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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广松

(10)久病成医孙如良

人们常会说“久病成医”,意思是说,若一个人多年常卧病房,常见医生是怎样行医问诊的,耳闻目睹多了,自然也会看一些小病什么的,没想到我们村也有这么一位。他不但由最初的能看些小病,而且后来成了一名主治医师,医道还十分精湛。他就是我们村四组因常年住院而久病成医的孙如良。

孙如良生于1929年正月,只有小学文化。在那个年代,在我们村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在战争年代,没听说过此公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

根据其家人提供的资料来看,1949年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了,此公参加了一项治理水利疏浚工程。因表现突出,当场被领导钦定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也等于人们常说的“火线入党”吧。一年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被任命为当时岺东乡的青年书记。

1952年区委调他到当时的岺北乡任助理员,如果去了,应该有好的仕途。可就在这时,他刚刚四十岁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可家中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为了承担起老大的责任,他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

也就在这同年,国家提倡全民捐款购买飞机、大炮。他积极带头,主动捐出了八斗粮食,在现在看来,八斗粮食也许微不足道,可在当时,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了。

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动员群众把家里的余粮卖给国家。据讲他又是第一个带头,并且动员族中人,共同响应国家的号召。因他的带头,给当时的领导工作,带来了诸多的方便。也就在同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他作为当时的一个小头头,动员族中7~8个农户,率先成立了互助组,受到了当时领导的好评。

1954年,我们村有了初级社,他是当时的初级社副社长。1956年村里成立了高级社,他被任命为当时的屯东(后屯被人为分为东西两个生产组织)生产大队长,同年因和主要领导不和,愤然辞职。

1958年,全国实行了人民公社化,他又被重新任命为当时的长荣大队的副业厂厂长。就这样在和领导不和中干到1960年7月。当年,上海煤矿局徐州第一煤矿进井处向农村招一批挖煤工,他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家乡,到了徐州成了一名挖煤工人。

到了煤矿不久,因工作出色,他被任命为井下掘进工班长。1968年他所在的单位改编为部队建制,他被任命为连指导员。可能也就在同年,他在井下作业时,发生井下大量渗水事故,据讲那个水最深处有二米多深,幸好那时他落在比较高的地方,可身子也全部浸泡在千年不见阳光的水里。不知浸泡了多少小时,又幸好被国家矿难救援队打捞了上来,逃过了一劫。

他就这样住进了医院,生命得救了,可十分惧怕寒冷,可能是被冷水浸泡的缘故吧。此时的他,每个关节都像散了架,浑身每个时刻都在嗦嗦的发抖。幸好遇到精通此道的医生,把他埋在不知有多少度的沙子里,就这样他身上的寒气渐渐地被清除了,身体也慢慢地好转起来。

在住院期间他结识了一名老中医。因他平日在家时会点皮毛的针灸技术,祖上不知何年留下一本医书,无聊时他也会拿过来随便翻翻。没想到在和老中医对话中,却非常符合老中医的胃口。

机遇来了,一方面因身体原因不能在井下作业了,你得为今后的生计打算啊。另一方面,正巧当时的矿务局职工医院紧缺医生,他又有这个意愿,又得到了领导的默许,就这样他跟着老中医学起了医术。

他就这样边看病边学起了医术,没花多长时间,那个“汤头歌”也熟烂于心。治了约二年的病,学了二年的医,没经过一天正规院校的学习,就这样他取得了行医资格证。

1970年,他在本单位工程处医院任中医师,1973年调任大屯煤矿医院任中医师,1979年回到了家乡,被调到了本县庙头镇医院工作,任中医师。到了1980年,从医也不过十年光景,就到了退休年龄。就这样,他回到了本村颐养天年了。

在家不用说,他也会用他所学的医道为乡亲们来排忧解难。此公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下下象棋,几乎村里的象棋手都被他下了个遍,我也曾在无事时和他杀过一两盘。

此公于1997年病逝,享年68岁。

(11)洋冒子庄加丁
 
“洋冒子”是后屯村一个人的绰号,他原名叫庄加丁。

在我们这个地方,时常见到那些操外地口音的人,就会说“冒(发一声)、蛮、侉、zhao(不知用哪个汉字来比较贴切)"的,意为南腔北调。少年时因不懂“冒蛮侉zhao”是什么意思,我曾请教组里的一位老学究,名叫庄步銮的,他写就一手好毛笔字,在村民们的眼里,是个最有学问的人了。他慢条斯理地给我讲解了“冒、蛮、侉、zhao”的大概意思:此地称淮阴一带人为“冒子”;“蛮子”则是指江南人;“侉子”是山东一带的人,和我镇只有一河之隔的高流镇,他们那儿的人就是“侉子”;“zhao”子则是指山西人。如果你常听这四个地方的人说话,你就可以分辨得清楚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有这方面的知识。

其实我们这地方的人分辨外地口音,对“侉子”音比较熟悉,因为本镇和汊流河西面的高流镇,不仅经济上互通往来,还互结姻亲。因此,只要一张嘴就能听出谁是“侉子”,其他外地口音则分辨不清,由此把除了侉子以外的非本地口音一律冠之为“冒子”。

闲言少叙,步入正题,说说本村“洋冒子”庄加丁这个颇有争议人物的一些故事吧。他这人在村里颇有争议,故事有一大堆,褒贬不一,那根据我本本人所知,我就来说道说道。

他个子不高,一米六多一点,一身横肉,黑不溜秋,劲头蛮大,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因少年外出当兵,在外十几年,回来了乡音也改,操了一口很难懂的浙江口音,因此村上人都叫他“洋冒子”。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洋冒子”便成了他的代名词,而他的真名则渐渐被人淡忘了。

据村里人讲,他十几岁就参了军,有人说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参的军,还有人说是解放战争,因为他本人已经逝去了,也就无从考证了。我也曾听过他讲过自己的故事,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大小战争十几次,也曾和战友闯进了敌人指挥部获取了有价值的情报,并立了三等功,由此他入了党。全国解放后被选拔参加了海军,据说他的驻守地点是在浙江的舟山群岛海域,可能是在六零年前复员回到了家乡。

当时复员军人回家有一笔安置费,像他这样多年老兵,安置费更是不菲。于是他就仗着这笔安置费,回乡后不思务农,整天寻思着有乐子的地方。此人有很多爱好,会打篮球,有事无事就徒步七八里,到镇上中学的篮球场上找人打篮球,饿了就在镇上的小商店买点糕点吃,渴了则花个一二分钱买碗白开水喝。听说他当时“花钱如流水”,是个挥金如土的人,当购物甩出一块钱要找零时,他就操着一口“冒子音”说,找它干啥?一毛二毛的,可见大方极了。

其实我估计那时他的安家费可能也不过几百元钱,可在五六十年代,对农民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了。可再多的钱也禁不止他这样坐吃山空啊,也不过年把时间,他那几百元钱便所剩无几了,再想穷大方已经不可能了。当他再次拿钱到村里小店买东西需要找一分两分给他时,旁边就有人学着他当年的腔调说,找它干啥,一毛两毛的。如果对方是晚辈,他就骂上几句,如果是平辈,也只有红脸的份了。后来被大家伙重复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无所谓了。

人们常说“饱思淫”,也有可能是这笔安家费在作怪吧,不久传出他和村里的某些妇女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至于在后来“文革”时,成了开除他党籍的一条重要罪证,这是后话。

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家家穷得锅碗叮当响,在村里想借一把粮食一捆柴火那是不可能的事。人们常说,人穷失志,村里不断传出某某家失窃,某某是贼。不久传出了洋冒子也是一个毛手毛脚的人,据说当场被逮了个现形,这也是他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的另一条主要罪证。

洋冒子平时脾气比较暴躁,力气又蛮大,和人拌嘴三言两语就要动粗,还放出狠话,要拧断别人的脖子。说实话村里人倒还真的怕他几分,遇到和他拧的时候,只好忍气吞声的离开。

一转眼文革开始,我们这个地方67年是高潮期。那是个无理斗争的年代,只要对你有意见,凭空也能捏造出来,整死你没商量。

想整死“洋冒子”的人大有人在,何况“洋冒子”还有诸多劣迹,那大字报上列数了他的数十条罪状,对他来说招招致命,就这样他被开除了党籍。

开除党籍不是说开就开的,也要经过一些程序。可能是71或者72年,县里的领导因为他的党员问题亲自到了他家。具体说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后来听很多人说,县里的人问他的党员还要不要。他操着冒子音说,要他干啥,能挡饱还是能挡饿?就这样他的党员被完完全全除了名。

失去党员的资格,成了一名普通的老百姓,倒没看出他情绪上的低落,平时怎样还是怎样,老乡对老乡整天厮混在一起,也没有人因此歧视或看低了他。

“文革”时期,村里的民兵组织比较活跃,操练民兵要喊“一、二、一”什么的。他是从部队下来的,有这方面的知识,组里的民兵组织便交给他操练。那时村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小洋号”(军号),“洋号”在别人嘴上只能吹呜呜声,可到了他嘴上,便能吹出冲锋、撤退的号音来,不愧是一名老兵。

他也曾看过青,工作一是防止牲畜糟蹋青苗,二防止贼偷盗地里的粮食。他看青非常严厉,铁面无私,甚至六亲不认。只要被他逮到了,他的黑铁脸冷刷下来,那人可就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此人嗜酒如命,一天三顿酒,每顿半斤多。头一晚醉的吐了血,那尿尿了一裤裆,第二天早上还要强喝半斤补补,说这样酒量可以不减,不会厌酒。

大集体时,我曾跟他斗过酒。有一次我家有个活就我一个人在做,他看见了便过来帮个忙,忙完了我便留饭与他。那时家里没有下酒的菜,只有几个红辣椒,几根葱和盐巴,他问你家有酒吗?有酒就行。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你一盅就着辣椒,我一盅就着葱,辣对辣,辣的嘴麻麻的。两个人两斤多白酒不到半个小时便下了肚,双双醉倒。而且此人喝酒有个坏毛病,就是吃酒从不吃菜,他自己不吃菜就算了,还不准别人吃菜。可我不行,我易醉酒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村里人办酒席如果是他第一个坐在桌上,别人都躲得远远的,不是惧怕他的酒量,而是惧怕他不给人吃菜。

“洋冒子”还会讲书,大集体时夏天有三几个在一起乘凉,不用开口邀请他就开腔。他最擅长讲的是《烈火金刚》,当中有个人物叫肖飞。有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讲的是肖飞抢了敌人的一部汽车,在“洋冒子”嘴里立刻变成了“肖飞打(拉)动方向杆,脚蹬击发器,就bibi(的的声)……说到就到来到了肖家镇”,讲得十分传神,村民们可爱听了。还有他还会唱《梁山伯和祝英台》,一句“梁兄……”,一声“娘子……”,一个黑老头竟唱出了女声来,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除此以外,他还是个剃头匠,没听说过他有过师傅,可能是自学的吧。他的剃头技术我可不敢恭维,那时很多老者都是剃秃头的,他那个剃须刀一刀下去从后面能刮到前面,经常会在人的脸部和头部打了个掌(划破)。他就会说没关系,然后就用剃须刀在你的脸部刮点皮屑,朝那个伤口处一摁。然后又说,这比刀枪药还管用,弄得人哭笑不得。那时剃头是挣工分的,偶尔也有外队的人来找他剃头,不过剃一回头也就五分钱。改革开放后再也没有人找他剃头了,但他的剃头技术还没丢下,那时剃头对象是即将离世的老人。

细算起来,他家的家庭成员是一个老父亲,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加上他们夫妻两个,一共七口人。改革开放之后,他的三个女儿相继出嫁,老父亲逝去,儿媳因为儿子长得不出色而离了婚,儿子不久也病逝,有一个孙女在九十年代中期嫁给本村的一个小伙子。一家六七口人,最后只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度过晚年。幸好,他家里有几亩地,每年有一定的复员军人补助费,还享受低保补贴,逢年过节民政部门还会过来慰问,给一些相应的米面等物资,他的晚年生活还算是衣食无忧的。

此公于2006年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他的故事还有很多,一生也算是跌宕起伏吧,恕我不能一一详尽说完。古有“盖棺定论”之说,他的人生,都已经融入了那个时代大潮之中,是非曲直,一切留与后人评说吧。

(12)“驴驮贩”--武吉安

在我们这儿,只要说起武吉安,村里上了年纪的老者就会说,“武吉安茶壶头炖饺子--好生活啊”。到底这个武吉安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的身上又有哪些故事呢,下面我就来说叨说叨。

武吉安本人出生在晚清时期,细细算来,他现在如果不故去,也有一百二十多岁了。他本来不是本地人,据村中人讲,他的老家在我们村略偏南方向,紧靠县城,是一个名叫“王二庄”的村子,离我们村约四十里路。

他是怎样来到后屯村的呢?听村里老人们说,我们村有个叫陈学远的人,家中颇有田产,日子比其他人好过,可偏偏就是膝下无子。在那个时代,人们重男轻女,认为无子就是“无后”,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虽然努力求之,可还是求而不得,于是渐渐的他也就绝望了,开始有意识的倾散他们家的财产。那个时代人们十分注重田产,可是他在向人们兜销他的田产时,对方却说,没钱买,这时他就会爽快的说,赊给你!等秋收好了再给钱!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就这样到了晚年他的田产也就所剩无几了。

后来,陈学远的三个女儿中的前两个相继出嫁了,三女儿也到了说婆家的年龄。这时有人劝他招个上门女婿养老,他欣然同意。就这样,武吉安被相中了,他就这样从“王二庄”来到了后屯庄。

他到了后屯庄之后,儿女渐渐多了起来,微薄的土地也不能养活一家子了,于是就想到了做点小生意。那个时候,生意的门路并不多,有的是做贩猪生意的,那个贩猪生意可苦了,苦在没有机动交通工具,全都靠两条腿骑大路。

贩猪一般需要两到三个人,几十头猪就这么赶着走,也没有车拉着。前面有一个人领路,后面也有一到两个人吆喝着赶猪。在路上走了约半个月就到了目的地--新海连(连云港),于是当时人们把这种贩猪方式称作“走猪”。就是到了现在,猪贩子们虽然已经动用了汽车拉猪,但我们本地人还是难改旧称呼,依然习惯的说成是“走猪”。

再者就是贩运蔬菜这种小生意的,交易范围也就是临近的乡村。那时的秤是16两一斤,直到人民公社之后,全国统一进制,采用了十位进制法,才改为10两一斤。而且在我们这儿买卖东西还有一些习俗,在《洋冒子》那篇文章里我曾提到,我们村和西面的“侉子”高流镇只有一河之隔,可是“十里不同风”。在买卖场上,称东西我们习惯叫“称称”,而他们那儿则叫“约约”。如果你不懂这个习俗的话,那可要招惹麻烦了。据说,我们这儿有个男子买了件东西不知有多重,就对高流那边的一个女卖家说:“请你给我称称。”这位一听“称称”马上大发雷霆,连“龟孙祖奶”都骂了出来,“你去称,你去家称你妈去!”可见,当时的“称称”在他们高流人听来是骂人的话,不能随便说的。不过现在好了,相互交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现在你就让她给你称一百遍她也愿意。

再一个就是倒卖粮食,武吉安做的就是这样的生意。那时没有车,粮食只有靠牲口来驮,用驴来贩运粮食,故名驴驮贩。话说武吉安家有两头毛驴,一头红毛的,十分的健壮,一次能驮三百多斤。据说他的生意主要在本地和北面的巴山镇,离我们这儿约六十里路。自由买卖粮食的地方,现在我们把它叫做“粮行”,那时候则称为“斗行”。可能是那时称粮食不用秤的缘故吧,那不用秤用什么呢?用的是斗和升。“斗”是一种木质板斗,开口正方形,下底也是正方形的,一斗粮食约三十斤。如果粮食小于一斗,无法用斗量的,那就用“升”了。一升约三斤,“升”的容器和“斗”的容器差不多,也是上下正方形。不过,解放之后为交易公平,渐渐就不用这些容器了。

武吉安的生意在那个时候也不是很好做,但凡有点出路的,都不会走上生意这条道路。一个是路面上不太平静。那时在巴山地面上很不安全,巴山前面有一个叫竹墩的地方,那里时常有拦路的匪徒,不过他们一般不伤害人命的,只要留下买路钱就行了,往往很多生意人血本无归。再者就是苦,贩粮都得起早摸黑的赶路。家里人为了让他少受点辛苦,在生活上就得多照顾他一些,不用说,也就是说,多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他。

有句话不是说,“好看不过枣子,好吃不过饺子”,而那时穷人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顿饺子,再一如果给孩子们看到了,那武吉安更是没有口福可享了。于是他家里人偷偷的在沙把壶里煮碗饺子给他吃。没想到,这倒给村里人看到了,于是就出了这么一个歇后语“茶壶里煮饺子--好生活”。

因为他长期贩运粮食,“驴驮贩”便成了他的绰号,驴驮贩就是武吉安,武吉安是个驴驮贩,就这样武吉安在那个时代出了名。直到现在,村里那些老人还会在茶余饭后说起他当年贩粮的故事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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