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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广松

(13)天生蛮力庄士岭

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我们聊过“驴驮贩”武吉安的一些故事,下面再来说说和武吉安同年代出生的庄士岭,这也是一位奇人。

庄士岭这个人我儿时也曾见过,身高约一米七多一点,那个头格外得大。古书中把那绿林好汉的眼睛比作铜铃,头比作笆斗。我看此公的头,和那建筑工人戴的安全帽差不多大。还有那个腰身大概也是常人的一个半粗,脚也比一般人大好几码,我想小说中经常描写的“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也不过是这种形态吧。

村中还健在的庄世坦(85岁)比较熟悉他的一些故事。据他讲,庄士岭也是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年轻时主要靠租别人家的地来维持生活。那时村里庄士元家的一顷多地都租给他了。除此而外,他还租了离村有七八里地的阴平街上刘少清家的12亩地来种。可是一年下来,他家的收入除去租金以外,剩下的粮食还不够解决温饱,真不知道那时的土地为什么就长不出粮食来。

但凡是力大如牛的人,那个饭量一定大得惊人。虽然他的饭量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顿饭斗米”,却也比常人大得多。

据庄世坦讲,庄士岭一顿饭要吃掉30多张煎饼。我细推算一下,这30多张煎饼起码也有八九斤吧。而且吃完煎饼还得要喝点水,我估计那水也得喝上三到四斤。这样算来他肚子的容量要盛12到13斤左右的东西,是我年轻时的饭量四倍。到现在也弄不明白那时的人们,为什么能吃下那么多东西。

饭量大的人,力气一般也很大,一句话不是说,“能吃能做,不能吃折货(无用)”。不过到底这个庄士岭到底有多大的力气呢,还是来听庄世坦讲他的故事吧。

我们村有个叫庄立生的倒插门到东海县崔家,后来渐渐的就发达了。可他家毕竟是小门小姓,崔姓人多,难免优劣不齐,于是有很多崔姓人上门“借”东西。借出的东西从没有还回来,不用明说就是敲竹杠。再一,如果不借,就采取强制手段--硬来,一个小门小姓又是外地搬来的,也只能忍气吞声了。可你总不能这样一直忍下去吧,于是当崔姓人一伙再次上门挑衅时,于是庄立生回到了老家,恳请族中年轻又有力气的若干人前去助阵打架,其中中就有庄士岭一个。

话说别人拿的打人工具都是棍啊扁担啊什么的,你猜猜那次庄士岭拿了什么去?庄士岭用的是“磨棋”。解释一下,这个“磨棋”是小了一套的磨,不需人推或牲口拉,大集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小磨,人们把他称作“拐磨”。这个“磨棋”就是小磨的上半部分,重也有五六十斤吧。

庄士岭把绳子穿在那磨眼里,就在那即将开战的现场耍开了。他把那个磨棋像抛铅球那样一抖,那“磨棋”在空中转了一圈以后,随手把那“磨棋”抛了出去。话说那个“磨棋”落脚处正是一堵泥墙,那个墙头一下子被砸了个缺口。此时那些崔姓家人一看此情形,早已吓破了胆,哪敢上前斗殴?就这样本来一场争斗就这样平息了。

不过庄立生家也没有就此平静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崔家的“敲竹杠”又复旧如初。

庄立生依然苦不堪言。据说,后来庄立生入了在高流镇的洋教(可能是天主教)。在一次捐钱会上他含泪捐了不少钱,那个洋人就问他,你愿意捐就捐,不愿意捐就拉倒,干嘛哭啊?庄立生说,不是我心疼钱啊,只是……于是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如此这般地跟洋人说了一遍。

那个洋人听完,就叫庄立生说出到底被诈了多少钱两,又是哪些人“借”的。就这样一份详细清单就列出来了,不久教堂派了一个洋鬼子手持洋枪,挨家挨户盘问庄立生被敲诈的钱两。试想,庄士生有洋人撑腰,谁敢不乖乖消停?于是此后不久,庄立生便过上了太平日子。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庄立生的一支后人又迁回了老家--后屯村居住,当然,这已经是一段闲话了。

上回是用“磨棋”打仗,庄士岭的力气已经显现出来了,不过再看看下面的故事您可能要继续咋舌了。

据村里人讲,有一回摸鱼,当摸到了离我们村有一里地的潘胡村时,当地人不让下沟,他就趁人不注意时,把一个“辘滚”推到了水沟里。事后当地人再想把那个辘滚弄上来可就相当不容易了。后来还是人托人地找到了庄士岭,庄士岭一口答应了下来。他来到河边,赤脚下去,一个人就这样从一尺多深的淤泥里,把一个约三百多斤的辘滚抱了上来!真是惊煞了旁人。

再有一次就是挑瓜。听说那个时候村里人没几户种瓜的。原因是,瓜田梨枣,谁都想吃一口,怕的是招来一些地痞,吃着再拿着,等于给别人种瓜一样。一般种瓜的分两种人,一种就是鳏寡孤独之人,这些人种的瓜几乎没有人前去祸害。再一种就是有势力的,也没人敢去吃白食。据讲,在那个年代,村里人种瓜的也不过三、五户。

那个时候到园里买瓜是不用秤的,谈的是一挑多少钱。也不问你用的篮子有多大,你能挑多少算多少,只要你能从田中央把瓜挑出来,那一挑瓜就是你的。

庄士岭挑瓜用的是草篮,那个草篮是个圆柱体,高约一米,直径约70公分,别人用的是扁担,而他用的却是杠子。别人一挑也不过挑个二三百斤,可他一挑是别人的三倍还多。就这样他从雨后的瓜地里把两个草篮的瓜挑了出来,细细算来,他的一挑瓜也有六百多斤吧,算的上是力大如牛了。

庄士岭只是村里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因有着常人不一样体格和过人的体力,到了今天,村里那些老人聚在一起,还会经常说起这位异人呢。

(14)“张小刀”

现在再来说说我在书中常提到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张一奎,人送外号“张小刀”。至于为什么人们要送他这么一个绰号,在下面我会有所描述。

他可是本村一位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可以说,在五六十年代,在我们村乃至全乡是家喻户晓的。就是到了现在,那些老者每每谈及他当年的一些故事,从话语中,都隐隐透露出尊重的语气来。

他出生于1928年腊月,算起来今年也有85岁高龄了。个子约有一米七,皮肤白皙,健谈,小学文化,1946年8月入党,他当时是一个隐蔽党员。当时村党组织里,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身份,目的是想把他留下来做地下工作。

有外号的人背后必定有故事,张一奎也是。下面就根据他本人所述,来讲讲他的故事吧。

最近我和他作了一次交谈,他说话还是那样地干脆,反应还是那么敏捷,做些家务事,还是当年的那般利索劲儿。看着这位苍老的老人,听着他刚强有力的声音,岁月似乎一下子倒流到几十年以前……

他说:“我1947年三月到我们西南约15华里的颜集镇。颜集镇那时是根据地,邻村潘胡有一个叫夏守余的人在那儿当区组织科长,我那时就是他的警卫员,就这样在颜集打了约一年的游击。”

“可能在四八年春,有个叫樊西远(音)的,那时他是区秘书,要我给他掌管大印,也就是说文书之类的一些东西由我来保管,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讯员的角色。当时,挎惯了盒子枪的我,那个精神气十足,走到哪儿又处处招人羡慕,怎想去做那种提不起精神的事儿?就被我婉言拒绝了。后来这个樊西远就调到县城做了官,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我若跟随了他,我的命运又另当别论了,可以说前途是大大的,可当时谁又能料到未来的事呢。

“1948年我在岺东乡做中队长,国民党早期就有这个乡的存在。那时岺东乡管辖约十几个自然村,大概是现在的潘胡、水库、代庄,和我们后屯,还有东南庄和蒲河两个自然村落。和现在的乡镇比起来,小的多了,所以把那时的乡称为“小乡”,面积大概有七八华里范围大。我在做中队长期间,曾带领十五个担架队支援淮海战役。49年回来之后,就当上了岺东乡的乡长。”

“然后,我又到“俊冉”乡当指导员。“俊冉”乡因两个烈士而得名,一位是吴滩叶庄的吕德俊烈士(编者注:1947年8月在阴平牺牲),另一位是左圩村的王丙冉烈士(编者注:1948年8月在阴平牺牲)。为了纪念他们,就各取他们名字中的最后一字来命名新成立的乡,“俊冉”乡下设约十个自然村,可能是现在的马岭、吴滩、左圩及大宅。”

“另外我还到过邻近的茆圩乡做过乡中队长,又到过颜集乡做过指导员。五几年的时候,小乡合并成大乡,地理位置又重新进行了大组合。那时叫“撤区并乡”,一下子多出了很多编外人员。那时对这些编外人员,就是动员他们到基层去,政府叫“充实基础”。我作为一个多余的人,这样回到了原籍后屯村,当起了现在是三个大队组合的,那时还叫“长荣大队”的支部书记。后来又陆续到了本乡的岔流、袁滩、周庄、平东、平西做过支部书记。那时平东和平西是乡镇府的所在地,街上人员比较复杂,比起下面的村,管理难度多多,没有两把刷子,那个工作是很难开展的。”

“60年代,我被调到乡镇府做组织科长。我的仕途就是那么的不顺,偏偏遇到了中苏失和,62年苏联逼债,为了节省开支,政府又精简人员。我就被另一次下放到乡建筑站做站长,随后还做过沙场厂长,农场厂长等职。”

“后来,‘文革’来了,倒霉的事又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又受到了冲击。73、74年回到了本村生产队劳动了二年,后来被乡镇作为委派干部,进驻生产大队协助工作。直到六十多岁不能干了,才回家颐养天年。”

听和他共过事的人讲,他的工作作风比较强硬,做事雷厉风行,对事不对人,不讲究情面。有人说他做起事来比刀还快,意思是做事干脆、果断,故有人送他个绰号--“张小刀”。本来我还以为“张小刀”是个贬义词,现在看来,这个绰号实际是对他人格的肯定。因此,他也肯定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可能他的仕途不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现在他对自己的生活还算比较满意,儿孙重孙满堂,虽然八十多岁了,但精神依旧矍铄,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晰。而且他还拿了好几份工资。小乡乡长一份,乡办厂一份,老党员老书记等等,零零总总约一千多元,和老伴加起来也有三四千元。可以说,物质方面不需要向儿女伸手了,平时偶尔和人打打麻将啊下下棋什么的。

有人说,一个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张一奎的经历完全够写成一本书了。由于我能力有限,只能根据他的简单描述,把他的故事简单地记述下来。行笔到此,在这里,只能愿他晚年生活越过越幸福。

(15)村里一位优秀的农技工作者

在我们后屯村,人们常在农间地头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好像是在悠闲地散步。一会儿查看农作物的长势,一会儿又停下来和村民们聊些什么。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是本镇早已退休在家的前农技站站长--张益德。他在庄上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下面我就来聊聊这位老者的故事吧。

张益德出生于1944年农历8月,1962年初中毕业。当时国内还未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国外苏联“老大哥”开始逼债,中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教育事业自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一些专业技术学校停止了招生,同时还压缩了高中的新招生。就这样,他无缘继续学业,只好回家务了农。

不过在那样的年代里,村里有这样一名初中生,学历也算是很高的了,是人们心目中的秀才。所以,不久他就被安排到生产队做会计。后来因业务技能精湛,于1965年当上了大队青年书记。

他在做青年书记的同时还兼任了大队的“多种经营大队长”。在这段期间,他带领村民利用河堤、河边的一些废地,搞了一个山草堆(河堤),蓖麻路,蓖麻坟的活动。也就是说,在一些废地上栽上农民盖房子急需的草料--山草(山草全身通红,我们又叫它“红草”),并在路边、坟上等地方种植蓖麻。他的这次活动,增加了生产队的收入,受到了当时公社的好评。公社又把这次活动作为经验在全乡加以推广,因此,后屯大队被公社评为“多种经营先进单位”,后屯团支部也被评为“五好”团支部。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因为替书记吴伟荣多说了几句话,同样也被打成了“当权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这样红卫兵们罢了他的职务,由此他受到了“批斗”、“戴高帽”、“游街”、“游庄”等“惩罚”。虽然他表面无法与红卫兵们抗争,可是他的写作功底非常扎实,在这种情形下创作了朗朗上口的《要文斗不要武斗》、《解放干部》等鼓锣词,由村里会唱淮海鼓锣词的陈松江、朱开宝、陈广德等人随兴演唱,以这样的方式和红卫兵们抗争着。

1968年,他作为被打成“当权派”的首批干部被解放出来,恢复了原职。在68~70年间,他又将村里的新鲜事物、好人好事等撰写成新闻或故事,寄给市、县报社和广播站,先后被《淮海报》,沭阳广播站等采用多篇。他的才华就这样显露出来,70年他被调往公社新闻报道组任职。

虽然一下子跃入了“龙门”,可他的户口性质没有变化,拿的报酬还是生产队的工分,欣喜的是公社每个月财政补贴十元钱,比起农民来说已经不错了。可公社食堂的饭菜对他来说依然是奢侈品,他不得不早出晚归,中午那顿饭只能啃啃自己带去的煎饼了。

早出晚归,对现在的许多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要知道,我们村离公社所在地大概有七八里路,那个年代全靠着“11号”(徒步行走的幽默说法)来回奔波着。晴天还好,如果遇到寒冷的雨雪天,那个滋味就可想而知了。据我所知,他到了八十年代才学会了自行车,从此告别了“11”号。

在新闻报道这个岗位上,他的稿件每个月都要被沭阳广播站采用6~8篇,每年被《淮海报》采用3~5篇,被《新华日报》采用1~2篇。他在71年写的报道,还被《人民日报》第二版采用了,并被附上了编后语呢。由于他工作过于拼命,73年时患上了神经衰弱症,记忆力减退了,也不能适应新闻报道这一工作了,于74年脱离了新闻岗位,做了乡里的一名不脱产农业技术员。

1977年他建议乡建立一个农业科技推广站,简称“农科站”,主要搞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监测、新品种的推广、新农业的示范、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等,为全乡农民的增产增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9年他出任站长。在做站长期间,每年要组织各种现场会议10多次,举办各种培训班10多次,累计参训人员达到万人次。并根据农时季节,利用有线广播,搞农业讲座,每年要讲五六十次之多,他还着手创办了《潼阳农技》报等。

责任制开始后,单一种粮也不能给农民带来太多的经济收入,农民很难富裕起来。于是他利用了我们后屯村历史上有零散种植西瓜、花生的传统,以我们村为一个点,鼓励农户大量种植西瓜和花生。后来进入新世纪不久后,还搞起了西瓜大棚,引进了台湾精品西瓜“小兰”,并成立了西瓜协会,注册了“蜜蜜牌”西瓜商标。从此,潼阳镇西瓜进入了市场。

在花生的种植上,乡里推广了他的试点经验,全乡的花生面积一下子提高到2万亩。后来他又建议乡镇府组织干群到山东参观,学习他们的地膜覆盖技术,使农民自觉地掌握了“四种技术”,即“无垄不种,无膜不种,无药不种,无新产品不种”,这种技术大大的提高了产量。

到了88年,他参与了县“杂交玉米综合丰收配种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由于技术资料完整,于89年获得国家农业部“农牧渔丰收计划”二等奖。

在这段期间,他自认为他的科技知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农民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于是他就不断的充电,先后参加了农业技术培训,还参加了“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学习,取得了该校的学历证书。

92年,因他在花生上喷施甘薯膨大素的应用与推广项目,获得了省农业厅科技进步四等奖。他的论文被淮阴农学会(当时沭阳县隶属于淮阴市,96年划归宿迁市)推荐到全国花生重点产区,该项技术至今还在应用。

之后,他还获得了89年省农业厅科技进步三等奖。《无籽西瓜高产抗病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也获省农业厅、宿迁市政府科技三等奖等,同时他本人被市、县农业局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县政府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5年他退休,但是人退心未退,他还心系他的事业,心系他一手搞起来的西瓜大棚。他还经常深入西瓜大棚,了解种植情况,帮助农户解决一些技术难题。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份付出,一份尊敬。张益德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他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在有生之年为乡梓发挥出更多的余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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