案,说得那个主人心里七上八下的。就这样,人们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对于这次失火事件,人们权当作是一次偶然事故。一年到头的,意外的事难免要发生的。可是此后,接连好几个晚上,又有几家失火,陈广志家也再次遭遇失火。于是人们又重新审视这接二连三的失火。有人说,失火当晚,看到一个半大的孩子从此经过。有的说,在另一个火场也看到此人路过,走到哪儿就烧到哪,莫非是“火狐狸”附体?就这样给这场大火,增加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事有凑巧,失火者中,有一户偶得一子,一生下来身体就有恙。可能经医生看没有起色,于是找了一个“香头奶”(巫婆)。那香头奶说,需要出去躲躲才能免除灾难。出去躲了好几天,依然没有挽回这条生命。本来人们对“火狐狸”一说就半信半疑,又增加了这档的事,那些迷信的人,对狐狸滋事的传言就有点深信不疑了。

后来连续有失火事件发生,失火人家不认命,就报警了,警察下来围绕失火地点转了几圈。可也奇了怪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家失火了,看来“狐狸”也是怕警察的。

水火无情,在古代,蓄意放火跟杀人是同等罪过,所谓“杀人放火,天诛地灭”。还好当时只烧了几家草堆,没有人员伤亡,不然警察下来不可能只是转悠转悠的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一家有难,八方支援,虽然只是举手之劳,可在救火过程中也体现了村民们善良的品质。

(25)一个老实巴交农民的苦与甜
  
每到闲来无事,村里人就会围绕田间啊地头啊四处溜达溜达,边走边欣赏自己种的庄稼,边走边呼吸那青棵的清香气,同时也能看到鸟儿在田间相互嬉戏,还能听到各种鸟儿美妙的叫声。若遇到熟人就会相互打个招呼,十分投缘的也能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上半天。
 
我这个人很懒,不过偶尔也会到田间地头转转,一次在路上漫步时,遇到了原来在我老家约三十多米的几十年老邻居庄加亮,平时我们也会在村里的喜丧事上偶遇,彼此觉得还是很投缘,见了面会客气一番,话语也会比平时多一些。
  
这一次遇见了,难免又要多聊一会儿,就这样我们聊起了家常,不知聊到什么事情,一下子聊起了他儿时的事儿来,当谈起他儿时的生活,他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哎,别提了,提起了干瘪鱼都要掉眼泪。”难道他有着不为人知的童年?听着他的一一叙说,没想他还有这么一个心酸的童年经历。
 
庄加亮生于一九四零年,现年已经七十有三了,约一米七五六的个头,一身休闲打扮,他的脸异于大多数农民的脸,虽经过几十年的风吹日晒,那个脸可用现在的一句流行广告语来说,“晒不黑,就是晒不黑”,或用我们当地老百姓一句话来说,“人家那个脸水色好”,没想到,一个整天和太阳厮混的人,还有这样好的皮肤,着实让人称奇。
 
他说,“我出生在一个地主的家庭,家里有近二百亩土地,本应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外地参加了革命,四七年初,我们这个地方处于两合水,国共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国民党来了,自然家里就不能蹲了,就得想办法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躲躲,那叫‘跑反’,一段时间,国民党气势强盛,父亲意志不坚定,就叛变了,我们一家子还得‘跑反’,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没安生过。下面我就来说说一次刻骨铭心的‘跑反’吧。”
 
“记得我在七岁时,也就是在四七年冬天的某一个月亮高照的晚上,还在熟睡中的我,突然间被我的爹爹(祖父)和母亲唤醒,就这样我们一家子开始‘跑反’了,那个晚上,遍地都是人和牲畜,牲口的叫声,人的喊声,和远处的枪声混合在一起,听起来让人害怕极了。”
 
“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小河边,透过月光,可以看见河里也结了薄薄一层冰,这时,那远处枪声像放鞭炮一样,好像就在身边响着,人们哪顾得寒冷,拼命抢着过河,到了天亮,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叫“王二庄”的地方安顿下来,就这样度过了惊魂的一夜。”
 
“那个时候就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个反还得继续跑啊,后来又到新沂的一个叫唐庄村子躲了半年光景,这时已经是夏天了,棒秫(玉米)已经有人高,你总不能在一个地方躲吧,于是,母亲就带着朝离我家约十几里的一个叫“草村”的村庄去,那里有我三舅在那里居住,记得当时还有我的大表姐同行,当走到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时,那个老天陡然起了天势,一阵狂风大作,天忽然暗了下来,那个雷声也响起来,倾盆大雨劈头盖脸直朝我们娘儿三身上泼下来,母亲紧紧地把我偎在怀里……风息了,雨停了,我们娘儿三也浑身湿得像落汤鸡似的,但你还得继续赶路啊,就这样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的继续奔走,浑身湿透的我们,就这样来到了至今还不知道村名的小村里借宿下来。”
 
“过了一宿,第二天早早起了床,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就继续上路了,当来到一个小河边,只见河里已经满槽子的水,急得我们娘儿仨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幸好那时的河流没有什么大河,河水也不是很深,也幸好当时遇见了好人,是一位好心的大叔,把我们一一送过了河,就这样,我在三舅家约过了一年多,直到四九年解放了,我才回到了家。”
 
“到家不久,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学堂,别人家都有父亲送上下学,可我只有母亲一人,有时也会问起父亲哪儿去了,母亲支支吾吾,我始终得不到要领。直到到了五一年的某一天,我终于见到了父亲,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叛变后,成了解放军的一名俘虏兵,又被编入了解放军的行列,过了不久军队开展了“三反”运动,父亲被清理出了队伍,回家不久就锒铛入狱,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那时,虽然我已经十岁了,还是年龄小吧,也不知道什么是忧愁,该吃饭就吃饭,该到上学时间就去上学,就这样我和我母亲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弟弟,过起了娘儿三个相依为命的日子。”
 
“到了五五年我小学毕业,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继续到高一等的学府深造,一度时间我的思想非常低落,那个自卑感一下子就来了,见了人远远地绕着走,也不想和人多说一句话,哎,人啊,命运就是不一样,我的小伙伴陈广华和我一起念的书,后来人家念了大学,过起了城市的生活,我却在田间劳作了一辈子,同样的起点却不一样的人生路啊。”
 
“时间一晃,到了五九年,我已经十九岁,那时正是吃大食堂,也就是我该娶妻室的年龄,经媒人介绍说了一个又一个,因嫌我的家庭出生不好,一个一个的告了吹,不久,又经媒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就是身材矮了点,可人家出生好,父亲还是一名干部,而且人家不嫌我,我又哪有资本够嫌人家的份,就这样于同年结了秦晋之好,婚后陆续生了六个儿女,感谢我的妻子,不离不弃的和我共同抚养这六个孩子长大成人。”
 
“文革中“地、富、反、坏、右”可都遭了殃,我的亲叔叔和婶婶们不断地被批斗,同时也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还要在冰天雪地里结队爬着游庄。我这个地主秧子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某一天厄运会降到我的头上,幸好我平时处事很低调,人缘还不错,从没得罪过什么人,就这样在战战兢兢中躲过了这一劫。
 
在六七十年代,我这个小学水平可也是个人才,我也曾做过几天的生产队记工员,队里的农活没有一样我不精通的,我还耕了十几年的地,那个牛可不是好使的,它可欺身(人),不听你使唤,关键是你第一次使用鞭子必须得当,一鞭子下去就能使牛服服帖帖,以后使牛只需吆喝一声或轻轻地扬了一下子鞭子,那个牛就得乖乖地听你指挥。反之,你打死它,它也不会理睬你。”
 
“在队里我可是编织好手,斗笠、凉席、篮子等我都会,我还会一些女红,做鞋、缝纫衣服一些什么的,这些手艺也给我的家庭换来了不少的收入,也就是这样,我才能养活我这一大家子。
 
土地到户后,我们享受了和其他村民的同等待遇,日子也渐渐好起来了,儿女也相继成人,该参军的参了军,够入党的也入了党,成绩优异的也到了大学深造,他们相继都在城里安了家。
 
我和我的老伴,城里过了一阵子,烦了就到乡下住一个阶段,我呢,平时钓钓鱼,练练书法,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的哦,村里人家若老了人(逝世),都请我前去帮忙,那些懂得欣赏的人,都夸我写了一手漂亮的正楷毛笔字。平时若心情好的话,我也会拿起二胡锯(拉)上几句,饭前也会和老伴小酌几杯。”
 
他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也听到这里,结束语还是用他的话来说吧,他说,“没想到我这个地主出生的人,儿时没有过过一天的少爷生活,老了还享受起比地主老财好了几倍的生活,这得要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他老人家啊”!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