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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广松

(16)接生婆“老于”
 
平时,人们为了表示尊敬对方,习惯性地在那些和自己没有亲戚关系人的姓氏前面加个“老”字,比如说“老张”、“老李”、“老陈”等。不过,像我们后屯村这样的村庄,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毕竟是一个村的,有着某种连带关系在里面。即使不是亲戚,也能扯成亲戚关系。在称呼上一般都是表示亲戚关系的称谓,例如“表叔”、“大爷”等等,在姓氏前面加“老”字这样的称呼很少见。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比如现在村里中老年人在一起聊到各自的孩子时,都绕不开一个名字--“老于”。

“老于”不是男同志,而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女同胞,大概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间嫁到我们村的倪姓门上。倪姓在我们村本就是小姓,于姓在我们这里就更加罕见,和其他姓氏扯不上任何的亲戚关系,有人也就顺势称呼她一声为“老于”,没想到就这样被人称呼开了,连那些比她小二十五六岁的人,私底下也称呼她为“老于”。

其实,“老于”的原名叫于凤兰。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的婆婆被饿死了,这我在另一篇文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村里饿死人》中有过详细的叙述。她一生只生过一个孩子,比我小一岁,现在也已经六十岁了。

也许是没有太多孩子的拖累,平时老于打扮得干干净净,那些拖儿带女,平日里灰头土面的妇女见了,无不羡慕得要命。

在六十年代时期,村里有位妇女在生孩子时出现难产症状。“老于”知道了,乐于助人的她,主动到她家里担当起助产婆的角色。就这样,在她的努力下,孩子顺利地生下来了,母子平安。

没想到的是,经过这次事件,组里又有妇女生产时,预先就把她接了去。可能人们是这样考虑的:一是她干净,做事干脆利落,乐于助人;二是她负担小,几乎没有什么事,能随叫随到;三是她生过孩子,有过经验,知道产妇的甘苦,便于指导产妇怎么样才能顺利生孩子。就这样,她当上了村里的接生婆。

那个时候,她接生小孩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主人家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一个就是在小孩的“小满月”(十二天)的时候供顿饭,再送十个左右的红鸡蛋,然后再在孩子满月的时候,再招待她一次,那个招待规格和“小满月”的时候一样。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的时候,会在一个有意义的节日里,送一些礼品什么的,这叫“为人情”。当然这是后话了。

到了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被提出来了,政府提倡“优生优育”,人们也就相应开始重视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健康。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人们思想比较陈旧,给孩子断脐带的工具就是一些没有消过毒的锈迹斑斑的镰刀,导致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得了“七朝风”,也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破伤风”。因为症状在七天后才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这里习惯称作“七朝风”。还有就是产妇在生产时出现血崩,顷刻之间,一个生命就没了。我的堂嫂颜科霞就是在七十年代初,在家产子时出现血崩,丧失了珍贵的生命。

政府对村里这些自然产生的接生婆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培养。因此,在七十年代,老于在给我的孩子接生时,我看到的是,她把一些接生工具用纱布包裹起来在锅里煮一下,不用说,那些病菌病毒啊都被杀死了。自此后,村里就再也没有出现新生儿被感染的悲剧。如果在接生时遇到难产的,她也会建议产妇到乡医院产子。

许多年过去了,她的工作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形象在人们心中也渐渐高大起来,不久就被选为村妇联主任。这时,她一边要忙村妇联主任的工作,一边做着接生婆的工作,一边还要下地干农活,一边还要料理家务,就这样每天超负荷的干着。

七十年代末,因为年纪原因,她卸去了村妇联主任的职务。到了八十年代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一般不在家产子了。经济条件差一点的,都到乡里的卫生所。经济条件好一点的,还没到预产期,那产妇早早就直奔县城,呆在那儿,守着自己的宝宝降生。再加上计划生育的强力推进,老于的工作量也减少了很多。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吧,老于得了糖尿病,没听说过她吃药打针,不久之后她的眼睛就瞎了。我的母亲那时还带着我侄女到她居住的小屋看过她,回来据讲,她整个人瘦骨嶙峋的,简直就是皮包骨头,听了让人直落泪。可能在九十年代末期吧,老于离开了人世。

老于一生,功绩其实很伟大,惠及了我们村的每个家庭。当人们每每提到老于时,还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深深怀念之情,毕竟她做的都是善事啊。愿老于在那边过得幸福。

(17)王三姐

在大集体时代,我们村子常常会看到一位老妇人和她的老伴,太阳出来时早早下地,日落时夫妻二人又形影不离的双双回家。 他们就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为生计而忙碌着。男的是我的族中人,按辈分来讲,我应该喊他一声“爷”(叔叔)。由此而推,女的就得称呼她为“娘”(婶娘)了。

他们夫妻二人平平凡凡,给我的基本印象是:男的是一个老实巴交、其貌不扬的庄稼汉。女的也就是一个会持家过日子的村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在村上那些八十多岁的老者,一提到她的当年,可都会用赞许的话说:“王三姐”当年可风光着呢。

人们为什么如此亲切的称呼她为“王三姐”呢?她当年又是怎么样的风光呢?

“王三姐”原名王玉霞,出生在村里的一个小姓人家。因王姓和村里的大姓没有姻亲,而她在家又排行老三,因此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村里人不论老少或辈分,都习惯称呼她为“王三姐”。

据听说,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村里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其中有一个组织叫“姊妹团”。那个时候风行扭秧歌,这个“姊妹团”就担任起这个任务。据讲“王三姐”是当时“姊妹团”的团长,她带领“姊妹团”扭秧歌可出了名,受到了当时人们的赞许,后屯村的“王三姐秧歌队”就这样名声在外。

后来不断受到外村的邀请,她就这样带领“姊妹团”,扭到了附近的各个村落。她的秧歌具体扭得什么样个好法,秧歌我也没扭过,更没看过,所以也评论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那些当年看过她扭秧歌的老者们,提到那场景无不眉飞色舞。不用说,她的秧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后来不久,因工作出色吧,她当上了村里“妇救会”的会长。据讲,那时整天不是大会就是小会的开,忙的她回到家只能匆忙扒几口饭后,又是两只手提着两条腿匆忙的外出了。可是,当时再怎么进步,那封建思想也是一时难以瓦解的。就在“王三姐”最风光的时候,村里一些有着封建思想的老人,开始向她的父母进言了,说什么你家闺女再不管就成野丫头了,指不定哪日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等等等等。听得她的父母那个脑袋快要崩开了。

那个时候,人们守旧思想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怎么能容忍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疯疯癫癫呢?可怎奈当时共产党提倡妇女解放,这也算是大势所趋吧,她的父母倒也也不敢明里把她拦在家里。

可是再高的墙头也挡不住闲言碎语。那些流言蜚语一下子灌进了她父母的耳朵里,这下可不能不管了。于是就四处张罗着给女儿说婆家,只要她出嫁了,是婆家的人了,也就能镇住她的心了,也就不能到处乱跑了。

后来经过媒婆说和,就找到了我们村我的一个远房堂叔陈登书。他可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因为“王三姐”和他是同一个村子的,自然也见过堂叔长什么样子,哪能同意这门亲事啊?可是在那个时代就得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有着现代朦胧新思想的她,抗拒不了老封建,就这样下嫁给了我的堂叔。

那个时代结婚兴“三(天)瞧四(天)带”,还有的就是跑短趟,就是早上回娘家,晚上必须回到婆家,一个月后方可以回娘家住上十八天。这些习俗,在我的另一篇《婚俗》的文章里有过详细的叙述。

而就在刚结婚的这一个月里,共产党的大军开始北撤了,身为“妇救会”会长的她,自然想随着大军北撤,可她的自由牢牢得被夫家控制着,可以说连家里大门都难以迈出,怎么可能随大军北上去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呢?就这样,她失去了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影响她一生命运的一次机会。

那些老人说,如果当年她不结婚、能随大军北撤的话,她那前途也定如她风光时一样,如日中天,也许也能给我们村村史上留下灿烂一笔,添上一段赞许的佳话。可事实却偏偏不能随如人愿,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妇救会”会长“王三姐”,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湮没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庄里了,可悲啊可叹!

(18)二保长--陈松升
 
村中那些八十多岁的老者,一提起陈松升来,都把大拇指翘的老高,说他是当年村里的二保长,是村里响当当的人物。二保长?这倒弄得我一头雾水,难道那时村里不是一个整体?听着他们的一一叙说,我才明白个大概。

可能在四十年代初,我们这个地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管理区域重新进行了划分。以某一条南北巷子为界,大概就是我们村东头的一、二组,和现在的前屯村合并成一个保,巷口西则属于第二保。

陈松升生于1918年,是我在另一篇文章《东大门》中提到的陈庭科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陈松斗现还健在。陈松升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小学文化,1942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上的一些革命工作,同年被任命为后屯村二保的保长。因工作出色,于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工作当中,难免会接触一些钱物,因一匹布受人诬陷,一直闹到上级政府那儿,可就是没给个说法。过了不久,他申请调动工作,于是被调到当时的潼阳县政府领导下的银行工作。

1946年国民党过来了,他随着大军北撤,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随着大军一路征战,一直打到辽宁的大连。到了大连被国民党军赶下了海,在海里足足呆了五天五夜,饿了只能捞点海草充饥。可渴罪比饿罪更难受,眼看着海水汹涛,可没有一瓢可饮。眼看要到了绝望的边缘,就在这时,解放军打跑了岸上的敌人,他们又从海上回到了岸上。在这支部队里,他曾和当过江苏省委书记的许家屯谋过面。

就这样他随着大军又往回打,一直打到了山东地界,当时他们的部队有句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济南解放了,王耀武乔装打扮想逃跑,可被军民的千万双眼睛识破了,王耀武就这样被活捉了。他也曾见过当时王耀武的狼狈相。

全国解放后,部队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对每一个人都进行了甄别。陈松升因家庭出生问题,不得已转入了地方政府工作,可能在1951年任徐州铜山县二十三区区长。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他先后任铜山县大吴区、茅村公社书记。能从部队转入地方直接当第一把手,可能他在部队的官职也不小吧。没想到回到地方后,只能在原点踏步踏。这一踏一直到退休,始终没有得到升迁,可能是成份制约了他的仕途吧。

1964年社教开始,他被调入社教工作队,出任社教工作队队长。就这样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回到了原单位。因是富农成份,他成了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接受了红卫兵的一次次“战斗洗礼”,并受到了当时一个叫李广兵的红卫兵头头拳脚的光顾。

当时的铜山县曾派出一个调查组到他的老家,调查他的历史问题,对他曾当过“保长”很感兴趣,自以为终于抓到狐狸的尾巴了:国民党的“保长”,这还得了。可在深入调查中,得知他当的是共产党保长。他们只有一无所获带着疲倦的身子怏怏而回,过了不久他被“解放”出来。

那个红卫兵的头头李广兵的母亲向他下了跪,请求他宽恕自己无知的儿子。他本来没打算追究他的过错,只好顺便安慰了她的母亲,并望她好好教育孩子,要学会分辨是非等。

后来他一直在县卫生局工作,担个虚职,直到1977年退休。退休的同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金质纪念章一枚,并收到了省政府、县政府,银、铜纪念章各一枚,70、80、90岁时,同样收到三级政府的纪念章。

他于2012年逝世,享年95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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